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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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罗大冈 一
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对广大读者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在我们经常接触的作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新作品，首先是中国和外国的革命文学，对我们无疑地能起积极的教育作用。那些为数较少，但不免也和读者经常见面的古典名著，包括外国名著在内，它们是否也能起所谓生活教科书的作用呢？一般说，很少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即使产生积极作用，也不能像当前的进步作品那样直接，那样全面。
必须对古典名著从历史主义角度进行具体分析批判，然后才能使广大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启发，避免可能的误解。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是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反对用虚无主义的观点对待文化遗产，对文学遗产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自己，也没有拦阻别人，去接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反，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在中国古典作品的整理重印，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分别进行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的质量数量都远远超过解放前。据初步了解，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文学书籍的出借率中，古典作品占相当大的比重。青年们热爱的当然首先是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优秀的古典作品和外国作品，却也相当熟悉。这一切，充分说明我们对文学遗产绝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予以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无条件地推崇中外古典名著，一律接受，不加辨别。我们要求读者对文学遗产能正确地认识，合理地欣赏和有益地借鉴。
能不能对待过去时代的文学名著和对待古代文物器玩一样，采取客观的欣赏态度，或敬而远之，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自己的思想感情跟它们发生联系呢？不能。比方说，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件远古的铜器，铜绿斑驳古色古香的爵，或者别的什么酒具。游览者用好奇和赞美的目光，注视这表现古代劳动人民智巧的艺术品。谁也不会动这样一个古怪念头：把它拿来真的盛酒喝。因此，铜绿中毒之类的问题，是不至于发生的。文学遗产和群众的关系却与此大不相同。读者捧着一部古典名著，不论是中国的或外国的，读得津津有味，实际上相当于用古代的酒巵［zhī 支］在饮酒，拿古董作为日用器皿。那古色古香的酒味，难免陶醉读者；读者的思想感情受了这样潜移默化，难保不中“铜绿”之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是错误的。必须帮助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使他们对文学遗产所不可避免地采取的盲目的“古为今用”态度，经过分析批判，成为正确的、健康的、真正的古为今用，从而受到有益的影响。
在当前新文学的园地里，尚且需要评论家经常浇花锄草，帮助读者从新的文学产品中，吸收最好的营养。何况古典文学问题较为复杂，怎么能不给广大读者指出一条正确的、批判继承的道路呢？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批判吸收外国古代文化时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给文学遗产批判继承工作指出了正确道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再一次提到批判接受古人与外国人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我们文艺创作的借鉴问题。由此可见：一，对于中外文学遗产必须是积极地批判地继承，而不是消极否定或拒绝；二，继承文学遗产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的方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研究与分析，然后始能吸收精华，吐弃糟粕，化腐朽为神奇，从陈旧的作品中取得新的营养料。
文学遗产和我们今天读者之间的矛盾，表面上，似乎是时间的间隔；外国文学则在时间的间隔之外，又加上空间的距离。实质上，中外文学遗产和我们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在于时间或空间的差别，而在于双方的社会条件不同，阶级关系不同，世界观不同。问题的关键既然在阶级差别上，在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时，以阶级分析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是完全必要的。
文学作品是作者的阶级意识通过艺术形象的反映。过去时代的作品，不论它在当时当地产生过多少积极影响，不管它的艺术水平多么高，反正是受着作者阶级意识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尽管有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作家，在他们作品中间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但如果他们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他们的阶级立场轻易不至于改变，所以他们作品中表现的同情劳动人民总有一定限度。换言之，他们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当时剥削阶级的意识。我们如果不从阶级观点去辨别文学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势必在思想上丧失正确的阶级立场，对于已经消灭或正在被消灭中的反动阶级的恶劣影响，失去抵抗力。一个反动阶级的思想意识往往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阶级已不存在，它的思想意识却以习惯势力的形式继续存在，或者像幽灵一般依附在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遗产上，残留在人间。所以说，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也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阶级斗争。
读者和文学作品发生思想情感上的联系或共鸣，主要是从阶级意识这一角度出发，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通过什么人性或人道概念起作用的。因此封建阶级的文学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读者的影响，一般比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影响间接得多。在读者方面，也更多地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感兴趣。这是因为我国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结束未久，它的反动思想在我们新社会里还有相当多的残余；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外国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免有所渗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尤其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小说，即西方资产阶级全盛时代的灵魂的镜子，在我们一部分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残留在这类读者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幽魂作祟，使他们对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常常会感到“亲切”，甚至发生所谓共鸣。举例说，斯当达尔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常常受一部分青年读者热烈欢迎。因此这些作品能比封建时代或者更古老的文学遗产，给读者更广泛的影响，同时在他们思想上可能引起更多的偏差。
历史上每一个阶级在上升到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为了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竖起自己的帅旗，必须将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重新评价一番，文学遗产当然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学者，都曾从事过类似的工作。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有必要重新评价往昔的文学遗产。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阵地。但是，我们对文学遗产的再估价，也就是批判继承，却和任何其他统治阶级在同一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有本质的区别，即使外表上有相似之处。由于无产阶级是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世界为己任的大公无私的先进阶级；由于无产阶级以人类最进步最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所以我们能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这一艰巨细致的工作中，运用严格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能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革命的要求，和追求科学真理的科学要求，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历史上一切其他阶级，即使它们在上升时期思想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对人类文化多少有过一些贡献，但由于它们都是剥削阶级，它们的阶级本质限制了它们的思想视野，它们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评价问题，不可能采取比较彻底的科学态度，他们常常在虚伪的客观主义掩护下，强调自己的阶级偏见。
世上为反动阶级或反动集团服务的所谓文人学者，对待文学遗产向来不可能也不愿意持公正合理的科学见解。他们往往以投合时好，标奇立异，为沽名钓誉的捷径。他们惯走实用主义的道路，故意赞美古典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歪曲作品的本来面目，务使文学遗产在读者中产生一种有利于反动阶级或反动集团政治路线的影响。例如对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资产阶级文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异口同声地称道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卢卡契在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一书中，居然把罗曼·罗兰和萧伯纳等人的“人道主义反叛”，提到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的英文版《苏联文学》报道了阿尼西莫夫高度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的“革命人道主义”的谈话，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惊人的论调要算法共作家路易·阿拉贡一九四九年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的那篇评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按照阿拉贡的看法，“这部小说的主角是向上的灵魂的化身，是心的胜利，主要就是人的存在的化身。”一贯以“马克思主义者”姿态出现的阿拉贡，在这儿却公然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认为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是这种热肠，这片伟大的火焰。这个对于人能臻于至善的信仰。”甚至说“这是真实的人性，从心里涌出来的人性的榜样，社会主义没有它就无法实现。”〔注〕可见在阿拉贡看来，使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精神力量，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战士的满腔热血，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而是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人性论出发的“善恶”标准，是所谓“向善”的这种主观意愿。阿拉贡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洋洋大文通篇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人性是向善的，革命斗争是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罗曼·罗兰这部小说是对于善的伟大颂歌，也是人性的伟大颂歌。如果说，罗兰在一九一○年左右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的思想情况就如上述，那倒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一九四九年，法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倡导者，小说《共产党人》（一九四九—一九五一）的作者阿拉贡，居然整个撇开阶级分析，用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颂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道主义，乍一听，似乎令人难以理解。现代修正主义者无保留地赞扬克利斯朵夫的人道主义，说这种人道主义到了罗兰晚年已经发展到“革命人道主义”的“高度”，意思说，和马克思主义简直没有差别，成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不可少的思想力量。阿拉贡的文章虽然是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实质上，和阿尼西莫夫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论调如出一辙。修正主义者这一番“苦心”，时至今日已经不是令人难解，而是路人皆知了。他们利用《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当作一个现成的例证，妄想借此掩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而以“人性向善”，“人类爱”这类诳言，偷换阶级斗争的真理。 二
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虽然写于二十世纪初年（一九○三—一九一二），书中主要情调却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叶那种所谓“世纪末”的气氛：在纸醉金迷的巴黎，无形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大难临头的威胁，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可怕的明天，将给法国人带来什么呢？是战争，还是革命？要不就是战争和革命接踵而来？这是普法战争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法国社会。在法兰西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国际风云也极不平静。知识分子徬徨歧途，苦闷万分。小说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可是由于作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思想上的局限，小说对于当时最基本的矛盾，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之间的矛盾，缺乏认识，反而对工人阶级表示了许多偏见和误解，对革命运动常常有所歪曲，连巴黎公社那样翻天复地的武装起义，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迹，也熟视无睹，一字不提。但作者对于普法战争带给法国的灾难性的后果，却十分敏感。面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于法德两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和潜伏着的战争危机，他表现得胆战心惊。他当然不了解这是两大帝国主义之间必然的矛盾，而误解为两个民族间的传统纠纷。小说中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友谊，象征着小说作者生平最热烈的一个心愿：法德两民族握手言和。
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内容异常丰富复杂的小说的基本态度，不至于迷失方向。但这并不等于对这部作品表示笼统的否定。恰恰相反，我们一向认为罗曼·罗兰在二十世纪初年写成这部优秀的作品，它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是很显著的。作者不满意资本主义世界虚伪与腐化的生活，面对黑暗的现实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是作者心目中“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幻想通过文学艺术或其他精神感化方式，培养若干“优秀分子”，从而改变社会黑暗的现状。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进行了顽强的个人奋斗。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浪子和叛逆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的。通过他们，小说作者对反动势力和腐化现象作了无情的揭露。在资本主义文明绚烂夺目的外衣之下，克利斯朵夫闻到了死尸的腐臭。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对本阶级所能表示的最辛辣的讽刺，最沉痛的控诉。这部小说不但表现了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且热情洋溢地抒写了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知识分子的渴求光明的心意。在上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知识界，像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那样的人物，应当说是代表着阴暗势力的对立面。在当时法国文学界，正如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纪德所说，“怀着善良的心情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小说无疑地代表比较健康的倾向。小说在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上，往往泛滥着抒情的热潮，使许多篇页充满着诗的光辉。作者的艺术手法是多方面的；在多方面都显示出不平凡的才能。既善于深刻的讽刺，又能用婉约的文笔写青年人对于生命的纯真美丽的梦，或用奔放的文笔写天真的幻梦在丑恶的现实之前碰壁以后的慷慨激昂的义愤。作者在给友人的信中，希望大家把他这部长篇巨著看作一支浩浩荡荡的交响曲，或者一首史诗式的抒情长歌。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和黑暗腐化的社会势不两立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被描写成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反抗黑暗势力的唯一方式是个人奋斗。小说中第二号重要人物奥里维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最高“理想”是各人为了自由选定的信仰而奋斗，“不论是什么信仰”。
克利斯朵夫虽然久居巴黎，却并不是法国人。他故乡是莱因河畔的一个德国小城镇。他出生于贫穷的音乐师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受当地封建豪门雇佣。实际上，他们的社会地位虽然比当地小市民略高一点，而面对贵族主人，他们那种卑躬屈节的样子，却与一般仆役并无差别。见了暴发户，他们也习惯于低声下气地奉承。引起少年克利斯朵夫强烈反感的，正是豪门富户的强暴和小市民的鄙俗卑贱。对于前者，他心里燃烧着反抗的怒火。对于后者，他只有鄙弃与怜悯。他自己出身于小市民阶层，所以特别熟悉小市民庸俗势利的嘴脸，并且感到深深的厌恶。在故乡，他由于言行不合时好，触犯众怒，终于成为一个社会公敌式的叛逆者。
这种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气，在作者笔下，却成了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源。从少年时代起，他已打下了追求个人“胜利”的决心。有一次，少年克利斯朵夫在生活上碰了钉子，动了自杀的念头。在千钧一发之际，另外一个强烈的念头挽救了他：他要胜利，他必须在自己的事业上获得胜利。要为有朝一日的‘胜利’而活下去。“胜利”便是他向可恶的人和事的一种报复泄愤的方式。从此以后，追求“胜利”的坚强意志经常鞭策着他。他的具体目标是个人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小说在这一点上交代得非常明确：“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
在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导下，克利斯朵夫能写出什么样的乐曲呢？小说在这方面似乎没有明确的说明。读者凭印象，至多只能说这位作曲家好像写过一些所谓充满生命热力的乐章。到了晚年，克利斯朵夫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企图把宇宙间各种矛盾冲突的力量，融合在一种十分和谐静穆的交响曲中。小说最后一卷名为《新的一天》，表示走到了生命路程上最后一个段落的老艺术家克利斯朵夫，跟少壮时期勇于反抗的克利斯朵夫，前后判若两人。老音乐家但求平息一切冲突，调和一切矛盾。一切归于和谐，实际上无异于一切归于虚无。个人英雄主义者终于落到虚无主义的下场，老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临死前不得不向宗教信仰祈求虚幻的安慰。这一切，不管小说作者主观上如何认识，在客观上，恰恰是对个人主义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尖锐讽刺。
至于奥里维，小说把他写成典型的“法兰西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他出身于破产的银行老板家庭。童年时代家庭生活富裕舒适。自从父亲破产自杀以后，少年的奥里维，他母亲和他年轻的姊姊，三口子遭受到十分凄惨的命运。衣食艰难和世态炎凉的滋味，在奥里维孱弱的心灵上落下了深深的创痕。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腐化，他也怀着深恶痛绝的心情。对于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和颓废的文化，他尤其不能忍受。他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始终不喜欢接触政治，特别讨厌一切党派团体。但是，他对于革命却始终抱着“虚幻的希望”。他坚信人人有选择自己“理想”的绝对自由。无论什么“理想”都可以，他也坚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少数“优秀分子”手中。革命在他看来当然也只是几个“优秀分子”的事。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那些为了衣食终日汗流浃背的穷苦大众，可是他的根深柢固的资产阶级性格，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始终保持着一道鸿沟。他心目中的“最优秀”的法国人，是那些兢兢业业的小资产者、小市民和手工业者。他连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都看不见，当然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和先锋队作用了。
在奥里维的影响下，克利斯朵夫思想中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周围有这么多令人愤慨的现象，搞音乐还有什么意义？他的答案却很难令人满意：他说反正少写一部乐曲是不会减轻别人的痛苦的，那么不如多写几部，音乐可能使那些在苦痛中的人得到安慰。他对于革命并没有抱什么“虚幻的希望”，因为他干脆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他从小单枪匹马，为衣食而劳碌，为艺术而奋斗，好像谁也没有帮过他忙。因此他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只会从个人利害的错误角度看一切问题。他承认自己也帮不了革命的忙。他只会，而且只愿意搞他熟悉的音乐。奥里维眼看周围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穷人，情形十分悲惨，因而感到疚心疾首，终日坐卧不宁。克利斯朵夫不赞成这样。他认为，明知自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改变残酷的现实，倒不如不闻不问，埋头去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年，奥里维在五一节那天到巴黎街上去看热闹，终于在工人和警察的混战中误伤毙命。于是克利斯朵夫越发不问世事。他索性和鸵鸟一般，把脑袋钻在个人主义的沙坑中，专心搞他的音乐。
这样说来，难道克利斯朵夫是个十足自私自利、卑鄙狭窄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和奥里维基本上有同样性质的思想矛盾。两人都不满现状，真心诚意想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两人都有正义感和要求进步的倾向。可是，与此同时，两人都挣不脱套在自己颈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枷锁，因而一贯强调个人自由，只相信个人力量与智慧，只看见个人作用。总之，个人主义像一条黑纱似地蒙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徒然在主观上向往光明，实际上却没有朝着光明的方向径直走去。
克利斯朵夫家里虽然贫困，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仍然隔着一段距离。在那个社会里，一个贫穷音乐师的地位类似手艺匠人。面对豪门富户，穷音乐师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可以有两种相反的表现。或者表现为趋炎附势，或者怨愤和反抗。克利斯朵夫的祖父和父亲采取了前一种态度，这是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本能在他们身上起作用。克利斯朵夫本人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也是相对地受压迫的阶级，所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性。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往往是不彻底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反抗方式，使他采取了错误的个人奋斗。克利斯朵夫的手工艺匠师的气质也有两种明显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一技随身，便可走遍江湖，靠本领混饭吃，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才能有极高的估计，而且绝对自信，正如一个手艺匠师常常会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幻觉，自己手造的工艺品轻易不容许别人指摘一样。这一切，说明充斥在小说中的那种所谓艺术至上和天才至上的思想气氛，和小说主人公的小生产者顽强私有观点，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见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正如自由主义一样，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同时为个人主义服务的。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心目中，让人人都按照主观决定的方向自由发展个性，这是最符合人道精神的。根据这种特殊逻辑，不难得出荒谬的结论，认为自我完成和个性解放不但是个人主义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最高表现。甚至可以更荒谬地认为，自我完成的目的不是利己，却是利群，因为只有人人努力完成自我，解放个性，才能培养“优秀分子”，改变世界面目。克利斯朵夫立志以自己创作的乐曲去安慰世上受苦受难的灵魂。奥里维力求在衣食不周的劳苦大众之中，发现并且培养“优秀的灵魂”。总而言之，两人都企图按照自己的个人主义精神面目，去改造世界。于是，在他们主观上，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信念不但不至于自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了。然而，客观效果恰好与此完全相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企图用虚幻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解决个人与集体间的矛盾，结果一切落空，两人都不能避免幻灭的下场。所以作者在小说最后一卷的序言中说：“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换句话，作者用了十年之久，写成这部分为十大卷的巨型小说，在写作过程中已经逐渐认识到他当初计划写的个人主义英雄人物的颂歌，已经不由自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宣告个人主义幻灭的无可奈何的悼歌了。 三
由于家道中落，罗曼·罗兰年轻时曾经度过近乎贫困的日子，所以对劳苦大众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在一八八八年的日记上，他写过这样的话：“当我母亲家里做短工的女仆瞧我坐在桌前念书的时候，我感到惭愧。当我碰到一个干完一天重活，晚上疲乏不堪地回家的工人时，我感到惭愧”。罗兰管这种自发的社会正义感叫“本能的社会主义”。在那时，空想社会主义用各种形式，在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开辟了广大的市场。罗兰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对于自己年轻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那种天真无知状态，曾经有这样的批评：“没有纪律，没有学说，不列入正规军的，游击式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是个离奇的名词，但它却很能说明《约翰·克利斯朵夫》作者当时思想混乱的情况。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给他的根深柢固的消极影响。他年轻时甚至在日记中歌颂利己主义，将利己主义看成推动“世界的马达”。这种思想阻碍他对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途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也是他精神上矛盾、混乱与痛苦的根源。而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得到反映。当时罗兰的思想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笔下的人物奥里维有相同之处，对革命还只是抱着一种“虚幻的希望”。他仿佛一只手竭力伸向革命，表示在他思想中有向往革命的一面；同时另一只手却使劲蒙住自己的眼睛，似乎对革命的强烈光芒不敢逼视。这是那一历史时期大多数要求进步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姿态。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像一幅巨大的浮雕，逼真地记录了在新旧两个世界交替之际，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互相消长的疾风暴雨中，徬徨歧途的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的种种形相。
这部小说自从被介绍到我国来以后，曾经在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在部分要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之间，在反抗旧社会这一点上，发生过一些比较良好的影响。而且，即使在那时，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式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了。可是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些读者思想赶不上形势，照旧用民主革命时期的眼光来欣赏《约翰·克利斯朵夫》，当然更谈不上历史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了。于是这部小说在他们思想上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其实，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产物，也可以算是一种客观存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由作者自己加以固定，作者死后无论年代隔得多久，不可能再有任何变动。改变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读者，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读古代作品而获得的不同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对文学遗产的评价没有绝对标准。绝对标准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文学遗产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获得的科学评价。
对《约翰·克利斯朵夫》发生误解或曲解，往往不仅由于思想方法错误，而是因为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这部文学名著。一九五八年在报刊上开展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时，若干读者公然表示不赞成我们批判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略一批判，有人就大叫大喊克利斯朵夫“根本被否定了！”例如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号和三月号的《读书》杂志上，就集中发表了几位读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是“高尚”的，不能和“庸俗的个人主义一概而论”。又说什么
“这种个人主义是为集体造福的”，因为“一个人首先是个人主义者，然后才能成为集体主义者”。有的读者居然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宣称要用“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来和我们今天的新社会对抗，说“这样的精神不管是在什么社会什么场合下，只要有妨碍自由发展的现象时都适用。”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在于高举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掩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说什么：“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就是个性主义，把它仅仅归结为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荒谬的，把它和我们今天口头上常说的个人主义混淆起来，显然是偷换了概念。”
从上述情况看来，在我们今天的读者中，还有一些执迷不悟的“克利斯朵夫主义者”，虽然人数可能极少。只要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斗争。
不能认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个人奋斗仅仅是一种手段，他们的目的在于“为集体造福”，所以这种手段是可以容许的。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为人类造福，只有一条可循之路，那就是阶级斗争。必须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实现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幸福合理的社会。那时，才谈得上解放个性，才有可能消除“解放个性”和“为集体造福”这两件事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和所谓少数“优秀分子”的个人奋斗毫无相同之处。不可能设想通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手段或方式，可以达到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目的。手段与目的虽然是两回事，但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不是各不相干的。个人奋斗与集体主义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敌对的阶级立场。企图把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调和起来，实质上无异于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他决心要为集体事业贡献一分力量，就必须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放弃资产阶级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与工农兵广大群众相结合。否则，不论你有多大的善良动机，其结果仍然一事无成。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以今人的标准强加于小说中的古人，而是坚决反对以古人的陈腐的标准，来为今人的错误思想错误立场打掩护。
尽管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跟那种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唯利是图，卑鄙龌龊的市侩式的个人主义表现不同；尽管他有时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概念为自己的个人主义行动进行辩解，但是，他积极奋斗的目标首先是个人成就，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算什么“积极”？他在个人奋斗过程中始终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始终强调个人作用、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高于一切，这又算什么“高尚”？从这种“高尚”和“积极”的基础上出发的所谓个性，究其实，难道不是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吗？将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个人奋斗写成悲剧的下场，正是罗曼·罗兰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证明。倘或今天的读者不把书中人物的个人主义悲剧当作一种历史教训，反而甘心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恰恰抹煞这部名著的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可见，批判书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不是否定这部作品，而恰恰是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值得我们继承的一面。
古典名著之所以值得珍视，首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或多或少的进步作用。古典名著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主要在于作者从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素材，提炼为艺术作品，通过高度的艺术手法，使作品中的正确思想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产生积极的影响。倘若有人读了古典名著就依样葫芦地摹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行动，以古人的人生观为自己的人生观，使古人借尸还魂，那就是对文学遗产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
在过去时代留传下来的文学名著之中，越是优秀或杰出的，影响就越是广泛而且久远；所以也就越有必要对它们做重点的分析批判，帮助一般读者正确接受这份文学遗产。同时，越是优秀的作品越有可能成为旧文人旧学者、一般地说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的赞扬和吹嘘的对象。对于这类久享“盛名”的古典作品，我们就越有必要提高警惕，越需要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以防鱼目混珠，让错误的评价和无原则的赞美蒙蔽了我们读者的眼睛。事实上，资产阶级评论家由于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不但不可能对文学遗产作出科学分析和正确评价，而且往往他们赞不绝口的，恰好是我们认为必须吐弃的糟粕。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个实例。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所欣赏的，正是我们认为应当否定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我们如果不坚决在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岂不是甘心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往往不是互不联系，互不混杂地分别并列着的，而是错综复杂，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必须经过辩证的分析，才能够将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溶解分离，然后可以从精华中淘汰糟粕，从消极的成分中滤出积极的内核。因此，在一部古典名著中，越是精华所在，就越有必要进行彻底的分析批判。例如对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就必须先具体分析批判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极意义，然后才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小说中主要人物不甘心跟黑暗腐化的社会同流合污的积极精神。我们从来不曾因为他们的反抗没有获得具体效果，而一笔抹煞他们的反抗精神，可是我们断然反对由于肯定这种精神，连错误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一齐当作好东西而加以接受。搞清楚这一点，或许有助于说明古典作品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辩证关系。
通过科学分析，辨别糟粕与精华，是为了正确地继承文学遗产，为了将优秀的古典作品从误解者和歪曲者手中夺过来，还给人民。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它们应当属于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给人民大众在为了解放自己而进行斗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时提供文学艺术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借鉴。
注：这儿引用的阿拉贡的言论，见《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一
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七和一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