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杨国良的教训
劳黎
话剧《一家人》里的杨国良,那个“王牌车间”的“王牌主任”,陷在骄傲自满里:有点自视忒[tè 特]高了;有点瞧不起诸如他爱人阿兰从“老奶奶煤球炉子”所得到的启发了;有点只讲向别人“传授经验”,而不讲向别人学习了;有点喜欢听夸奖或者听“寓褒于贬”式的夸奖,而不愿意听或者听不进真正的批评意见了;又有点踌躇满志、安于现状、不肯进行新的创造了……总之,当年“讲起话来又谦虚又诚恳”,“总是把荣誉看做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光采不光采”的一位劳动模范,如今却慢慢地有点趣味不高了。
是因为“他那个车间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红旗”吗?是因为“他去过外地推广先进经验”或“有许多人来向他取经”吗?——不是。红旗是鼓励先进更先进的;介绍自己的先进经验同时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促进大家共同提高而应做的工作。倘若集体主义的思想牢固,对成绩和荣誉的看法正确,对自己、对别人都善于“一分为二”,眼界真正远大,头脑真正清醒,那么,红旗决不会给他带来骄傲,取经也决不会取走他的谦虚,他将能够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表扬的考验。
是因为他不懂得“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吗?——不是。他们车间的足球队比赛输了,他就说过:“我看哪,骄傲自满的思想在作怪,赢了几场球就不求上进,安于现状,变得轻飘飘了……。”他不知道,他们那个车间足球队的骄傲,就正是他这位车间主任的骄傲的反映。是他的情绪影响了那个足球队;那个足球队也就是他本人的投影。当然,他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的。他还不会照这样并非玻璃做的镜子。
是因为他不知道“在成绩面前”要警惕和防止“骄傲自满”吗?——也不是。他口头上就经常说:“要谦虚,要谨慎”。他对他们车间的一位干部谈话,也曾经用“防止骄傲自满”相告诫。然而这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敌不过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滋长起来、又从言谈行动中流露出来的实实在在的骄傲思想和自满情绪。正因为这样,他虽然努力想要防止,想要警戒,想要约束,但还是一步一步地陷进了骄傲自满,受了它的左右。他的教训告诉人们,对于骄傲自满之类,警戒固然重要,约束也属必需,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要从自己的言谈行为中真正具体地把它发现出来,又从自己的思想深处认真地把它铲除。
当然,杨国良是终于醒悟了。他沉痛地说:“更重要的是我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是的,要真正铲除思想意识上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要永葆生气勃勃、兢兢业业的革命青春,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牢牢地树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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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光星花和铁锤声
何为
童年时代爱悦的声音之一:小县城里,街上有一抹淡淡的阳光。铁匠店里响起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炉旁是大风箱呼啦呼啦的伴奏,清脆而又凝重的音响交织在一起。在孩子们心里,这是一种充满幻想的快乐的旋律!
看哪,炉灶里熊熊的火光升得多高!老铁匠的脸,永远是那么威严,仿佛世上再没有比打铁更重要的工作了。他一手挟持着火钳,一手抡起大铁锤,锤打着铁砧上尚未成形的铁器。那一团灼热通红的铁,在铁匠手里将成为一把锄头,一柄镰刀,一圈门环,一只鱼钩,还是一副马掌?暂时,什么也看不出,只见火花铁屑四散迸射,满屋子飞舞着闪闪点点的小金星,有的远远溅落在铺门外,就像新年里孩子们燃放的“滴滴金”,一根细枝绽开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于是,那一壁厢积年黑烟的铁匠店,竟变得像神奇的宫殿,老铁匠也就更加成为我们心目中仰慕的人物了。
我们同样喜欢那个小徒弟。他挑战似地微微扬起头,推拉着紧靠炉边的大风箱。按照他忽紧忽慢的动作,风箱里发出或高或低的呼呼声,于是一炉火光更见旺盛,那叮当叮当的打铁声,也就越发显得悦耳动听了。小徒弟是老铁匠的独生子,他生下来就死去了亲娘,爷俩相依为命,靠一爿小铁匠店度日。小徒弟的身上脸上常年是污黑的,跟铁锈的颜色一样,却有一双像火花一样闪烁的眼睛,倔强地看着他周围的世界。可是,有时他脸上却流露出一种沉思的神气。铁匠的儿子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并且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因为不久后,这铁匠父子俩忽然都不知去向。有人说,铁匠认识小学堂里的老师,那个老师是共产党。寒冬腊月里的一个深夜,这两个人突然一齐失踪了。被衙门抓去了?遭人暗算了?远走高飞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铁匠店门前打斜贴上了十字封条,挂上了一柄大铁锁;铁匠的儿子此后就出门去,山一程水一程地流浪四方,欢乐的小火花熄灭了。然而,铁匠父子俩可敬的劳动姿态,伴随着那一连串钢铁的音响和大风箱热烈的奏鸣,却通过我遥远的回想,反复重现……
一九六三年年底,我随同渔民一起出海归来,满耳是机帆船上马达的震响,大海掀天的风浪依然摇撼着我,一连多日全身还是摇摇晃晃的,便在沙埕港区委会一幢楼屋里住了几个夜晚。窗外几棵大榕树,根深叶茂,围着这依山而筑的粉黄色新屋。推开绿色的窗子,山岗下一片大海的波光映入室内。窗外的海湾里,帆樯舟楫往来如梭。这里位于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处,过了大海就是我的家乡了,和著名的浙南渔港镇下关只有一水之隔。这里又是沙埕公社的中心,海湾这一边,沿着几里长迤逦的海滩,高高低低密密层层全是公社的新屋,包括社办渔农具厂所属大大小小十几座厂房在内。
一天,我顺着厂房前的石砌小径走着。忽然,我在石级上蓦地站住了。听,那是什么声音?叮当叮当,满山发出清脆的回响,那么贴近又那么悠远。原来是一个铸造铁器的车间传出来的打铁的声音!我一阵激动,迫不及待走了进去。那儿就像童年时小城里的铁匠店一样吸引我。
厂房高大宽敞,空气充足,阳光嵌满每一扇窗户,一直照进深深的屋子里。整个车间浮动着炽热的烟尘,一片钢铁的音响在空间回荡,到处是堆积如山的铁料。由二十余个铁工组成的一支公社钢铁队伍,共同劳作,生产各种各样的铁钉、铁钩和铁锚,装配在每一艘扬帆出海的渔船上。凡是船上所有的铁器铸件,这个车间里都能制造。仅仅鱼钩一项就足够全公社使用三年。此外还打制各种农具。这一座完全是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厂房,虽然是沙埕公社一个小小的角落,却能看出它繁荣的全貌和辉煌的前景。
忽然,我的眼前一片红光闪耀。厂房深处,大炉灶腾起一股炽烈的火焰,如同一条光纹抖动的红布。炉火闪动的光影里,一个老铁匠俯身举起铁锤,灰白的头庄严地昂起来,铁锤落在铁砧上。又举起,又落下,叮当有声,激起无数晶亮的星光,在四周纷飞洒落。如果说早年的时候,一个孩子的眼睛里,能从一爿污黑湫隘的铁匠店看出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那只是童稚的心灵里,一种天真的幻想,而今天,在这个人民公社的铁器厂房里,一个真正火树银花的世界却出现了,这一炉火光使我浑身发热。不止是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而且使我更多想到灿烂的明天。
人们告诉我,这位全厂最老的老师傅年已七十一岁,他从十六岁开始学打铁,一锤一锤打了整整五十五年,一辈子给人打了多少有用的铁器啊!他年青的时候,给红军打过许多锋利的三角钢刀,那红缨飘动的三角刀,使敌人胆寒。红军北上抗日后,他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折磨,从死牢里逃生出来,重新挑起铁匠担,风雨飘泊,浪迹天涯。他怀着一身出色的手艺,跋涉了艰辛的道路和苦难的岁月,直到解放后才开始新的生活。如今,在他晚年,在乘风破浪的公社船队上,在那些使用铁器的地方,哪怕只是一枚小小的铁钉,也熔铸了一个老铁匠建设社会主义无比火热的心意!
老铁匠被炉火烘照着,满脸红光。在他聚精会神地反复锤炼之下,一支尺余长的鱼镖渐渐成形。鱼镖的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弯形尖钩,勇敢的捕鲨手将持着这种带钩的鱼镖,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使重达千斤的鲨鱼俯首就擒。老师傅身边,有一个沉默的中年汉子帮他握着火钳,那人似乎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助手,倒更像一个严格地鉴定质量的技术员。只有深知自己工作意义的人,脸上才有那种严肃的神气。看,又一件铁铸的成品完工了。他抬起头,眼睛像闪灼的火花……啊,我分明见过这样一双发光的眼睛,还有那倔强地微微仰起头来的姿势。霎那间,我把这和我童年时熟悉的小铁匠联了起来。
“那个跟老师傅在一起的是谁?”离开厂房,我随口问起伴我同来的区委会的一个同志。
“那是我们的技术员,铁匠出身的。他们父子俩不是本地人,据说是从浙江平阳那一带来的,到这里不知有多少年了。”
“谁?”我心里陡地一震。
“老师傅跟他儿子呀!那两代铁匠!”区委会的同志有些奇怪,看着我。
我很想回头去看看童年时代熟悉的人物,可是我终于没有往回走。也许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小城里的铁匠父子;也许不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只凝神谛听着那许多匠人千锤百炼打铁的声音。那声音里有光,有热,有创造,有耀眼的火花,有欢乐的音符;那声音像是一种令人奋起的信号,经久不息:叮当,叮当,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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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作诗还是押韵好
——诗韵浅谈
林曦
“韵”和“诗”,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押韵的语句是不是一定是诗?作诗是不是一定得要押韵?
古文也多用韵,《道德经》可没人说它是诗。中医的《汤头歌诀》,农民的谚语,虽然也押韵,可不都是诗。诗要有诗的内容、意境。音韵和谐的语言形式有利于传达诗的思想、感情,朗诵出来激荡人心;但是徒具形式,虽然押韵可没有诗的思想、感情,读了不受感动,就不算是诗。
然而,自古以来的诗歌都是押韵的。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前,从中国的文献中想找到几首完全不押韵的诗词、歌谣,简直难得很。现代民间传唱的大量戏曲、唱词等中间,有韵押得不好的,可没有完全不押韵的。这个事实说明“韵”是跟“诗”共生的。押韵是诗的语言运用的主要方式。
作诗不一定要押韵的主张,在中国是五四前后提倡作白话新诗时提出来的。当时要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就连汉语诗歌传统上的一个主要方式——押韵——也想给否定。押韵为什么会束缚新诗呢?有两种回答。一种是革命的。有些新诗人要歌颂革命,呼喊口号,所以从外国输入了“自由体”,“无韵诗”。另一种是反动的。有些资产阶级的诗人要吞吞吐吐地说梦话,认为韵和整齐的字句“妨碍诗情”。其实,现代普通话的诗韵很宽,对诗歌不成其为束缚。自由体诗中不少也是押韵的。无韵诗作得成功的绝少。至于“诗情”,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大众起来了,他们对新诗的要求不是直白的呼喊,而是利用纯粹的口语,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瞿秋白同志曾指出:“本来新时代的‘新的言语’形成的时候,韵文是有很大的作用的。诗的主要形式,就是节奏和韵脚”。他并且主张向民众的歌谣小曲学习作有韵的、能唱能念的诗,预言从这儿将要产生伟大的诗!
在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的号召下,运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王贵与李香香》出现了,《红旗歌谣》出现了,能朗诵、能唱的许多大众新诗歌出现了。四五十年的新诗歌发展史证明,要作好革命的、大众的新诗歌,我们不仅用不着去否定押韵,而且还应该努力向人民群众的歌谣、唱词、戏曲等等去学习怎样合辙押韵地运用丰富、生动的活语言。
押韵对于作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一、押韵适当,能更丰满地表达出诗的思想、感情和意境。二、使诗歌更加凝炼,聚而不散。三、使诗歌和谐好听,容易记忆和传诵。鲁迅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正是这个意思。有些好诗歌,一唱众和,到处流行,鼓舞群众起来斗争,正因为美的语言形式和革命的内容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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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初春
——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随笔
李斛 机耕队的新手
公社新培养了一批拖拉机手,他们大都是本乡本土的中学毕业生。 “我们的大学生”
不少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分配到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工作。他们一面和社员一起劳动,一面从事农业种植技术的科学实验,决心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在通往一分场的道路上,就地取材,用红土铺成一条宽敞而平坦的马路,每天社员都踏着这条路,愉快地唱着歌下地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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