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披荆斩棘——古巴红滩记游
张致祥
一月，在古巴也算冬季。但是在南海岸的晴日，却像北京的五六月天气。艳阳当空，蔚蓝的天上飘着淡絮似的白云，穿件短袖衬衫就完全够了。我们就是在这样很好的天气，从曼萨尼略城去红滩参观游览的。
汽车停在一片椰林前面。地上这里那里都是椰子壳，这是游人口渴了，摘下椰子，吸吮尽甜甜的椰汁以后，抛弃在那里的。我们下了车，沿着穿过椰林、用碎石泥沙填成的一条很窄但是笔直的小路，鱼贯而行。原来椰林并不深，走了不多久，那些高高的树干、头上披着散乱的枝叶的椰林，已经甩在我们身后。前面却是一片莽莽苍苍、紫红色的枝干扭曲盘结在一起的灌木丛。这里几乎只有两种颜色，树叶是绿的，枝干和泥沙是紫红色的。灌木丛密不透风地复盖在沼泽上，经过太阳的蒸晒，既闷热又潮湿。沼泽里很多小螃蟹，不时爬上小路，有的遭到游人的践踏，结束了小小的生命。
沿着小路，经过两架用木板铺成的小桥，我们走到了路的尽头。碧绿的海洋展开在我们的眼前。在浅海处竖起一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从格拉玛号登陆的画。这幅画和通向红滩登陆点的小路，成为纪念古巴革命中这一辉煌的英雄业绩的仅有的东西。
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海滩，沿着海岸，就丛生着灌木。要说有海滩，那就是我们伫立在那里的一小片沙坪。海非常宁静，我们默默地瞻仰着这个记载着古巴革命深入和胜利的伟大起点的地方。
离现在并不太久啊，只是七年多一点。古巴革命的火种，就是从这里播到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中去的。但是这条道路却是十分艰辛的。过去并没有这条小路，这条小路是为了供人瞻仰在胜利后才修筑的。听说筑路前曾有人提议修条马路，但被菲德尔拒绝了。可以设想，假如真修一条马路，汽车直接可以开到登陆点，那简直是大煞风景。现在这条小路，虽然走起来还是累人的，但是比起当时登陆后的艰辛，已经有天渊之别。姑且不说还有敌人的截击和敌机的扫射，就是那扭曲盘结的灌木丛，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也是寸步难行的。在这样的灌木丛中穿行几米，就是在清冷的夜晚，恐怕都会使你汗流浃背。何况脚下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沼泽，到处飞舞着叮人的蚊蚋［ruì瑞］。我敢说就是有兴猎奇的人，也不选择这里来郊游的。但是古巴的先驱者们就是在这里登陆进军的。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点登陆呢？这倒是因为格拉玛号出了问题，偶然到了这里，是被迫的。是不是在这一特殊的艰辛的滩头登陆，是次要的。即使其他登陆地点的自然条件远较红滩为好，但是整个革命道路，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道路，没有一条是平坦的。除非是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革命家所选择的通向机会主义甚至是叛变革命的道路。那样的道路虽然看来是平坦的，但却是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可耻的堕落道路。因为真正的革命道路，就不可避免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要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积聚力量的工作，就不可避免要经过挫折、失败，从而取得经验，要同敌人进行无数次的较量，才能赢取胜利。也就是说，要革命，就必须有披荆斩棘的精神，从荆棘丛中踏出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在大自然里，最早，路，本来是没有的。路，是人，无数的人为了征服自然，逐渐踏出来、或者开辟出来的。革命道路，也是一样，十月革命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指出了革命的必由之路，但各国的具体革命道路，还要依靠各国的革命者用披荆斩棘的精神去自己开辟。
在归途中，有个同志不慎，在过木板桥的时候，把脚和腿陷进木板窟窿里了，费了半天劲才拔出来。结果，腿被擦伤了，一条条的伤痕在渗出鲜血。我们大家于是开着玩笑：“看来，和平登陆都要流血啊！”
回到椰林处，古巴同志为我们摘下了椰子，当我们吸吮着香甜的椰汁的时候，渴热俱消了。然后，我们驱车去附近的海滨浴场，有的泡在海水里，有的坐在凉棚里，同古巴同志一起分享拉丁美洲第一个自由祖国的幸福和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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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友谊的歌声
——记古巴女歌唱家音乐会
赵沨
首都的音乐爱好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了古巴著名女歌唱家米利安·阿塞维多的独唱音乐会，她别具匠心地表演了和黑人民歌、古巴民歌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创作民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音乐生活，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战斗的友谊。
米利安·阿塞维多是一位才华出众并且具有丰富的舞台素养的吟唱家。吟唱，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有类于我国某些说唱体裁那样，在某些方面，有着比歌唱更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我们的远道的客人所表演的这种吟唱已经不是单纯的叙事体了，她用低吟曼唱表现像歌曲一样的完整的音乐构思。戏剧的招式，时而朗诵时而吟唱的表现方法，把一些字字珠玉的现代创作民歌表演得有声有色，发人深思。我们知道，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古巴民族、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派别，便是把黑人谣曲作为创作的主要形式。承认黑人谣曲对古巴音乐文学的巨大影响这一认识本身，便有着进步的思想意义，许多“叫卖调”、“摇篮曲”、“舞曲”中，描写了黑人的生活的侧面和他们对于光明未来的憧憬，有许多这样的现代创作民歌已经和古老的民歌一样家传户诵，甚至不能分别哪些是创作哪些是民歌了。有些这样的民歌配上原有的曲调，有些由音乐家根据民歌的音调加工创作，唱出了被剥削者的痛苦、纯真的爱情、母亲的悲伤和愉快的节日舞蹈的狂欢……米利安·阿塞维多演唱的《奥格雷》、《巴巴罗》、《奔贝》、《卖花生》、《雅邦布》……便以特殊的舞台处理和充沛的情感，唱出了这些歌曲所塑造的动人的音乐形象。
《卖花生》这首叫卖调，我们是熟悉的，美国电影曾经丑化了这首纯朴的歌曲，米利安·阿塞维多演唱的这首歌曲，朴素而纯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更使我们感动的是歌唱家自己创作的《中国，我想了解你》这首歌曲，“中国，你如花似锦，我已经读过你的诗篇；中国，你就在我的心间！”歌曲表现了古巴人民对中国人民崇高的友谊，热情的语言，清新的音调构成这一首朴素的谣曲。歌唱家在听众的欢呼中，演唱了冼星海作曲的《二月里来》，又加唱了一首《古巴，美丽的古巴》，而在这首歌曲的第二段歌词中，歌唱家即兴地把“古巴，美丽的古巴”唱成“中国，美丽的中国”，所有这一切，处处显示出歌唱家对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的珍视，首都的音乐爱好者在这种友谊的歌声中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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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隆滩
〔古巴〕 纳瓦罗·卢纳吉隆滩！你的铁拳，浴血战斗的第二天，侵略就宣告破产；你以填膺的愤怒，把卑鄙的叛徒踏得稀烂。我们曾多么倾心关注着你的前线，它像一颗闪耀怒火的星辰，照耀着愤怒的人流，使我们看到了你英雄的心田。吉隆滩！为侵略者你安排了悲惨的洗礼，把海滩变成了深渊，布满了农民愤怒的枪尖！在侵略者阴沉的葬歌声里，你是一声震撼宇宙的巨响，炸碎了卑怯雇佣军的罪恶希望，埋葬了帝国主义万恶的力量。帝国主义的人马在这里粉身碎骨，化为泥浆、粪土。这是他们第一次败于拉丁美洲的一个弱小民族。我们看到了你那烙伤累累的岩
石，看到了索普利亚尔和帕尔彼得（注
一）的被毁坏的茅屋。好像那帮野蛮的赌棍，肮脏的卖国
贼和歹徒，他们献出全部犯罪的才能，仅仅为了欣赏焚毁这些房屋。是啊！毁坏茅屋的，是战争中那些占优势的火力。第一排子弹射向农民，第二排子弹想结束那纯洁的生命——工人阶级的生命。正是这些纯朴的人们，在胸膛里怀着真诚的烈火，以坚强的毅力和警觉的身躯，保卫着祖国的财富。这财富可不是资产阶级损害祖国拼命保卫的黄金。不！对于工人和农民金钱算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祖国和幸福的前途。我们看到圣巴拉斯和长滩（注二）和伟大的吉隆滩一样就在你们的怀抱里，帝国主义和雇佣军彻底被歼。你的面颊上，自豪的光彩耀人，因为你拥有豪迈的起义军，哈瓦那的英勇部队和雄赳赳的民
兵。而如今你的土地埋葬的，是那些和伪善面貌一起腐烂的蛆
虫。战舰、飞机、坦克、机枪、步枪，这些肯尼迪帝国供给的凶器，对他们又有什么用？万恶的虫豸们是如此的卑怯，遇到我们的反击，丢盔弃甲，扔下武器。在闪电般的民兵火力之下，我们缴获了几乎全部的武器。我们曾看到了这猛烈的火力，险恶的蛆虫们四处逃窜。在那晴朗胜利的早晨，向你告别，为旗帜为祖国扬眉吐气。
〔光 孚译〕
（注一）索普利亚尔和帕尔彼得是吉
隆滩上的两个村镇。
（注二）长滩和圣巴拉斯位于吉隆滩
附近。雇佣军在登陆吉隆滩的同
时也攻打了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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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
——鲁迅作品阅读札记
王永昌
一位读者在通信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从电影和小说中看到祥林嫂可怜的一生中所受的那些痛苦，实在看不下去，恨不得把那些刽子手、恶霸、地主等等，统统杀掉。但是，他听见有的同志说：《祝福》那一作品，“是鲁迅家中的真人真事”。这便使他产生了疑问：祥林嫂住在鲁迅四叔家里，鲁迅先生也到那里去住。从鲁迅当时的生活条件来看，他是可以给祥林嫂一些生活资料和日用品的，但当时的鲁迅怎么没有这样做呢？
显然，这位读者看了《祝福》以后，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是他不了解小说创作和一般新闻记事有所不同，因而才产生了这个误会。的确，鲁迅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鲁迅同时又这样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作为艺术形象的祥林嫂，她是旧社会中千千万万受苦受难妇女的典型，自不必说。即使这个故事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也并非就是鲁迅自己，这是作者为了“缀合，抒写”，为了
“逼真”，而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如果我们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这个“我”的思想状态和鲁迅先生还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我们的读者，并不是每个人都研究过文艺理论的，他们读到一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作的小说，一时弄不清作品中的“我”是否就是作者本人，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之中，为什么有人竟说：《祝福》那一作品写的“是鲁迅家中的真人真事”呢？这又有什么根据呢？这使我想到，近几年来有关鲁迅作品的一些宣传介绍中，的确还有一些使读者产生误会的因素存在着。比如有一幅《鲁迅和祥林嫂》的油画，那就是把鲁迅和小说中的“我”直接合而为一的。在一幅绘画中出现一位作家和他笔下所塑造的书中人物，这并非绝对不可以的事，但应给读者以鲜明印象，不可虚实混淆，以假当真。
不仅《祝福》如此，鲁迅的《故乡》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幅插图，在描绘故事中的“我”和闰土会面的情景时，就是把“我”直接画成鲁迅的形象的。有一本《鲁迅小说论集》，在论述到上述这一场面时，也说是“这里深刻表现了鲁迅和他少年时代的挚友闰土久别重逢的兴奋情绪。亲密的拥抱和畅述离怀是他们彼此灵魂里的有力的要求”。有些纪念文章中更说“闰土是鲁迅的少年朋友”，章贵就是“闰土的孙子”。一直到最近，《新港》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回头看到一直陪着我们参观的闰土的孙子在对着我笑”，“我因此又想到他的祖父闰土”，“鲁迅大概没有见到过闰土的这个孙子”，等等。其实，乔峰同志对闰土的来历，早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这本书中做过交代，他曾经这样说过：“鲁迅除了和安桥头的一班农民作朋友以外，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就是闰水，也便是《故乡》里面写的闰土”（该书十一页）。这里明明白白地说，闰土这个人物虽然有他的模特儿，但它并不就是那个模特儿本身。而有些作者，直到现在，还常常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等同起来，并且把作品中第一人称的“我”，和作者等同起来，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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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革命博物馆里
光荣传统开新花
一九五八年，解放军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实行了干部下连当兵的制度。身经百战的将军们首先带头下连当兵，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操作、同劳动、同娱乐。这儿就是第一批下连当兵的将军们使用过的装备和用具。那些年过半百的将军们，重新穿起列兵的军装，以普通一兵的身分下到了连队，站岗放哨毫无例外，行军时抢着背枪，宿营时争着搭铺，和战士住在一起讲传统谈作风，下棋时跟战士叙家常道身世，手把手地教给新战士使针线，灯下帮助指战员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和战士结成了知心朋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给部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向部队征集革命文物时，战士们激动地说：“长征、抗日时期的革命文物固然珍贵，将军下连当兵时用过的装具也很有纪念意义，这是我军光荣传统的新花朵啊！”
〔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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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起来斗争
（古巴宣传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