第3版()
专栏：
永不卷刃的尖刀
——记大庆油田一二○二钻井队 本报记者 冯健
在祖国的石油钻井队中，有一个队始终走在最前列，它刷新了我国石油钻井史上所有的纪录。
这个队，从一九五三年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向地层钻井十五万多米，超过旧中国四十二年间油井钻进总进尺的一倍多，等于钻透了十七座拔海八千八百多米的珠穆朗玛峰。
这个队，从一九六○年进入大庆油田，四年来，每月平均的钻进速度，抵得上两个钻井队。
这个队，接受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获得了五十九面奖旗，得到党和国家给予的很高荣誉。
这个队，十年间为我国石油工业培育、输送了四十名干部，二百多名技术工人。
它，就是一二○二钻井队。它走过了祖国一个又一个戈壁荒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人们赞誉它是石油工业战线上一把“永不卷刃的尖刀”。
为了摘掉“贫油”的帽子
一二○二队走过的光荣历程，是我国石油工业成长壮大的缩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胜利的见证。
一二○二队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钻井工人们以顽强的革命意志，艰苦奋斗换得来的。
一九六○年春天，他们踏上大庆油田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他们找到一座牛棚，刨去陈粪，扫掉蜘蛛网，铺上干草，打开行李，这头煮饭，那头睡觉。
茫茫大地，一个接一个的困难。没有住房，没有床铺，没有锅灶，没有用具，加上严寒的气候，——这便是一二○二队和所有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当初面临的一切。
能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能不能拿下这个油田？大自然向每一个建设者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对于南征北战的一二○二队钻井工人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经受考验了。北方肆虐的风暴，考验过他们，在这种日子里，空中飞砂走石，电线杆能被刮倒。苦旱地区，考验过他们，水，用汽车拉，几乎像金子一般贵，有时喉咙干得冒烟，整天喝不上一口水。南方的霪雨、酷暑，也考验过他们。……这一支由老工人为骨干和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组成的钻井队伍，由于继承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为国家建成了一口口油井。他们常说：“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什么困难还克服不了？”
但是，他们在大庆油田面临的这场考验，却比过去任何一次考验都要严酷。
党支部号召每个人重温毛主席的教导：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钻井工人们动员起来了。钻机运到了火车站，吊车、汽车、拖拉机还没有运到，公路也还没有修好。坐等诸事齐备再开钻吗？
“不！要抢时间。”一二○二队的工人们齐声回答。
他们合计了一下：全队六十四个汉子，加起来力气能抵二十马力。一部分人用肩扛、用绳拉，一部分人用滚杠撬。小伙子们拉着棕绳，喊着号子。
一寸多粗的棕绳拉断了，换一根！嗓子喊哑了，换一个人！右肩磨出了泡，换左肩！总计几十吨重的一件件笨家伙，就这样拖到了井场。可是又怎样把它们抬到高高的井台上去呢？工人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钻杆斜靠在井台边，利用这个斜面，用钢丝绳一寸一寸地拉了上去。
第一口井开钻那天，七级西北风裹着雨和雪。工人们迎着风雪站在钻台上，脸冻得通红。沉重的钢钻杆，被狂风吹得乱摇晃，抱都抱不住。当时的司钻杨春文扶着刹把操作，棉工作服被泥浆、雨雪淋得湿透了。队长、指导员让他去值班房烤一会，暖一暖，他不去，却说：“怕苦就不来当钻井工人。帝国主义笑我们‘贫油’，我们偏要用自己的双手，摘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给他们看看！”
当时的队长马德仁，自始至终，吃在井上，睡在井上。累了，披上老羊皮，找个地方打个盹。满脸的油污顾不得洗，又黑又长的胡须顾不上刮。有人怕他累病了，劝他回去休息，他说：“疾病跟我无缘，工作一上劲，它就不找我了。”
一天上午，泥浆池里的水管被土块杂草堵死了。马德仁伸手去掏。泥浆一米多深，够不着，他就把腿跨进泥浆池，用脚勾。等他勾完，袖子裤腿都是泥，他又立即爬上井台，把司钻替换下来，到值班房吃刚送来的热饭去了……
半年过去了。严寒，它能把金属冻裂；风暴，它能把帐篷卷走；泥泞，它能把汽车陷住寸步难行；成群成窝的蚊子，它能把人们的脸叮肿；但是，它们征服不了石油工人的革命意志。一二○二队，就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一九六○年钻井二万二千八百一十七米，超过一九五八年本队的成绩约二千米。
脚跟站稳了。大自然被人们慑服了。一九六一年，油田建设者们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高速度建设油田。
“我们要一年打井三万米，创造全国最高纪录，高速度建设油田！”一二○二队——这把不卷刃的尖刀钻井队——的工人，首先向上级提出了坚决的请求。
一年钻进三万米，不熟悉石油工业的读者也许还不了解这个数字有多大份量。旧中国从一九零七年前清政府石油局雇用日本技师，在陕北延长钻成第一口油井开始，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二年间，全国只不过钻井七万一千米。国民党政府喧嚷一时的“甘肃油矿局”，打一口九百米深的井，得整整一年时间。即使在解放以后，全国钻井队的冠军——一二○二队自己，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五年间，钻井也还不到三万米。
这是又一场显示一二○二队钻井工人硬功夫的战斗。
能不能取得胜利？信心不足的人说，一九六○年一二○二队只钻了二万多米，离三万米还差很多呢。信心十足的人说，一九六○年，一二○二队创造过一个月打五口井的新纪录。当时初到大庆，地层还不熟悉。一九六一年条件比一九六○年好，只要努把力，打三万米是完全可能的。
一二○二队队部决定：提前开钻。
那时，气候还很冷。锅炉没有装好，柴油机冻得发动不灵，工人们就往上浇开水，使机器转动起来。挖泥浆池时，冻土很硬，有的工人双手震出了血口子。但这一切困难，都没有能挡住工人们前进的脚步，他们就在皑皑的雪地上，开钻了。
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一二○二队已钻井二万七千多米，在大庆油田各个钻井队当中，他们稳拿冠军已是无疑的了。但是，还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正在这关键时刻，油田一年一度的冬训季节迫近了。打算回家探亲的工人，纷纷准备登程。
两条道路摆在一二○二队钻井工人们的面前：是半途而废，停下来休整、探亲呢？还是继续打下去，创造全国最高纪录？
“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继续干呀！”“雪花飘飘风怒号，考验英雄在今朝！”一二○二队英雄的钻井工人们，坚决选择了后一条路。为创造全国最高纪录，钻工赵德福，把婚期推迟了。司钻张石琳、副司钻张生福、钳工刘正奎，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把回家探亲的时间推迟了。
钻机、柴油机，日夜三班在工地继续轰鸣着。
那时，严冬已经降临。西北风一紧，气温骤降。钻最后一口井的一个夜晚，寒流突然袭击油田，通往井场的输水管冻住了。泥浆池也结了冰层，眼看钻机就要停止转动。
水，迫切需要水！但是，小湖已经结冰了。工人们就连夜到湖心去凿冰取水。
没有星光，没有灯火。雪野灰蒙蒙的一片。副队长李继良把脚扭伤了，痛得站不稳。他想，全国该有多少机器、汽车、拖拉机在等着用油呵！自己是共产党员，一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想到这里，用手把伤处揉了一会，咬着牙，站起来，继续干。
就在破冰取水后的第五天，喜讯传出了：一二○二队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钻井三万一千七百四十六米的全国最高纪录。钻井工人们唱呀，跳呀，欢呼呀。井场上的电话，叮令令响个不停，传来了一个个热情的祝贺；一辆辆汽车奔赴井场，带来了领导同志亲切的慰勉。
朔风呵，你轻一些刮吧。白云呵，你住一住脚吧。你看一看钻井工人们欢乐的笑脸，听一听钻井工人们震人心弦的鼓声！请你把喜讯带给全国人民：一二○二队的英雄们，在向地球开战的斗争中，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特别需要的是科学精神
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们，不怕艰苦困难，处处挑重担，事事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更可贵的还在于，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同科学精神紧紧相结合的。
打笔直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一九六三年初，油田指挥部向钻井工人们发出了一道命令：打井，斜度不准超过三度。
三度！这是一个打井质量的高标准的要求，过去还没有先例。
三年苦战的胜利，证明了大庆油田的建设者们可以高速度建成油田；但是打井的质量能不能达到不超过三度的要求？井场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栽个木桩子，也不一定就能端端正正，打井，谁能保准打得笔直？有的说，井斜三度是出油，井斜五度还不是出油？……
一二○二队的工人们站出来说：
“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油井质量是百年大计。井打得直，使用寿命长，对开采有利。要是打得歪歪扭扭，像条狗子腿，将来儿子、孙子都要骂我们。”
但是，这终究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它不只需要勇气，意志，而且特别需要掌握科学的操作方法，需要大量的科学实验。
在准备开钻的日子里，当时的副队长贾兆礼整天在沉思默想。他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宽宽的脸膛看去也有点消瘦了。他一天到晚守在钻台上观察司钻们的操作。他把二十多口井的几千个探测纪录参数拿出来，对照司钻们的操作，一口井一口井地研究，为什么有的直，有的斜。
他在井场上熬过许多不眠之夜！一只钻头，小的二十多斤重，大的五十斤重，每次发生偏磨，他总是把它提上井，洗干净，扛回队部，召集大家开钻头分析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贾兆礼简直变成一个“钻头迷”了。
但是，打井毕竟是向地层开战，光研究钻头还不够，还得真正弄清地下的隐秘。于是队里的几个地质员东奔西跑，把周围油井的地质资料全部搜集来了。他们把一层层的地层摸得清清楚楚，用红蓝彩色画出来，讲给工人们听。他们还找到两段容易发生偏斜的地层，订了一整套防偏防斜的办法。
临开钻前一天，工人们又特地拿着水平仪，对井架的上下左右，一次又一次地校正。几十米高的井架，从天车、滑轮到地面，上下一条垂直线，不差分毫。
一二○二队的第一口笔直井，就是这样对钻头、地层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开钻了。那些天，贾兆礼每天在钻机旁边转来转去，细心观察钻头在地下工作的动静。他可以从钻杆的剧烈跳动，判断出是钻头碰上夹层了；要是钻机砰砰地像打小鼓一样有节奏地响着，他会会心地一笑——这是钻头在顺利地工作。突然，他感到脚心发麻——这是坚硬的石英石把钻头顶住了。钻盘半圈快半圈慢地转，不匀称——这是钻头卡住了……像一个精明的司机，只要侧耳听一听引擎的声响，就能判断汽车是好是坏一样，贾兆礼根据钻机的声音，钻头磨损的深浅，判断井筒打得直不直。
一九六三年四月，一二○二队的第一口笔直井完钻了。电测仪探测卡片的纪录表明：井斜零点六度。
“笔直井打成了！笔直井打成了！”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开了。一二○二队这把不卷刃的尖刀，冲破了重重困难，为别的钻井队打开了一条前进的路子。当天，人们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一二○二队，炊事员忙着给一二○二队的工人们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喜面。
一二○二队工人们今天的这种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作风，是从一次井喷事故的教训中学来的。
那就是一二○二队工人们所谓的“难忘的四十六号井事件”。四十六号井，是一九五六年秋天，一二○二队在另一个新油田打的第一口井。当时，因为对地下情况没有弄清楚，又没有经过试验，结果，设计油层是一千米，打到七百米就喷油了。原油像黑色的火焰，窜出井口二十米高，连井架、钻机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当时的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张云清，领着全队钻井工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把井喷事故平息了。
真是不跌一跤，不长一智。凡事都是一分为二。“四十六号井事件”使张云清和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们，深深认识到：革命干劲必须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后，他们在工作中始终严守着这一条。
一九五九年，一个油田有一段被称做“鬼”的地层，向一二○二队的科学精神，发出过一次挑战。这段地层特别硬，碗口粗的钻杆一碰上它，稍不小心，就像玻璃棒似的折断了。一个班常常断三四次钻杆，耽误几个小时干不成活。当地的钻工们摇摇头说：“这‘鬼’地层，硬是没法子治哩！”
一开始，一二○二队也没有能逃脱“鬼”的愚弄。开钻的第三天，钻杆就断了。
“不卷刃的尖刀碰上强敌了。”有人在背地里议论。
“这对咱们是一个新的考验。我们不能怕‘鬼’，要打‘鬼’。”张云清对工人们说。
多少调查会开过了。多少现场分析会开过了。一二○二队的工人们从许多资料、数据当中，找到了断钻杆的两个规律：一是总断在地下三百米到五百米的地段，二是总断在钻杆接头的地方。
针对这两点，井场上开始了征服“鬼”的试验。工人们采取技术措施，把钻杆接头的地方加固；同时，在操作上，区别不同地层，使用不同的钻速：有的地段，稳扎稳打；有的地段，猛打猛冲……
断钻杆事故大大减少了。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胜利穿过了“鬼”地层，把“月上千”（每台钻机每月钻进一千米以上）的红旗，又高高插在这个油田上。
从张云清到今天的杨春文、贾兆礼，一二○二队的干部已经换过了三任。这个队严格的科学精神一直被继承下来，越来越发扬光大。今天，一二○二队已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生产管理制度，工人们对大事小事，一律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他们使用的钻机，规定了四十二个“检查点”，都画上红圈，编了号，每班八小时，照例巡回检查三遍。有一次交接班，一颗小螺丝断了。接班工人心想，上一班工人干了八个小时，已经很累了，天又在下雨，自己替他们换一个，让他们早些回去休息吧。这件事被技术员李自新看见了，不答应。于是，交班工人硬是换好了螺丝，把一切收拾得妥妥贴贴，才交了班，回家休息。
有一次，井场柴油机的淡水用光了。一位司机图方便，就近到小湖里提了一桶水。正要往水箱里灌，被一个人一把拉住了。原来，湖水虽然清湛湛的，却有碱性，柴油机不能用。阻止这位司机的，正是他的助手。平日，这位年轻助手对师傅的吩咐，从没说过二话。可是今天，这是尊重不尊重科学的问题，是执行制度严不严的问题，那助手毫不含糊地说：“师傅，这桶水一灌，伤了机器，破坏了制度。”说罢，登登地下了井架，跑了五里路，从村子里挑回了一担淡水。
和睦温暖的家 有原则斗争的家
对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来说，一二○二队这个集体，既是和睦温暖的家，又是有原则斗争的家，它是战斗的家，革命的家。这里人与人之间，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气氛，闪耀着集体主义的光辉。目前全队五十四人，不论干部或工人，技术员或炊事员，都是亲如兄弟，热爱这个集体的家。
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千里运石磨”，就是其中之一。
一九六二年年初，上级机关发给大庆油田职工一批黄豆。豆子分到钻井队，难坏了炊事员，今天煮，明天炒，变来变去，变不出几个花样。钻工们想吃豆腐、豆浆，但这里买不到石磨。
架工卢兴山暗暗决定，趁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代替队上买一盘小石磨。他想：同志们能吃上豆腐，喝上豆浆，就为打井、出油添了一分力量。
卢兴山整整七年没有回家了。他多么渴望早日和亲人团聚呵！但是，他坐在火车上，一心盘算着石磨的事。他没有一直回家，却先绕了几百里路到他哥哥居住的城市里去买石磨。
卢兴山在他哥哥那里东奔西跑，四处打听，忙了五天，才在城东二里外找到了一家石匠。他一再央求石匠，好说歹说，讲定提前交货时间，才放心回家。
真是好事多磨。当卢兴山过完春节，赶到石匠那里，把一百六十斤重的石磨，装上一辆独轮车，汗流浃背地推到火车站托运时，又经过了多次周折。等他回到钻井队，一连三天到火车站打听石磨的消息，直到石磨确确实实运到了，他才放下了这桩心事。
钻工刘代余，看工人宿舍去厕所的路上没有灯，夜晚高一脚，低一脚，不好走路。第二天一下班，他就到附近镇上买了一支灯泡，安了个路灯。有人问他：“刘代余，晚上照亮，你买支手电筒不是更好？”他回答说：“不，手电筒只能照亮我一个人的路；安上电灯泡，就照亮了大家的路。”
不久前，技术员李自新的妻子死了，遗下两个孩子：三岁的小惠和一岁的小英。队上的十几户家属们听了，争着把两个孩子抱到自己家里看养。她们说：“孩子没有妈了，我们就是她俩的妈。”
前任队长王天其的爱人李友英，把小英抱回家，刚放到床上，小英就哇哇哭起来。李友英正给自己的孩子小香喂奶，听小英一哭，心里不禁一酸，就把小香放到一边，抱起小英就喂。以后，李友英天天把奶喂给小英，却让自己的小香吃稀饭。夜晚，李友英把火炉生得红旺，躺进被窝里，一边搂着小英，一边搂着小香。
十几天后，机关托儿所派汽车去接小惠和小英，家属们都围上来送别。她们对保育员千叮咛，万嘱咐：“孩子小，乍断奶，喂饭一次别喂多了，免得孩子吃坏肠胃……”当保育员把孩子抱上车，李友英她们还舍不得放开两个孩子的小手。
事后，有人把这事写成一份材料，报告钻井指挥部的党委书记李云。李云把材料转给李自新，含着泪写了一封信：
“李自新同志：把这个材料送给你，请你保存起来。等两个孩子长大了，告诉她们：在新社会里，在革命大家庭里，人们是怎样关怀她们，养育她们长大成人的。叫她们永远记住，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一二○二队的工人们，为什么这样热爱这个集体的家？
这个队建队十年多，老工人先后调走了二百多人，新工人一批批进来。这些新工人，有农村的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转业的战士，也有刚走出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但是，不管是谁，只要进了一二○二队这个家，他就会受到陶冶，逐渐变成一个自觉的人，走上革命化的道路。这一点，就是工人们热爱这个家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十岁出头的小王，就是新工人当中的一个代表。
一九六○年五月，他刚到大庆油田时，很不习惯那里的艰苦生活，常常嘀咕自己不该来大庆打井。
当时的指导员韩荣华悄悄起床，和他并肩坐在地铺上，对他讲起了一二○二队艰苦奋斗的队史：
“咱队离开玉门油矿，刚到一个新油田的时候，也没有房子，住的是土窑。喝不上水，嗓子燥得冒烟。碰上八级大风的天气，汽车顶风走，轮子直打空转；栗子般的石子吹飞了，能把玻璃窗打穿一个洞。别的队停钻收工了，咱队还坚持工作，照常起钻。”
“这是为的啥？为了石油！”韩荣华看着小王说：“如今咱石油部的领导同志，跟大家一起住牛棚，风里来，雨里去，这又是为了啥？还不是为了石油！”
过了几天，杨春文带着小王上班，杨春文站在钻台上，手扶刹把，目不转睛地看着钻机指重表。雨水从他脸上淌进衣领，他毫不在乎，却不时地关照小王说：“小王，小心点，钻台上滑呵！”下班的时候，杨春文里外三层衣服都湿透了。小王看他脱下绒衣拧水，感动地说：“杨师傅，当班的时候，你为啥连脸上的雨水也不擦一下？”杨春文笑了笑说：“雨是咱钻井工人的好伙计，怕雨，还当得了钻井工人！”
以后，队上有三十八个工人找小王谈过心。特别是老工人谈起旧社会的苦难，深深教育了他。王天其跟他说，自己从八岁起，给地主放牛，穿的是乱葬坟上拣回来的破布，吃的是高粱壳、荞麦皮碾成的面面。看看今天，比比过去，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杜海江跟他说，去地主家讨饭被地主的恶狗咬伤，至今腿上还留着大疮疤。
这一切，使小王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童年：爹给地主扛长工，被重活累死了。瘦得一把骨头的娘，躺在病榻上，没钱吃药，眼睁睁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姐姐哭一把，泪一把，才把自己拉扯大……
指导员的谆谆教导，老师傅们在困难面前的英雄形象，阶级的深仇大恨，宏伟的石油事业，一齐在小王脑子里翻滚。他想不下去了，坐不住了，他跑到指导员韩荣华那里，撤回了当初亲手递交的退职申请书，对指导员说：“要不是解放，早就没我小王了。我怕苦，贪安逸，我忘了本，我对不起党！”以后，他工作积极起来了。
一二○二队从第一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张云清起，到以后历任的指导员、队长、副队长和技术员，都是跟工人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动。在生产紧张的时候，他们挑着热饭热菜上井；变天、下雨，他们给工人送雨衣、棉衣；深更半夜，他们跕起脚给工人查铺盖被。
干部关心工人，工人爱戴干部——这已经成为一二○二队的一个传统。
读毛主席的书 当毛主席的好工人
亲爱的读者，你们一定会问：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们，为什么在困难面前那样勇敢、无畏？在生产斗争中那样科学、严格？对阶级兄弟那样热诚、友爱？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介绍一个故事：
共青团员胡悦德，从兰州石油技工学校毕业，刚到一二○二队当钻工的时候，整天阴阴浸浸，打不起精神。大伙一路去井场上班，他总是闷着头走在最后。原来，他看到过去一块工作过的人，有的当了技术员，有的升任司钻，思想上结了个个人主义的疙瘩。他走到思想的十字路口了。
这时，他学指导员的样，捧起毛主席著作，一遍又一遍地读起来。当他第三次读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时，这个贫农的儿子坐卧不安了。他白天吃饭不香，晚上睡觉不甜。他在日记上责问自己：“我这叫为人民服务吗？我配当一个革命者吗？”他接着写了一首诗：
“立志要当火车头，立志要当老黄牛。
火车闯关行千里，黄牛为民最劳碌。”
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这个青年工人的心。他觉得豁然开朗了。他要当一头“老黄牛”，当一个革命者，他要像白求恩、张思德那样去工作，去生活。他变了。他事事走在前面，冲锋陷阵；他愉快乐观，笑声朗朗。他被选为团支部副书记了。
一二○二队五十四个干部、工人，有三十多个人像胡悦德这样，几年来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的人还写了上万字的笔记。不少人经常把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揣在沾着油泥的工作服里，抽空就读起来。指导员杨春文，不管工作多忙，生产多么紧张，总是尽量挤出一些时间，读毛主席著作。
当他们刚到大庆油田，辛勤创业的时候，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他们在艰苦条件下表现得坚定而乐观。当时生活虽然苦，工作虽然累，但工人们的文化生活却很活跃。每天下班回来，有的人唱秦腔、梆子，有的人拉胡琴，有的人高唱《祖国颂》和《钻井工人战歌》。
当他们为征服“鬼”地层而焦心的时候，他们学习了《实践论》。他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生产实践中去闯呵！”他们闯出来了。
当他们为加快钻井速度，同变幻莫测的地层日夜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学习了《矛盾论》，分析人、钻头和地层的关系。他们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要想快打井，打好井，必须把钻头、地层摸清。”他们果然摸清了。
当他们受到上级赞誉、奖励的时候，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指示，把全队工人召集起来，检查自己还有哪些缺点。他们把上级奖的猪宰了，邀请辅助单位一起劳动过的工人，一同庆功，一同吃“光荣饭”……。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毛主席的好工人。”这就是一二○二队的钻井工人们永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全部奥秘。（附图片）
一二○二队紧张地安装机器准备向地层作新的钻进 邵 宇作
一二○二队的井场 邵 宇作
一二○二队的工人在井台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雪 印摄
第3版()
专栏：编后
要鼓实劲
大庆油田的一二○二钻井队，十多年来转战各地，勇敢地承担重担，扎扎实实地钻研技术，一再刷新了我国石油钻井纪录，的的确确不愧为我国石油工业建设战线一把“永不卷刃的尖刀”。
这把“尖刀”为什么能够“永不卷刃”？归根结柢，是因为一二○二队的工人们自始至终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精神紧紧结合起来，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得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没有冲天的干劲，当然是无法取胜的。但是，这种干劲，必须建立在对主观和客观条件冷静地分析、正确地判断的基础之上，必须辅之以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使人们逐渐认识客观规律，掌握改造客观的科学方法，使这种干劲成为实劲，而不是虚劲。看来，一二○二队的工人们懂得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就很注意鼓实劲。
我们提倡鼓实劲。学习一二○二队，首先应该学习他们这种鼓实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