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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世界主义”的侵略本质 汪友泉
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广泛流行的“世界主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最反动的变种。“世界主义”者公开宣扬在美国的保护下成立“世界政府”，主张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鼓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意识，颂扬“美国生活方式”。“世界主义”也被用来为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以及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辩护，颠倒是非地说什么国家主权是战争的根源。总之，“世界主义”就是将美国称霸世界的宣传与极端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煽动混在一起，因此，“世界主义”从一开始就得到垄断资本家和统治集团的喝采，他们妄图通过“世界主义”来维护资本主义的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的剥削，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并且从思想上解除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武装。一 “世界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否认小国独立生存的主权，宣扬帝国主义强盗并吞小国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鼓吹“世界主义”论最早的一批人中，有英国的改良主义者霍柏逊，他在一九一五年出版《论国际政府》一书中，就宣传组织一个以不列颠帝国为榜样的“国际政府”。伦敦学派的坎兰也提出了类似的“世界国家”方案。一九一八年，英国工党分子也在争取世界霸权的梦想下，提出带有“世界主义”性的纲领。艾德礼在一九三五年宣称：“民族国家的思想已经过时了”。保守党的经济谋士罗宾斯也是“世界主义”论的狂热鼓吹者。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公开地为“世界主义”辩护，他们坚决赞成把民族国家主权交给经济共同体的超国家机构。汉森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也强调：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不应当局限于本国的范围内而应推广到全世界，而调节经济的领导角色应当由美国担任。汉森还鼓吹美国以援助为名来奴役其他国家，并且捏造出一套“美国是世界资本主义救星”的观点，说什么没有美国的援助，世界就应付不下去，而美国本身经济的安定是援助的先决条件。另一个凯恩斯分子劳尔文在一九四五年所发表的《计划的时代》一文中也宣称：“世界经济现在有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切国家都能来参加这种发展，但是最富裕、工业上最先进的国家该负起领导责任。”接着他更露骨地说，“在目前情况下，只有美国能负担起实现世界新世纪的领导责任”。他还心怀叵测地说，“国家主权原则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只有当小国放弃了国家主权的时候，小国才能获得实力”。劳尔文还要求在美国的庇护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以达到美国称霸的目的。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包尔丁则昧着良心地宣称：“民族独立自主的企图就是战争的原因。”
从上述这些论点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反对民族主权的用意在于掩饰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扩张政策，满足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于践踏民族主权，使许多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变为附庸，听任帝国主义恣意的宰割和奴役。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反对小国的民族主权恰恰是为了扩张自己的民族主权，他们歪曲国家主权是战争的原因恰恰是为了掩盖自己疯狂备战的企图。谁都知道，现代战争绝不是起源于什么国家主权，而是起源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明确地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使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遭到破坏，最后为了重新分割已经瓜分的世界而导致战争。因此，消灭战争根源的唯一出路在于消灭帝国主义。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破坏民族独立和奴役弱小民族，为了消灭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 在经济理论方面，“世界主义”论的鼓吹者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只是在赤裸裸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前提下，拼凑一些陈旧的理论。
首先，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是“世界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国际分工”论是建筑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比较成本”学说之上的。亚当·斯密曾经宣称：每一个国家都应当利用有益于自己的“国际分工”，亦即每个国家都应当专门生产耗费本国劳动较少的商品，然后彼此交换。李嘉图将这个理论进一步加以发展，认为在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成本”而是“相对成本”。例如，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英国需要人工一百天，葡萄牙需要人工九十天；另外制造一定数量的酒，英国需要人工一百二十天，葡萄牙需要人工八十天。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在这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虽都占有绝对优势，但如果葡萄牙专门从事酒的生产，而让英国专门去生产布匹，然后互相交易，则两国生产这些数量的布和酒共需人工三百六十天，较原来所需的人工三百九十天节省了三十天。因此得出结论，各国如专门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商品再进行贸易，则贸易国双方都能获利。斯密和李嘉图的这些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事实上，作为对外贸易基础的国际分工，仍应首先取决于生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的国际条件。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了掩饰资本主义对外贸易的剥削本质，故意歪曲和利用李嘉图的理论。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陶西格引用了“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的价格来决定生产成本，认为生产成本的差别决定某个国家生产的专业化和国际间的贸易结构。按照他的逻辑，资本少、劳力多的落后地区就注定了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命运。此外，汉森也主张加强国际分工和消除关税壁垒；布凯南则针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提出“单部门工业化”，要它们发展原料工业或轻工业，放弃重工业部门。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的“国际分工”，是企图用阻挠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办法来达到美国工业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并且在“比较成本”的幌子下，强迫殖民地等国家种植单一作物，使它们长期沦为原料供应地或宗主国的经济附庸，从而有可能用“不等价交换”和其他掠夺方式陷不发达国家于贫困和饥饿的境地，甚至进一步阻挠它们走经济和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根本不是按什么“比较成本”，而是由垄断资本所追求的最大利润率来决定。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每年不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约为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亿美元。
其次，“世界主义”论的鼓吹者还采用了凯恩斯理论来虚构一种“共存共荣”的骗人说法。纳克斯认为，通过凯恩斯的“乘数”作用，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波动可以传播到其他国家。如果美国增加出口及“对外援助”，就能增加国民收入和造成国内繁荣，就能增加进口和对外投资，从而就能促成其他国家的繁荣。汉森更大言不惭地声称：全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主要是依靠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经济成就。显然，这种论点是明目张胆地替美国输出萧条和对外经济扩张打掩护。
“美援”是美国推行“世界主义”的重要武器。美国垄断资本通过“美援”的伪善措施，将它侵略的触角伸入到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并进一步干涉别国的内政和主权。战后，“美援”数额已达一千亿美元以上。其结果是：一方面，受援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要受美国的控制，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必要时甚至提供炮灰；另一方面，受援国还必须为美国私人投资及商品输出提供有利条件，在美国援外款项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通过商品的支付而又回到美国的腰包。
美国通过“美援”和其他非人道的剥削，每年仅仅从拉丁美洲就掠夺走二十亿美元之巨，亦即每天抢走五百万美元。“美援”的具体措施主要表现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和“共同安全计划”等。此外，美国还利用所谓“争取进步联盟”作为侵略拉丁美洲的工具，又利用所谓“和平队”、“非洲十字路口计划”等对非洲进行殖民主义渗透。尽管美帝国主义耍尽种种花招，但是，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美援”的欺骗性终于为各国人民所识破。“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已成为各国人民抗议美国假援助之名行掠夺之实的呼声。事实证明，接受“美援”只意味着丧失主权和独立。
最后，“世界主义”论是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一脉相承的。考茨基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一书中曾经宣称，如果资产阶级改用自由贸易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办法，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国家之间联合成“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盟的办法，就可以实现和保障世界和平。“世界主义”论者也散布神话说，只要成立世界政府，就可获致世界和平。他们企图通过“政治一体化”来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团结，共同策划反对社会主义，进行殖民主义扩张，宣扬“政治一体化”或“经济一体化”是合理的分工，合理的生产力配置，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的谎言，幻想使目前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成为“世界政府”的萌芽。列宁曾经无情地揭露考茨基这一“超帝国主义”谬论，认为这些谬论是对无产阶级非常有害的谎言，它企图掩盖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并用改良主义的幻想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目前，美国垄断资本正在利用联合国组织或盗用联合国的名义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实现它在国际上充当宪兵的侵略意图。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外市场的矛盾，是促使超国家机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上最强大的垄断组织在“世界主义”的旗帜下，要求自己的政府通过条约联盟，把一系列的主权转交给新的超国家机构。这里主要包括有：垄断资本所建立的“共同市场”、“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外，美国还利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支付同盟”等，作为对其他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渗透的工具。这些超国家的国际组织都是垄断资本集团企图调整相互间的矛盾，并且在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下，以美国为首地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一切革命力量的一种“新神圣同盟”。同时，它们也是压榨经济不发达国家和反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康采恩联盟。它们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利用降低关税，使中小企业失去保护而遭到清洗，另一方面，则借统一价格为名，将工资和社会福利费降到最低水平来向工人阶级进攻。这些国际组织虽然在经济和组织上引起垄断组织的某些改组，促进了一些投资和推动了生产和国内外贸易额的扩大，但是，它们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市场问题。因此，这种“经济一体化”不但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反而是帝国主义加强冷战政策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工具。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各个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①。
美国的“世界主义”辩护者在上次大战期间就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张。通过这一主张，美国把整个欧洲包括到美国的经济和战略范围中，长期以来，美国在西欧发号施令。但是在今天，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和西欧国家实力相对的加强，美国称霸的局面已经根本发生了动摇，它妄图统治世界的政策也遭到“神圣同盟”中的“盟友”的反对。所谓“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都已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三 战后，“世界主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践踏民族主权的屏障。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一月就“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的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美国更公开叫嚷“全球战略”，鼓吹美国的利益是全球范围的。不久前死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叫嚣，“要把地球的东南西北都团结”在一个“人类大家庭”里，而美国不成问题地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为肯尼迪献策的罗斯托也大肆鼓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主张把西方的力量和资源动员起来担当世界范围的任务；建议成立一个自由国家的“世界大家庭”，这个所谓大家庭不仅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而且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甚至把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在内。
为了掩饰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论者除了利用“国际分工”、“世界大家庭”等幌子外，还企图用“美国例外论”、“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种族优越论”等来宣传所谓“美国必须对人类命运负责”，以及“挽救和改组全世界是美国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他们还极力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人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美国”等滥调，来诱惑人民放弃斗争，歌颂美国为“福利国家”等，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
按照“美国例外论”的宣传，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无论在结构上或其他方面都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能够免除后者的弱点和内部矛盾。其目的在于让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规律在美国已不适用，美国可以无危机地发展，阶级合作可以代替阶级斗争，工人没有必要再进行罢工等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斯登、克拉克、莫尔顿、汉森、布凯南等都是这些理论的热烈鼓吹者，事实证明这些诡辩都是徒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断地遭受到危机的侵袭，工人经常地进行罢工斗争和社会上贫富鸿沟的日益加深等事实，对于“美国例外论”者说来，岂不是绝顶的讽刺！
资产阶级的御用经济学者还借口美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为美国的侵略政策辩护。汉森虚声恫吓地说：“美国经济的重大波动会使全世界的经济遭到威胁”②。从而他得出结论说，一切国家要听命于美国，受美国的剥削和奴役。但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实际上，美帝国主义是一向靠吸吮殖民地人民的血膏来养肥自己的，没有殖民地，它就失去了生存的活力。因此，从美国扰乱世界经济的角度看来，不但不应当得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的结论，而且只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国。
“世界主义”的煽动者还根据“种族优越论”，宣传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用种族理论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他们把殖民地人民说成为低等民族，而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为反对低等民族和争取文化发展的斗争措施。这充分表露了“世界主义”论者已经反动到什么程度，他们与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宣传的“德意志超等民族的世界帝国”，毫无区别。
所有“美国的生活方式”、“人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美国”和“福利国家”等无稽之谈都曾经被人用大量事实所揭穿，在此不值一驳。不妨一提的是，“美国生活方式”对于美国广大的人民说来是意味着压榨劳动人民，摧残革命力量，私自杀害无辜的黑人，犯罪率的惊人增长。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民说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造成极有害的后果，它意味着阿飞集团的猖獗，靡靡之音和摇摆舞的流行，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增加等等。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不仅被用来作为腐蚀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民族的麻醉剂，而且也被用来作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手段。
非常清楚，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世界主义”是腐朽和反动透顶的一种理论。它妄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挑战，向全世界爱好自由与独立的人民挑战，它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它狂妄地干涉别国的内政与主权。然而，这一切在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在东风日劲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都将碰得头破血流。
①《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二○页。
②阿·汉森：《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一九四五年纽
约版，第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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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读后 牙含章
《神学政治论》一书，是十七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斯宾诺莎（一六三二至一六七七）的主要著作之一。这是一本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批判宗教和《圣经》的杰出著作。这本书，现在已由温锡增同志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神学政治论》不仅宣扬了唯物主义哲学，宣扬了无神论，同时也宣扬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所以这本著作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只打算谈一谈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
十七世纪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西欧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五六六——一六○九年，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战争。这次战争，是以反对西班牙封建君主的民族压迫的形式出现的。荷兰资产阶级领导全体人民，战胜了西班牙外国统治，从而建立了欧洲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尼德兰联邦，也叫荷兰。在这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在荷兰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因而十七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最富有的国家。同经济上的繁荣相适应，荷兰在文化上也呈现出一片活跃景况，成为当时欧洲的先进思想的中心。斯宾诺莎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成长于这样一个国家的。
斯宾诺莎的祖先是西班牙的犹太人。由于西班牙政府对犹太人进行民族的、政治的迫害，他的祖父才由西班牙移居到荷兰。他的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进出口贸易。斯宾诺莎诞生在这样一个商人的家庭里。他在二十四岁时，由于坚持思想自由，怀疑“灵魂”脱离肉体而存在，怀疑超自然的上帝和天使的存在，被犹太教会革除了教门，并被市政府（应犹太教会的要求）驱逐出境。他被迫迁移到奥微尔开克村，以磨镜为生。由此可见，当时荷兰在经济上、政治上虽然在欧洲是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在宗教方面，教会依然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神学政治论》一书，是斯宾诺莎于一六七○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即引起了新教教会的注意。一六七一年，新教教会就宣布它是禁书。一六七四年，荷兰总督奥伦治三世又把它宣布为“宣传无神论”的书籍，由政府下令禁止流传。从此以后，斯宾诺莎就再未能发表别的著作。一六七七年，斯宾诺莎因患肺病缺乏医药治疗而逝世。这时，他只有四十五岁。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伦理学》一书，是在他死后由友人们集资出版的。
斯宾诺莎的一生是同宗教迷信战斗的一生。他被一切神学家们宣布为共同的敌人，法国主教休爱在《关于信仰和理性的一致》一书中愤恨地说：“假如我遇见他（指斯宾诺莎——引者注），我是不会饶恕他这个疯狂而不信神的人的，值得给他带上镣铐和加以鞭笞”。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神学家们对斯宾诺莎仇恨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神学家们这么仇恨斯宾诺莎？他的《神学政治论》一书究竟在什么地方触犯了神学家们的疼疮呢？
《神学政治论》表面上是解释《圣经》的，但是，斯宾诺莎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同神学家们解释《圣经》的原则和方法不同。他认为“解释《圣经》的一条普遍法则是，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时候，凡我们没有十分看清的，就不认为是很可信的《圣经》的话”（《神学政治论》，第一○九页。以下凡引本书的，只注明页数）。
斯宾诺莎又认为：“解释《圣经》的方法与解释自然的方法没有大的差异。事实上差不多是一样的。”（第一○八页）
恩格斯指出：“当时哲学的最高光荣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论者都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详细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八页）。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根据自然来解释自然，就是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
斯宾诺莎是怎样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的呢？
第一，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当时的“预言家”们写的。而“预言家是赋有非常生动的想像力，而不是赋有非常完善的智力”（第三十四页）。“预言家可以是，而且事实上是，无知的”（第四十二页）。“所以我们万不可求知识于预言家，无论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或是关于精神现象的”（第四十八页）。这就是说：《圣经》这部书，大部分是“无知的”“预言家”们的信口胡说，是不可信的。《圣经》不会给人们什么知识。相信《圣经》中的话，只会使人愚昧无知。所以斯宾诺莎又说：“我们只是必须相信预言的著作，启示的目的与实质。至于细节，每个人可以相信或不信，随他的意”（第四十八页）。大家知道，《圣经》是由许多历史故事，也就是“细节”组成的，对“细节”可以不信，实际上就是否定全部《圣经》。
第二，斯宾诺莎认为，《圣经》中讲的许多“奇迹”，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自然是不能违背的，而是有确定不移的秩序的。……上帝的性质与存在，不能由奇迹而知，因而天命也不能由奇迹而知。……《圣经》中上帝的命令，意志与神意……只是指必然遵循自然永久的法则的自然秩序而言。”（第九○页）“所以，自然界的事物是没有违反自然的普遍法则的。不但如此，不与普遍的法则相合，不遵循普遍的法则的事物是没有的。”（第九十一页）“所以，奇迹若是指一些反乎自然规律的事物，不但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反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第九十三页）“所以我们又可以得结论曰：奇迹无论是违反自然，或超乎自然的范围之外，简直是背理无稽之谈。”（第九十五页）
从这些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宾诺莎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按照一定的法则运行的，根据一定法则而出现的现象，都应该是正常的现象。这实际上就把《圣经》中所说的许多“奇迹”、即上帝赖以存在的根据全部否定了。
第三，斯宾诺莎认为，《圣经》的作者（“预言家”和“使徒们”）的目的，是要人们服从，而不是要人们博学。他说：“《圣经》的目的是为使人变得顺从，不是为使人博学。”（第一九二页）“古代的帝王争夺了王位常宣传说他们是永生的神的后代，以为如果他们的国民与人类其余的人不把他们当做和自己是一样的人，而相信他们是神，就甘心服从他们的统治，听从他们的命令了。”（第二二九页）在这里，斯宾诺莎已经接近了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的这一真理。斯宾诺莎已经认识到《圣经》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教人盲目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教人以知识的。
第四，斯宾诺莎认为《圣经》是不同时代的许多人编写的，里面有许多错误，不能盲目的相信。他说：“圣书不是一个人写的，也不是为一个时期的人写的，而是出自脾气不同的许多作者的手笔，写作的时期自首至尾几乎亘两千年，还许比这更要长些。”（第一九四页）“也许有人对我说，我是推翻《圣经》的权威，因为，照我的说法，谁都可以以为《圣经》的每一段都有错误。但是，正相反，我说过，……从来没有一本书完全免于错误。”（第一六七页）“那些认为《圣经》是上帝从天上给人们送来的口信的人一定会叫起来，说我犯了冒犯圣灵的罪，因为我说《圣经》是有错误的，割裂了的，妄改过的，前后不符的。”
（第一七七页）这实际上就是把《圣经》贬到和一般的普通书籍同样的地位。
第五，斯宾诺莎在这本书中除了批判宗教、批判《圣经》之外，也正面宣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说：“万物依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并且为之所决定。此自然的一般法则不过是另外一个名称以名上帝的永存的天命而已。……所以，说万物遵从自然律而发生，和说万物被上帝的天命所规定是一件事情。”（第五十二页）这一段文章表明，斯宾诺莎认为世间的万物，是依照自然的一般法则而存在，而决定的；不过也可以把自然的一般法则叫作“上帝的天命”，是一件事情。这就是承认世界是物质的，是自然存在的，“上帝的天命”不过是人们在自然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神的外衣而已。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
斯宾诺莎又认为：“……天然的状态，在性质与时间两方面，都先于宗教。没人由于天性就知道他应该服从上帝。……我们必须把天然的状态看成是既无宗教也无律法的”（第二二二页）。斯宾诺莎在这里进一步说明了自然状况是第一性的，对上帝的信仰、宗教等等都是后来才有的，是派生物，因而否定了上帝的信仰和宗教的永恒存在。
以上介绍的，只是《神学政治论》这本书中的无神论思想的大致轮廓。总括起来看，这是一本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批判“宗教”和《圣经》的著作。当时，这本书在启发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教会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神学政治论》一书的战斗性正表现在这里。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在无神论学说发展史上，构成一个单独的支派，被称为“自然神论”；因为他把自然和神合而为一，认为自然就是神，神就是自然。他在《伦理学》一书中，更明白地指出：“神，我理解为绝对无限的存在，亦即具有无限‘多’属性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表示永恒无限的本质。”（《伦理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版，第三页）“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存在着，而这个实体是绝对无限的。”（同上书，第十页）“除了神以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同上书，第十三页）“自然中只有唯一的实体，就是神”（同上书，第二十八页）。以上的论点充分说明，斯宾诺莎所说的“神”就是 “实体”，而“实体”也就是“自然”。所以有人认为“实体”是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的中心思想。所谓“实体”，也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的形成，是受了十六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思想影响所致。培根（一五六一至一六二六）指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他借着观察和反省得以窥见自然的秩序，他所实行的，所能了解的，亦只以此为度；超过这种界限，他便一无所知，而且也不能有所作为。”（《新工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十七页）因此，培根认为人只能根据自然来认识自然，不能在自然之外去找寻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自然中最普遍的原则，虽然应如其被发现的情形，被认为是绝对的，虽然不必再推原于别的原因，可是人的理解力既然不能休息，因此，它总要继续在自然秩序中另找一些先在的东西。结果，它在努力追求较远的原因时，反而落在最近的东西上，就是说，反而落在所谓目的的原因上。这种原因分明与人性有关，可是与宇宙的本质并无多大关系。”（同上书，五十页）他的这一段话就是批评那种认为自然秩序是由自然之外存在的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创造自然秩序的目的又是为了人类的神学观点的。
对于培根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六三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判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不彻底性。培根在他的著作中，还承认上帝和神是存在的，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的这种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称之为“自然神论”。他们认为：“自然神论——至少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同上书，第一六五页）斯宾诺莎在培根的“自然神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才使它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学说。这就是斯宾诺莎的“神”—“实体”—“自然”这一思想体系。
但是，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仍是不彻底的无神论。我想这和当时欧洲的、特别是荷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成熟是分不开的。因为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西欧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从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它的资本主义还处在工厂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时蒸汽机还没有发明，大工厂还没有出现。这就是说，一方面，那时荷兰和整个西欧的资产阶级为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需要把科学从教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此需要反对宗教，尤其是需要反对教会；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它还不敢公然同教会决裂，尤其是不敢公开反对宗教，不敢否认上帝的存在。培根—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的不彻底性，正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不够成熟的具体反映。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有其不彻底性的弱点，但是，它在无神论思想发展史上仍然占有光辉的地位。它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打击了宗教迷信，打击了教会势力，完成了巨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为以后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为后来无神论学说战胜宗教迷信奠定了基础。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著作不仅是研究无神论思想的必读之书，而且是今天我们进行无神论教育的一个宝贵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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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一本古希腊的生物学典籍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是生物学中一本时代最早、内容较丰富、在科学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典籍。这本书现已由吴寿彭译成中文，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公元前约三四八至三四三年之间，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研究和酝酿写作《动物志》的时期。根据《动物志》的内容，我们可以把这本书看作古代生物学、动物分类学、生物解剖、胚胎、生理、心理、生态、畜牧、渔猎、医疗和动物地理（以地中海区域为主）各方面的综合实录。近代生物学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建立，亚里士多德的这本《动物志》实起过先导的作用。它的首创性和启发性至今对我们也还是有用的。另外，这本书中有不少资料，例如书中谈到猪的肥育方法，并考察了猪的肥育的可能性等等，直到现在还可供我们参考。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观点常同他的哲学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动物志》中还谈到动物的感觉、智慧和环境适应等问题，并援引前人的文艺作品对动物的习性作了描述。这就使这本书对于研究古代希腊更具有资料性价值。
这本书是直接从希腊文原本翻译的，并参考了汤普逊的英译本。另外，译者还对书中在古今生物学史上有关的疑难问题加以注释，并在书末编制了关于动物分类名词、动物名称、解剖与组织名词、人名地名等索引以及参考书目等。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动物短篇论著，亦已由商务印书馆约请吴寿彭续译。（易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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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傅立叶选集》四卷本即将出齐
根据俄译本转译过来的《傅立叶选集》，共有四卷。第一、二卷已在一九五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四卷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中出书。
傅立叶（一七七二至一八三七年）是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第一、二两卷中，傅立叶对于当时法国商业的欺骗行为和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给予严厉的鞭笞和机智的讽刺；在第三、第四两卷中，傅立叶对未来社会中的劳动、分配和生活等，都作了大胆的幻想。其中虽然不乏奇谈和怪论，但是在这种空想的外衣之下，仍然闪烁着一些天才思想的光辉。
（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