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步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记新型的青年劳动模范周明山的成长
吴象 志浩
编者按：山西省绛县南樊公社南柳大队党支部，自从人民公社化以来，一直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总路线精神教育农民，在实际斗争中引导农民一步步革命化，从而把贫穷、落后的旧南柳建设成为富裕、先进的新南柳。山西日报在今年三月二日至七日，曾经连续地介绍了这个支部的成就和经验。本报昨天发表了一条消息，今天发表这篇文章，着重介绍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逐步成长的过程。周明山十九岁入党，二十岁担任支部书记。他所以能在几年之中，由一个普通的高小毕业生，变成新型的青年劳动模范，主要因为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善于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用了再学，活学活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的劳动模范。他们既是劳动上的模范，又是政治上的能手。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战胜重重困难，使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山西绛县南樊公社南柳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就是这样一个新型的劳动模范。他真正做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
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工作。以他为核心的南柳党支部，带领群众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南柳变成了富裕、先进的新南柳。六年
中粮食产量提高了一点六倍，棉花产量提高了一倍，大牲畜增加了二点四倍，而他自己，也由一个普通的回乡高小毕业生，变成觉悟高的共产党员，优秀的支部书记，著名的劳动模范。从南柳的变化和周明山成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
艰难的第一步
一九五七年冬天，南柳党支部改选，周明山这个二十岁刚出头、入党才一年多的小伙子担任了支部书记。他家是河北来的逃荒户，三辈子扛长工。解放前那年腊月三十，他还跟父亲在外村讨饭。土地改革以后，老支书王长修看他有出息，鼓动他父亲送他去念书；一九五一年他高小毕业想继续升学，老支书王长修又鼓励他回村帮助这一伙不识字的老干部工作。工作了几年，他入了党。老支书王长修更感到他是个可靠的优秀的接班人，又热情地推荐他当支部书记，自己退居第二把手来帮衬他。他们两个决心要改变南柳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当时群众中绝大多数人觉悟还很低，不相信集体，看不到前途。什么奋发图强，什么自力更生，根本听不进去。领导思想和群众思想距离很大，等待着周明山的，是重重的困难。
上任第二天，就有十五户社员叫喊没有吃的，找到家里来要粮。当时二十三个干部、十八个党员，思想也相当乱。有功臣自居、摆老资格的，有自私本位、瞒产私分的，有态度粗暴，经常骂人的……工作责任心强的干部心灰意懒：“在南柳，谁积极对谁意见多，保国忠良没下场，再干得好也落不下好。”工作马马虎虎的干部公开扬言：“惹不下人就好，没有十二个心眼就别当干部。”更恼火的，是领导骨干不团结。支委一共五个人，除了周明山，都是土改时入党的老党员。梁振海、安梅花，忠实可靠，对党的工作始终积极，可是没多少主张，拿不了大事。王长修为人正直，对工作忠心耿耿，在村里也有威信，可是主观片面，方式简单。他不爱开会，怕做思想工作。他常说：“我扛过那么些年长工，还不会种个庄稼，开什么会？晚上我躺到炕上，心问问嘴，嘴问问心，就把事情定了。”他对党内不良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这伙人真没良心，当初入党你宣过誓没有！”但是他又不去解决。他的理由是：“和这些没良心的人闹气合不来。有口气我还暖暖肚子哩！”郭金太应名是副支书，却不大参加会，偶尔来了也不吭气。他比较自私、固执。一九五五年社里因为买骡子的事受了批评，他把责任都推到王长修身上。从此两个人结下了疙瘩，好像翻贴门神不对脸，好几年互相不说话了。周明山满怀雄心壮志，却连个支委会也开不成，好容易凑到一起，也开不出个样子，只好干着急。一天晚上，夜深了，他又拿出毛选来读。这套毛选是他在部队工作的姊姊和姊夫寄给他的，几年来他已经养成习惯，临睡前总喜欢读上几段。他本来想找整党方面的文章，无意中翻到了《矛盾论》。读着读着，一段话吸引了他：“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心里忽然一亮，不禁高兴地叫喊起来：“捉住这个主要矛盾，对，捉瓜要先捉把嘛！”正熟睡着的妻子和小孩都被惊醒了。
周明山好像着了迷，成天在捉摸主要矛盾。一阵子清楚了，过一阵又糊涂了。后来，他决定先抓领导骨干的团结问题。
他立即去找王长修谈心。长修说：“郭金太对我不操好心，只要他心摆正，我没啥！”说得多了，长修就发急：“你别管我们俩的事，反正我保证服从支部，给啥任务都好好干！”他又去找郭金太谈心。郭金太是他表叔，又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更不把他放在眼里，说不几句就顶了：“王长修步步砍我的马腿，怎么能怪我跟他闹意见？他在我就是不去开会，你以后也甭再叫了。”有些社员知道了这件事，背后议论说：“牛蹄子早两瓣啦，县干部都解决不了，周明山这毛孩子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难哪，难哪，到底什么是主要矛盾？又怎样解决呢？周明山整夜整夜地苦思着，人愁瘦了，眼熬红了。
抓住主要矛盾
他父亲一半痛惜一半责备地对他说：“孩子，你成天独自个发愁，见人连句话也不说，这怎么得了？有了难处，可以去找那些扛过长工的叔叔大爷们商量商量。他们说话不中听，不会奉承人，可是经验多，心眼正。你不当干部，不找人商量，无非说你这孩子不爱说话。当了干部再这样，人家就会嫌你架子大。骡马架子大了可以多卖钱，人架子越大越臭啊！”
父亲的教导，使周明山警惕了起来。
一天，他见贫农李占奎老汉在晒太阳，就叫了声叔，坐下去和他拉起话来。越谈越投机，他不由得把自己的心事倾诉出来。占奎老汉越听越起劲，连连点着头说：“家有三件事，先拣紧的办嘛！毛主席的话还有错吗？你问啥为主？”他重复着明山的问话，思索了一下接着说：“依我看，靠自己搞好生产为主，吃供应不是办法。越有靠头人越懒，越懒就越穷，穷家难当，人穷气大，穷吵穷吵，穷成这样，还有个不吵的吗？外村看不起，上级老批评，王长修、郭金太闹意见，说到底还不是因为这？你别管他们闹什么意见，先领着大伙闹光景，光景闹得好，有吃有喝，有钱花，有活干，人劲头足了，都忙着去闹光景，谁还生那许多闲气？”
周明山听到这里，对照着毛选上的话，心里豁然开朗了。紧接着又问：“叔，你说说有啥好办法能把生产搞好？”
“办法还能没有？只怕现在的人下不了那辛苦。老话说，宁修一亩地，不买一亩地。只要把咱南坡的两千来亩地修好，垒起地堰，保管一亩顶几亩收。”
“叔，你说的修地，有的地方叫筑地埂，也叫水土保持。平顺的李顺达就是用这办法，把个穷山沟变成了富圪洞。可是我一宣传，大家都不信，就是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不灵。”
“为什么不灵？”占奎老汉生气地反问道：“叫他们到梁振海种的地里去看看，哪一亩不比平地还收得多？”
这次谈话使周明山大受鼓舞和启发。主要矛盾明确了，怎么样拔穷根栽富根也有眉目了。他想，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就是主要矛盾，做工作要靠干部，但又不能光在干部圈子里打转转，看不到群众的迫切要求。他去找梁振海，两个人商量好，分头去串连关心集体的老农。隔不几天，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有外号“全把式”、“牲口通”、“气象台”、“西瓜王”等等经验丰富的老农，连梁振海共九个人。原来大家都憋着劲要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有的主张先治坡修地，有的主张先抓牲口，有的主张多种瓜，有的主张多养羊，有的主张倒好茬口。各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意见虽然不同，却越谈越热呼。有一个人说，要发财，做买卖，最好在大路边开个小铺。大家都不同意，认为这不是庄稼人的正路。明山说：“咱们把这些办法再比较一下，先抓那个最重要？抓住那个最可靠？”大家酝酿了一阵，都说：“地是刮金板，整地是正办。治坡修地要放在第一。”明山又宣布请大家当老农顾问，有事就和大家商量，请大家出谋划策。
接着，又开了次支委会，明山汇报了老农座谈会的情况，又找了份《山西农民》报，给大家读西沟李顺达的模范事迹。长修说：“这事不容易。西沟咱没去过，谁知道是真是假？”老梁说：“党报上登的，你还不信？”长修说：“我好办，群众不好办，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嘛！”老梁又顶他：“你说见过的信，没见过的不信，你没见过北京城，你就说中国没有个北京城吗？”长修没话说，只好笑了。郭金太脸上也很高兴。这次会议总算开得不错，决定从党内到党外，好好作个动员。
那时候，开个党支部大会也不容易。总算大部分党员都来了，讨论也比较热烈。郭青海是从志愿军回来的复员军人，一张口就是“谁对国家贡献大？”别人和他谈话，只要讲几句道理，他就会不耐烦地说：“快别给我做政治工作了，这些我比你知道得多得多。你不知道我给你讲讲。”这次会上，他虽然还是夸他在朝鲜的那一套，却说了“积极话”。他说朝鲜不仅男人劳动好，连妇女也下地，头上能顶好几十斤。我们也得好好干才行。
接着，开社员大会。这晚上，明山先做了个报告，几个积极分子发了言，看来也开得不错。不料事前串连好的几个人一说完，又冷了场。陈绍英见没人吭气，便站起来说：“我发表个意见。”一听说陈绍英讲话，会场马上活跃了。因为他爱编顺口溜，一张口就是一套，逗得人直乐。他有板有眼地说：“南柳穷，南柳穷，南柳处处不如人。缺少牲口和农具，种的全是坡沟地。辛辛苦苦整年干，干来干去穷光蛋。要想穷变富，除非太阳从西出。”他这么一说，有发笑的，有叹气的，三三五五都议论开了。郭金太悄悄把明山叫到外面，生气地说：“你怎么掌握的会场，这家伙破坏大会，你也不管，得狠狠收拾他一顿。”明山因为会议出了岔子正有气，郭金太又来训他，真想回顶几句，一想又忍了忍说：“咱们临时开个支委会商量商量。”
会场上还在乱嚷嚷，隔壁小屋里支委们也在争论。王长修坚持要“照像”。他说的“照像”，就是让人站起，指着他给大家说：“看吧，就是他捣乱！”许多社员都怕长修这一手。郭金太心里赞成，但不便说同意。老梁说：“有他这想法的人不少，不能硬批评，越批评越凉。”安梅花也附和着说：“上回支委会上抬杠，你也不通，我们怎么没有给你照像？”长修这才笑着认了输。回到会场，明山对大家说：“请大家静一静，咱们讨论一个问题：愿意过穷日子过到底呀，还是愿意多吃粮食多花钱？”
“那还用问，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许多人嚷嚷。
明山又问：“究竟怎么才能多吃粮食多花钱？靠国家，靠别人，还是靠自己？”
这才真正展开了群众性的讨论。经过热烈辩论，主张自力更生的、主张学西沟治坡修地的终于占了上风。散会时已过午夜，路上还在辩论。有的人说：“听党话，靠自己，自力更生立志气！”有人就不服气地驳他：“说得怪美，可不是一句话！”“从前怕没人治过？辈辈有人治，辈辈治不住嘛！”“社里这乱七八糟的，谁能管住谁？”
听到会后这些反映，第二天，支委会又决定组织那些思想不通的人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到南坡上梁振海地里参观，有些人听说这事也自动跟去了。老梁的地果然修得好。他父亲是饿死的。土改时他分到十几亩地，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赶集总是背着粪筐，有回忘了背，见了牲口粪，马上用刚买的新草帽抱回来。他对大家说：“戏没赖戏，地没赖地，戏在人唱，地在人种。平地不一定就打得多，坡地也不一定就打得少。只要粪到、水到、做到，什么地都能种好。坡上干旱，咱治坡保水，坡上草大，咱斩草除根。只要起一千个五更，搭一千个黄昏，赖地就能种好，穷根就能拔掉。”人们劲被鼓起来了，当时就有人喊：“动手干吧，咱们也学西沟来个穷变富！”王长修兴奋地对明山说：“我当干部十多年，除过土改，再没见过群众情绪这么高。”他立即把劳力组织了三个队，指派了正、副队长，决定第二天就大战“老狼窝”。他选中了这一块坡大草厚、最难整治的烂坡地，来灭困难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开辟由穷变富的道路。
这时，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公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干部、党员带头苦干，治坡整地形成了热潮。接着，支委会、管委会又制订了定额记分的办法，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
南柳开始变了，但是有些人却用不变的老眼光来看这个“老落后”。夏季，乡里来了一批化肥，各个村都有，就是不给南柳。一个乡干部路过南柳，一些干部、社员都围上去要化肥，不料他反问道：“化肥是增产用的，怎么能给你们？你们能增产吗？不会白糟踏化肥吗？”王长修听说以后，气得要找这乡干部去算账，被明山劝住了。他对社员们说：“不能怨别人不给化肥，我们这几年确实没有增产。我们讨论讨论，到底增产靠化肥还是靠自己？没有化肥能不能增产？”这一场讨论进一步鼓起了社员们的干劲，都说：“咱们没化肥也要增产，叫他们看看南柳人的志气。”
果然这一年增产了，南柳再也不吃国家的供应粮了。周明山深深地体会到，无论做什么，只靠几个干部还不够，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句话他在毛选上早就读过，经过实践再来重读，才感到如此亲切，如此重要，便专门记到笔记本上。接着，他又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解决了另一个主要矛盾——发展牲畜问题。牲畜发展了，肥料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生产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困难面前
两年连续增产，使南柳群众相信了集体，看到了前途，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料一九六○年却遭了一场罕见的大旱灾，使党支部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一冬没下雪，旱象春天就露头了，入夏以后，仍然天天大太阳，一丝云彩也没有。当地人常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这一年阴历五月十三过后，一天又一天，一旬又一旬，地里的干土层已经有一尺三寸厚，老天还不下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心里禁不住有点慌，悄悄到一堆说：“民国十八年大旱，可是到五月初九也落了透雨。谁见过今年这样老天爷天天干瞪眼的呀！”
县委发布了抗旱点种的指示。南柳党支部见开春下的种出不来，就发动社员担水点种。先刨窝，后倒水，再点籽，然后复土耙耱。这样一来，小苗苗就冒出了地面。头几天很精神，可是经不住连续的大旱，出了土的小苗一天天衰弱下去，肥的变瘦，绿的变黄，又由黄而枯，然后干巴巴地被晒死了。点种了多少就死多少，但是干部不灰心，社员有心劲，说旱死了重来。第二次担水点种的是“二金黄”，出土后没过了几日，又旱死了。多数人仍然信心不倒，说“二金黄”死了再种“八十日玉米”，水井旱枯了，又到沟里去担水，继续点籽下种，但是又全部旱死了，而且死得更快，死得更惨。
节令已经是炎夏，每天烈日当空，地皮滚烫，仍然没有一丝云彩，一点雨意。到这时候，不要说社员们心慌，支部里也有人沉不住气了。
有的老年人悄悄对明山的父亲说：“回头劝劝孩子，不要再闹那办不到的事了。抗旱点种是瞎出力，留下一些种籽还能喝碗稀糊糊，再点种连糊糊也喝不上了。”不少社员背地里谋划
“逃难”的事情。有的人说：“打信问问老家年景怎么样，咱一担子来的，还是一担子回吧！”
干部中有少数人见灾荒越来越严重，也跟着叫唤：“种三回死三回，担水点种硬是瞎闹。”他们主张放话让群众各寻活路，或者早点向领导上要粮。
大多数的干部抗旱信心高，但是不注意工作方法。社员们不愿担水点种，他们就强迫群众来干。
周明山没明没夜地和大家滚到一起抗旱点种，两只眼熬得干红干红，后来又发展成暴发性火眼，动了两次手术，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再熬眼。但是他心焦如焚，哪一晚能够入眠？当时王长修已经因病去世，支委中对他思想上、工作上帮助最大的是许永昌。这天吃过晚饭，他又来找许永昌。
许永昌是个只有半叶肺的复员残废军人，在部队当过连指导员，觉悟高、党性强，回村不久就被选为支委。他和王长修一样，非常器重周明山，支持周明山；而周明山也很尊敬他，遇到要紧事拿不定主意，就来找他商量。当时，明山把群众思想作了个分析，许永昌想了想说：“你分析得很对，要解决社员的思想问题，就得先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应该先开一个支委扩大会，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谁缺甚就给谁补甚，然后再依靠这些干部去解决社员群众的思想问题。”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连夜召开支委扩大会。会议开始，明山先朗读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念完了，他说：“毛主席说，群众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在这个会上，咱们一锅煮，连同工作方法问题，谁有甚话谁就说甚。”
有些人背后鼓动郭金太说：“本来灾这样重，向上面反映反映，保证可以要到粮食，可是人家不，偏要抗旱逞能，有粮食也吃不成了。”郭金太信以为真，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年轻人办事情不知个天高地厚，这样大的灾还能抗住，不向上级要粮食还能过得去！”
有些人随声附和：“抗旱活这么重，吃上八两粮食还能起早搭黑地干，要关心群众生活呀！”
女支委安梅花也说：“对群众生活就是关心得不够，不少人说受不了。”郭金太的气更粗了，他面对着明山用训斥的语调说：“明对你们说吧，群众意见大着哩！”
许永昌把脸一沉，站起来说：“我提醒大家记住，咱们可是共产党员，开的可是支委扩大会，说话可得考虑考虑。”永昌这样一顶，郭金太才不吭气。明山说：“现在咱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做对，怎样做好？至于生活好不好，受了受不了？我人年轻经得少，说不大清楚，你们上了岁数的同志见得多，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就清楚了。”
一提过去，安梅花就掉下泪来。她原本是甘肃省的，灾荒年没法活，被她父亲卖到陕西。后来又遭灾，她从陕西被卖到河南，又从河南被卖到山西，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才流落到南柳来。她声泪俱下地说：“一提起过去，我就明白了。慢说八两，一两有谁给，要是有一两的话，还能让人卖了又卖，卖了四省！”会场上鸦雀无声，连郭金太也低下了头。他自小儿是从岳阳山一挑子担来的。多少天不见一顿饱饭，饿的他腰弯背弓。安梅花的痛苦引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会议的气氛变了，发言的一个紧接一个，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旱斗争：
“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不领导抗旱还谈得上什么关心群众生活？”
“领导，就要领导群众干，”许永昌接着说：“不是领导群众向国家要。大家都伸手向国家要，国家又向什么地方去要呢？”
近几天来，总是愁眉苦脸、不言不语的老支委梁振海，一下活跃起来。他一迭连声地说：“干，就是要干，就没有不下雨的天，迟早总要下。只要干到底，抗到头，就有胜利，就会丰收。”
“对！”许永昌又说：“在前方打敌人是革命，在后方闹生产也是革命，抗旱胜利就是革命胜利。我们要像军队打仗那样，不怕流血牺牲，领导群众抗旱到底，不胜利不收兵！”
“干，领导群众干到底！”这是支委扩大会议上的共同声音。
像愚公那样顽强
怎样干？支委们都觉得应该讲究工作方法，把群众发动起来。周明山把毛主席这篇文章又念了一遍，还念了念《愚公移山》那一篇，大家越听越觉得亲切，越听越精神振奋，最后一致表示，共产党员，越是困难，越要坚定，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越要注意工作方法。一定要学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己带头实干，苦干，把群众发动起来，和我们一起抗旱到底！
接着，又开了个党员和团员大会。会议决定，党员和团员要发动群众，保证一人种一亩保命田。眼下社员群众还不愿意干，党员和团员自己带头干，至少每人先要担水点种活三百苗玉茭。
党员和团员的劲头鼓起来了，社员们没信心抗旱点种叫不到地里，他们一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一面就自己干起来。党员陈金海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抗旱点种时一挑担四桶水，从沟底担到坡顶，往返十多里，汗直往下淌，他还唱着小曲儿给别人鼓劲。许永昌爬坡就气喘，但他坚持要完成党支部提出的任务，担不了就用手提，一次提不动分几次提，终于把两桶水弄到了坡上，点种了玉茭。
后来，沟里的水也干了。支部又组织了十八个党团员去挖泉眼，不分昼夜轮着班干，挖了三天三夜，终于挖出手指粗的一股泉水，一分钟能汲一桶。又用这“保命水”继续抗旱点种。
社员群众见党团员这样受死受活的拼上命干活的劲头，真正是受了感动。他们说，我们也要吃饭穿衣，为什光叫他们干活？社员们先是往坡上送汤送水，跟着就参加进去干起来。但是，真正行动起来的只是少数贫下中农社员，大部分社员还是唉声叹气，有的人仍然在背后讲怪话。上次的支委扩大会使明山思想上受到启发，认识到回忆对比是提高阶级觉悟的好办法。后来又在毛选上读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进一步认识到群众不是一锅粥，依靠群众首先要依靠贫下中农。于是支委会又作了研究，决定召开贫下中农会议进行充分的发动。这个会议越开人数越多，情绪越高。许多中农自动跑来旁听，有些地主富农也躲在墙外偷听。在回忆对比中，有失声痛哭的，也有激昂宣誓的。“咱贫农永远和共产党、毛主席一条心，跟着党抗旱到底！”“是真金子，是假金子，是一心一意，是三心二意，这一次都看清楚了。”有些人揭发了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气愤地说：“那些家伙也是一心一意，他们一心一意破坏咱们！”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几次散会都散不了。第二天，群众性的抗旱运动掀起了高潮。有的人在地里搭起了帐篷，有许多妇女、小孩也拿着茶缸、茶壶、脸盆来抗旱了。
这时，周明山的暴发性火眼又重犯了，医生动完手术，郑重地嘱咐：“如果再不好好养，复发了就没法挽救了。”他妈心焦地说：“明山，听见了吗？你才二十多岁，还是个人芽芽，要是两只眼看不着了，以后就是想工作也工作不成啦！”可是过了一两天，稍微疼的轻了些，他取过眼罩子能看见东西，就背着母亲偷偷下地去了。
黑夜里，明山两只眼睛磨得受不住，犹如万箭钻心。到天快亮时才朦朦睡去。天亮醒来，疼得能顶住了些，他咬着牙又悄悄下地去了。到第三天，社员们见他模样不对，硬催他回家，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但他仍然一面坚持着干，一面作宣传鼓动工作。休息的时候，他站在高堰上拿着本书，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忽然，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一阵昏迷，就从地堰上倒栽了下来。靠近他的小孩，吓得哇哇直哭。人们惊慌地围上去，有经验的老人赶紧进行急救，才把他救活过来。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人和人心贴得更近了。党支部在严重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终于变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领导群众发挥出团结斗争的伟大力量，终于战胜了这场罕见的大灾。
这一年由于灾情太重，南樊公社各个生产大队普遍大幅度减产，唯独南柳大队的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又比上一年分别提高了百分之零点三和百分之一点五。群众生活没有因灾受到任何影响，大队还拿出一部分细粮照顾五保户，给一个患气喘病的孤身老汉赵丙有买了药酒。陈绍英又编了首快板：“村里有个赵丙有，没儿没女不用愁，照顾吃穿靠集体，冬季还喝虎骨酒”。
永远虚心学习
一九六二年二月，周明山代表南柳大队到太原出席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南柳大队生产连年上升，一九六一年成绩更加突出，在会上被评为一等先进单位。
二月底，周明山从太原回来，受到社员们的热烈欢迎。他刚想给大家拉拉会上的情况，好几个人抢着说：“早从报纸上知道啦！咱是一等，全绛县就数咱是头一份，差不多啦！”
“不，不能这样说，”周明山听着味道不对，立刻说：“和曲沃杨谈大队比起来，咱们还差得多哩！人家的棉花亩产一百斤还多，我们才只有七十来斤，这要差多少呀！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
有些社员觉得周明山不知足，就又说：“我们觉着可真是差不多啦，人要知足呀！你想想前几年咱们是个什样样，全绛县数咱穷，数咱落后，邻村高低不和咱办一个社！你再看现在，正好打了个颠倒，全绛县第一数咱先进。过去在人下，现在是人上人了，还说差得多，闹多少才是个够呀！”
周明山一张嘴一时说不转几十张嘴，他不作声了，但他想，这几年有一点进步，全凭的是个学习。种棉花学郇王大队，饲养牲口学吉峪大队……现在有了一点进步，就骄傲自满，看不起人，不愿学习。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不是又有落后的危险吗？这个思想要不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支委会意见一致，决定让周明山向社员做一个传达报告，把带回来的各地劳模材料念给大家听，并且组织干部和社员代表去杨谈参观。
参观回来，没有人对杨谈的经验不信服了。可是群众又偏到另一个极端。信服杨谈就迷信杨谈，学习杨谈就照抄杨谈，又把自己的一套做法一脚踢开了。有个队干部对社员们说：“看了杨谈，咱是马尾拴豆腐，不能提了。杨谈在天上，咱在地下还得挖个坑，就差这么远。”
社员们说：“那咱们就照杨谈的办法来吧，他怎干咱怎干，不错一丈不走大样。他产一百多，咱还不产九十？”
看到干部和社员这股学习劲，周明山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又想起“开糖坊”的事来。那还是一九五八年秋天，他听说河王大队的玉茭平均亩产一千斤，就亲自去学。问经验，那里的干部说是密植，一亩可种三四千株。他心里有点疑惑，但又想既然要学先进经验，疑疑惑惑的干什么。从河王村回来，就照原样原做法种了一亩，心想着这下可该大大的丰产哩。谁知事与愿违，反而减了产。有的社员们挖苦他说：“今年玉茭秆大丰收，开糖坊不缺原料。”
“河王的先进经验，为啥搬到南柳就不灵了呢？”周明山当时没有想通，后来读了《改造我们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从毛主席的这段话里想到：河王的先进经验要在南柳生根开花，达到增产效果，也必须和南柳的生产实践相结合。正因为没有结合，就把真经念歪了，好事办坏了。
怎样使先进经验同当地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呢？周明山这几年一方面读毛主席的著作，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摸索，慢慢也就寻着个路数了。有一次，他阅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周明山联想到，种庄稼学习先进经验同当地具体情况结合，也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分析研究。不但要研究一般的农业增产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集体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增产的规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南柳集体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增产的规律。这就不但要研究别人先进经验是怎样产生的，还要研究分析南柳大队的具体条件到底是怎样，先“知己知彼”而后才能做到正确的结合。
周明山越想越觉得闹不好，就有可能把好事办坏，为了增产反而造成减产。果然不出所料，有的生产队里已露出了苗头。当时春暖花开，整理好土地正准备下种。春季整地，在南柳大队早有一套传统的耕作方法。哪一年也要春翻地，把底肥深深地翻到地下，用耱耙踏实，以后再犁再耙，在棉花下种之前是要犁好几次的。可这一年，哪个生产队也不翻不犁了。为什么不翻不犁了呢？队干部和社员说：“我们是学杨谈的，杨谈不翻不犁，我们也就不翻不犁。”
周明山对大伙说：“遇事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囫囵吞枣。比方说，‘不翻不犁’吧，就应该问它个为什么？”
“为了一次全苗。”
“说得对，为什么只有‘不翻不犁’才能一次全苗呢？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社员们说：“这……这就闹不清了。”
周明山又说：“我们这里，哪一年也是又翻又犁的。这是为了什么呢？”
“勤翻犁又勤耙耱，土地就能做务好了呀！”
“说得对，再问一句，土地做务好了不是可以多产粮，多摘花吗？为什么今年春天不往好里做务呢？”
社员们答不出来。周明山说他也回答不上来，但是，他觉得这些问题是必须回答的。于是，他们对比南柳和杨谈大队两方面的情况认真分析研究起来……
大家认为，旱地棉花实现高产的头一个关口是密植。为了密植，就必须抓一次全苗，而要实现一次全苗就要创造两个条件：一是适当的墒情，二是适当的地温。两个条件相辅而行，缺哪一个也不行。这是农业增产的普遍规律。可是特殊的规律怎么样呢？南柳和杨谈同处“十年九旱”的地区，一般说来，在春天都缺少适当的墒情。因此，杨谈和南柳近几年来，都大抓蓄水保墒的地埂化。可是阴阳不同，杨谈大队地处塔儿山腰，种的全是一色的背靠北山的向阳地，光照时间长，地温较高，跑墒也快。春天耕地的好处是有精耕细作之利，又能提高地温，缺点是跑墒大，容易闹得种不出来。因此，杨谈大队采用了春天不翻地多耙耱的办法来保墒，这是要以人为的耕作措施，改变自然条件不利的方面为有利。而南柳大队的情况却与此相反，种的全是一色的背靠南山的背阴土地，光照时间短，地温也低，可是墒情较好，特别是近几年实现地埂化以来，土壤中含水量又有增加，如果不是大旱之年，捉苗没什问题。成问题的是由于光照不足，开春土地醒得迟，地温不高，常常是向阳地能播种了，它还不行，就是勉强种进去，也是出土迟，发苗慢；秋天又霜杀得早。据老农和科学工作人员估计和计算，地温比阳坡地要低二至三度，作物生长时间，在一年中要少十天半月。因此，春天犁地的作法，在杨谈大队是不适宜的，在南柳却是耕作制度中的传家宝，因为犁地能提高地温，而南柳的土地也正该提高，而且客观条件也允许。他们做了这样周密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学习外地的经验要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
这次在学习杨谈粮棉双丰收的经验的时候，他记取了“开糖坊”的教训，既看到别人的经验，又看到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条件。由于他们结合南柳的实际学习了杨谈和翼城庄里大队的经验，这一年他们又获得了粮棉双超产，被评为全省农业特等先进单位。
去年十二月间，周明山受中共晋东南地委的邀请，先后在晋东南十个县、市作了报告。这次他拜访了李顺达、申纪兰、武侯梨等著名的劳模，参观了许多先进单位，学习了许多先进经验。回村以后，他兴奋地向社员们报告了所见所闻，发动群众对照每个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寻找南柳的缺点和问题。党支部指出，找到了缺点就是找到了粮食，找到了问题就是找到了产量。后来又提了一个口号：“永远鼓足干劲！永远力争上游！永远虚心学习！”
有人曾经要求周明山介绍他做支部书记的经验，他说：“咱没有别的，咱年轻，啥也不懂，根本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咱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是农村社会主义的标兵，大家都瞅着你，向你看齐，所以你必须向一切人学习，把一切人的优点都学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