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反动本质
贾云
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应该如何认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第一，资产阶级及其奴仆，如今仍在喋喋不休地吹嘘议会民主为“纯粹民主”等等，以此来进行招摇撞骗；第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竭力散布幻想，鼓吹通过所谓“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现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作一些剖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即国会制度或代议制度，最早发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的等级会议）。其后，欧洲大陆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也都先后建立了议会制度。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议会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结构，大都是两院制，也有的是一院制。所谓两院，即是上院和下院。但其名称，各国有所不同。议会制国家的形式，一般分为三类，即总统制、内阁制和君主立宪制。议会的权限，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立法和监督政府。但行使这种权限的范围和方式，各国也有所不同。至于司法权，则不论在哪一种形式的议会制国家中，都属于独立存在的法院。资产阶级统治者实行这样的政治制度，以标榜资本主义的所谓“三权分立”的“民主”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本质，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关，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少数剥削者的机关。”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的这一表述，是以严格的科学原则为出发点的。首先，民主制乃是一种国家形态，一种政体；而一切国家都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即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即国体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政体同国体的关系。尽管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的形式和结构有种种差别，但始终贯穿着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本质。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就深刻地论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政体）同其国家本质（国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不同的文明国度里各个不同的国家尽管其形式如何纷繁复杂，但有一个彼此共同之点：它们都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的特征。”②后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他指出：“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③因此，把资产阶级议会说成是什么表达人民心意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机关，就是嘲弄最起码的客观真理。其次，任何类型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乃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那么，作为这个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的资产阶级议会，就不能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和剥削者服务的工具。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的议会，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最民主的议会，只要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的所有制和资本家的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机器。”④根据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资产阶级议会在客观上也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么在现代，即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因而资产阶级议会也就早已随之成为极端反动的东西。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制转向政治反动”⑤。因此，在现今条件下，竟然还有人把资产阶级议会吹嘘为公民意志的体现者和自由民主的布施者，这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二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所作的上述论断，是完全符合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情况的。
首先，从议会的选举和人民实际上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情况来看。虽然各国宪法一般都规定公民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但同时它们又都对选民资格作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有：财产限制，年龄限制，性别限制，职业限制，民族和种族限制，居住期限限制，教育程度限制，等等。在以上种种限制之下，千百万劳动者和大批青壮年、妇女等，就被排斥于选举活动之外。为了限制人民自由表达意志和阻止进步力量进入议会，资产阶级统治者还任意玩弄和篡改选举制度，在选举程序上大耍花招。此外，在选举中，资产阶级更是竭尽其营私舞弊之能事。在美国每选一个参议员，用于行贿舞弊的钱，竟数以百万元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政治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游戏》的文章中供认：“现今，对于一次激烈的竞选来说，大量财富几乎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
其次，从阶级构成来看，议会是不折不扣的剥削者及其帮凶的机关。以美国为例，一九六三年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包括两院，下同）的议员职业成份是：公务与政治五百零四名，律师三百一十五名，商人和银行家一百五十七名，农场主六十一名，教师五十名，医生四名，牧师二名，工会职员一名（按：大部分议员都填写两种以上职业）。迄今为止，在美国国会中还不曾有过一个真正代表劳动人民的议员。英国的情况也一样。一九五九年下院共有议席六百三十个，其中保守党及其支持者占三百六十五席，工党占二百五十八席，其他党派总共只有七席。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得票数万张，却没有一个议席。而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六百二十三名议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大公司董事、经理、大银行家、地主、官僚政客和反动的律师、记者。英国的上院，更是著名的反动堡垒。上院议员有八百五十人，都是由国王册封或世袭的，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封臣和贵族。在法国，一九五八年的国民议会的五百四十六名议员中，有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六十三名，律师七十六名，地主七十三名，商人三十三名，高级官吏五十三名，高级军官十二名，共产党只有十名。
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议员的上述阶级和职业成份，不难看出所谓议会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只不过“是要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统治阶级中哪一个人应该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镇压人民”⑥。也正像列宁所说的：“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⑦。
再次，从议会实际所从事的活动来看，正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议会的例会期一般都很长，如英法在八个月以上，美国也在四、五个月以上。这期间，议会中有的是滔滔雄辩和马拉松讲演，无聊的争论和徒具形式的投票，从表决机器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议案。至于议案如何执行，议会是不管的。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是“清谈馆”，而不是“工作”机关。议会在民主进步势力的压力下通过的某些反映人民要求的议案，往往也只是一纸空文，因为由垄断资本操纵的政府，可以把它束诸高阁。不仅如此，在现今条件下，议会还愈来愈暴露它的反动本质。美国国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战后十余年中，它制造了数以百计的反动法案，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共产党管制法”、“肯尼迪—格里芬—兰德勒姆法”等等，向劳动者的基本人权疯狂进攻，残酷地迫害民主进步势力。同时，国会还直接成立了凶恶的特务机构来肆无忌惮地实行法西斯式的政治恐怖。例如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就是以所谓“调查非美颠覆活动”和“防范外国间谍”的名义，疯狂地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特务组织。此外，国会还以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批准各种侵略性条约等办法，支持政府奉行扩张侵略政策。
最后，从议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议会事实上已成为政府的附庸。根据宪法，议会的传统特权是立法权和监督权，但现在它们都被削弱得残缺不全了。以立法权来说，目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着“委任立法制”，即议会仅制定法律的一般原则，而授权政府制定具体法规。这样，议会的立法权就悄悄地转入政府手中。说到监督权，也是徒有虚名。例如在英国，内阁由下院中的多数党组成，因此，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议会党团来驾驭议会。同时，按规定下院每五年选举一次，但如经内阁请求，英皇批准，则可以提前解散。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五年两届议会选举，就都是提前举行的。在意大利，总统有权否定议会的法案，而且可以任意解散一院，甚至同时解散两院。在日本，如果众议院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也可以解散它。在法国，总统可以同参议院一起，宣布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为违宪而无效；并且根据一九五八年的新宪法，总统能包揽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一切大权。在美国，总统也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对国会负责，而直接向“选民”负责，其实就是直接听命于一小撮垄断寡头。不仅如此，大垄断资产阶级还愈来愈热中于亲自出马担任政府要职，以便更直接有效地控制政府。例如在上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二百五十名高级官员中，就有资本家一百五十人，其中十七人占据了部长的高位。本届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更是一个道地的富豪内阁：肯尼迪和约翰逊本人都是百万富翁，国务卿腊斯克原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前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长，等等。列宁早就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⑧列宁这番话还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切实际情形都更加证明了这个论断的绝对正确性。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完全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机关。所谓议会是“全民意志”的代表机关和具有“纯粹民主”的神话，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和造谣。只有头脑不健全的人和蓄意为资本主义制度喝采捧场的人，才会为这种虚伪的“民主”所陶醉。
三
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主义者。我们并不否认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在最初，当议会制度刚刚出世的时候，它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武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形成和巩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历史的行程。而且，即使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它也曾经给予人民某些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并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组织本阶级的队伍和力量的机会。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议会民主也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在本质上始终是少数剥削者享受的民主。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⑨。而到了现代，就连这种民主的幌子也被丢弃了，而代之以肆无忌惮的暴政。还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了这种变化。从上面所举的事实中可以知道，在现代，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第一，资产阶级统治者愈来愈关注议会的阶级构成，力图彻底排斥劳动人民尤其是进步势力参与议会活动，把议会变成清一色的资本代理人的讲坛；第二，议会的活动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愈来愈合拍，并成为推行这种反动政策的工具；第三，议会的权力愈来愈削弱，而政府的权力却日益增长，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宰。这种趋势，反映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历史已到了尽头。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这种变化，证实了列宁的英明论断：“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帝国主义无疑是一般民主即一切民主的‘否定’”⑩。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经济上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应地要求权力集中。为此，它就必须削弱议会而加强政府。这是因为由于议会中人数众多，派系复杂，所以统一意志和行动以及采取迅速措施较为困难。而且议会民主虽是虚伪的，但它在客观上又难以避免会使一部分进步势力进入议会，而议会中进步势力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推行反动政策的重大障碍。反之，政府却容易被控制，便于采取迅速行动，以及能够使一切主要罪恶活动秘密进行。另一方面，若干年来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为一支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因而资产阶级还能够较多地利用虚伪的议会民主实行管理和统治；那么在现代，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空前壮大，因而资产阶级深感光用虚伪的议会民主已难以维持其统治，而必须大力加强政府，以便于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行血腥的镇压。这就是在现今条件下，资产阶级议会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同时却日趋反动的根本原因。
当然，垄断资本集团现在并没有彻底丢掉这副躯壳。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一种是牧师的职能。资产阶级现在还要利用议会，为的就是使它发挥这种“牧师”的职能。再者，资产阶级也还想利用议会来推行它的反动的内外政策。此外，资产阶级还需要利用议会来调节其本阶级内部的复杂关系，使它在统治者之间的勾心斗角中起缓冲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在现今条件下，议会制度也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揭露资产阶级议会的反动本质，当然也不是说，共产党人可以完全不关心议会的活动，不参加议会斗争。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指议会——引者）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地和更自由地向国会中的敌人和国会外的群众讲话。”?列宁也说过：“在任何情况下（特殊情况例外）都不要放弃利用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自由’”?。所以如此，是因为可以通过议会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以此来教育和团结群众。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利用议会制度的时候，决不能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总目标，决不能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要抵制议会），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议会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对它寄以过多的期望，否则就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损害整个革命事业。
这是因为：（一）资产阶级议会虽然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重要部分，但绝不是主要的部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国家权力中最主要的东西，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和其他种种强迫机关。后来，列宁根据这一指示也强调指出，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而且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地是依靠军事官僚机器即暴力机关，而不是依靠议会来维持的。因此，共产党人即令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也并不等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何况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这种多数是绝难得到的。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群众的直接的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资产阶级如果居然对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末主要的也是由于群众阶级斗争的压力，而不是由于议会中个别共产党议员的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群众的直接行动，……任何时候都比议会活动重要，决不是仅仅在革命时期或在革命形式下才如此。”?惟其如此，党“应当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这个清谈馆（指议会——引者）上，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群众上”?。
（三）马克思主义根据对社会历史的阶级分析，根据对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分析，早就论证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形式是武装斗争。议会斗争只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合法的、和平的形式，从来只具有从属的非主要的意义。它不过是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总任务服务的一种辅助手段。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他还强调说：在现代，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在利用议会时，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利用它的目的仅仅是为暴力革命创设条件。
总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不拒绝在有利条件下参加议会，但绝不能对议会寄以幻想。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议会斗争，主张参加议会斗争，但是他们又无情地揭露‘议会迷’，即无情地揭露认为议会斗争是唯一的或者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的信念”?。“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①④⑨《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二二九、四○九至四一○、二二五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三○页。
③⑦⑧?《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四○九、四一○、三八七页。
⑤⑩《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四、三四、三五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一○七页。
?《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四六一页。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二页。
?《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三二页。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一页。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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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普遍意义
郭力军
郭兴福教学方法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其中，首先是因为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有解放军数十年练兵的优良传统，有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关于军事训练的正确的方针、原则，还有郭兴福同志所在部队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郭兴福同志本人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在工作中做出优异的成绩，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首先是由于他具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良品质，由于他忠实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对革命事业和连队建设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对自己所任的工作抱着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工作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刻苦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对待和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方针、原则；才能具有不怕艰苦、不怕疲劳、反复练习、反复实践的毅力；才能有大胆创造、大胆革新的精神。
但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决不仅仅是革命干劲的产物，同时也是科学精神的产物，是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紧密结合的产物。郭兴福同志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勤学苦练的模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学巧练的模范。他不但有冲天的干劲，而且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而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运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的体现。
首先，我们看到，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明的认识论精神的。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要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毛泽东同志这些思想，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具体化。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的精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进一步具体化，创造性地运用于军队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军队建设和作战实际情况的方针、原则，其中也包括部队训练的方针、原则。林彪同志指出：部队训练必须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的“三从”原则。他并且强调必须练好基本功，练好过硬的本领；要反复练，天天练；不要走过场，不要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林彪同志这些训练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是练兵中的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郭兴福教学方法，就是认真地贯彻军委、林彪同志的这些正确的训练思想、训练方针和原则的结果。
郭兴福同志掌握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训练思想的精神实质，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教学方法，这本身就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结果，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军委及林彪同志的指示的结果。他在教学上真正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下述指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注〕。他所创造的这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教学方法，就是通过反复练习反复实践，从中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和军委及林彪同志的训练方针、原则，并使之反复落实的结果。所以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精神的，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的。
郭兴福教学方法正确地处理了军事训练（主要是单兵和小分队训练）中的一系列的矛盾。
第一，它正确地处理了人和武器的关系。根据“四个第一”的原则，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把人的因素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为整个训练工作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人民解放军平时训练的一系列方针、原则，都离不开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总的思想指导下，在训练工作中随时注意做好人的工作，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战士懂得：人是活的，武器是死的；没有人去使用或使用不当，任何武器都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能使战士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同时又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认真地学好杀敌立功的一套硬功夫。这个“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不但是军队训练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要人去做的，人的因素是我们一切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事实证明：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只要善于把人的工作做好，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现有物质条件的作用，克服物质条件方面的各种困难，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第二，它正确地处理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根据“人的因素第一”的原则，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强调政治思想因素是军队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在训练中随时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教学任务的完成建立在战士自觉练好杀敌立功本领的基础上。同时重视抓训练场上的活的思想，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及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部队保持持续高涨的练兵情绪。既强调政治挂帅，也在这个前提下强调练出一套克敌制胜的硬本领。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用郭兴福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就像火车头里的发动机一样，把它发动了，才能带动整个列车向前跑。这叫做以红带专，红专结合。”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生命线，也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觉悟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了，一切工作的胜利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第三，它正确地处理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基本教练和应用教练的关系。把反复练习、反复实践摆在第一位，同时也重视学习理论，重视深刻理解各个课目的基本原理和动作要领；强调练习基本功，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先搞好基本教练，再着重搞应用教练。当然，教学工作不能停留在搞基本理论上，不能停留在练基本功上。学习理论的目的在于做和行动，搞好基本训练的目的在于搞好应用训练。这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基本训练和应用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不但部队训练战士适用，一般学校培养学生也适用，各行各业中每个人的业务学习又何尝不适用？
第四，它正确地处理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上级指示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的关系。既能真正领会上面的方针原则，用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又能摸清下面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贯彻方针原则。一方面，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和林彪同志的军事论文，领会训练方针原则和上级指示的精神实质，钻研条令教材的内容和要求；另一方面，切实掌握有关教学的各种具体情况，特别是了解每个战士的思想状况、技术水平、接受能力和个性特点。既能把上面的方针、原则、指示、要求坚决贯彻到每个课目和动作的教学中去，而不离开上面的东西，又能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因人因情况因任务施教，而不生搬硬套，体现了解放军一贯坚持的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有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有什么样的气候地形打什么样的仗等等的优良传统。
第五，它正确地处理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官教兵和兵教官的关系。郭兴福同志本人作为一个基层的军事指挥员和教练员，非常注意精通本行业务，自己学会了一套硬本领。他在训练场上，不但讲得好，而且以身作则，使言教与身教结合起来。他从不骄傲，从不自满，在教学中能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向群众学习，碰到了问题，遇到了难点，就让大家讨论研究，发动大家献计献策，谁的意见对就按谁的意见办，谁的动作好就向谁的动作学，并发动战士互教互学，让每一个人的长处都能发挥出来，保证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使教学方法越来越好。
第六，它正确地解决了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的关系。按照郭兴福同志自己的说法，就是：“根据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教导，领会毛主席为什么提出士兵以技术为主，……认识到在战斗中，最能直接打击敌人的是技术，战术是运用技术、研究技术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来认为，在技术和战术的关系中，是技术决定战术，而不是战术决定技术；有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就有什么样的战术方法。解放军的“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的传统战术思想，就是技术决定战术的思想的具体运用。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战术决定技术的思想，则是从观念出发、自以为是的唯心主义思想。当然，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提出的一定的战术思想，反过来又要求战士去掌握和精练一定的技术，从而使技术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促进技术的发展。
第七，它正确地处理了点和面的关系、重点问题和一般问题的关系。这是属于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如何突出重点，照顾一般的问题。郭兴福同志在教学中，能够根据少而精的方针，抓住重点，照顾一般。最本质的问题，务求讲深讲透；最关键的动作，务求练熟练精。非重点问题，就采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方法。这样做，决不纯粹是一个教学方法上的技巧问题，首先要善于区别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日常实际工作中，抓主要矛盾，也就是抓中心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某一部门或单位的诸种工作中只能有一项中心工作，不能有一项以上的中心工作。但到底哪是中心工作，这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没有什么现成的公式可套。同时，要注意中心工作和非中心工作的结合，突击性的任务和经常工作相结合，不要“单打一”，不要“一马当先”，万马不前。
第八，它正确地处理了简与繁、分与合的关系。郭兴福同志每教一个课目和一个动作，总是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和战士的实际水平、接受能力，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的方法，使战士从最简单、最基本的动作做起，然后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最后达到完整而熟练地学会每个课目和每个动作。例如投手榴弹，不但把它分成几个动作，每个动作又分解成若干细节，让战士一节一节地学。学好一个，再学下一个，一步一步地提高，而不是“一步登天”，不是叫战士“一口吃成胖子”。这种由简到繁、由分到合、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方法，既符合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也符合人的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但对教学工作有普遍意义，对于我们每个人平日认识问题、处理工作也有普遍意义。因为事物总是简单和复杂的矛盾统一，部分和整体的矛盾统一，人的认识要正确反映事物，也就必须而且只能首先认识简单的东西，然后认识繁杂的东西，先认识部分，然后到达于认识整体，即先要有分析，然后才能综合。我们做工作也是这样，总得有条理，有计划，分步骤，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第九，它正确地处理了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表扬和批评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中，他的原则是：正确和错误对比，优点和缺点对比，表扬和批评并用，而以发扬正确意见和表扬好人好事为主。他对战士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决不放过，对每一个小缺点都严格纠正，但从不做生硬的批评指责，而是抱着满腔热情，讲清道理，耐心帮助。事实证明，这种正确和错误对比，成绩和缺点对比，而以发扬成绩为主、以表扬好人好事为主的方法，不但是对部队的战士进行教育的好方法，也是对一切工作部门中的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教育的好方法。
第十，它正确地处理了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的关系，在训练中正确地贯彻了人民军队的管理教育原则。郭兴福同志在教学中，如上面指出过的，对战士的要求十分严格，而又严得合理。遇到战士在学习中有困难、在动作上有缺点、在思想上有问题时，他首先是摸清情况，找出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耐心地帮助战士。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革命热情，又有坚强的爱兵观念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而所有这些，不但是解放军的军官所应有的品质，也是其他一切工作部门的一切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品质。从工作上来说，任何一项工作，都只有严格要求才能保证达到高标准、高质量的目的；但严格要求的目的必须通过耐心说服的方法去实现，而决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实现。
郭兴福教学方法是从军事训练工作中产生的，但它一经产生就对每项工作均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的结果，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结果。
郭兴福教学方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实”，一个是它的“活”。实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搞任何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教得扎实，学得扎实，全是硬功夫，不掺半点假。活就是教学内容活，方式方法活，教得灵活，学得灵活，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性。实是尊重唯物论的结果，活是尊重辩证法的结果。合起来说，既实际又灵活，就是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作为方法论运用于解决军事训练问题的结果。实的反面就是“空”，活的反面就是“死”。空是唯心论的必然结果，死是机械论的必然结果。军事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反对的，是军委和林彪同志领导军队训练和作战中所坚决反对的。郭兴福教学方法，把毛泽东思想和军委及林彪同志的指示具体落实于单兵和小分队的技术与战术训练中，成了在军事训练中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尊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生动范例。
〔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一、一七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