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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东郭大队的经验在曲阜开花
结果本报记者 克林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曾到山东曲阜陵城公社东郭大队调查访问(调查报告见本报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版)。这个大队经济上的成就,管理上的经验,社员的思想觉悟,都是很突出的。当时在曲阜就是这么一个典型,就连离它很近的队,也同它相差很远。一天傍晚,在村边散步,我们发现毗邻两片土地,种着同样作物,长势却大不相同。一片翠绿茁壮,一片瘦小萎黄。陪同我们参观的同志说:“那壮的是东郭大队的,矮小的是刘家大队的。”为什么同样土地长着不同的庄稼?鲜明的对比引起我们的向往:如果能把东郭的经验变成大家的,把点里的变成面上的,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啊!
一九六四年一月,我二次来到曲阜,重访东郭。走在村边,我特别注意那片两队接壤的土地,只见大片麦田宛如菜畦,每畦六行整齐茂密,再也分不出哪是郭家,哪是刘家。刘家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朱佃举告诉我,这个种法叫“东郭化”(用小三腿耧播种,畦田化),今年全队七百多亩麦田,都和东郭种的一模一样。不光他这个队,很多别的队也是这样。东郭大队在试验田里研究了八年的成果,现在变成全县人民的财富。他还兴奋地谈到一年多来在东郭大队直接帮助下迅速改变面貌的情形。他说,不只是地种的和东郭一个样,其他各项工作也在争取“东郭化”哩!
东郭大队也比一年前有了更大的发展,粮食亩产量已达到七百七十斤,各项副业和基本建设增长很快。党支部书记郭守明谈到一年多的变化,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自己这点经验开始起了作用;紧张的是,许多兄弟单位,紧紧追上来了!他说,去年别人到他这儿参观,他又到黄县、崂山、泰安等地参观,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特别是科学实验方面。真是天外有天。
后来了解,刘家大队在比学赶帮运动中还不是跑得最快的,有不少队,比刘家跑得更快,学得更好。许多后进队一年大翻身,进入了先进的行列。新的典型不断出现,高产单位越来越多,全县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九六三年,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水灾雹灾的情况下,全县总产量比基本无灾的一九六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六;平均亩产五百斤以上的大队,由一九六二年的四个增加到五十一个;全县七十三个生产较差的后进队,就有六十一个队去年增产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这种增长的幅度是前所未有的。增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学赶帮的开展是一个重要因素。据县委有关同志说,运动发展还不平衡、不普遍,凡是靠近先进单位的队,就赶得较快。如全县五十一个亩产五百斤以上的大队,东郭大队所在的陵城公社就占十一个。有些公社增长则较慢。
比学赶帮运动是一个思想革命过程
曲阜农村对于学赶东郭有个说法:“要学东郭村,先学东郭人的心。”东郭人的心是什么心?是热爱集体热爱国家的热心,是勤俭创业自力更生的决心,是依靠集体改造自然的雄心。因为有了这个“心”,他们才能在条件恶劣的沙岗地上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大家业。“学不到这颗心,就像树没有根。”
学“心”,就是学先进思想,学革命精神。这并不是一学就到手的。我同不少大队党支部书记谈话,发现他们在运动开始和运动中,都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甚至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思想辩论。夏家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夏际胜告诉我,去年一年,可没少开了会、少熬了眼,为学东郭,队干部和社员们不知争辩了多少次;吵吵一次,提高一次思想,挖出一些潜力,修改一次指标,一春就变了三次。许多队的情况都说明,比学赶帮运动的过程,是一个思想革命的过程。
曲阜过去也号召过学先进,也组织参观访问,却没有形成这样深入的群众性运动。这次比学赶帮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开始的。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和集体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对先进典型有了强烈的比的愿望和学的热情。但在行动过程中,思想障碍重重。虽然东郭大队这个标兵早就树立起来了,很多人都去参观访问过,但是,能不能学?敢不敢赶?如何赶法?开始疑问很多。
一九六三年春天,辩论在许多大队进行着:
“人多地少,累死没饱,咱这城关区,一人几分地,自古以来就是挣轻巧钱,吃便宜饭,拿什么比东郭?”
“几分地也看什么地,咱的土质、肥源比东郭强的多,就是思想不对头,净想挣轻巧钱,不往地上用劲!”
发生这种争论的城关公社仓巷大队每人只有八分地,每年要国家供应部分口粮。去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解决了干部思想和经营方针问题,在比学赶帮中,亩产由四百零一斤增加到五百零六斤,各项副业大发展,由缺粮队一跃变为余粮队。我问他们为什么过去搞不好而去年一年就前进这样快?三十二岁的党支部书记赵启坡说:问题就出在自己的头脑里。过去老觉得条件不好,混一年算一年,下一年不定干不干哩!打净分光,不打长谱。经过学习、辩论、参观,心想同样是当支部书记,看人家是咋当的?决心好好干!说也怪,人的思想一变,条件好像也跟着变了,水呀,肥呀,还有副业,什么都搞起来了。
辩论在陵城公社小厂大队进行着:
“东郭是打机井起家,咱是涝洼地,水太多了,条件根本不同,一百年也赶不上。”
“条件不同,人可一样,他们水少打井,咱水多不会排涝?只要学到人家的决心就行。”
这个大队,经过多次争论,信心仍然不足。党支部就带领干部社员到东郭去,专门请郭守明介绍他们的创业史。这一次学到了改造自然的决心。社员议论纷纷:“人家能我们就不能?”对比先进经验,找出本队特点,订出了“一年翻身,三年变样,七年赶上”的规划,去年一年挖了九十几条排水沟,虽然遭了严重涝灾,一九六三年产量还比上年增加近三分之一,果然是一年翻身。
思想问题是很多的:
“俺现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高低别闹这些啰嗦事!”
“东郭这样,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哪年才能赶上?”
“都是庄稼人,谁还不会种地,有什么学头?”……
有骄傲自满思想,有甘居中游思想,有的信心不足,有的决心不大,有的有学先进的愿望,但不知怎么学,觉得学不来,赶不上。问题很多,议论纷纷。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
去年一开春,通往东郭的大道上,人群络绎不绝。有组织成队来的,有个人悄悄跑来看的。人们了解了这个大队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经过,原来怀疑的开始相信了;原来信心不足的开始鼓起劲来了。当然,问题不是一下就解决的,许多队三番五次地参观、访问。哪个村参观回去,哪里就引起一场热烈的辩论;每次辩论,都会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增长起信心和决心。
“同样的两只手加二亩地,他们又没长四只胳膊,人家能我们就不能?”
“事在人为,地在人种”,“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参观、访问、对比、辩论,群众性的自我教育互相教育广泛开展着。人的精神面貌在变化,生产也在变化……。
城关公社的五泉庄大队,根据本队水、肥、土各方面的条件,讨论能不能赶东郭,已经开过多少次会,人们思想上还不够踏实。老农岳本清跑到东郭地头悄悄抓回一把土,用手一捏,松散散的。老汉兴奋地说:“咳!他这沙土地一亩能打七百多斤,咱是黄土地比他强多了,只要不怕出大汗,还能赶不上?”五泉庄人更加坚定了学赶东郭的信心,制定了一年摘掉落后帽子,三年赶上东郭的规划。党支部书记张志廷三下东郭,五下夏家村,学会打井技术,同社员一起,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一年打成四眼机井,在遭受雹灾的情况下,产量猛增百分之四十六,一年大翻身。
有些思想争论,看去是些平平常常的问题,但它却反映出对待集体经济的两种不同思想观点和不同经营方针的斗争:
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还是故步自封、甘居中游?
是发挥革命斗志做大自然的主人,还是屈服于客观做大自然的奴隶?
是打长谱定规划勤俭创业,还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当天和尚撞天钟?
是依赖国家,等待支援,还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是全心全意向着集体,还是三心二意打算个人?……
在比学赶帮运动中,这两种思想观点的斗争,是激烈的,几乎每个大队都能找到不少反映各种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是革命思想同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每一斗争胜利,运动就向前推进一步。
比学赶帮,这是一次思想革命。革命重点首先在队的领导班子。曲阜有很多后进队,在比学赶帮中,一年大翻身,都是从领导核心开始的。原来干部思想作风不好,干劲不大,社员说“不像个过日子样子”,转变后,社员说,“当家人有了过日子的心了!”干部首先革命化,才能带领群众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很好革大自然的命。
政治、技术和管理经验紧密结合
曲阜的比学赶帮运动是在干部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运动的内容不只是生产技术活动,而是一个政治、技术、管理经验相结合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群众运动。
从比学赶帮的顺序来说,一般自然是先比生产。生产为什么好?是干部好,领导好,管理好,技术好。只要是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学,自然会联系到这一大串问题。这次比学赶帮的特点,正是群众自觉自动地学,扎实细致地学,因而自然形成全套学,重点赶。有的说,学思想,学制度,学技术,重点赶产量。有的说,比思想、比政策、比作风、比干劲,才能比产量。夏家村的社员们学习东郭先进思想,已经形成舆论。有一次,一个社员做活质量不好,另一个就说,“就凭你干这活咱能赶上东郭?”这个社员就返工重做过。
西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班润清谈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骑上车子偷偷到东郭地边参观,看到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在平整土地,弄得又平又匀。他问小孩,为什么做这么好,孩子回答:不平好还能长好庄稼?在村口又遇到一个社员拾了个玉米穗子,走到集体场边,顺手就扔在玉米堆上。他感叹地说:怪不得东郭生产好,看人家社员对集体是什么样!吴村公社前寨大队六十八岁的老社员蔡福元,从东郭参观回来,逢人就讲东郭社员是怎样热爱集体,一定要学东郭社员这颗心!人家都说他成了个“东郭迷”。
孔村公社的东颜大队,三下东郭,才学的比较全了。第一次下东郭,带回不少思想问题。有的说“人家干部心正,社员心齐,又有国家支援,咱哪一条比得上!”有的说:“能搞多少就多少吧,算啦!”第二次下东郭,学来了革命精神。拿本队现在的状况,对比五年前的东郭,逐项讨论。五队队长颜振昌说,“五年前东郭还是个沙土岗,咱现在的条件比他当初强多了,只要肯干,不用五年就能赶上!”这次解决了没法学、学不了的思想。第三次下东郭,学了一套耕作技术。开始订赶的计划,有人主张从间作套种学起,有人反对说,“一样还种不好哩!还想种几样?”有的说“一年换几茬,一定戳狗牙(要饭)”。阻力很大。只好再派老农、技术员去东郭,一项一项仔细学,才打通思想。去年一年间,亩产量由三百七十九斤,增加到五百一十二斤,面貌大改观。
群众性的比学赶帮热潮,发展成为对口学,对口帮。后进单位到先进单位,各找同行,“各取所需”。为什么高家村大队的牲口不断增殖,而大庄大队的却不断下降?为什么宫家大队一辆小胶车一年修理费才四元,而林西大队的却要二十元?喂牛的学喂牛的,会计学会计,扶犁手学扶犁手,赶集上市也问,开会碰到也问,一家的成功经验,就能变成大家的财富。
先进单位也根据后进单位的具体情况传“经”送“宝”,具体帮助。陵城公社把第一批赶东郭的十二个大队组成一个学帮网,由东郭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守明当组长,在重要农事季节,除会上讲技术以外,还亲自到一些队去传经验。
看来,学思想、学干劲是运动的第一步;学技术也较快,如东郭的间作套种技术,去年一年就推广到很多队,初步估计仅这一项全县增产粮食约八百万斤;而经营管理经验,如东郭的四评两奖、定额管理等,只有少数队学得较好。要真正学会一套完整的办好集体经济的“基本功”,是需要较长时间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不论是一般队或是后进队,学先进赶先进有一个共同点,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先拿思想,再拿产量!”“先摆措施,再提指标!”这样,运动建立在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指标建立在具体措施的基础上,追赶起来,扎实有力。自觉自愿,自下而上,正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学赶帮运动与领导方法
曲阜的一些县、社领导干部说,他们领导比学赶帮运动还缺乏系统的经验。实际上,运动中有不少新的经验和方法,县委还没来得及总结。这里只能写出比较突出的两点:
一是“插标布点”。在曲阜,这是具体组织比学赶帮的一种有效方法。一九六二年冬,随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深入,农民集体生产热情高涨。把群众积极性引向何处去?这是当时领导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中共曲阜县委在上级党委指导下,明确提出了“插标布点”比学赶帮的方法,把群众的热情引到生产斗争中来,促使精神变成物质。春季,县委总结了东郭大队的八条经验,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树立多种经营好的陈庄大队,山区建设好的王林大队,勤俭创业好的夏家大队等三个典型,作为全县几种不同地区比学赶帮的标兵。围绕这些标兵,又在全县十一个公社布起十六个点,作为具体组织比学赶帮的桥梁。这些点不仅地区上散布较匀,生产上也有代表性,它是学赶标兵的重点,又是本公社的具体榜样。各个公社又围绕这些点,确定比学赶帮的具体对象。这样距离较近,条件相仿,周围的农民就觉得看得见、摸得着,学起来方便。
这样层层有标,社社有点,以标带点,以点带面,就在各种不同地区、先进后进之间搭起了“桥”,使先进经验在点里试验推广,使后进单位也不感到先进高不可攀。这样层层带动,使运动由点向面扩展,形成“连锁反应”。如涝洼地区的小厂大队,作为学东郭的点,周围涝洼地区的十七个大队就学小厂。这样一来,比有对手,学有样子,赶有目标,帮有对象,层层学,连环赶;分段学,分批赶;分项学,专题赶;后进队反映:一下赶,赶不上;分段赶,有希望。群众性的比学赶帮,发展成了连环赛。
为了组织比学赶帮,去年县委总结了五十六个不同类型的经验,来插“标”布“点”。县委第一书记宫祥同志谈到他一年多来的体会说,比学赶帮这种方法,是充分发挥榜样作用,用活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活的教育的好方法。用典型说话,用实例教育,有效地改变了一般化的领导。
二是做“笨”工作。这次比学赶帮运动开展以来,从干部领导方法上来说,最明显的是改变了过去跑来跑去抓农事活动、催耕催种的老一套方法,而蹲到队里一件一件做“笨”工作,扎扎实实解决问题。城关公社的党委书记刘从宪谈到,这种改变开始并不完全自觉,而是慢慢体会到的。因为要帮后进赶先进,就要分析先进的经验是什么?落后的原因在哪里?找到差距,才好对症下药。如五泉庄大队主要是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就着重贯彻政策,首先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夏家村大队领导班子较好,主要是生产技术和管理有问题,就着重学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干部只有到队真正帮助群众解决当前最迫切问题,才能够学,能够赶。这样一来,干群关系大大改善了。公社有个干部叫庄凤中,过去在林西大队工作,主要就是催耕催种,群众嫌他麻烦,说“谁还不知道种地?用你催!”去年组织比学赶帮,改变领导方法,解决了群众生产中的迫切问题,群众变讨厌为欢迎,他走了社员还想念他。
比学赶帮引起了领导方法、领导作风的改变,反过来又促进了运动的发展。做“笨”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在队里究竟抓什么和怎么工作的问题。催耕催种,就是干部催群众,把“催”当成工作,群众中的迫切问题,却很少人去解决。刘从宪同志对这点感觉特别深,他说,学赶先进的根子,就扎在这个“笨”字上。城关公社去年有九个落后大队改变面貌,就是因为有干部钻进去做了些“笨”工作,真正解决了些问题。
陵城公社的党委书记翟盛奎和副书记杨绍珠说,在比学赶帮运动开始,还是一般地抓生产。东郭浇地就叫别的队也浇地。后来感到这样不行。一个后进队要赶先进,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有思想问题,有政策问题,有劳动管理问题,有具体措施问题,而且各队突出的问题又有所不同。比什么?学什么?怎么学?如何赶?一项一项都得做很多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些不具体解决,就谈不到比学赶。杨绍珠一年多来就蹲在小果大队点上,组织比学赶帮。他主要是抓思想、抓政策、抓规划、抓措施、抓主要增产关键,一件一件地做“笨”工作。为学习东郭在大豆地间种玉米,开过七次老农座谈会,才把技术学过来。一年来,他没有抓耕种、抓进度,结果耕种及时,进度也快。
一方面树立标兵,一方面做“笨”工作,抓两头带中间,扎扎实实,一点一滴。这是我在曲阜看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附图片)
上图:陕西临潼县徐阳公社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你追我赶、互学互帮已成风气。这是公社植棉能手李秀茹(左)向青年女社员传授选种技术。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
左图:山东曲阜县城关公社仓巷大队学习东郭大队先进经验,麦田大部做成畦田。这是社员们正在修整田间渠道。
新华社记者 陈之平摄


第3版()
专栏:编后

雄心加苦心
当姜泗长教授听到一位革命军人向他陈述自己因为耳聋,差一点在战场上牺牲这件事情之后,他作为革命医生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一定要突破耳科医学上的“禁区”,使聋人恢复正常的听力!这种夺取世界医学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来源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革命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责任感,所以能够无坚不摧,无攻不克。
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姜泗长教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他收集了几十个头骨标本,由于长时期探索耳蜗位置和形态的细微差异,用手抚摸得产生了光泽;为了在“禁区”做手术而不致碰伤那里的神经,他在显微镜下做了长期的操作练习;现有的手术器械不够灵巧,他领导助手们把钢针磨锉得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出差别的精细程度。为了实现“雄心”,费了何等的“苦心”!
雄心——这在一个革命者的身上,如同蒸汽机需要热力,人需要空气、水和阳光一样;如果只有雄心而没有苦心,雄心就有可能流为主观的想望。一个优秀的革命者,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就必然会用尽自己的苦心。姜泗长教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第3版()
专栏:

让聋人听见伟大时代的声音
——访我国首先应用镫骨摘除手术的姜泗长教授
王铁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从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今,应用精细复杂的镫骨摘除手术,治疗三十二位耳硬化症病人获得成功。有的人几十年听不到任何声音,现在的听觉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了。这项手术的成功,为我国的耳科医疗技术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为了了解应用这项手术的详细经过,不久前我访问了这个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教授。教授房间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书架上那些骨胳标本,大概不止三十具,由于长时期的抚摸,已经变成了铜色,闪着光泽。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为什么珍藏这么多同样的标本呢?
第一次见到姜泗长教授,我提起那些头骨标本,他微笑着说:“这是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搜集到的。所珍贵的是它们各有特点,没有一个头骨是完全相同的”,他取出两具放在桌上对我解释说,这两个耳蜗的位置和形态有这样和那样的区别,边说还边指点。说实在话,我没有弄得太懂,但却获得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知识:把听声音的器官剖开来看,关键部位细如毫发,微若针孔。而姜泗长教授多年来刻苦探求的就是从这里重开声音的通道。
教授继续向我讲述镫骨摘除手术的概况:人们听声音最关键的部位叫耳蜗,是在耳朵的最深层,感觉声音的神经末梢,密封在这个小蜗牛一样盘旋的骨管里,骨管的腰间有个小窗,上面镶着一块小芝麻粒似的骨板,这就是镫骨;镫骨外面连接着一套细小的听骨链,构成了一套精致的传声系统。镫骨本来像一支活塞,可以将外来声音造成的振动传达给听神经。可是耳硬化病人的镫骨却牢牢地固定在四周骨质上,失去了传导声音的作用。多少年来,医生们眼看着病害的所在却不敢在这里开刀,因为这是耳科手术的“禁区”。八十多年前,外国一些医生试图除去镫骨来治疗耳聋,结果都没有成功。有的病人作这种手术后,引起脑病而死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里轻举妄动了。医生们只得避开这个险区,设法在另一段骨管上重新开窗,把原来的一套传声机构废弃不用,而直接利用新开窗洞通过的一丁点儿空气的声浪,获得有限的动力,使人感受到轻微的声音。当然用这种办法也总算在治疗耳病上进了一大步。姜泗长教授多年来给无数病人施行了内耳开窗的手术,他把这种手术做得很好,许多病人赞佩他的医术,从千里以外赶来请他医治。
要寻找一条恢复听力最好的道路,除了从镫骨入手别的办法是没有的,然而这就是耳科医学上吓人的“禁区”所在。这样做,“是不是可以使聋了的耳朵完全恢复得像正常人的一样呢?”不知多少人这样问过他,对他抱过希望。解放后不久,一位耳聋的解放军师政委,来找姜泗长教授。这位政委的耳朵在解放战争期间受过炮震,逐渐听对面说话都感到困难。很长一段时间,他凭眼睛、凭感觉指挥部队作战。一次,他随部队攻上山坡,突然遇到敌人隐蔽的机枪从侧方猛扫,战士们迅速卧倒了,可是他什么也听不到,独个暴露在敌人火力下面,幸亏通讯员从身后跑来,把他按倒,才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姜泗长教授听过各种各样病人的陈述,可是直接听到在革命战争中,一位军人失去听力而造成生命威胁的事还是第一次。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心尽一切力量帮助聋人恢复听力。能不能突破“禁区”?这个思想三番五次地在他的心中犹豫起来,这个思想给教授以力量,给他在决心恢复聋人听力的事业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镫骨摘除手术——这是世界耳科医学上一个尖端的课题。姜泗长教授的脑子里时刻不离这个课题。为了要解决这个课题,他努力地学习理论知识,准备实验的条件。一九五九年,国际文献上报道了一些外国科学家和医生,正在借助于特殊器械设备试行对耳硬化病人施行镫骨摘除术,这个消息多么令人兴奋啊!但是文献资料并不能给他提供现成的完整的手术方法。当时这个耳鼻喉科只有普通的手术器具,依靠什么来进行试验呢?如果把必须增添的器具一件件列出来,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一桩桩写上去,要开一张很长很长的单子。不,不能这样。姜泗长教授决定从现有条件出发,带领两名主治医生李琦和田钟瑞结合临床治疗,着手新技术的研究和试验。最初的实验室是十分简陋的,但就在这里,他们为赶上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迈出了第一步。
实践证明,研究实验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从表皮直到各层组织上,复习解剖的基本技术;从整个头骨标本上把内耳部分剥下来,用锉刀磨成完整的标本。为争取零碎时间进行研究工作,他们常常把锉刀揣在身边,一有空就动起手来。
当扫清了技术上的外围阵地之后,需要接触镫骨的时候,最突出的困难是眼睛不够使用了。因为打开的内耳腔不过像钢笔杆那么粗,而镫骨又小得和一颗芝麻一样,它的旁边紧挨着一条细如发丝似的面神经,手术刀的锋刃万一碰伤它,就可能使病人嘴眼歪斜,舌头瘫痪,严重的永远也恢复不了。因此,操作活动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靠肉眼是没法子工作的,必须使用放大十几倍的显微镜。在镜下操作就好像自己照着镜子理发一样,常常欲西而东,有劲使不到正地方。开始用显微镜做手术实验的时候,眼睛明明看到一分,实际上只有几毫。有句古话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在这里真一点也不夸张啊!为了适应显微镜下操作,他们不间断地利用标本反复练习,直到纯熟自如的程度。
这一关过去了,打开镫骨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原有的手术刀、手术针拿到显微镜下一看既厚又粗,怎么能在芝麻大小的镫骨上精雕细刻呢?外国文献中刊印着一些特制精细器械的图片,有刀有针,还有极小的钻和锯。可是画饼充不了饥,怎样能获得这些精细灵巧的手术器具呢?这时,党支部书记给他们对症开了一副药方,建议大家读一读毛主席写的《愚公移山》这篇文章。主席的话,仿佛在姜泗长教授耳边回响,句句话好像针对着他们正在进行的实验工作说的,顿时觉得心胸豁亮了。“我们要自己做出器械来,不能让依靠外国的思想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默默地下定决心,并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充满自信。
李琦和田钟瑞同志找来一些废旧器械,在教授指导下动起手来,磨的磨,锉的锉……。要把几寸长的钢针磨细是很难办的,用力小了磨不动,力气稍大一点就断成几截,经过几次失败,才摸着点门道,总算磨得差不多了,可是拿到显微镜下一看还是粗细不匀,于是他们干脆把显微镜架在磨石上一点一点地细心磨锉。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铁杵磨成针”啊!钢铁再硬也拼不过有心人的意志,不多久各种形状的针钩和一种带槽的钳子都做成了。这些器具凭肉眼是看不出有什么奥妙的,若是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定会令人吃惊,更不可能想像这些器械会是医生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
人的耳朵构造是很复杂的,他们在做第一次手术之前就要准备好对付一切意外的变化。在临床应用这种新手术前的那些日子,他们更加紧张地工作,常常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才去休息。像战士在发起冲锋前,最后擦拭一遍心爱的武器时的心情,姜泗长教授和他的助手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姜泗长教授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镫骨摘除手术。手术室里完全不像往常那样灯火通明,只有显微镜下一束亮光,聚射到病人耳内深部,反射出来少许微光,隐隐约约衬托出姜泗长教授紧俯在镜旁的身影,教授把自己磨成的细针放在光亮下看了一会,满意地笑了,于是迅速地进行手术……,站在一旁的人很难看出他手指的细微动作。这种情景,使人联想到在米粒般的象牙块上雕出彩画的绝艺。如果说同一般艺术家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完完全全按照科学规则进行操作。
做完手术后,姜泗长教授的心情,甚至比病人更急切。第一周,第二周过去了,第三周病人时时皱起眉头,对护士说:“为什么关门的声音、食堂里的碗筷声这么大,震得人难过呀!”这是句平平常常的话,但是它出自一个久聋病人的口,因此变成了对耳科医生最大的称赞和最高的奖赏。姜泗长教授一刀打破了聋人十多年的寂静,把聋人领进了充满伟大时代声音的新境界,这真使人心头抑制不住地高兴啊!
姜泗长教授谈得更多的是他的学生李琦和田钟瑞,这两位年青的助手已经能独立地掌握这项世界上最新的耳科医疗手术。新生一代技术力量的成长,使教授自豪地说:他们甚至于比我的手术做得更好,田钟瑞不断钻研改进手术方法,在过去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仅仅两年间,我们一个医院能做这种手术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了。
当我问教授今后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计划时,他回答说:“怎么说呢,前些时候有位老朋友也这样问过我,我就指着这些年青的医师们对他说,他们做出来的成绩也就是我的计划。”我点点头表示懂得了他这一句语重心长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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