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戏曲现代剧浅谈
刘厚生
对于戏曲的推陈出新,我以为应该包涵着两层意思:戏曲遗产成品的推陈出新和戏曲整个传统的推陈出新。
戏曲遗产的推陈出新是使遗产为今天的人民服务所必不可少的工作。是使过去时代留下来的东西获得新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工作。这工作的内容就是发掘、清理、甄别、批判、改造。或者简单地说,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戏曲遗产是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一部分,珍视和爱护优秀戏曲遗产,是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之一。任何轻视遗产的思想都是不对的。
但是,在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的工作中所出的新,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传统剧目或者传统剧目的题材所可能发掘的最深意义的“新”。我们可以改变传统剧目的主题思想,但是不能改变它的题材——古代的生活和事件。我们可以重新结构它的故事,但是不能完全换掉原剧所写的那个历史时代中的那些人物。因此,尽管经过整理、改编甚至改写,使传统剧目出现了新意(例如《杨门女将》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白蛇传》中对于封建迫害反抗的彻底性,等等),这些新意,对今天的人民群众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终究不可能使传统剧目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群众。
同时,戏曲遗产无论怎样推陈出新,在思想和艺术质量上可以有极大提高,但在数量方面基本上是不变的。《杨门女将》只是代替了《十二寡妇征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不能算是新的文化财富。
因此,如果把戏曲的推陈出新仅仅理解为就是批判地继承遗产,那就太片面了。更重要的,毋宁说是对于整个戏曲传统的推陈出新:在批判地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新财富。从工农兵长远的利益看,这是更带根本性质的一面。
所谓创造新财富,包含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新历史剧问题、创造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新戏问题,以及与新历史剧、现代剧相适应的舞台艺术形式的改革创造等问题。这其中,现代剧又占有着最中心的位置。以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是整个推陈出新问题的核心。
关于新历史剧,近年来讨论很多,也是一个专门问题,这里不打算细谈。只需指出一点:优秀的新历史剧可以间接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新戏曲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天地等待我们去创造。但是,它同传统剧目一样,不可能使古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题材、情节和人物的思想感情直接地表现出我们的时代精神。在这一点上,它同样不能代替现代剧的地位与作用。第一线的任务,主攻的任务,必须依靠现代剧。
表现现代生活,是每一个剧种的方向。有人认为剧种应有分工:像京剧、昆剧等古老剧种,表现现代生活困难,不必勉强,不妨专演新历史剧和传统剧目;现代剧可以让沪剧、评剧、扬剧等年轻剧种去演。这看来是很实际、很实事求是的,但却是一种近视的片面的思想。
目前各剧种的现实情况,在题材上确是有所不同。但这种情况只能提醒我们在提倡现代剧时需要注意到剧种之间的差别,不可要求每一剧种都齐头并进。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也还可能在题材上有所偏重,这也不一定就是坏事。要求各剧种都演现代剧,在比重、快慢上确是需要实事求是。然而,实事求是决不等于迁就现状,甚至于迁就历史。如果要把这种题材的偏重极端化、固定化,形成题材分家,那在实际上是并不实事求是的。因为这首先违反了所有剧种的历史发展规律。戏曲史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完全不演当时的现代剧、不反映当时的生活、思想的剧种。在剧种的上升时期尤其如此。
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民间传统剧目的题材,除去如《拜月亭》、《鸣凤记》等明显地以当时的政治生活为背景外,还有不少戏,如果简单地看,似乎并不是那时的当代题材。人们对此作了不少解释,指出在当时封建残暴统治下,作家不能不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大量采用历史题材。这自然是对的。不过,还可以进一步看一看,在封建社会时代,“历史”同“当代”之间的区别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事实上,在封建社会——特别是近一千年来,朝代虽然改换递嬗,但封建思想是不变的,封建的人物关系、人情世故是不变的,封建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是变化极慢的,因此,元代关汉卿写北宋故事《鲁斋郎》,不仅是借古喻今,简直就应该算是元代的现代剧;明代汤显祖写南宋故事《牡丹亭》,不仅就等于明代的现代剧,想像起来,怕连服装也都可能是明代的吧。京剧中类此的剧目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虽然尽力在当时的现代剧中注入封建思想,甚至自己也编写现代剧,如清代余治的《庶几堂今乐》,大肆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但他们终究是害怕现代剧的。因为在现代剧中,人民群众最容易看出谁是在说真话而谁在说谎。因此,他们不敢提倡现代剧,耽心现代题材的扩大会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只有提倡妖魔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用谎言代替真理,恐吓人民,麻醉人民,引导人民向虚伪的过去看而不向“现在”看,不向“将来”看。于是,昆剧、京剧等古老剧种的现代剧——特别是正确反映现实的现代剧就越来越少,因而也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衰落。所以,这些剧种过去少演现实题材的戏,并不是剧种的光荣,恰恰是剧种的不幸。
现在,社会形势完全变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时代的主人,热爱真理,热爱现实生活,是最需要、最欢迎,因而也最提倡现代剧的。因此,任何剧种都应该积极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逐步演出现代剧为人民服务,从剧种的生存发展来说,这乃是最实事求是的要求。这是时代形势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戏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但是,也还有少数戏曲工作者,一方面认识了编演现代剧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却总有些恋旧,总觉得现代剧有些“吃力不讨好”,遇见些困难就想再走那熟习的老路。因此,我这里想着重谈一谈,编演现代剧,到底有多大好处。
严肃认真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创作演出现代剧,从各方面看来,可以有十大好处,或者说,十大作用。
第一,现代剧,只有现代剧,才能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才能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才能最直接最有效地揭露和打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罪恶本质。也只有现代剧,才可能创造出过去任何文艺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今天劳动人民及其英雄人物的壮美的值得效仿的形象。从而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文艺武器中最有战斗性、最有感染力的武器之一,成为帮助劳动人民提高思想水平、掌握更渊博的知识,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有力手段。我们说戏曲的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主要就是指的这一方面。
第二,由于多方面地表现现代生活,现代剧就会成为我们伟大丰富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忠实的时代记录。我们常说有些青年人不熟悉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其实我们又何尝熟悉多少今天各地区各方面的斗争现状!现代剧则不仅可以帮助今天的人民从多方面去了解当前的斗争形势,而且也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我们现在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现代剧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现代剧可以有力地推动戏曲工作者深入生活,加强对工农兵群众的密切联系。戏曲工作者深入生活,主要依靠自己阶级觉悟的提高,主要目的是改造思想,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转移立足点,并不是仅仅为了编演现代剧。因此,即使目前极少演现代剧的剧种和剧团也无例外地需要深入生活。但多演现代剧,却也可以成为一种推动力和重要的桥梁,促使戏曲工作者更快更好地深入下去。特别是家底比较厚实的剧种,现代剧却可以促进它们重新建立起同生活的联系。
第四,编演新历史剧和传统剧目也应该深入生活,这个道理在许多人思想中还不像现代剧那样明确、严重,因此当编演现代剧不能不深入生活时,其深入生活的所得:思想的改造,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感受等等,也就必然会在编演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时发生新的基础作用。而现代剧创作、表演经验的积累,对新历史剧和传统剧目的艺术形式也一定会有直接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在整个戏曲创作演出繁荣的过程中,现代剧当仁不让地应该是走在最前面的火车头。
第五,现代剧的剧目创作必定要求有相适应的新的舞台艺术形式。例如,旧有的脚色行当、旧有的动作程式等等,在现代剧中显然不能完全合用。根据剧本要求,必然要对旧有舞台艺术形式有所删、有所改、有所增,这就可以更快地推动舞台艺术的改造。没有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站到舞台上去,仅仅依靠古代人物来推动舞台艺术的改造,那是很难不停留在点点滴滴地改良的水平的。特别对于古老剧种,舞台艺术的形式、手段相当完备,表现历史生活(即使是新历史剧),许多人都认为足够应用,旧东西还大有发挥余地(这自然有对的一面,即传统形式手段还有潜力可挖;但也有不足之处,即我们对表现历史生活,今天的要求也比从前大大提高),因此对于探求新形式、新手段、新方法的心情就不那么迫切。而演现代剧,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跳出圈子闹革命”,可以大大促进创造新的舞台艺术形式的积极性。
(对于以上两点,应该指出,创作新历史剧、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以及舞台艺术的改革,反过来对现代剧也是有作用的,必不可少的。这些工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历史演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今天的生活;更好地掌握民族形式的精髓,有助于我们不致割断传统。但是,这也只能是借鉴,而不是创造的基础。基础是生活,今天的人民生活。)
第六,现代剧有助于业余戏曲活动的开展。前面已说过,现代剧描写现实生活,对群众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与亲切感,容易受欢迎,容易在业余戏曲团体中被选为上演剧目。在具体的排练中,对于表演方法和技术的要求较古代题材也低一些,演员在掌握人物性格、塑造形象上自己有生活基础,便于创造。演出的物质条件(如服装等)更比历史剧方便得多。业余戏曲活动主要凭借现代剧逐步开展,反过来又会成为专业活动的巨大推动力量和后备力量。
第七,现代剧既有利于业余戏曲活动的开展,就必定更有利于新的戏曲作家的出现和培养。因为写历史剧需要掌握较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历史观点,这样的人在业余作者中究竟还是少数;而生活在群众的火热斗争中、自己就是群众的一员,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业余作者则大有人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业余作者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写现代剧入手。而业余作者又正是新的戏曲作家的第一步。
第八,现代剧的大量创作,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丰富,必然会呈现多种多样的百花齐放的景象。这就不仅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目前上演剧目还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状态,更在百花齐放中树立了鲜明的旗帜,指出了方向。进一步引导其他题材(如古代生活题材、童话题材等)展开艺术竞赛,达到共同的繁荣。同时,戏曲的现代剧同其他文艺形式的现代题材作品相互推动,携手并进,又构成了整个文艺战线上的主流,大大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
第九,这样,各个剧种就凭借现代剧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仅年轻剧种轻装无碍,蓬勃前进;就是古老剧种,同样会在现代剧的营养中返老还童,永葆青春。当然,戏曲剧种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但是在同样客观条件下,由于主观的努力与否,也可以有夭折与长寿之不同。人要长寿就必须长期劳动,不断吸收新营养,不断排除无用的废物。剧种要长寿是同样的道理。什么是剧种的“维生素”?最主要的就是现代剧。
第十,最后,戏曲现代剧在新的生活基础上成长壮大,发挥了以上各种作用,所有这些作用综合集中起来,也就为自己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巩固,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旧戏曲原是旧的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要使它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上层建筑,是不能仅仅靠把原有建筑的梁木砖瓦拆下来重新拼凑结构一番就行的。原来的梁木砖瓦,有的早已腐烂破碎,只能抛弃;有的经过改造清理,或可以在新的建筑中派些用处;但新的建筑的大梁、正柱,却只能是从现实生活中新采伐来的森森巨木,就是说,现代剧。因为,只有现代剧才能引导和促使整个优秀的戏曲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帮助观众更正确地认识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为新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我们重视现代剧的这十大好处,充分发挥这些好处的积极作用,是真正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它会使我们充满对现代剧的信心和热爱,以巨大的努力进行实践,使现代剧率领着新历史剧和整理改编的优秀传统剧目,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前现代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情况正说明了这一点。
戏曲现代剧既然有这么多好处,这么多有利条件,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完成这个任务的工作呢?
是否可以看作是一项可以轻易完成的任务呢?当然不能。因为,以戏曲形式表现古代生活,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但表现社会主义现代生活,虽然十多年来取得不少成就和经验,但从长远的更高的要求来看,要使不少剧种都能不仅赶上表现古代生活的水平,而且大大超过它,还是相当不够熟悉的。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资借鉴的东西。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在执行这项严重的建设任务。
毛主席指示我们:“……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又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这里指的原是经济建设任务,但对于戏曲,我以为也是适用的。现代剧,正是新时代新形势所提出的“强迫我们去做”的严重的建设任务。这个任务对每个剧种都提出在根本上一致、在具体问题步骤上各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要克服困难,学会自己还不懂的东西,决不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轻而易举的事。把这个任务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在一夜之间就可以使戏曲舞台彻底改变面貌,那当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是我们的主张。但是,我们更不可以因创造优秀现代剧任务之艰巨,而认为这项任务是极难完成的,像有的同志所说,京剧演现代剧也许还得摸索一万年。
因为,我们已经并不是一片空白,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创造了初步的经验。只要我们紧紧抓住长期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这一根本要点,坚定不移地走工农兵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我们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现代剧的任务,就不仅不会是什么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且一定会成为具有巨大魅力的美丽任务,吸引着一切有政治责任心、有社会主义事业心、有艺术创造精神、不甘因循庸碌一生的戏剧艺术家,积极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创造洪流中去。我相信,我国戏曲舞台上的现代英雄形象,必将风起云涌,取得前无古人的伟大胜利。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必将取得更伟大的胜利!(附图片)
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会计姑娘》
祁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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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歌朗诵
——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殷之光
革命的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它负有鼓舞千百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光荣使命。而诗歌朗诵活动的开展可以促进我国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使诗歌进一步和群众结合,发挥它更强大的战斗力量。的确,不论是毛主席的一首旧体诗词,或是五四运动以来进步和革命诗人的新诗,或是解放以后群众创作的新民歌,一经朗诵,诗的意境、诗的形象、诗的激情和诗的语言的音乐美,就更加鲜明突出感人了。
诗歌朗诵,它是三十年代以及在革命斗争的风暴里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在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历史上早有其光荣的记载:
抗日战争时期诗朗诵活动就很活跃,在前线、在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革命诗人、文艺工作者就经常用诗朗诵向群众作抗日宣传,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这是奴隶”!(《田间短诗选》)当这样的诗句在群众中朗诵时,它就像一团怒火燃烧着人们的心灵,它又像隆隆的战鼓,激励着人们英勇地冲向民族解放的战场,像这样的街头朗诵往往使听众愤怒的心情顿时沸腾起来,情绪热烈,就是那些反动派暗中派来监视会场的特务、警察也无可奈何。我国维吾尔族青年爱国诗人黎·穆特里夫,就是用他那火热的革命诗句在伊犁、在阿克苏,在青年中,在农民中到处朗诵,唤醒人民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诗朗诵更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在昆明的许多次朗诵会上,人们可以经常看到著名爱国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穿着灰布长袍拿着自己的诗稿站在那里,以严峻而深沉的目光,那洪亮的使你不能不跟着他一起斗争的声音、愤怒地控诉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血腥罪行。在上海,无数青年学生朗诵着马凡陀的歌谣或讽刺诗在街头、在课堂、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在那时有许多革命同志遭到了敌人的逮捕,但这些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也运用了诗歌朗诵向敌人作了最后的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气魄。他们的惊天地、动鬼神的朗诵声,同志们听了精神振奋,敌人听了胆战心寒,这里不妨再讲一个小故事:一九四七年三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在向北转移的路上,有一支队伍遭到了敌人严密的包围,临时隐蔽在一个小山洼里,经过五天五夜的苦战,已是精疲力尽,弹尽粮绝,这时支队长下了一道命令:把剩下的手榴弹分配给战士们,准备等明日天明,和敌人拼命。在这样的时刻,支队长多么想再听一听党中央的声音,向党告别,于是他打开了一架即将准备毁掉的三灯收报机,不一忽儿出现了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各位听众,在这次播音时间里我们将播送毛泽东同志的词,紧接着一个男性的声音,以他饱满的情绪、铿锵的音调开始朗诵: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那诗句充满着乐观的战斗的力量,给人以生的信念,鼓舞人们要活着,要战斗着,为了战胜敌人,支队长还没听第二首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地宣布说:“同志们!前令撤销,刚才毛主席说了,枪在我们手中,我们就能战胜敌人,我们不回到纵队就不算好汉。”战士们顿时精神奋发,信赖着刚才从电波里传来的朗诵之声。这支队伍终于设法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相互扶持着,向目的地胜利走去。
全国解放以后,诗歌朗诵运动继承了它光荣的革命传统,并且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诗人、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诗歌朗诵爱好者还大大发扬了这种传统精神。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在支援亚、非、拉美各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经济斗争中,诗歌朗诵都起了密切、迅速、有力的配合和推动作用。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人民支持古巴兄弟英勇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诗歌朗诵的战斗作用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那段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诗朗诵的声音遍及街头、广场、学校、工厂和各种群众集会上。北京刚刚开完首都各界人民支援古巴、反对美帝的群众大会,不一会儿,在广播里,在电视中就响起了支援古巴的诗歌朗诵之声,而在十字街头、天安门广场上文艺工作者演出的节目里,诗朗诵又成了一项主要的内容。不几日首都诗人们举行了支援古巴诗歌朗诵大会,到会群众通过诗人演员铿锵有力、爱憎分明的朗诵、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特别是当诗人光未然朗诵他连夜赶写出来的诗《钢骨铁胆》时,许多听众都紧握着拳头,好像随着这战斗的号角,越过高山越过大海,和英勇不屈的古巴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万恶的美国强盗。接着,上海、天津、武汉、南昌、合肥、福州、哈尔滨、银川等地都先后开展了支援古巴的诗歌朗诵活动。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迫害黑人的吼声中,首都又举行了支援黑人斗争诗歌朗诵会,我国许多著名诗人、演员和应邀参加朗诵会的许多外国诗人都用火焰般的诗句,表达了他们同仇敌忾,坚决支持黑人兄弟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和感情。诗歌朗诵会上的声音,通过强有力的广播,不仅传遍我国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也传到了世界各国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心中,它代表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支持受压迫人民斗争的心声,也使我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加激发起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党,热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诗歌朗诵,它既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它也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有效工具:许多地方的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大、中学校举办的“毛主席诗词朗诵会”、“革命诗歌朗诵会”、“革命烈士诗钞朗诵会”、“向雷锋学习诗歌朗诵会”、“忆苦思甜朗诵会”、“把青春献给祖国诗歌朗诵会”、“我们是红色接班人诗歌朗诵会”、“我爱我的红领巾诗歌朗诵会”、……一时数不清的名目繁多的朗诵会,深深吸引着广大的青少年。有一次,在一个大学举行的革命诗歌朗诵会上,当一个演员刚朗诵完了李季同志的诗《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从台下忽然传到台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演员同志:我近一个时期,正在为了和一个女同学的友谊问题而情绪非常苦恼,但是在今天听了你们的朗诵以后,对照自己,实在感到太渺小了,谨向您保证,我今后一定振作起来,学习诗中的石虎子那样坚强、勇敢、热爱集体、热爱祖国。”还有一个在农村的青年女社员在听了一首歌颂雷锋的诗朗诵以后,第二天一早就以急切的心情向我们诉说道:“同志,我昨晚一夜都没睡着,翻来复去地在想着诗中的那一句话‘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别人生活得更好’。而我过去想的老是缝纫机、收音机,和一个舒适的小家庭,这不是一个新中国青年应有的想法,我一定要学习雷锋同志那种高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朴素而深诚的表白,代表着千万个青年听众的心情。
在北京、上海、合肥、太原等地还经常举行“工人诗歌朗诵会”、“工人革命诗歌朗诵比赛会”。广播电台、作家协会、图书馆等单位,为了纪念某一诗人,或者为了集中介绍当代某一诗人的优秀作品,还曾举办过:“杜甫诗歌朗诵会”、“鲁迅作品朗诵会”、“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以及“贺敬之诗歌朗诵会”,还有在花园乡农民举行的赛诗会,少先队员们在烈士墓前举行的朗诵会,运输工人在深山里举行的朗诵会,南京路上好八连在营房里举办的朗诵会,防汛大军在天津子牙河畔举办的赛诗会,在《大公报》社专门为财贸、商业职工举行了朗诵会,许多少数民族兄弟在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区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在朗诵着革命的诗歌。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四月《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了许多诗人、演员到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西红门大队举行了一次诗歌朗诵演唱会,舞台就搭在一个露天广场上,虽然已过了清明,而天气仍然很冷。但为了听一听诗朗诵,不管天有多冷,社员们收工以后,吃过晚饭,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加上一件棉袄,拿着小板凳,远的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了,三千多社员从八点开始一直听到十一点多,始终气氛热烈、精神集中。朗诵会以后,有的社员说:“这些诗里说的都是咱们农民的事情,对青年人太有帮助了,希望以后多来演出。”有一位七十岁贫农出身的陈德龙老大爷激动地说:“这诗朗诵太好了,我们能听懂又能记得牢。”他对《手拍胸膛想一想》这首诗最感兴趣。他又感慨地说:“好,这首诗是叫咱们不要忘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竟把那首诗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好几句。
诗朗诵为五亿农民服务的道路打开了,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诗歌只要它的内容是革命的是反映现实的,只要它的思想感情可以和农民交流,只要它的语言可以为农民所理解,那么诗歌朗诵不仅可以为农民所接受,而且随着农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受到更大的欢迎。
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朗诵的艺术效果,近几年来,广大诗歌朗诵者们,在除了单人朗诵外,还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双人朗诵、小组朗诵、集体朗诵、化妆朗诵、表演朗诵、配乐朗诵、配画朗诵、雕塑朗诵、朗诵诗剧、火焰朗诵剧等等多种表现形式,诗歌经过有声有色,有情有演的朗诵,更加丰富了它的感染力量,使人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和更美好的艺术享受,同时在朗诵者准确地传达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技巧、表演方法上也都有了提高,朗诵的作品除了各种内容形式、风格的诗以外,还有散文、小说、寓言、剧本、报告文学、特写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为了能经常满足广大群众听诗朗诵的需要以及能研究、探讨朗诵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许多地方都先后成立了朗诵组织。如:北京成立了话剧、电影演员朗诵研究小组,广州成立了诗歌朗诵演唱工作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俱乐部、文化馆、学校都比较普遍地先后成立了朗诵团、朗诵队、朗诵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的一些专业表演单位还举行了不定期的“星期朗诵会”、“朗诵座谈会”、“朗诵观摩会”“朗诵表演会”。为了培养训练更多的朗诵人才,有些地方还开办了朗诵训练班、举办朗诵报告会等活动。这些群众性的活动,是把我们革命诗歌广泛流传的好办法。
随着革命诗歌朗诵运动的大发展,广大朗诵者需要得到更多更好的能够适合朗诵的诗歌,许多群众反映说:“我们爱诗、而我们更爱诗朗诵,正由于我们是那样热烈的喜欢听诗朗诵,也因此使我们感到在生活中、在斗争中更需要诗了。”这也是对诗作者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希望能多写出一些从内容思想感情到语言形式都适合于朗诵的佳作,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仅能朗朗上口,而且朗诵起来有节奏、有音韵、生动、流畅、好听、好懂、好记,既富有宣传鼓动力,又富有艺术感染力,使人听了,久久不忘,百听不厌。如近年来的一些好诗:《祖国颂》《三门峡——梳妆台》《黄山松》《雷锋之歌》《钢骨铁胆》《论“进攻性武器”》《战斗的最强音》《祝酒歌》《接近》《重返杨柳村》等等作品,都是深受听众欢迎的朗诵节目,并在群众中广为传诵,但仍然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诗人们在过去已作的许多有效的努力,如有些诗人在写诗前就已考虑到了朗诵的效果,他们还特意地注上了“朗诵诗”“集体朗诵诗”“少先队员朗诵诗”等等字样。有些诗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注明,但朗诵起来仍然很好。上海、广东、四川有些诗作者为了使诗歌能为更多的人服务,能使不会讲普通话、或听不懂普通话的人也能朗诵诗或听懂诗,他们还根据地方语音的特点创造了“沪语朗诵诗”“粤语朗诵诗”“四川方言朗诵诗”等,这些新的创造又为诗歌百花园开辟了新的园地。诗人们说得好:“诗,只有通过朗诵,才能使自己的诗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和群众结合,及时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受到群众的检验,知道自己作品思想内容、语言、感情是否符合时代的精神,是否符合群众的需要,哪些地方好,哪些句子不好,需要及时修改,……特别是对新诗来说也才能解决它的语言形式问题,使新诗真正成为群众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诗,所以诗人们就更加重视朗诵的意义。袁水拍同志的《论“进攻性武器”》,第一次发表在《光明日报》,后来他听了一位演员的朗诵后,有些句子为了适应朗诵的需要又作了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再度发表这首诗时,就是用了诗人第二次改后的稿子,果然朗诵起来效果更好。可以肯定地说诗歌朗诵事业的大发展,也促进了诗歌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它的数量与质量。诗歌需要朗诵就像歌曲需要演唱、剧本需要表演一样。诗歌和朗诵是一对双生兄弟,如果把诗比作上膛的子弹,那么朗诵就是射手,诗歌只有通过朗诵才能更发挥出它的战斗力量。
诗歌朗诵工作近几年来虽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它毕竟还是一项新的年青的艺术,还有许多问题等着我们去研究解决,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如:如何更好地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宣传任务?如何尽可能地满足群众对欣赏朗诵的需要?如何进一步扩大朗诵演员的队伍?如何培养训练出更多的新的有水平的朗诵人才?专业人员如何对群众业余朗诵组织给予辅导?如何进一步扩大它的服务对象?如何更好地为农民服务?诗朗诵如何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和表演形式的多样化?如何提高朗诵的语言技巧与表演?对于各种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诗应如何朗诵?如何吸收说唱艺术的经验和旧诗吟咏的方法?……虽然问题很多,在今后工作中也会碰到一些困难,但前途是光辉的,只要我们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在诗人、演员、朗诵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关怀下,我们坚信,诗歌朗诵——这一锐利的文艺武器,必定在我国革命事业中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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