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北京车站一日
江原文 吴文渊画
北京车站的职工们都喜欢把自己工作的地方叫“首都的
大门”，也叫“毛主席的迎宾门”，言谈之间不免流露出一股自豪之感。是呀，这里每天约有三万名旅客进进出出，不知有多少人还是第一回访问首都，不知有多少人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这向往已久的土地；而这座瑰丽庄严的车站和车站里的所有职工，正是最初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们碰面的，在这儿工作怎么会不让人感到兴奋呢！
在车站候车室里，一位梳着短发的女服务员正引着一长排旅客进站。她个子矮矮的，看上去顶多十八九岁，在她身后的旅客却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有的是教授、工程师，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学生，还有解放军军官、农民……但是，人们都十分友爱地听从小姑娘的
“指挥”，那么安详地、有秩序地慢慢向检票口走去了。这样的景象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有位日本朋友来参观时，他却惊讶了：“为什么这么多旅客都心甘情愿地听这么一位小姑娘的话呢？”他称赞车站上良好的秩序，还告诉中国朋友，东京的火车站就像一个市场，你把皮包放在身旁，低下头去系一下鞋带，皮包马上会不翼而飞……其实解放前北京的前门车站也是如此呢。
过去……
那时的前门车站候车室很小，不管风吹日晒，下雪下雨，大部分旅客都得站在露天的廊子底下等车。检票的时候也没人排队，你抢我挤，乱喊怪叫，经常有人被挤倒踩死。车站南边不是有条护城河吗，挤死的旅客尸首就扔在那儿，哪个老职工不知道这些事呢。站上的流氓多，小偷也多，有些由农村来的老乡常常被窃，有的就在车站厕所里上吊寻了短见；有的急得成了疯子，从此流落街头再也回不得家乡……。检票口顶多检上十几张票，呯呯地就把铁栅门关上了。车站上的警察就拿着皮鞭子往廊子外边轰人。有的时候把人轰到箭楼底下的城门洞子里，人们就在那里席地而眠。侥幸能进站的人，也都挤得衣物破损，皮青肉肿。谁知一踏上车厢，座位早已坐满。原来这些早来的人都是花了份活动费优先进站的。
车厢里也没个定员限制，所以上车以后人们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找不到。车皮常见的是装煤运牲口的巢子车，要不就是没有窗子的闷罐车。坐露天车往东北，旅客出门这个罪可够受的；夏天坐闷罐车，旅客又常常会传染上时令病。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控制地区的线路越来越短了，有一个时期京汉线只通到高碑店，津浦线一出天津西站就不敢走了。简直说就等于没路了！
至于车站的工人生活，就拿那时的搬运工人来说吧（那时叫“红帽子”，现在叫“装卸员”），一天累到晚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好多人就睡在车站北头那阴暗潮霉的公共厕所里！工人老吴头（大家称他老黑头）当年就住那儿，他的儿子“小黑头”不得不拿着两块牛骨头数来宝，在天桥一带沿街求乞。“小黑头”五岁的小妹妹病倒厕所里，一家人眼睁睁看着她死在破麻袋片上也没有钱去买药……如今老黑头退休在家养老，“小黑头”在北京铁路上当工人，他们父子俩可以作证，旧社会的铁路工人就是过的那种不见天日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了，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从北京开出的列车越来越多，路线越来越长……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富丽堂皇的新的北京车站建成并开始使用了。人们一踏进这富丽的大厅，便有一种骄傲和幸福的感觉，人们对于旧前门车站的印象逐渐淡漠起来了，但是它在解放以前留给人们的那些乌烟瘴气的印象和在那里发生过的惨痛的旧事，还是不应忘记的，它对我们认识今天很有好处。
送票到家
经常出门旅行的乘客，往往有这种感觉：有些未经改建的老车站的售票处，只留一个很小很小的窗洞，乘客买票，要低下脑袋，凑近小窗洞，才看得见里面高高坐着的售票员，才听得清对方说的话。每逢这种情况，就使人感到一种不舒服。这是旧社会里的旧车站遗留下来的残迹。
你到北京站来买过票吧，一长溜明净的玻璃，玻璃下端留出很宽的空档，你用不着低头弯腰，就能和售票员相对说话。这种售票窗的形式，会使车站内嘈杂的声音传入售票房来，但便利于乘客买票，它充分体现了车站设计者的群众观点。
车站处处为旅客的方便设想，如果你因事不能亲到车站买票，你还可以只打个电话，说明所要的车票，车站工作人员就会把票送上门来。有一回北京站电话售票处接到一个电话，是东城喜鹊胡同一位姓杨的旅客打来的，他说明了要哪天到哪里的票后，就把电话挂上了，忘了说明是喜鹊胡同几号。送票员魏国瑞接到登记单后，拿着旅客需要的车票，来到派出所，想打听一下姓杨的住在几号，但那天派出所工作很忙，一时腾不出手来帮助他。魏国瑞想起了车站领导上对他们的要求：用高标准来要求送票工作，千方百计把“瞎票”（电话登记时地址不清、人名不清的）送到旅客手中。他就又沿着喜鹊胡同，从头至尾挨家地问，可是仍然没有要找的那位旅客。他灵机一动，便到这个胡同的公用电话处去打听，问问有没有人在那儿打过电话到车站购票，回答是：没有！魏国瑞不禁对这张
“瞎票”作难起来。公用电话处的人告诉他：喜鹊胡同口有一户，大门在口外，门牌却是属于喜鹊胡同的，不妨去打听一下。魏国瑞得了这个线索，兴冲冲地走去，果然那位旅客正在家里着急哩。一见魏国瑞把票送来，真是喜出望外，感谢不尽：“我忘了把地址交代清楚，一定让你好找了。”
我来背着您！
从北京站的大厅，乘自动电梯上到二楼，两旁都是宽敞的候车室，还有母子候车室，里边另有一间隔音的婴儿睡眠的地方。
候车室里坐满了旅客。旅客出门，在上车之前，一般总是容易显得慌张，但这里的旅客却显得那样从容不迫，有的在看书，有的在闲谈，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干脆在那儿打瞌睡。着什么慌呢？这里的候车室和一排排的红皮坐椅，都是按照线路的不同分开的，到上车的时候，自有服务员来招呼，而且带领你到检票口去。女服务员尹玉芳，去年遇到过一位老太太，看她服务工作做得好，跟她谈起心来，那老太太让尹玉芳看看她有个大伤疤的耳朵，告诉她：那就是解放前被站警鞭打留下来的痕迹。还说自那以后不敢再进北京了，直到解放后才敢出门坐火车。
候车室的服务人员，都下定决心要百分之百地照顾好“重点旅客”，所谓“重点旅客”，就是老、弱、残废者。去年有位老太太，从湖南经北京去大同。她到了北京站，便找服务员，可是语言不通，服务员找来一位懂湖南话的旅客“翻译”，才知她要到大同矿务局去看儿子，儿子原说先到北京车站来接她，谁知等了半天也不见来。服务员知道后，让车站广播站为她广播寻找，还是找不到。服务员便一面安排老太太在候车室休息，一面和大同站联系，请他们再打电话给矿务局，问问那老太太的儿子来北京没有。那时已是深夜，几经周折，才知老太太的儿子因临时有任务，叫别人来代接，来人不认识老太太，没接到就回去了。他儿子得知老太太已到北京站后，立即乘车由大同来到北京。当母子二人搭上开往大同的车时，握着服务员的手，久久地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位有病的老太太，从长春去青海，在北京站转车，正好身体不舒服，吃饭、上厕所都是服务员背着她去的，上车时也是由她们扶着去。老太太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她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坚决要把自己原想带给青海的女儿的几颗玉米，送给车站服务员，服务员不接，她还生气哩！
找到了什么？
这一天，车站的清扫员在站前广场上清扫地面，忽然发现路阶下有一个不大的木箱无人过问。他看了看来往的旅客，并大声地喊道：“这是谁丢的木箱子？”过路人只是看看他，都不加理睬。无奈何，他只好把这个无主的木箱子交到车站的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
你没到过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你绝不会想到这里简直就像个百货商店。这一边的玻璃柜橱里整齐地陈列着钢笔、手表、收音机、照像机，甚至还有项链等贵重手饰；那一边的玻璃柜里陈列着皮帽子、皮鞋、皮包、毛呢衣料，甚至还有整套的行李……这些都是旅客在车站和火车上不慎遗落下来的。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的同志们先是把失物分类编号，妥为登记，有些衣物和行李都要事先加以拆洗。接着便是对这些失物进行研究，设法找到它原来的主人。现在，咱们就看看这只无主的木箱子的下落吧。
清扫员送来的这只木箱子上并没写什么字迹，只好打开来看一看了。但是，又考虑到一两天内失主会主动来认领，暂时还是不打为宜。结果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来认领，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的同志们便决定打开来找线索，然而，他们又失望了。箱子里只有几十个真空管之类的玻璃仪器，此外连一个字也找不出来。怎么办呢？同志们老惦记着这件事。这天下了班，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的一位同志拿着一支真空管去拜访电料商行，谁知对路不对路，反正碰呗，没想到电料行的这位同志还真行，他琢磨了许久断定只有北京电子管厂才出这种仪器，至于这叫什么名堂，他也说不上。好，有线索了。第二天，车站便跟工厂联系上了，请他们查查最近是否卖过这几十个玻璃仪器。查过之后，果然卖过，而且是一种很贵重的仪器，是湖北省一个单位买走的。车站马上给这单位去了一封信，那单位接到来信以后马上派了一名干部乘火车来找旅客遗失物品招领处。等他重新抱住这只不大的木箱子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席话：
“谢谢你们了，同志们！说起来多惭愧，那天上火车有人来送行，我以为送行的人把这只木箱子提上来了呢，而送行的人又以为我们已经提上了车，结果发生了误会，把箱子放在广场上不管了。这有多粗心！这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现在我们找到的不仅仅是一箱子价值贵重的仪器，这东西确实很贵重，但是更贵重的是你们这种对旅客负责的精神，你们教育了我！”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在宽敞明亮的车站行李房里，只有由北京运往外地的行李，为什么看不见外地运来北京的呢？有，却原来都在地下仓库。你乘坐电梯到地下行李房看看吧。这里和上面一样宽敞明亮，空气流通，由外地运来的旅客行李家具大小不一，却都整齐地摆在那儿。角落里有个中年模样的工人在默默地缝补一个开线的麻袋，原来车站装卸工人大都随身带着针线、剪刀、草绳、钳子、钉子，遇有旅客托运的行李家具有松散的、开线的，同志们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随时加以修整。对装卸工人来说，出点力气不算什么事，动针动线的可是个细致活儿，怪不得蹲在那儿缝袋子的中年工人满头渗出了汗珠呢。行李房有位老工人李俊岩，他随身带了一个针线口袋，几年来一共给旅客缝补了近上万件的行李了！
解放以前旅客托运行李，让车站给摔散碰碎了不算稀奇，途中被盗丢失者也不是没有，但是今天的旅客们，你们可曾想到你的行李捆绑得不结实，有人已经默默地代你加上了一道绳子？你们可曾想到你的木箱子有个裂缝，有人已经不声不响地给你钉上了几枚钉子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行李房的工人们都乐于说：“我们是和旅客不见面的服务员。”谈吐之间对旅客多么亲切。
就是这些壮汉们，如今又满怀一个细腻而美好的愿望在潜心地创造着一个“无声装车”的奇迹。对于豪放粗壮的搬运工人来说，做到轻拿轻放不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吗？不行，粗活儿也要细干，只要我们有着一颗热诚为旅客服务的心，我们为旅客服务的工作就是无止境的。装卸货物不碰不响，扛货端肩，卸货溜放，多蹲腿多哈腰是费点力气，但是旅客托运的东西就不会有丝毫损伤。哪怕是旅客托运的一件小小的不怕碰压的物件，他们也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生怕伤损一点儿皮毛，这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
“我们是拿猫当老虎看的。您尽管放心吧，哪怕您自己都不在意的小东西，一到了我们这儿都是最贵重的”。
夜深了，车站的塔钟发出悦耳的鸣声，这时候你在家里也许早已入睡了，而北京车站的里里外外仍然灯火辉煌，服务员正安排着刚从车站电影厅看完电影出来的赶夜车的旅客们准备上车，还有的服务员在整装正冠，精神抖擞地准备迎接就要进站来的最后一趟列车。在那大厅里的光滑如镜的大理石地面上，在那高达十几米的玻璃窗前，许多服务员正在做清洁工作，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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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毫无半句说家私”
艾虹
上海里弄有位军属李道源，是一位退休职员，平时积极参加里弄工作，今年三月三日逝世。逝世前，老人向家里人嘱咐了四件事情。一要家属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二要废除一切俗例，把他的遗体火葬；三是不让在外地的子女回家奔丧，以免影响工作；四是他对里弄工作的建议和向一道工作的街道干部的祝愿。
老人逝世后，家属完全按照他的遗嘱简朴办丧事。他生前所在的里弄委员会还特地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且送给他一副挽联：“临殁四件事，毫无半句说家私；生前一颗心，只有全诚搞工作。”
李道源的遗嘱，内容虽然是四项，从头到尾却贯串着一根红线，那就是一心为革命。这样一个遗嘱，反映着我国人民的崇高觉悟和时代精神。
立遗嘱的风气，由来已久。旧中国的所谓“民法”里面，遗嘱便单独立为一章，开列了十三大条，还把遗嘱分成自书、公证、密封、代笔、口授等若干类。总之，那时的法律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立遗嘱的也多是剥削阶级营垒里的人。
为什么剥削阶级要如此看重遗嘱呢？这是因为它能起到维护私有财产制度的作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土地、房屋无不为私人所占有，继承权就成了个大问题。这种继承，依赖的主要形式之一是遗嘱。因此，旧时代中遗嘱的内容，大都是某某财产由谁所得、某某笔款项交给谁之类，充满着剥削阶级的丑恶。兄弟亲族之间为争夺遗产，围绕着遗嘱而发生纠葛，围绕着遗嘱而勾心斗角，可说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但是，劳动人民，不论在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往往是不立什么遗嘱的，他们生无权利，死有遗恨，若对后人有所嘱托也与剥削阶级的遗嘱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遗嘱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作为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势力，不能不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起着某些影响。因此，立什么样的遗嘱，对待遗嘱采取什么态度，也成了移风易俗的一个方面。
李道源的遗嘱，是新型的遗嘱，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旧时代的痕迹。他的遗嘱中，念念不忘的是，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从自己家里人要好好做工作谈起，直到里弄的工作该注意些什么，都嘱咐到了。这样一个遗嘱，真是处处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树立了一种新的风尚。这种新遗嘱把旧时代遗嘱中的铜臭气一扫而光；这种新遗嘱反映了死者的先进思想，对于生者是一种莫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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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街头
展览会中的新事
欢路
最近，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展览会里，新设立了一种“观众服务栏”的玻璃柜，里面陈放着各种有关展览评介的剪报资料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观众意见。这种办法，既向观众介绍了展品，沟通了情况，还能帮助大家提高欣赏的水平。所以自设立以来，很受观众欢迎，经常有人拥挤在玻璃柜的四周讨论和品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很少有机会欣赏艺术作品，更谈不到对艺术作品提什么意见。但是，在新社会，劳动人民不仅是艺术作品的欣赏者，同时也是评论者。他们对任何作品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对于美术家创作的改进和提高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个小小的观众服务栏，不仅是发表观众意见的园地，而且把观众的意见和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评论家的评介，这三者联系起来。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好事。
柜子里评论文章的艺术分析，能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艺术作品，在展览会中看画读文，可以得到具体的对证。观众的意见，短小精悍，常常有许多精辟见解和评语，甚至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意见又能激起更多观众提意见的热情。这样的活动对吸引观众和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很有好处。对鼓舞美术作者的创作热情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