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音乐民族化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
李焕之
为什么这样难“化”？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讨论着音乐民族化的问题，这是音乐界一直迫切需要解决、而总是“化”不好，“化”不彻底，“化”得不巩固的。音乐之所以要民族化，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音乐工作者历来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在工作中时常表现出不但不能鲜明地、准确地、生动地反映我们民族的新面貌，有时甚至用洋作风、洋派头、洋感情来“化”掉我们民族的东西。使得我们的工作和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的时代是不够相称的。
为什么这样难“化”？
有人说：民族化要有个过程，不能求之过急。
如果回顾一下革命音乐发展的三十多年中，有几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是值得我们更深去体会而从中汲取经验的。
从救亡运动进入抗战时期，音乐工作深入广大的农村。这时音乐的民族形式有了迅速的发展，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优秀的革命音乐的代表作，他把战斗化的歌曲形式与民间音乐的生动活泼的特色有机地溶成一体。
到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音乐工作在这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中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秧歌活动促进了革命音乐的进一步群众化和民族化。这是一次文艺工作的革命性的变革，对以后音乐工作的进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直到抗战胜利，进入了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革命音乐的民族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在歌曲音乐之外，民族的新歌剧也成长起来了，民族乐队和西洋管弦乐队都在逐步建立而有所发展，民族风格的演唱艺术也继秧歌活动所取得的成就而更普遍地被重视。
但在革命的音乐队伍中，音乐工作者多半是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洋音乐的影响，而且在感情深处是喜爱西洋音乐的，其中特别是一些曾经专门学过音乐的人更是如此。虽然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导下，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也经过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整风运动，但由于西洋音乐的教育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常常是根深蒂固的，一有合适的时机和气候，它就蠢动起来，总是高一阵低一阵地成为革命音乐前进的障碍。在战争的年代里，音乐工作者比较接近生活、接近群众，因而在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显得快一些，“化”得也有效果一些。
建国以来，我们在音乐民族化这个课题上，可以说是不间断地进行过许多讨论、研究和实践。在理论上的争论不能说不尖锐，而在艺术实践上也不能说建树不力。民族化的工作是有不少成绩的，但问题仍然一大堆，做法上也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分歧。从许多情况看来，我们在不断克服洋教条影响的同时，而在某些方面崇洋思想仍有所滋长，有所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内占有优势。
一切优秀的外来音乐，当然要吸收，也是应该吸收的。但是，它必须在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基础上来吸收，使外来音乐经过改造，变为自己的血肉，而不是把民族的音乐溶化到外来音乐中去。有不少音乐工作者是一心想把民族化的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些，但常常由于立足点或出发点不对头，或者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因而没能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力地提供解决的途径和经验。原因当然很多，但归根结柢在于：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同生活逐渐疏远了，同群众逐渐疏远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由于音乐工作者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参加劳动，进行了思想革命，而促使音乐工作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化、群众化的革命精神与作风，音乐民族化的过程显然是加速了。特别是在广大劳动群众的业余音乐活动中，他们创造出充满革命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新形式，这是一个动力，它促进专业音乐工作者用革命精神来从事音乐民族化的实践。当时在音乐教育的改革上、在音乐创作与表演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敢想敢说敢做的新风气，产生了不少对西洋音乐进行革新的尝试与创造。可是这些应该肯定和发扬的新风气与新做法没有很好地巩固住并坚持下来，许多曾经开始被改革的西洋音乐的一套规格和清规戒律，又被原封不动地搬回来。有些表演单位曾经尝试着突破洋唱法的框框，使之演唱中国现代歌曲或民间歌曲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又由于强调合唱艺术的特殊规律，不仅没有再前进一步，反而更洋起来了。
从革命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来，音乐民族化固然要有个过程，但过程进展的快慢，成效的高低、大小都无不决定于音乐工作者与群众结合、与革命结合的程度。虽然在民族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属于科学实验的课题，必须经过多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能从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中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所以用求之过急的态度来对待民族化是不对的，但如果用“不能求之过急”来作为挡箭牌，实质上是任由西洋资产阶级的美学思想来左右我们，或者一味用西洋音乐的思维原则、逻辑方法来解决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一切问题，这就使音乐民族化的过程无限度地拖延下去，其结果是以西洋来化民族了。 根本问题在于与群众结合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更广阔的要求来看音乐民族化的问题，并且从音乐民族化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立足点，那么，根本问题是音乐工作者如何更好更紧密地和群众结合。也就是音乐工作如何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更鲜明、更准确、更生动地反映我们这个时代，表现人民群众新的思想面貌，并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来教育人民，教育青年一代。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兴起和发展，就是在反对崇洋思想、反对学院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洋土之争，是我国音乐界历来的中心事件之一，它反映了在发展民族新音乐的进程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尤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是如此波澜壮阔地发展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想用它们的文化输出来奴役被压迫民族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帝国主义正在唱着抹煞民族传统的调调，企图践踏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主的意志，妄想把全世界人民大众的命运掌握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手里。和这种反动逆流针锋相对，我们重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这是一个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号召。在音乐上我们主张标时代之新、立民族之异，是为了要创造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它是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享有，而不是只属于少数人所占有的。要打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少数人的美学观点是绝对不能代替广大群众的喜爱的。因此，音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从来都是不可分割地成为革命音乐的鲜明的标志。它们相辅相成，而群众化则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我们讨论民族化和民族形式问题时，常常离开了广大的基本群众对音乐的要求，而容易满足于在某些音乐舞台上掌声雷动的效果，就以为是群众满意了、通过了、批准了。至于来自最基本、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中对音乐工作的意见，我们则很少听到、甚至不愿听到。这种状况只不过说明了我们不少音乐工作者很不了解广大群众对音乐的要求，却关起门来大谈音乐的民族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从群众化方面切切实实地下点功夫。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反对党八股》）这一段话在今天对我们音乐工作者来说，仍然是多么一针见血的批评啊！
有人把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只当作是简单化的同义语，这显然是一种瞧不起广大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或者像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为了文化上的启蒙工作而拿些“低标准”的文艺作品给人民大众一样。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我们提倡艺术上的民族化、群众化，决不是资产阶级眼中的简单化；相反地我们认为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是高标准的艺术。我们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主张有民族特点而又平易近人，和我们在艺术的思想内容上要求深刻、高尚而丰富动人，不仅不相排斥，而且是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的统一。
音乐的群众化要求音乐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和群众结合，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工农兵群众化，懂得群众的需要，理解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生长起来的新的思想，新的品质，并且同群众建立起生死相关、甘苦与共的感情，这样才能在音乐艺术中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要“化”得彻底，最难的常常在艺术爱好和美学趣味上。不少音乐工作者下乡深入生活时，也能做到和群众同生活、同劳动，打成一片，也能学习民间音乐，但在艺术爱好和美学思想的深处，却依然故我。也有不少音乐工作者认为：群众的音乐欣赏兴趣也是可以改变的，今天他们听不来西洋音乐，或者听不来“民族化少一些”的作品，是因为群众还不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慢慢地喜欢的。因而有一部分人就觉得：我们是比较擅长西洋音乐的，就应该发挥我们之所长去为群众服务。至于如何进一步使西洋音乐的技巧和工具民族化并根据群众化的要求来改造我们的艺术趣味，却是不重视、忽视甚至于无动于衷，其结果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孤芳自赏，而成了“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资产阶级”的二元论者。群众的欣赏兴趣和习惯当然是可以变的。但只能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这个方向变，决不是离开这个方向变。
有人说艺术思想与美学趣味是音乐工作者的“第二天性”。这里所谓的“天性”，不外有这样两个含义：其一是指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另一种表现；其二是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思想感情是难以改造的。这种说法是恰到好处地揭开了音乐民族化为什么这样难化之谜。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深入生活和群众相结合，彻底改造这个第二天性，那么，我们将在音乐民族化的进程上加快脚步，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成绩来。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洋音乐
在群众化的问题上如果解决得有效些，那么在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之后，还有一连串的事情要做。这就是如何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文化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的借鉴。借鉴和吸收西洋音乐中有益的经验，使它民族化，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却是革命音乐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
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我们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从来都认为学习西洋音乐是必要的，我们要善于把西洋音乐文化的优秀成果学到手、学精、学好。但是有人却说：学习西洋音乐首先要学到手、学好、学精，然后才谈民族化。而且认为音乐表演艺术的民族化和创作不能一样，在创作上可以是借鉴，而在表演艺术上却应该是整套地移植过来。
我们如何理解“学到手”？看来还有不少糊涂观念。我想“学到手”应该包含如下的一些环节：要把西洋音乐中的什么学到手？如何才能学到手？要不要在学到手的过程中逐步民族化？
我们学习西洋音乐的目的，不外乎是两个方面：其一是给我国人民介绍一些优秀的外国音乐作品与表演艺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其二是利用西洋音乐的艺术经验与科学、技术的成就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必须是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然后介绍给我国广大的听众；同时，在吸取和借鉴西洋音乐的经验时，必须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予以改造，才能使之适合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要求。所以，尽管在音乐的各个方面，品种非常多样，工作的分工和专业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学习西洋音乐的基本态度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或加以改造。
我们有不少人容易为西洋音乐的“现代技巧”所迷惑，而丝毫没有警惕到西洋音乐所反映出来的西欧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生活情趣，精神状态，感情气质等对我们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不是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那么在参考它们的艺术经验、利用其技术成就时，就不能按照我们艺术创造的需要、按照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来加以改造，相反地会有被化掉的危险。
学习西洋音乐如何学好、学精，不是照本宣科就万事大吉了的；西欧的音乐教育体制，从来都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发展着，不同的阶级都按照自己的利益以它“阶级的批判”眼光来使音乐教育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我国建国以来在音乐教育上所取得的成绩，是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开办的音乐教育所望尘莫及、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正体现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音乐教育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解放以来，我们在音乐教育体制上的不断改革，正是努力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思想，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方针和政策，来对待极其芜杂的西洋音乐文化遗产，如果不是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并加以改造，我们就不可能体现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
认真、深入地学习民族
音乐，使之推陈出新
音乐工作者要是不懂得群众，就不懂得音乐民族化该如何“化”，往何处“化”。同样的，要是不懂得民族传统的音乐艺术，也一样“化”不出民族风格、民族特点来。
我们不少音乐工作者受到资产阶级崇洋思想的影响，无形中在学习西洋和学习民族两者之间较量起来，总觉得学习洋的吃得开、神气、技巧“高超”，而学习民族的好像低人一头，这种自卑心理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新风气：作为新中国的音乐工作者，首先要懂得民族音乐。
曾经有些音乐演出团体，规定每一个西洋管弦乐队的演奏员都必须学会一种同类的中国乐器，这种措施也许在方式上太机械了些，但对于培养演奏西洋乐器的人去熟悉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风格是有帮助的，并且可以有更多机会去熟悉民族器乐音乐，从而对民族音乐有所了解。后来可能因为这样会分散演员对专业技巧的钻研而没有坚持下去。也有不少合唱团，他们是用西洋唱法训练的，为了要让演唱者熟悉民间风格的演唱而规定演员必须学习指定的民歌、曲艺或戏曲，这种做法同样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据说有不少合唱队员不太愿意唱民歌，认为唱民歌和西洋唱法有矛盾，会妨碍专业技巧的提高，也就没有很经常地坚持下来。
从这两种例子看来，学西洋音乐的人都只会强调专业技巧的提高而不愿意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熟悉一下民族音乐。很明显地，如果每个演员都非常重视民族化，深感自己在艺术上民族感情和气质太缺乏，因而热切地追求、探索艺术表现上如何更具鲜明的民族特点，毫无疑问，学习民族音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迫不及待的专业课题了。
在作曲者当中，好像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他是音乐创作的第一道工序，他如果要求自己写出来的曲调有民族特点，那就必须学习民族的、群众的音乐语言，所以一个作曲者完全不学一点民间音乐是没有的。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实际上真正对民间音乐非常热爱、对民族音乐的知识经常钻研，以致废寝忘餐、无时或已，这样的作曲者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最真诚的表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真正下功夫钻研民族音乐、学习群众的音乐语言，谁就能在创作上结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劳动果实来。如果我们每一个音乐工作者都能扪心自问，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事不宜迟，快下决心，刻苦学习民族音乐。
如果说，每一个音乐工作者都必须具备比较丰富的音乐修养，比较广阔的音乐基础知识，同时又要有水平较高的专业技巧，那么首先，不论是什么专业，都毫无例外地应该把民族音乐概论、民族音乐欣赏、民族音乐历史等课目作为人人必修科。本来，这些课目是音乐学生在音乐院校时就已经修毕了的。可是目前的状况并非如此，在校的音乐学生尚未能获得这方面应有的和足够的培养，而在职的音乐工作者更是先天不足，看来都得补课才行。
我们民族的音乐遗产浩如烟海，品种之丰富多样，曲调之生动深刻，结构体裁之自成规律，那是有目共睹的。所不足的，是技术条件发展得慢，科学总结未成体系，和声复调只露初苗……也许还能列举其它局限，但作为不同的专业技巧、艺术的思维原则来钻研，是大有可为的。哪怕是对于以演奏西洋乐器或擅长西洋唱法为专业的，也必须扩大专业范围，吸取民族传统的表演艺术的精华以丰富、补充西洋表演艺术与技巧之不足，从而把西洋音乐的某种表演形式或工具，予以利用、发展、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新的民族形式的表演艺术。
学习民族音乐，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有深入生活、和群众相结合、密切联系实际，才能学到最生动活泼、最富有艺术生命的活的民族音乐。人民群众总是最善于根据他们生活的要求来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创造新的音乐语言。音乐工作者必须重视群众的创造才能，虚心向群众学习。这是学习的深厚基础。当然，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辅以其它的学习方式、方法，如通过间接的方式、书面材料、唱片和录音、观摩交流和历史知识等，这样就组成比较完全的民族音乐的知识积累了。
学习民族音乐的目的，除了保留一部分优秀的曲目，有步骤地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以逐步丰富我们的音乐文化生活之外，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如何让我们祖先的智慧与劳动成果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有意义的巨大工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这是一个基本态度。
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在深入生活、和群众相结合的基础上，掀起一个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民族音乐的热潮。为了音乐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化得更切实、化得更彻底，必须坚决清除资产阶级崇洋思想的影响，把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旗帜更高地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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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我们需要红歌曲！”
——充分发挥唱片的战斗作用
本报记者 朱树兰
唱片，在旧社会，多数是供剥削阶级达官贵人和有闲人士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物。劳动人民所能听到的，也多半是资本家为着招徕顾客，在商店门口或娱乐场所放送的靡靡之音。今天，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唱片便成了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强有力的宣传工具。
一家新型的书店
在上海市繁华的西藏中路上，设立了一爿引人注目的音乐书店。说是书店，却不停地从里面传出一首首雄壮的革命歌声。歌声是那样嘹亮、动人，有时，过路的人不禁被吸引着走进去看个究竟。在这个书店里，等待顾客来购买的不全是书籍，满满地放置在书架上的是唱片——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几千种唱片，包括革命歌曲、民族民间音乐、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等等。长长的柜台上，安置了四架电唱机。只要顾客提出一张需要的片名，年青的售货员就会熟练地从书架上取出来，放送给他听，直到认为满意才停住。音乐书店不仅供应文化娱乐的唱片，还出售汉语拼音、汉语朗读、外语朗读以及工间操等教育唱片。但是，目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革命歌曲唱片。
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去访问了这爿一九六一年才设立的、新中国第一家音乐书店。一进门，我立即被店内的活跃气氛所吸引：一长行的柜台前站满了人，有的还不得不站在后一排；四架唱机同时在放送着不同的革命歌曲，此起彼落，热闹异常。没有到过那里的人，也许会觉得很嘈杂，真正置身其中，却首先被歌声的热烈情绪鼓舞得兴奋起来。一个下午的时间，使我对唱片的听众略为有了一点了解。干练的女经理田云珍同志亲切地接待我，她说：“我们通过这个门市部和上海市一千五百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影剧院、文化宫保持经常的联系。还有一个邮购部，同全国各地二千多个省、市广播电台、工矿、农村人民公社的广播站建立了联系。”此外，他们的一般顾客就是音乐、戏剧工作者和爱好者了。
唱片要为工农兵服务
上海音乐书店设立才短短的三年，在营业思想上明确唱片要为工农兵服务，也是经过一个斗争和认识过程的。书店刚成立时，有的人认为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不一定要听音乐，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才需要唱片，而且是艺术性强的节目。还认为唱片是文化娱乐材料，因此内容不一定都是政治性强的。这样，唱片的顾客范围自然很狭窄，只供专业人员作为学习研究和少数顾客的欣赏之用，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一九六三年初党号召全国人民大唱革命歌曲以后，音乐书店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了过去的错误思想，改变了等待顾客上门的被动工作方法，配合中心任务，主动地编排了各种唱片目录。一面有计划地和上海市的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建立联系，举行唱片介绍座谈会；同时和全国各省市的人民电台、县、厂矿等的广播站挂上钩，为他们提供新的唱片目录。这一工作立即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赞扬。革命歌曲通过唱片的播送，迅速地飞扬到广大的工厂、农村、部队和边远地区，鼓舞了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音乐书店门市部的出售情况，很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不只是接待买一张、两张、三五张的个人爱好者，更多的是为集体采购十张、二十张、五十张……的顾客了。我在书店的那个下午，看到两个从江苏省东台琼港农场来的采购员，其中一个在广播站工作的年青小伙子为他的两万个职工听众买了六十张唱片，还担心不够用。上海市郊区浦东孙桥机械厂的一位行政干部也来买了二十一张。那些按季或按月定期来购买的就无法一一记录下来了。
充分地发挥革命歌曲的宣传鼓动作用是上海音乐书店的努力目标。根据大部分厂矿、农村人民公社的广播站是近几年才成立的情况，他们将解放初期或前些年发行过的革命歌曲目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配合各时期的宣传中心，向出版社建议重版一批唱片，使一部分已经放进仓库的旧节目重新被利用起来。在书店的柜台上，现在贴着两组供顾客选购的目录。一组是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把青春献给祖国”，其中包括：《南泥湾》《新疆好》《请到我们山区来》《我是一个饲养员》……。另一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有：《翻身道情》《妇女自由歌》《黄河怨》清唱剧《苦海》《万人坑》……。这些目录及时地解决了顾客选购时的困难，也使部分优秀的老节目得到推广。
“我们需要红歌曲！”
从祖国的西南，广西都安山区白马供销社寄来的一封购买唱片的信中，除指名要《国歌》
《国际歌》等唱片外，还这样写着一句：“我们需要红歌曲！”红歌曲，这是多么动人的名称，也是革命人民心里的话。我们只要从上海音乐书店去年收到的八千多封信中随便挑选几封读一读，就能体会到这种心情。而这每封信所代表的是上千、上万，以至十万、百万、千万人的呼声。
四川省合川县广播站的来信是那么恳切，他们说：“广大听众纷纷要求我们多播送革命歌曲，他们反映那些歌曲听来很有力量，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觉得我们放送的革命歌曲少了点。而我们呢，确实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有很多群众喜爱的歌曲我们没有，有的又已损坏。因此，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希望你们能多出版、重版歌曲唱片，着重的是有教育意义的革命歌曲。”信里还说：“我们的广播喇叭遍布全县各区和人民公社的每个角落，每当广播时，喇叭下就站着很多听众聚精会神的收听。”
湖北省大冶钢厂工会广播站代表全厂职工和家属写的感谢信里表示，为了进一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鼓舞生产热情，他们迫切需要的革命歌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干革命干到底》《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延安作风好》……
担负着保卫祖国重任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是最爱唱革命歌曲的。海军某部广播室的同志这样写道：“一年来你们为我们及时介绍和推荐了很多好唱片，有力地配合了我们部队的训练。”他们坚决表示：要提高警惕，保卫国防。
革命歌曲深入人心，是和唱片的大力传播分不开的。充分运用这一宣传工具“大唱革命歌曲”的号召，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关心和配合，大家都来充分运用这一宣传工具。吉林省通榆县广播站认为能邮购革命歌曲唱片，对他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为他们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县委曾经几次指示多放送些革命歌曲，他们却没有这样的唱片。现在他们能够完成县委交给的任务，做好宣传工作了。
唱片不仅是在广播电台、广播站才有用武之地，它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放送出去。
福建省福清县电影事业管理站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他们向上海音乐书店邮购唱片时说：“我们县的电影放映队为了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即将开始大力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放映活动。目前急需一批富有教育意义的唱片，发给农村放映队在开映前大唱革命歌曲，请你们赶快寄来。”农村放映队播送革命歌曲，使农民又多得到一些听革命歌曲、学唱革命歌曲的好机会了。
还有几处铁路局也来信联系，他们要为每列车选购一些革命歌曲唱片，放送给旅途中的旅客听。今天的旅客，不论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还是负有临时工作任务，他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他们是多么需要聆听激励斗志、振奋人心的歌声啊！
生产更多更好的唱片
上海音乐书店联系读者的许多具体事例，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是改变书店面貌，受到群众欢迎的根本原因。但是，音乐书店只是读者和生产者中间的联系枢纽，要真正满足群众的需要，首先还是要生产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唱片来。
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访问了中国唱片厂。它座落在沪西安静的华山路上，那一排排灰色低矮的厂房，并不令人注目。要是门前没有一块厂牌，我几乎找不到门径。但在这里，却出产着质量优秀、畅销国内外的各种唱片。
唱片厂的领导同志告诉我，这是我国目前生产唱片的唯一工厂，虽然规模不大，生产量却不低。解放前，几家外商经营的唱片厂年产量总共是八十万张，现在，中国唱片厂每个月就能生产四十万张。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六三年，他们已经生产发行了六千多个品种。过去，即使最受人欢迎的戏曲传统剧目唱片，最多的也只能行销九千多张。去年，根据大唱革命歌曲的需要，革命歌曲唱片的生产不得不一次次重版。去年国庆节前，《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人民推荐的八首革命歌曲后，订购这些唱片的电报和信像雪片似的飞来，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唱支山歌给党听》《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这八张唱片就售出了十几万张。其中《社员都是向阳花》是推荐以后才赶制出来的，不到三个月也销售了两万多张。唱片厂为了面向农村，解决边远地区和山区缺乏电源、不能播送唱片的困难，从一九六三年起，开始生产一种物美价廉、便于携带的手摇留声机，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目前，从唱片厂和上海音乐书店所收到的读者反映来看，建国十四年来唱片生产的数量和品种，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增多，还是远远地落后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要求。他们在希望生产更多更好革命歌曲唱片的同时，热烈盼望多生产些现代题材的戏曲唱片和曲艺唱片，以满足人们多种多样的不同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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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大唱革命歌曲”的伟大号召下，我们的富有战斗性和民族特色的革命歌声，正在祖国的每个角落激越地飘扬，它将鼓舞着人民群众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运动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