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发表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的文章
干净彻底肃清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美帝国主义谬论
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武装，给世界人民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现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讹诈吓破了胆，完全放弃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臆造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是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这本质上就是起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是在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现代修正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作出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不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阴谋，等于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三月十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全文如下：
一、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
最近几年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动势力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计划地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发动以美化美帝国主义为内容的各种各样的攻击。这种攻击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变成越来越有组织而且大规模的了。特别是以一九六二年十月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一九六三年七月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转机，这种攻击变本加厉地进行，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委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人说：打起“自由”和“进步”的旗帜的“年青而勇敢的总统”，一面同“自由阵营”内部顽固的冷战派和极右派的强烈抵抗进行斗争，一面在外交路线方面，在通过改组和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办法来保持“均势”的背景下，为了应付“古巴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毁灭人类的危机”，决心勇敢地寻求美苏间的“和平共处”，终于签订了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且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提出了成为美国民主最见不得人的部分的黑人问题，为废除种族歧视而勇敢地进行了挑战；虽然肯尼迪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中途倒下去了，但是，他举起的“伟大理想的火炬”并未熄灭，他的继承者肯定会继承他的事业；等等。诸如此类的美化肯尼迪的言论，以及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内外政策的言论，在最动人的美丽辞藻和变化多端的一切伴奏的掩饰下，像洪水一样地泛滥起来。不仅是日本所有的反动派，而且连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个“大合唱”。譬如反党修正主义者内藤知周一伙的机关报《新路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一期）写道：
“肯尼迪不幸逝世的客观意义，是很清楚的。他是由于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种族问题上表现了果断而遭到牺牲的。他的牺牲是对争取和平共处的努力的一个打击。”
同样，反党集团春日庄次郎一伙发表了一篇题为《当肯尼迪遇刺逝世之际》的声明（《结构改革》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登载）。这篇声明说：
“肯尼迪遇刺逝世的噩耗传来，全世界感到非常震惊，全人类都立即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也是因为，肯尼迪之死对于今后以和平共处与缓和冷战为中心的形势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在世界各国人民表示哀悼之意的深处，有着这样一种决心：要继承并进一步推行由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共同迈出了第一步的路线，争取朝着和平共处的道路前进。”
目前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和平民主力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参加歌颂和美化肯尼迪的大合唱，并且在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开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美化肯尼迪的做法，并没有采取单纯地一味颂扬的方式。而采取这样一些手法：一种是“善恶两面论”，就是说，在肯尼迪政策里面，除了像“遏制中国政策”那样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坏的”一面以外，还有“缓和冷战”这样一种和平共处政策的“好的”一面；一种是有条件的美化论调，就是说，肯尼迪虽然同样是帝国主义者，但必须把他同好战的反动派区别开来，他是“有胜于无的明智派”。
譬如，日本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八日出版的一期）说“肯尼迪政府无疑是帝国主义政府，但他是不同于那些加剧紧张局势准备发动毁灭性战争的反动派的‘现实派’”，同时提出了“善恶两面论”的典型看法。而该报的
“新闻述评”作了结论说：“虽然肯尼迪外交政策给希望和平的人们造成的‘明暗’两面是一个整体，但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他曾经压制住国内右派的强硬分子，坚决推进了同赫鲁晓夫举行私人会谈的外交政策。”就像这个结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承认肯尼迪政策中存在着真正想要争取和平的一些“好的方面”的“善恶两面论”，实际上一定会不停地变成为这样一种看法：把冷战政策这种另一个“坏的方面”看成是为了说服国内的冷战派而不得不采取的“伪装”，或者把这看成是被迫从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下来的“遗产”。由于这样的解释，最后就变成了这种观点：认为整个肯尼迪政策的根本特点，就是向和平政策转变。这是一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的观点尖锐对立、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件事实表明，任何有条件地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都容易变成、而且也不能不变成美化它的本性的论调。
但是，对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极其严重的事实是，这种导致美化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本性的有条件的美化论调，不仅在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存在，而且竟然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出现了。
譬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在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评论说：“肯尼迪是在‘冷战’的困难时期就任总统的。而且，由于美国政策的连续性，他不可避免地给冷战帮了忙。但是，他在任职期间，显然已经远离了那种政策。”欧洲的一位代表还提议要为肯尼迪之死默哀。一部分代表提出了下述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主张说：“和平的敌人”不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战争”，不应当把和平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
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肯尼迪说，他是一位现实地估计国际形势、努力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并且对协商解决有关冷战的各项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卓越的政治家”。
然而，肯尼迪正是一个好战成性和反动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化肯尼迪政策的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不能不美化美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赞成“保卫祖国”而站到帝国主义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白劳德宣扬同美帝国主义实行阶级合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铁托和卡德尔宣传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积极共处论”，为帝国主义开脱罪责。就像这些实例所显示的那样，怎样评价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之一，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本性质的分水岭。非常明显，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领导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一切言论，只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变成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言论，这种言论只能解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武装，给世界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压迫和反动政策，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
我们所以要在肯尼迪遇刺丧命以后，在这个赞美的大合唱中重新总结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揭露企图回避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的罪恶，是因为我们确信，捍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人民运动内部干净彻底地肃清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人民共同事业的伟大胜利来说，是绝对必须完成的紧急任务。
二、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
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美化肯尼迪的论调，以首先可以叫做
“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下述这样一些论调为其基础：
（1）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殖民主义的崩溃，和平民主力量的壮大等等，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另外，热核战争的“毁灭性的后果”已经很清楚。由于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美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
（2）在一方面，正在形成下述这样一个帝国主义的“明智派”：他们冷静地估计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现实，认为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世界热核战争，寻求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道路，以代替核战争的道路。可以认为，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是代表帝国主义者的这一翼的政治家。
（3）在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最富于侵略性、最好战和最冒险的一派，他们顽固地继续执行很可能把世界推向热核战争边缘的危险的冷战政策。约翰·伯奇协会、三K党、麦卡锡主义残余、戈德华特集团、反动的种族主义者、五角大楼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右派、等等，就是这些极右派的代表。密谋刺杀肯尼迪的人，也就是这些势力。
（4）因此，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同代表前面的一翼的美国政府通过协商，进行谈判，孤立后面的一翼，从制度上确立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以便防止热核战争。
这种乍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而且冠冕堂皇的言论，是以那种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本性作出的完全错误的估计为依据的、最恶劣的机会主义理论，也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考茨基之流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这种论调是说，在同一个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执行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执行非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
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和巩固、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趋向崩溃、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加剧联系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的确已经深刻地反映到帝国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中间，也产生了种种纠纷和矛盾，造成了严重而且复杂的意见分歧。看不到这种矛盾和利害冲突，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者完全涂上同一种颜色，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利用他们内部的裂痕，对于和平民主力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教导说：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随机应变，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设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但是，如果过高估计敌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以至于把这种意见分歧和对立看成是冷战政策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根本对立，那么就会铸成这样一个大得无可比拟的错误：把“敌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和敌我之间的不可超越的对立等量齐观，把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根本性质的阶级矛盾等量齐观。这是因为：所谓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从根本上说，始终是在适应帝国主义这个同一经济基础的范围内，在敌视社会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阶级本质的范围内，在敌人之间产生的局部性质的意见分歧和利害冲突；这些意见分歧只是一些关于战略和策略、方向和方法的分歧，例如，哪一方面的政策能够最顺利地推行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倒行逆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推行这种政策能够给哪一方面的垄断资本集团带来最大的利益，等等。事实上，战后美帝国主义内部在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九四八年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一九五一年关于扩大侵朝战争的“麦克阿瑟争论”；一九五四年围绕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对立；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五角大楼”内部在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或者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问题上的争论；一九六○年围绕金门、马祖问题的“肯尼迪、尼克松争论”；最近在批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发生的争论，等等。无论哪一个争论，都不是围绕战争政策与和平政策这种根本性质的对立的意见分歧，而只是围绕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镇压民族解放斗争，怎样才能在最短期间在冷战中获胜以称霸世界等等这样一些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另一政策之间的非根本性质的局部的对立。尽管这种局部的对立加剧了围绕这些对立的斗争，并且经常引起像肯尼迪遇刺丧命那样的丑恶的殊死斗争，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把这种局部的对立看成是同和平和民主政策与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根本对立有关的对立，那就会归结为这样的主张：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政策和非帝国主义政策都能够成立；垄断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政策可以并存。
这种主张正是“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的主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五页），也是考茨基的帝国主义论的翻版。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财政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列宁揭露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质说：
“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财政资本所‘爱好’的政策，而拿另一个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财政资本为立足点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起来。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垄断的、非强力的、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并存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恰巧在财政资本时代进行完毕而成了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并存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现代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六十二页）
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还超过了考茨基。因为，“隐蔽的机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八十一页）考茨基，曾经劝“金融资本家放弃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六页），并且说垄断资本能够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而现代修正主义却向人民宣扬说，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在采取非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考茨基创造了所谓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彼此放弃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超帝国主义论”，而现代修正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彼此废除军备、就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样一种应该叫做“超超帝国主义论”的论调。
不言而喻，我们承认，有可能通过以全世界范围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群众斗争为基础的“谈判”，来迫使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后退，也有可能进而迫使帝国主义签订一定的协定，譬如，签订包括禁止核武器在内的普遍裁军协定等等；并且承认，在打倒和消灭帝国主义以前，也有可能通过这些斗争，使防止世界战争的事业获得成功。事实上，一九五三年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印度支那协定、一九五五年奥地利实现中立化等等，都是国内外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反动政策、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以这些斗争为基础所取得的一定的协定和成就的实际事例。完全排除这些可能性、完全否定帝国主义作出让步的可能性的做法，意味着反而会陷入像“左倾”幼稚病那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可是，承认帝国主义受到人民的压力而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本质上改而奉行和平政策，或者已经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下定决心要推行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必须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那么同在国内外进行剥削、“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百零四页）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绝对不可能在本质上采取非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完全废除军备，同社会主义永远和平共处。
第二，这种“向两翼分化的论调”，不外乎是被核讹诈吓破了胆，而想要回避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主义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认为，分化的标准是在目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只要帝国主义不想打全面核战争，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愿意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
有人说：帝国主义里面的“反动派”企图发动核战争；帝国主义里面的“明智派”希望避免核战争；因此，和平民主力量的任务在于，联合后者，孤立前者，以防止核战争。在这种论调的深处隐藏着的，首先是这样一种想法：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中间产生了希望和平的“明智派”，已经有可能通过同这个“明智派”进行谈判的办法，实现两个体系的共处。这也就是一种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论调：放弃马克思主义分析帝国主义的一切观点，把一切都寄托在“明智派”帝国主义者的“善意”上。贯穿在这种论调中的第二个更根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想法：既然全面核战争是最大的罪恶和最大的悲剧，那么防止全面热核战争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没有达到发动全面核战争程度的所有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的斗争，就只有次要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这样一种想法：在热核战争“毁灭人类”的危险面前，无论帝国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无论独立或者民主，无论民族斗争或者阶级斗争，都将失去它的意义。上述这种想法正是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的想法。但是，目前利用“毁灭人类”的威胁来分割反帝力量、硬要别人向帝国主义让步和屈服的核讹诈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哪怕是向它的核讹诈屈服一步，也都会像火上添油那样地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气焰。
列宁对受到“战争的可怕的印象”的“压迫”而制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谬论曾经说：
“‘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对民主采取的鄙视态度，就是战争压制或压抑人的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皮·基也夫斯基没有觉察到，贯穿在他的全部议论中的，正是战争所造成的这种压抑、惊恐和不加分析。既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场残忍的大屠杀，那还谈什么保卫祖国！既然到处都是粗暴的镇压，那还谈什么民族权利！”（《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十一页）
现代修正主义在这方面也超过了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这是因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者，害怕现实的帝国主义战争，放弃争取民主的斗争，“从承认帝国主义存在‘堕落’到替帝国主义辩护”（《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页），而现代修正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放弃了一切斗争，由投降帝国主义发展到美化帝国主义。
如上所述，“向两翼分化的论调”是说，认识到热核武器的空前巨大的破坏力量的帝国主义“明智派”，不仅想要避免热核战争，而且正在开始认真地追求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美化帝国主义的意图和政策的、近乎蛊惑宣传的论调。垄断核武器的梦想已经破灭的美帝国主义，面对全世界高涨起来的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防御性军事力量的威力，已经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危险：如果发动全面战争，那么美帝国主义本身也可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纵然如此，这丝毫也不等于说，美帝国主义已经放弃了它的侵略性的统治世界计划和战争政策。这只是意味着，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充核力量，拼命地追求打赢全面核战争的保障，同时在目前集中力量推行着危险性比较小、不致把美国本身的国家生存作为赌注的其它方式的战争和侵略的政策。因此，根据当前想不想打全面核战争的情况把帝国主义划分成好战派与和平共处派的做法，不仅完全忽视了事实，而且只能陷于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立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整个学说，把有没有“核自杀”的决心当做帝国主义的新的决定性的标志，忽视（美帝国主义）目前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政策的危险性和它的“两手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放弃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最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借口帝国主义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忽视了肯尼迪等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道道地地的政治代表的这个事实，因此，这种论调在实际上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及其政府的最坏的机会主义。
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战后的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结成帝国主义的军事联盟，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一切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侵犯各个盟国的主权，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变成它的附属国，剥削各国人民，推行了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的这种基本内容，正如
“超党派外交”这个名称所表现的那样，都一直是一致的。而且，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或者是共和党政府，都忠实地执行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共同的称霸世界计划，代表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对于这一点，也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美国总统、国务卿、各部部长、官僚、军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家的政治代理人。美国的大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道地而且露骨。
“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和一小撮百万富翁对全社会的统治表现得像美国那样横蛮，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贿赂风行。”（《论国家》，《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百四十二页）
让我们看看现代修正主义者备加颂扬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吧。大家都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曾经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汉弗莱是汉纳公司的总经理。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行政部门的领导人二百七十二人中，占大多数的一百五十人是资本家，在其余一百二十二人中，有一大半是同资本家有直接联系的（维克托·佩罗：《美国金融帝国》）。肯尼迪政府也是以百万富翁的儿子肯尼迪总统为首，三个重要职位都由大垄断资本的代理人牢牢地占据，国务卿腊斯克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长。究竟是为什么，到现在还要列举这种不胜枚举的众所周知的名单呢？对于历届美国政府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这样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几乎完全等于同义语的理所当然的情况，难道还需要再加以证明吗？这种情况越是理所当然，那么就越是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看成是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认为它们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的政府这种论调也就把美帝国主义本身看成是明智的，认为美帝国主义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于这种论调粗暴地破坏了《莫斯科声明》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原则性规定的这一事实，就越来越不能怀疑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莫斯科声明》的原则性规定，企图缩小“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含义，把这种力量说成是
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有所区别的美帝国主义“极右派”。按照这种说法，美国的真正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是那个发动侵朝战争，进攻古巴，在西柏林组织挑衅活动，派遣一万几千名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屠杀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等军事同盟，布置军事基地网，执行残暴的称霸世界计划的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及其政治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以约翰·伯奇协会为首的法西斯反动分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右派以及军部等等。
不言而喻，过低估计这些极右分子的作用和他们那个残暴的法西斯反动计划的危险性，是不正确的。但是，单把这些极右分子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势力，而不认为美国政府是战争势力的主要堡垒的做法，就等于在日本不认为美日垄断资本、池田内阁和自由民主党是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而只把赤尾敏、佐乡屋嘉昭、儿玉誉士夫、三浦义一那样的右派、自由民主党的素心会、各种军国主义团体等等看成是主要的反动势力，这真是荒谬绝伦的骗人的鬼话。谩骂艾森豪威尔和池田勇人是“共产主义的走狗”的。法西斯极右派的任务是攻击民主力量，特别是攻击共产党，煽动反共歇斯底里，鼓吹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一方面用同他们对比的办法进一步粉饰垄断资本反共政府的和平民主假面具，另一方面在这个假面具的背后促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右倾，为法西斯主义取得地盘，准备条件，以便在将来发生危机的时候由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法西斯分子是帝国主义反动专政的最凶恶的尖兵和别动队，垄断资本及其政府正在充分利用他们的作用。右派的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垄断资本的利润的一点残羹，也决不是偶然的。无论从政治上或者从经济上说，他们都是由垄断资本豢养的。
把这种丑恶的狼狈为奸的关系说成是“向两翼分化”而加以美化，并且宣传说要集中力量只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极右派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开脱罪责。这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的说法又有什么不同呢？现代修正主义煞费苦心地臆造出来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归根到底就是宣扬说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因此，这种论调在本质上就是起到瓦解全世界和平斗争、反美斗争、革命斗争的作用的最恶劣的投降主义理论。
三、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肯尼迪美化论，还引出了可以叫做“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下述论调，并且正在同这种论调相联系：
（1）既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表现出走向和平共处的意愿，那么，对世界和平民主来说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就是，美国的极右派以及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法帝国主义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等。
（2）特别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活了的德帝国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种一样，企图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划定的边界并且企图实行核武装的、采取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已经成为欧洲中部最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
（3）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起了作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地位正在相对地削弱，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增强。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大西德和法国等欧洲的反动帝国主义的危险性。
（4）在这种形势下，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的中心任务是，效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实现的美苏合作，一方面灵活地争取同美帝国主义的“明智的”一派达成协议，一方面把主要的打击集中于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势力——西德的阿登纳集团，以及拒绝参加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且一意孤行地走着危险的核发展道路的法国戴高乐集团，现在仍然继续保持法西斯制度的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等，以孤立他们，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善后问题的德国问题和其他问题，实现欧洲的“和平共处体制”。
特别是在缔结部分禁试条约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提出“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的同时开始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提出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在本质上不过是“向两翼分化论调”的继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予以支持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一，这种“主要打击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帝国主义的复活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这些历史经验进行机械的类推，因而要把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看作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不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现代帝国主义主要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莫斯科声明》），成为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否定把主要打击集中于它身上的必要性，因而最后发展到回避反帝斗争的地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之间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是帝国主义失去了决定国际政治动向控制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也还是一个“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八页）的国家，当时左右国际政治动向的控制力量，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总体系、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在根本方面双方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对立，但是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帝国主义互相难于调和的矛盾，终于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体制而复活的德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主最凶恶的突击队——德国法西斯主义，成了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最大敌人，成了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列宁认为“对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见上述文章）的“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第二，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开始崩溃了；第三，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进一步衰退和腐朽了，结果，帝国主义丧失了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发生了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莫斯科声明》）这样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压倒优势。这两个根本的变化，即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决定性的变化，而且，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确立了霸权，这两个变化正是下述情况的基础：第一，使现代的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首先与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敌；第二，在帝国主义体系内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的扩张主义和统治世界计划而勾结起来并且产生一定的依附关系。这样，现在国际政治的动向，就不像以前那样主要取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而基本上首先取决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与其对立面——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及和平力量之间的斗争。《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国际局势越来越肯定地发生着有利于争取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人民的变化。
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帝国主义，对于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正在为民族独立和发展独立经济而斗争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在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对于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所有力量来说，都是共同的穷凶极恶的最大敌人，这是无法避免的；孤立它，打击它，是全世界人民的重要的共同任务，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当然，过低估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帝国主义的危险，是不正确的；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对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动向保持更大警惕的必要增加了。但是，以复活了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危险性为理由，为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开脱，轻视或者不理会对它的斗争的重要性，这只是意味着完全不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人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特点。
第二，这种“主要打击论”，把今天国际政治中的迫切的中心问题描述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德国问题，并以此为理由企图使同美帝国主义合作的路线合法化。但是，这样的路线不仅连德国问题也不能真正解决，实际上还一定会使美帝国主义增加勇气，有助于它推行独霸世界的计划。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都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有关，德国问题也不例外。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悬而未决的善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一样，复仇主义的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正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西德垄断组织同美国垄断组织重新勾结的过程中进行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是用美帝国主义所生产的武器来武装的，在建立和加强美帝国主义指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过程中实行的。西德的核武装正在美帝国主义的“多边核武装”计划之中实现。西德军国主义者所抱有的自己的侵略计划的危险性，正是从它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紧密结合这一点上产生的。即使对将来另作别论，但是在目前阶段，它们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承认，就还没有实行其侵略计划的力量。
这种情况，例如从这样一个事实恐怕也看得清楚：一九六一年围绕西柏林问题的非常紧张的局势，主要正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以“为了保卫柏林不惜进行核战争”这个挑衅性的“紧急计划”鼓励了阿登纳政府而引起的。假如认为，德国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这个问题不仅同西德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有关，而且同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世界计划有关，那么，如果不依靠对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依靠同美帝国主义合作来解决德国问题，这就等于缘木求鱼。德国问题的解决，同消除全世界其他一切紧张局势的原因一样，只有同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进展。反之，如果不依靠斗争，而企图依靠谈判来单独解决德国问题，那就非但不会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善后问题，反而只会助长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计划的气焰，拖延德国问题的解决，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有根据毫无意义的历史类推，要以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为基础，把主要打击集中于纳粹党残余势力的论调，实际上只会让美帝国主义为所欲为，进一步加强他们和纳粹党残余势力之间的勾结，加强战争势力。
第三，这个“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西德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相对地增强，它们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和对立有所发展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理由，要把德、法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侵略计划看作是主要危险。这种理论整个说来是把事情片面化的错误理论，它没有看到总危机深刻化的现阶段的不平衡发展的特点，无法统一地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不平衡发展规律，忽视美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渗透是按照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行动这个事实。
当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一页）。然而，不能根据这条作为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把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律说成是对立和分裂。因为在经济上，“旨在保护各国资本的、帝国主义者的共同联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趋势”（《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四十页）；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彼此敌对的联盟”，或者“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共同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亚洲国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八页）都是可能的；甚至作为“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的“协议”的“欧洲联邦”（《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页），暂时也是可能的。
在过去帝国主义成为对国际政治起决定影响的控制力量的时代，所有这些联盟只不过“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间的‘暂时休战’”而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八十九页）。因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瓜分世界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通过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重新瓜分。
然而，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总危机深刻化的情况，却使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这种一贯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美帝国主义领导的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总联盟已经形成。不仅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维持这个联盟的行动，关系到腐朽的帝国主义的命运的重要性增加了，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产生了削弱帝国主义体系和危及这些国家的生存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在设法防止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市场的斗争发展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正在拼命努力设法维持这个军事、政治联盟和体系本身。
第二个变化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绝对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虽然在最近几年来突然显著起来的发展不平衡规律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使相对的力量对比发生急剧的变化，可是在绝对的力量对比方面，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优势。
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美国和法国、西德和英国、英国和法国、还有美国和英国等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正在越来越趋于尖锐，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动摇，美帝国主义也日益陷于孤立。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平运动这样一些世界历史性对立的另一方相对抗，而加紧进行侵略、民族压迫、政治上的反动活动，为了维持它们的统治体系等等目的，它们之间的利害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需要继续维持它们同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同盟。因此，尽管不平衡发展的步伐加快了，但是在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上，主要的方面并没有变成对立和分裂；同美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控制地位这件事相联系，依附性的联盟关系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关系这个局面并没有改变。
以日本来说，因为日本同欧美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原来就具有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脆弱性，并且因为战败而受到打击，还有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占领统治这个历史遗产，国家在军事、外交、金融上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但是，不应当忽视这个事实：欧洲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军事基地网，或者通过经济“援助”和美国垄断组织对欧洲市场的侵入，或者通过美国金融资本家掌握了主导权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自由化”和降低关税，也或多或少地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渗透之下。《莫斯科声明》这样说：
“美国帝国主义利用军事集团的和经济‘援助’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力图使许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统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同美国帝国主义结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镇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剥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挠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美国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拖入军备竞赛，拖着它们执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立国家进行颠复活动的政策。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腐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许多国家中执政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再也无力单独对付日益增长和团结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帝国主义者结成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军事政治联盟，共同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莫斯科声明》）
《莫斯科声明》发表以后的三年间，是否发生了必须对这一观点和提法进行重要修改的形势变化呢？一九六三年法国拒绝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国同中国建交；英国和法国对美帝国主义封锁古巴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种尖锐化无疑是最近形势的显著的特点之一。然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这种尖锐化，决不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军事、政治联盟的崩溃，也不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或者西德帝国主义代替美帝国主义成为主要的敌人，不足以证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以孤立德、法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越尖锐，我们只是越来越有必要坚持列宁教导的“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个原则，坚持“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的原则（《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百九十九页）。乍看起来，现代修正主义者是装作遵守这个“原则”的样子的，可是实际上却利用这个原则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开脱，因而结果就是事实上破坏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了解下述做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严格地遵守上述原则，否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策略，依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孤立最危险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帝国主义，团结一切力量去集中打击美帝国主义。最近形势的发展，更加鲜明地显示这种做法的正确性。
最后，从“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的本质来说，这个论调使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结果势必走上回避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也回避对德、法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方向。这种趋势，在这个论调已经同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以及和平运动中的“没有敌人论”、“扩大范围论”相结合这些事实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本来，这个“主要打击论”与“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的论调”相结合，其内容是企图在策略论方面使回避同美帝国主义对抗和斗争的行动合法化；其本质是，从它的出发点看，它根本就是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论调。而这种企图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立场，实质上不过是从前就有的机会主义的回避反帝斗争论的现代版。
自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欧洲工人阶级的内部，在被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残羹剩饭收买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经济基础上，不断继续产生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八十九页）或者“欧洲沙文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四页）。不用说，这种沙文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帝国主义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的思想。
这种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的国际形势下，一方面表现为回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论调，另一方面表现为在策略论方面使上述论调合法化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的论调”，并且同这种论调结合，或者表现为严重地轻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观点，或者在和平运动中表现为不仅要回避对美帝国主义而且要回避对包括德、法帝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没有敌人论”——所谓和平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战争”和“核武器”之类的论调，或者“扩大范围论”——所谓为了扩大运动的范围不应该把帝国主义当作敌人提出来之类的论调，这决不是偶然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列宁所指出的“欧洲沙文主义”的翻版，是它的次等货。
不同这一切使回避反帝斗争的行动合法化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够认真地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过去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打击德、法帝国主义论调”，完全和他们的“美帝国主义向两翼分化论调”一样，是一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理论，它否认最富于侵略性的“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宪兵”——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中的作用，从而一味回避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美帝国主义效劳。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辩的余地的。而且，如果这样来替美帝国主义开脱，那么结果势必认为一切的反帝斗争、民族解放斗争、保卫和平的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因为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已经在变成冷静估计世界实际情况并且担心热核战争会使“人类毁灭”的和平力量，剩下来的反帝、保卫和平斗争的任务就不能不只是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上的转变，小心翼翼地保障它实行这种转变，讨伐那些已经失去了主人的残余战争势力而已。那就是说，同本性已经改变的帝国主义共处，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日子现在就在眼前了！这不是不折不扣的使和平力量、反帝力量、革命力量解除武装并且使它们涣散的理论，又是什么呢？如果解除了这些人民力量的武装，那么，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就都不会有制止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反动和镇压的政策的力量了。战争的危险就会增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稍微否认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美化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这时候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会立即使美帝国主义实行的战争和侵略威胁以及统治世界的威胁增大。
肯尼迪政府，和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样，是美帝国主义政治权力的首脑，是战争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主要政治领导机构。今天为这个肯尼迪政府涂脂抹粉的大合唱正在起这样的作用：通过引诱一部分国际保卫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参加这场大合唱的行动，削弱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和它们的斗争，实际上反而使战争的现实危险增大。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进一步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战争和侵略的主要力量——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粉碎国内外这种背叛性的现代修正主义理论。
四、肯尼迪“两手政策”的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极力赞扬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切帝国主义者、一切反动势力所惯用的手段——“两手政策”，只不过更加狡猾而已。
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八页）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四十九页）
列宁所说的“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暴力的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方法”这种统治阶级的两手政策，只不过都是为维持统治和压迫服务的两手，本质和目的只是一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英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德国的俾斯麦的暴力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罗斯福的新政策，德、意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压迫，在资产阶级专政方面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而且，为了一个目的的两手，哪一手成为主要的方法，哪一手优先使用，那是会随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而变化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引文同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推行它的统治世界计划的时候，也是根据形势，灵活地运用这两手，或者两手同时并用。以推行“战争边缘政策”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杜勒斯，也曾经空喊过“和平”和“正义”。
“那些热爱和平和要求和平的人必须承认，除非他们像取得战争胜利那样地尽全力来取得和平，像维护和平那样地尽全力来维护正义，他们就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正义。……赢得和平和组成和平所必需的正义的工作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力量。”（杜勒斯：《战争或和平》序言）
但是，帝国主义者的“和平”姿态是推行侵略政策和反动政策的工具。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在本质和规律方面来说，是同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分不开的。绝对不能希望帝国主义奉行真正的和平政策，只能依靠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坚决进行反帝斗争，施加压力，打击和挫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迫使帝国主义后退和让步。但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的让步，也决不能够说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希望和平的，而只是说明，他们根据形势，把使用暴力的方法改成了实行让步的方法，他们只是为了长期维持其统治和侵略的基本政策，才采取了让步的方法。而且，帝国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政策和让步，比暴力政策更加危险。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被这种让步所欺骗。让我们引用列宁的一段很恰当的话吧。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百五十页）
像列宁所警告的那样，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促进被它的两手政策和表面上的“让步”（帝国主义者最近只不过是做出了准备让步的姿态，丝毫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所欺骗而在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人们中间产生的修正主义潮流，企图使这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直接的分裂。现代修正主义者美化帝国主义的让步姿态，单方面地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开始“实行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
如果现代修正主义者回答说：“不，为了保卫和平，需要互相让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互相让步，事实上紧张局势已经缓和，”那么，我们就提出如下几点：
第一，我们这方面的让步和妥协有这样两种：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一种是“叛徒的妥协”（《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前者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历史进程”所造成的
“中间站”（文章同前，《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八页），是遵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非本质的、局部的让步和妥协，我们决不采取那种完全否认有必要实行这种局部的让步的简单的态度。后者是从下述这种现象产生的、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是走向投降的一步，这些现象是：“贪图私利，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被资本家说服，有时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九页）
第二，即便是我们这方面作了必要的局部让步，也必须经常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作了让步的对方及其影响进行的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否则，局部的让步也就会变成向投降前进一步的无原则的让步。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实行“多次实际的妥协”的时候说：“同时却善于不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有丝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布尔什维克一直继续奉行这个政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十三页）
第三，所谓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用斗争的压力迫使帝国主义作出实质性的让步而争取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才是意味着向和平前进的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另一种是由于和平民主力量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出现的“缓和紧张局势”。这是一种在敌人没有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出现的、欺骗性的、暂时的、表面的“缓和紧张局势”，决不是真正的缓和紧张局势，这种作法反而会使帝国主义更加大胆、更加狂妄，使他们赢得时间，变本加厉地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实际上是在“缓和紧张局势”的幌子背后积累将来爆发战争的危险的做法。
而且，如下所述，肯尼迪的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政策决不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这一事实表明，真实情况是，谈不到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单方面地作了让步。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放弃对美帝国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的无情的斗争”，而热中于恬不知耻地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这个事实暴露出，他们所说的“互相让步”，实际上只是他们的无原则的让步的别名而已。他们所说的“紧张局势缓和”决不是真正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只是由于他们单方面的、无原则的让步而造成的虚假的“紧张局势缓和”而已。那么，让我们根据事实来研究一下，肯尼迪政策是像现代
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显示了帝国主义者的实质性的让步的
政策呢，还是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以虚假的让步粉饰起来的战
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呢？（一）肯尼迪政策的出发点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美帝国主义在现阶段已经陷于严重危机。肯尼迪宣扬美苏之间的“导弹差距”和“经济差距”、“科学和教育方面的落后”以及“席卷亚非两洲的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力量”这样一些严重的现状（肯尼迪：《和平战略》），煽动危机感，号召国民勇敢地对待美国“威信下降”的现实（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肯尼迪路线首先表现了这样一种态度：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应付“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斯科声明》），特别是应付美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停滞的更加严重的阶段。这件事反映了正在走向灭亡的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越来越削弱的新阶段。肯尼迪在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就是突出的一个例子。他说：
“今天，我是在国家面临危险和机会的时刻说话。在我任期届满以前，我们将必须重新考验一下，像我们这样组织起来和进行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结果并不是肯定的。答案并不是清楚的。必须由我们大家一起——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会和全国人民一起来作出这种答案。”
（二）肯尼迪政策的本质，同一切美化肯尼迪的说法完全相反，既不是通过维持现状的办法也不是通过妥协让步的办法，而是通过一种反对争取社会主义制度、民族解放运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运动的非常富于侵略性的长期反击计划，寻求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这个企图能否实现暂且不谈，肯尼迪的野心勃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集中全力扭转力量对比的情况，并且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垂死挣扎的第一步。肯尼迪已经认识到，如果不转变为进攻，就连现状也不能维持下去。他在反击时所采取的方针，按照他自己的命名，就是“败狗战略”。
“这种战略基本上就是尽量发挥自己还有的一切有利条件，尽量利用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赢了重占上风所必需的时间和机会。”（肯尼迪：《和平战略》）
被追得走投无路的“败狗”的“总战略”，是由如下三根支柱构成的。
甲、改组和加强帝国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一根支柱是，竭尽全力，改组和加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同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体系、民族解放斗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相对抗。
加强军事的中心内容是：在审查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以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这个战略，加强常规武装力量和游击武装力量，把这种做法同麦克纳马拉国防部长提出的要在核战争中先发制人取得胜利的“对付武力战略”结合起来，完成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侵略性军事部署，以便通过自由选择，进行热核战争、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这“三种战争”。
肯尼迪政府编制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事预算，疯狂地进行了扩充这三种作战力量的活动。关于三年内已经取得的“成就”，杜勒斯在他终于未能宣读的演说草稿中夸耀说：《北极星》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民兵》导弹计划增加百分之七十五，战略核武器增加一倍，发展战术核武器并扩大它的配备范围，从根本上改进常规兵力的备战部署，使特种部队的兵力增加到七倍，等等。这些兵力不是单纯地当作“威慑力量”来保持的。一九六一年四月入侵古巴，同年七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军事挑衅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年初派美军到南越进行军事干涉，同年五月出兵泰国，并派第七舰队开到靠近老挝的海面，同年九月为了应付古巴和柏林问题，把十五万人编入了预备役，同年十月宣布入侵古巴计划并实行封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核战争部署。这些接连不断地进行的血腥的战争和侵略的历史，已经把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肯尼迪是“卓越的和平政治家”的骗人鬼话彻底粉碎了。如果说，帝国主义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军事机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要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那就必须说，无论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把军备扩充到战后最高的水平、尽管屡遭失败而仍然不断地采取了军事行动的肯尼迪政府，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冒险、更加好战、更加穷凶极恶的军国主义反动政权。
加强经济的中心内容是，采取“恢复美国的经济的全部潜力并加速经济增长的措施”（一九六一年《经济特别咨文》），以应付这样一种现实：像失业人数增加、闲置设备增加、不断发生经济恐慌和通货膨胀、经济“成长率的下降”达到令人绝望的程度等等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历史上已经到了衰退时期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腐朽和矛盾加剧，加之，遭到冷战政策的负担和不平衡的发展所造成的美帝国主义地位的相对地下降和美元危机的袭击，在同社会主义进行的“经济竞赛”中，美国正面临着失败。这些措施是：第一，增加扩充军备和对外“援助”的款额，增加旨在为大垄断资本服务的新投资，增加旨在扩大消费市场的政府财政支出；第二，实行旨在缓和美元危机的“买美国货”“用美国船”政策、加紧限制进口，逼迫各个盟国实行“自由化”，进行“肯尼迪回合”（全面降低关税）谈判，要求各国代替美国进行对外“援助”，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加紧剥削美国和各个盟国的劳动人民，从国内外两方面加紧进行经济侵略，采取更加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各项措施。这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忍受不住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竞赛的压力和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而想要从经济军事化转向裁军与和平经济的路线，而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内在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经济军事化和扩张主义的路线。这个经济政策是这样一种最反动的、进攻性的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强迫美国人民和“自由阵营”各国人民继续忍受冷战经济的沉重负担，并对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实行合作，梦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竞赛进行“挑战”，并且取得“胜利”。
加强政治的中心内容是成立帝国主义的大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要以扩充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以发展经济和保卫美元为支柱，调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日益加剧的矛盾，加强那个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加强那个把日本同美国紧密地联合起来的“日美同盟”，敌视一切反帝力量，特别是社会主义体系和民族解放斗争，并且要实现帝国主义的“大团结”，以便重建日趋崩溃的帝国主义体系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
肯尼迪说：这个“大西洋共同体”，“最后也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在世界上消除战争和压迫，建立一个以法律和自由选择为依据的世界。……它将会成为一个核心，以便于一切自由人——目前有自由的人和宣誓总有一天要获得自由的人们全体建立最后的联合体。”（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在费城的演说）这番话清楚地表明，肯尼迪的世界政策决不是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想要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平共处，而是企图把那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神圣同盟”作为核心，建立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霸权。
乙、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败狗战略”的第二根支柱是这样一种反社会主义的计划：一方面散布“共产主义有侵略世界的野心”的谣言，企图“遏制”
“自由的敌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攻击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弱点”，并且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大，以争取准备反击的时间，图谋破坏社会主义体系。
首先，美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最强大的防卸性军事力量的苏联，力图在它取得绝对的“核优势”和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保证以前，要避免全面冲突，一方面，要把“核讹诈”作为武器，在同美国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各种问题上寸步不让地进行较量，另一方面，对于不致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局部问题，就狡猾地争取谈判并达成协议，还要进行阴谋活动，以便分裂社会主义世界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资本主义的渗透。早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总理访问美国的时候，肯尼迪就在演说中表明，关于“德国、欧洲和在联合国的基本立场”的分歧，“不论通过什么谈判，都不可能消除”，虽然在推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但同时又用欺骗手法，提出美苏间“可能达成协议的方面”，列举了下列五点：（l）从扩军竞赛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2）避免核战争；（3）防止核扩散；（4）防止核试验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5）进行文化交流。一九六一年在柏林问题上、一九六二年在古巴问题上进行的核讹诈和一九六三年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情况都表明：肯尼迪基本上对社会主义体系采取进攻性的侵略的态度，同时推行了这样的路线：如果认为在保持自己优势和削弱社会主义体系方面，谈判和签订部分协定对自己有利的话，就立即并用欺骗性的谈判政策。
同这种对苏政策联系起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是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挑衅活动。肯尼迪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我们现在必须找出分裂共产党集团的方法。”
分裂政策的目标指向：第一，肯尼迪称做“苏联的阿契利斯的脚后根”的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关系；第二，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的时期，就说过东欧“卫星国”才是
“能抱最大希望的地区”的肯尼迪，在就任总统以后强调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对东欧各国人民最后获得自由和幸福所抱的希望”（一九六一年一月《国情咨文》），要求修改旨在进行经济援助的巴特尔法，任命凯南为驻修正主义中心南斯拉夫的大使，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准备工作，而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对东欧的工作就更加活跃了。据肯尼迪说，东欧是“苏联阵营中容易崩溃的地区”，“当然也是最容易攻破的地区”（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
肯尼迪对苏联和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所抱的希望比对东欧各国的“掉队”所抱的希望更大。一九六○年十月，肯尼迪同尼克松在电视台进行讨论时，对于提问者提出的“我国在今后四年到八年以内，能够在哪些地区对抗共产主义，采取攻势？”这个问题首先指出东欧，然后回答说：
“其次是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两国目前正在就意识形态——即把战争作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化的手段是否妥当，应不应该采取破坏活动、渗透策略、经济斗争等各种手段的问题进行着争论。这场争论将会怎样发展，现在还不能说，不过，我认为美国的下一任总统需要加以密切的注意。如果两国关系破裂，对全世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肯尼迪、尼克松：《大辩论》）
如果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没有察觉到美帝国主义者企图分裂社会主义体系的这种阴谋，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愚蠢，然而，如果是察觉到而仍然加以轻视，不予揭露，事实上那就等于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
丙、侵略和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败狗战略”的第三根支柱是这样一种做法：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日趋崩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推行新殖民主义，镇压民族独立运动，阻止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变本加厉地执行侵略和奴役的政策。肯尼迪认为，将会使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的差距更加扩大、或者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主要战场，并不是那个由于社会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正面对峙而形成“僵局”和“均衡”的欧洲，而是美帝国主义的统治碰到最尖锐的矛盾、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目前，保卫和扩大自由的广大战场是在地球的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一九六一年五月《第二次国情咨文》）
因此，肯尼迪对这个地区的政策，是由非常多种多样的因素构成的。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一切手段，例如：推进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北亚条约组织这样一些军事同盟政策；像进攻古巴那样直接进行侵略；派遣大批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去；在刚果和老挝挑起内战并进行干涉；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在中南美国家和“韩国”、越南南方制造政变，明目张胆地干涉内政，颠复政权；军事干涉失败后，在老挝中立化的时候采取了谈判政策；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中南美争取进步联盟”；“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和平队”；以扩充“美国之音”为首的宣传教育活动；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活动，等等。众所周知，其中占有很大比重的是对成为亚洲和拉丁美洲伟大的指路明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采取的恶毒的侵略政策。
（三）肯尼迪一面以“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种陈词滥调为借口，使那个根据上述对危机的想法而制订的最凶恶的反击计划合理化，一面比美帝国主义历届政府更加夸张地、装模做样地使用“和平”、“自由”、“进步”、“人的尊严”、“牺牲”等等漂亮的辞藻，给他的政策披上了最美丽的新外衣。正式采取伪装“进步”的欺骗政策，特别重视军事外交手段和以反共为中心的思想手段这种做法，构成了所谓“肯尼迪路线”的极其重要的特点。
肯尼迪政策的目的是：第一，转移人民反帝斗争的压力；第二，欺骗动摇分子，拉拢中间分子，分裂反帝阵线；第三，鼓舞帝国主义力量，组织新的思想攻势。
肯尼迪废除种族歧视、支持旧殖民地的“解放”、承认中立主义、“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防止核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等等，既不是像修正主义者想要使人们相信的那种所谓美帝国主义的让步，也不是那种所谓同“坏的方面”有矛盾但又同时存在的“好的方面”。相反，这些做法只是欺骗性的让步，只是掩盖“坏的方面”以便更有效地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一种武器。实际上，那些口号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通过下述做法统治世界等等阴谋活动的别名而已，这些做法是：使越来越富于战斗性的黑人解放运动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没有害处的运动；加强新殖民主义以取代老殖民主义；使中立主义变成反共的右派；进行核讹诈。
如上所述，肯尼迪的“两手政策”，就是这样一种最狡猾的、最危险的、侵略性的、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政策：汲取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阶级斗争中接连遭到失败的教训，用那个从思想上对全世界人民进行大规模欺骗宣传和策划分裂的政策武装起来了。现代修正主义者被肯尼迪平素散布的
“和平”词句所迷惑，把他的欺骗看成是真正改变了政策，对肯尼迪路线加以美化。这种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正像列宁在谈到考茨基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零八页）但是，这种卑鄙龌龊的对美帝国主义的美化，首先会被事实，被美帝国主义的每天的活动和全世界人民反对这种活动的斗争所粉碎，而且必然要被粉碎。
五、美苏“缓和紧张局势”
和“遏制中国”政策
上述肯尼迪的政策，在他上台以后大约两年的时间内，由于全世界人民展开了斗争，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在不断摸索、试验、犯错误、失败和混乱当中逐步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是，肯尼迪把一九六二年秋天发生的“古巴危机”和中印边界纠纷以及围绕这些事件显露出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当做一个好机会，抓住发动新攻势的转折点，使那个“大战略”发展成为一个具体的方式。关于使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发生“转折”的这三个因素，肯尼迪自己这样说过：“我认为，目前是一个高潮时期。我们有若干这样的时期。这并不是，但是这是——归根结蒂，在古巴事件中，苏联和美国第一次直接彼此面面相对，并有着美国和苏联动用武力并可能发展为核战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其次，中印斗争、这是两个大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苏联用了这么多年来执行对印度友好的政策，然后事实是中国攻击他们（印度）。第三、由于中印争端、由于美国和苏联就古巴问题发生的争端而造成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曾说，这使得目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肯尼迪迫不及待地把这三个主要因素结合起来，巧妙地灵活运用“战争”与“和平”两手所描绘出来的反动计划，是这样一种新的战略体系：要最有效地利用中国和苏联的意见分歧，进而以扩大这种分歧为目的，一方面在美苏之间制造出一定的
“缓和”，另一方面却以在亚洲推行“遏制中国政策”为中心，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加紧推行镇压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就是说，肯尼迪在“古巴危机”发生后不久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兴起，加上它具有……斯大林的哲学，我们如何能够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以使我们不致看到中国处于全亚洲统治地位。”国务卿腊斯克说：“继古巴危机之后东西方的决战地点很可能不是柏林，而是东南亚，而且对手不是苏联，而是共产党中国。”他们表明，“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当前新的侵略计划的主要轴心。
接着，肯尼迪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发表了“和平演说”，他呼吁说：“我们需要重新研究我们对苏联的态度”，并且提出了首先通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使美苏之间出现一定的“缓和”的新政策。
这样，一九六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肯尼迪的新计划获得进展方面，成了一个划分重要时期的东西。肯尼迪的新计划是：要把那个在美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政策同“遏制中国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行统治世界的政策——明确地抓住这两项政策的有机结合同美帝国主义的本性的联系，这件事已经成为理解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的国际新形势的中心环节。
（1）美苏间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
自从一九六三年夏天以来，美帝国主义迅速采取的、美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例如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美苏直通“热线”的安装、要求美苏合作探索宇宙空间的呼吁、向苏联出口小麦的措施、削减一些军事预算，等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真正的缓和，而在实质上正在转化成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的一个新的构成因素，这些措施是同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危险的新阴谋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正如美帝国主义接近苏联是同它派北极星潜艇到世界各地的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的这一个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上述那些措施具有这样的目的：一面“抑制”苏联的核力量，确保美国的安全，一面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现象，使中苏分离开来，让自己有可能为了“自由”而迅速地推行对岌岌可危的主要战场——亚洲地区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在“美苏接近”的意图中，甚至隐藏着这样一种目的：一面使美国本国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核报复”，同时在亚洲也能够进行局部核战争的条件。
第二，上述“缓和紧张局势”措施是同这种好战的意图相联系的：依靠假的“紧张局势的缓和”来争取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积蓄足以压倒社会主义体系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拒绝了全世界和平力量一贯要求的全面停止核试验和禁止核武器而缔结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没有提及禁止核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却包含了允许向盟国随便提供核武器、使地下核试验合法化、规定三个月前预先通知就可以自由地退出等等内容；另外，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内仍然反对通过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等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方面的这种“缓和紧张局势”的真目的，不仅不是禁止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且显然是准备核战争。
第三，上述那些措施是同这些阴谋联系在一起的：要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化”，使社会主义体系“分崩离析”和“多元化”，特别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苏联“软化”，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思想上解除武装，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死灰复燃。
第四，上述那些措施是同这种政治意图联系在一起的：大肆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外交“胜利”，重新建立美国的已经下降了的领导力量和威信，调整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组成富于侵略性的“大西洋共同体”。
第五，那些措施，是同要在全世界人民中间散播美帝国主义是“和平旗手”的幻想并且分化反帝力量的大规模政治攻势和思想攻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2）“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
美帝国主义以同苏联“缓和关系”为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重视与在拉丁美洲“遏制古巴”的同时，在亚洲“遏制中国”的活动，正在以疯狂的激烈行动推行着以这种做法为中心的侵略亚洲政策。
第一，美帝国主义正在企图孤立社会主义中国，削弱它的国防力量，妨碍它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一方面为了在亚洲更强有力地推行核讹诈政策而加紧通过地下试验去发展小型核武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传中国不久就要进行核试验，把这件事作为推动日本和其他国家实行核武装的借口，同时说什么“如果中国开始进行原子弹试验，美国有权退出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正在策划着要把恢复大气层核试验的责任强加于中国的卑鄙阴谋。
第二，美帝国主义正在南朝鲜、越南南方、老挝、中印边界和古巴周围等处加紧制造军事上的紧张局势，企图扼杀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建立对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侵略计划的策源地。
第三，美帝国主义对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各个不结盟的中立国家，已经开始进行一种新的阴谋活动，要推翻中立政府，或者把它们拉到美帝国主义方面去。
第四，美帝国主义正在开始执行一项计划，要把日本和印度变为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相抗衡的亚洲反共阵线的据点。
如上所述，美国目前是把亚洲地区作为推行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重点的。它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因为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唯独亚洲是一个“例外”，落在“缓和紧张局势”的世界大势的后面了；更不是因为像他们胡诌的那些不能容许的造谣中伤的话那样，亚洲地区的共产党采取了“冒险主义的策略”，向帝国主义进行了挑衅。美国之所以那样做，不外乎是因为：正是在这个地区，由于民族解放斗争汹涌澎湃地发展，中国、越南、朝鲜等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提高了，影响扩大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镇压和反动政策等各项政策不断地遭到最严重的破产，不仅无论什么样的两手政策都毫无作用，而且，只会使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一种严重的危机正在发展着；这个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他们的统治世界计划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危机越深，它就越是要拼命保持自己的日益崩溃的地位，开始采取、也不得不采取更加冒险的、更加穷凶极恶的政策，并把这种做法作为它还可以采取的唯一的手段，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规律之一。从这个意义说来，亚洲地区不仅不是“缓和紧张局势”的“例外”，反而是美帝国主义目前推行战争政策的局势的集中点，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矛盾的焦点之一。
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临时签字以后，肯尼迪在八月一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下面这些话，给我们描绘出他那穷凶极恶的冒险主义的计划的轮廓：
“鉴于共产党中国的强硬路线，……那里（亚洲）发生麻烦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亚洲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可能要在若干年以后——也许要十年——他们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核国家。要是在七十年代还是（目前）这种局面，将是一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局面更加危险的局面。”
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认为只要苏联大量削减对中国的援助的目前情况继续不变，“在可能预见的将来，共产党中国不可能一切方面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国家。”（前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的讲话）。美帝国主义妄想抓住它的“好机会”，硬要在中国周围的亚洲地区制造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次危机都更加危险的局势”，就是说，要进行比朝鲜战争和“古巴危机”更加危险的军事挑衅和冒险的侵略战争。
但是，帝国主义者越是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而策划阴谋活动，他们的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反帝斗争、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在更加强有力地向前发展。印度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印边界纠纷寄予的期望，由于中国采取了坚决制止侵略的行动和爱好和平政策而悲惨地成了泡影；越南南方的反帝爱国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进展，正在走向胜利；美帝国主义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压迫和对“马来西亚”的干预也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在日本，粉碎“日韩会谈”、反对美国核潜艇“停泊”、反对美国派驻“雷公”式F—105D型可以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要求撤除军事基地和归还冲绳、要求恢复日中邦交和废除“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正在强有力地向前发展。另外，法国和中国恢复邦交这件事，给予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以沉重的打击；美国停止对英国和法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行动证明封锁古巴的做法已经失败。
肯尼迪上台以后不过一年多，他的政策就已经面临崩溃的危机。美帝国主义为了孤立中国和古巴，阻止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而设置的圈套，反而落在它自己的脖子上；一意孤行地实施为了加强在欧洲的侵略部署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反而使北大西洋公约体系发生了新的动摇；“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反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信，使它的和平政策取得了成功，并且使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进一步高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正在日益孤立。他们的阴谋最终是注定要遭到彻底失败的，这一点又再次得到了证明。
六、加强全世界人民反对美
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应当按照一定的公式把帝国主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的政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既然肯尼迪政府及其政策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是由肯尼迪个人的个性规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和国际形势在目前的局面的特点规定的，那就可以认为，虽然约翰逊政府接替肯尼迪政府而上了台，在当前仍然会保持肯尼迪政府的基本方向。
事实上，约翰逊不论在就职演说中，还是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决心要忠实地继承和推进肯尼迪的计划和政策。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期间里，约翰逊政府所标榜的政策仍然是：把核讹诈和美元的力量作为武器，在从古巴、南越到柏林的一切地区，顽固地坚持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强迫各资本主义国家追随它的侵略世界政策，硬要它们替美国承担军事负担和协助保卫美元；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扩大新殖民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旨在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活动；利用“和平”的欺骗手法，来削弱全世界的反帝和平力量和它们的斗争；等等。
但是，不能忽视，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反映出肯尼迪死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表现了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反动性。
第一，虚假的“缓和紧张局势”政策，比肯尼迪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来进行的欺骗更前进一步，正在从新展开“裁减军备”和“防止战争”的宣传活动。核武器的储备已经达到可以几次毁灭全人类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稍稍放慢了生产核武器的速度；一面利用美苏之间的“缓和”，保持“军事上的安全和优势”，一面削减一些国防预算以应付财政上的需要；要求盟国作出“独立防御”的努力，分担“自由世界的防务”，同时减少在国外的基地，裁减驻外国的部队，以缓和美元危机。所有这些措施，同那个对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缔结关于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国际协定”的建议的欺骗性答复等等和平假面具配合起来，有着这样一种作用：尽管在实际上并没有向普遍裁军前进一步，但是却在制造那种光辉的“裁军时代”似乎已经开始的有害的幻想。
第二，正在变本加厉地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和侵略亚洲的政策。派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到越南南方、第七舰队侵入印度洋、在太平洋派驻北极星核潜艇、加强美军的以F—105D型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为中心的核力量、促使“日韩会谈”达成协议、介入“马来西亚”问题和干涉印度尼西亚、在越南南方发动政变、进行“速遣”作战演习、准备进攻越南北方等等一系列的蛮干措施，正在亚洲地区一个接着一个地着手实行。
这一切事实表明，曾经指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莫斯科声明》的规定，仍然完全正确，是一定要高举起来的斗争旗帜。全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历史事业，仍然是只有不妥协地同以约翰逊政府为首的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才能获得伟大的发展。
然而，在这里，决不能忘记，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特别复杂的形势。
在《莫斯科声明》宣告“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仍然在不断地加深，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地加剧。越南南方形势的异乎寻常的深刻化、在巴拿马爆发的反美斗争和给国际形势带来激烈变动的法国和中国恢复邦交等等事件，就是上述情况的显著的标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紧采取通过“两手政策”进行欺骗的手法这个事实本身反映了如下的情况：国际上的各种关系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压迫和反动的政策越来越遭到挫折，美帝国主义越来越孤立、削弱。基本的力量对比，正朝着更加有利于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方面的方向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不可阻挡的强有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的各种斗争有了进展，但是在“对世界发展有强大影响的国际力量”（《莫斯科声明》）社会主义体系内部，而且在“已经成了我们时代影响最大的政治力量，成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莫斯科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修正主义潮流，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在当前阶段，修正主义潮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的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已经成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因素，对于斗争的某一局面和某一部分，甚至暂时造成了不容低估的一定程度的困难，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必须指出，克服在基本上有利的形势下所造成的这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恢复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依据的牢不可破的统一和团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全世界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所承担的重大的共同责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运动，迄今经历了多少次考验，不断壮大起来，赢得了更坚强的团结。毫无疑问，在目前的考验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论经历什么样的曲折道路，最后也必将克服这个修正主义潮流和它所造成的不团结，从而赢得更高阶段上的更坚强的团结，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更加得到锻炼，在思想上更加加强。
为了恢复真正的统一和团结，统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从而统一对于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评价，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问题之一。因为，全世界所有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国际统一的重要基础，首先就在于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和对这个共同敌人的一致看法。因为，离开这个人民运动的国际统一，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莫斯科声明》说：“在帝国主义反动派联合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尤其有必要尽一切力量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和团结，使我们运动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并且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和在击退敌人的一切进攻方面取得成就提供可靠的保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为实现这个学说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把全世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
在八十一个兄弟党共同制订的《莫斯科声明》中，没有一句话谈到美帝国主义采取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相反地，声明只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美国统治集团用挑衅和侵略行动的政策破坏了巴黎的政府首脑会议，采取了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使‘冷战’尖锐化的方针。”在声明里，非常明确地写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而决没有写着，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和平共处和防止热核战争。正如一再说过的那样，从那以后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质的形势变化，以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是：肯尼迪政府以至约翰逊政府变本加厉地推行了“两手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修正主义潮流公开暴露出来，作了帝国主义的新欺骗手法的俘虏，一切都不在兄弟党的会议上进行共同讨论，而开始破坏《莫斯科声明》的这些估计和结论。
假如，尽管美帝国主义还采取着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仍然有人企图主要不是依靠人民的斗争，而主要是依靠外交谈判来实现所谓“和平共处体制”，那么，这种路线实际上就是压制富于战斗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粉饰美帝国主义的欺骗政策，帮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忙，从大局来看，也就是在欺骗性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外衣之下，进一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绝对不是对美帝国主义实行让步所能争取到的，而是只有努力粉碎那个疯狂地反抗历史规律的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计划才能争取到的。为此，就需要更加严格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来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且对一切背离这个原则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工人阶级，对美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它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一贯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它们的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是在一九六○年挫败了艾森豪威尔访日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是同美日垄断资本这“两个敌人”进行斗争，争取实现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民主革命的日本共产党新纲领。目前，日本人民正在这个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着英勇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武装日本的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站在依附地位同美帝国主义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的复活军国主义政策。
在这些斗争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是当代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主要分水岭。现在反革命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的日本修正主义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根源是所谓
“一个敌人的理论”：否认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不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日本革命战略上的主要敌人，只规定日本垄断资本是主要敌人。然而从日本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来看，如果不认真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认真地同站在依附地位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进行斗争，而且也不能真正为争取日本的独立与和平而进行斗争。
否认摆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日本民族独立的这一任务的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很快地在一方面“演变”为否认对日本垄断资本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改良主义的“结构改革论”，在另一方面转变为否认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修正主义的“美化肯尼迪的论调”，是很自然的。这个修正主义暴露的过程，同时就是背叛和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本共产党的过程，也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过程。目前，他们在工人运动、和平运动和文化运动等群众运动中加紧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变成了反对共产党和统一战线的最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的破坏分子。从以上阐述的经过情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决不是偶然的。
而且，目前特别重要的情况是，这些反党修正主义者正在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以便使自己的罪恶的修正主义理论合法化和合理化，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意见分歧，加紧进行他们的分裂主义阴谋活动。
第一，对美帝国主义的评价的错误，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本特点。第二，回避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机会主义，和在国内同反动派斗争时出现的机会主义，是机会主义内外两方面的表现。第三，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保卫和平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第四，现代修正主义非常迅速地转变为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反共主义。这些特点决不是从日本单独具有的特殊性产生的。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同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正陷于几乎完全一样的逻辑和思想方法。这种现状表明，如果对前者置之不理，它就有走上与后者相同的道路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正在走这条道路。
成为国际形势在目前这个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同现代修正主义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谬论结合在一起，不仅对于国际上的反帝斗争来说，而且对于帝国主义体系里面的各国的革命斗争来说，也正在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论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国家，同那个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里面的一切国家实行控制和压迫的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不仅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同时也是争取完全独立，实行革命变革以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极其重要的任务。
目前在日本，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两个方面，特别深入地交叉在一起，被利用来攻击日本人民。
第一，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中心的美苏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缓和”，正如一九六三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的分裂活动所表现的那样，被当作策划阴谋的新武器，用来加强美帝国主义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相互勾结，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等统一的群众运动，企图使这个运动脱离反帝斗争的路线。
第二，美帝国主义的“遏制中国”政策和侵略亚洲政策表现在美日反动派的猛烈攻击上，他们企图派核潜艇在日本
“停泊”，派驻F—105D型装载氢弹的战斗轰炸机，以便迅速地推进日本的核武装化。
第三，在进行这些攻击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不团结，正被利用来加强反社会主义和反共宣传，特别是被利用来加强反对中国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阴谋活动。这具体地表现为，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同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首的国际修正主义潮流加紧勾结，并且利用这一点来策划孤立中国，企图明里暗里对我党进行扰乱活动和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进行下述斗争，就成了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最重要的紧急任务：反对约翰逊从肯尼迪继承下来的美帝国主义的“两手政策”的欺骗手法，支持越南南方、老挝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粉碎通过“日韩会谈”缔结美日韩军事同盟和结成东北亚军事同盟的阴谋，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停泊”和在日本派驻F—105D型飞机，要求撤除军事基地和归还冲绳，恢复日中邦交，组织广泛的旨在废除“安全条约”的反帝反垄断资本的统一行动，结成作为日本革命胜利的前提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彻底打退这几年来针对我国民主力量而组织的美化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粉碎协助这种攻势的叛徒修正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并根绝它的思想影响，是我们在推进日本人民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我们将忠实地遵守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日本共产党纲领的立场，同时清除存在于日本人民当中的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和打倒美帝国主义与依附它的日本垄断资本对日本人民的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保证：通过这个不屈不挠的斗争，对全世界人民在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莫斯科声明》）的世界历史任务之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胜利作出贡献，并且对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真正统一和团结，发展世界革命运动的光荣任务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