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唱歌要唱革命歌
——上海三个工厂群众歌咏活动调查记
本报记者 吴培华
现在，正是隆冬腊月的日子，北风刺骨，严寒逼人。但在上海滩上，千万人发自内心的革命歌声，汇合起来，形成一股宏大的音响，一支雄壮的号子，产生了温暖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
上海的革命歌声，不自今日始。早在党的诞生之日起，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志士们，就在上海开始传播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在“五卅惨案”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上海的工人群众高呼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冲向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切新老军阀们。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激励爱国青年奔赴前线奋勇杀敌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正是从上海传向全国。在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学生、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下，革命歌声始终不断，《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等歌，便是这个时期在上海产生和流传开来的。解放以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兴奋地唱起各种革命歌曲来，特别喜欢唱那解放区流行的如《解放区的天》、《东方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一九五○年，上海青年也同全国青年一道，高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纷纷要求跨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近年来，《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声，像在全国一样，在上海也是盛行不衰。
到了一九六三年年初，中共上海市委号召全市人民继承上海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光荣传统，要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里弄，到处展开大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接着，连续举办了三月份的“上海群众歌咏大会”、五月份的“上海之春”、七月份的“上海职工歌咏比赛大会”，以及八一节、国庆节、年终评比等等群众性的革命歌曲大演唱。这一年，上海群众歌咏活动一浪高一浪，纵横伸展，广泛铺开，持续前进；数以千计的群众业余歌咏队，像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茁壮起来了。
上海的许多同志，都向记者兴奋地追叙起去年的一次次全市性歌咏大会的盛况。单说三月份的那次：当时有全市四千多个歌咏骨干和市、区、基层的宣传、文艺干部参加，市委领导同志也应邀出席了。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在会上热情演讲大唱革命歌曲的重大意义，市总工会、团市委的负责同志都兴致勃勃地站到机关合唱队的行列里去登台演唱。到后来全场热情高涨，你拉我唱，我拉你唱，你唱我和，我唱你和，台上台下，歌声一片。不，还不止是台上台下，还有无数个守在收音机、电视机旁边听着看着大会实况的场外听众和观众哩！你能计算得清有多少人受到感染而纷纷应声唱和起来吗？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凡是爱唱和会唱的，大都是满心兴奋地要跟着唱一唱的。这样的气氛和场面，如果只用“热烈”“动人”这类字眼，岂不是有点轻描淡写吗？
不久我就有机会出席了两次类似的盛会：一次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歌咏交流晚会”，有五个业余歌咏单位和三个专业歌咏团体参加演出；一次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六个工厂的业余歌咏队组成一场对歌拉唱的歌咏活动。两次的规模都不算大，但是歌咏群众兴致之浓厚、热情之高涨，情绪之饱满，实在是少见的。
一连串的问号由此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了：为什么群众大唱革命歌曲的兴致这么浓厚、热情这么高涨、情绪这么饱满？他们都是在领悟了大唱革命歌曲的意义之后才这样的吗？这些业余歌咏队伍是怎样组织起来的？经常练唱和比赛不影响生产、工作、学习吗？光是参加歌咏队的人在唱，还是还有歌咏队以外的广大群众在唱？有无必要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来唱呢？唱了以后究竟起了些什么作用呢？这样大规模的歌咏活动能不能巩固持久下去呢？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资记取？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为了探索究竟，我访问了三个工厂：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绒布厂，申新第九纺织厂。
各厂各有千秋
从上海市去年一年的群众革命歌咏活动中评选出来的好几十个优胜单位中，这三个厂是比较突出的。然而他们又各有千秋：发电厂的歌咏活动在配合政治学习、阶级教育、生产工作上很有成效：绒布厂在歌咏的组织、安排方面相当细致；申新九厂群众性比较广泛，比较深入，歌咏活动一直持续伸展到各车间、各班、各工段、各小组。至于搞起歌咏活动的经历及其所起的作用，三个厂有着大致相仿的体会。
刚开始动员和组织职工们参加歌咏活动的时候，可真不容易。光是号召不顶事。有数的一些原是歌咏方面的积极分子是积极响应了，可是更多的人没有动起来。有的干部直皱眉：“生产这么忙，哪有工夫唱白相！”有的老工人怕难为情：“都四十来岁的人了，还拉开嗓子哇哩哇啦唱，叫人笑掉牙！”有的女工忙着回家：“孩子、家务一大堆，没心思唱。”就连青年工人也有嘀咕的：“我还得挤时间学习哩！”
确实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这三个厂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厂，客观情况类似：一是职工人数多：多的有六千多人，少的也有二千多人，而且多半是老工人，其中有的厂又是女工居多。二是生产任务大：三个厂全是日夜开工，人员分长日班和运转班两批，长日班固定在白天工作，运转班则又分早中晚三班轮番交替接班干活。三是业余时间少：业余时间除了政治学习，普遍是文化学习，很多工人分别在业余小学、中学、大学上学。而且还有其他各项活动。单是文体方面，就还有戏剧、舞蹈、打球等等或多或少的几项。四是歌咏骨干缺乏：爱唱会唱的倒有一些，但能教歌的、会打拍子或指挥的，就不多了。不过这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正像开展一切工作一样，主要关键之一在于领导是否重视。
在市委和市总工会、区委、区工会的指示下，在全上海各处都在开始蓬蓬勃勃唱了起来的影响下，各厂的领导也便注意起这件事来了。有的厂把这件事提到了厂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有的厂是党委亲自动手。大致先是一层层的“务虚”，在干部在工人群众中开几次座谈会，漫谈漫谈，讨论讨论：为什么要大唱革命歌曲？想不想唱？要不要在厂内广泛开展？
灯不点不亮，人不谈不开窍。大家恍然大悟了：对呀！革命歌曲是我们革命人民自己的歌曲，革命歌曲体现着我们革命人民开阔的思想感情、乐观的精神风貌、崇高的意志理想；它能够激发革命热情、鼓舞革命斗志、陶冶革命情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号角，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曾经在《蝶恋花》一词中高唱“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在上海和全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也写下了各个时期有各种革命歌声在革命群众中响起的光辉篇章，证明革命歌声同其他革命文艺一样，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伟大的列宁同志就很爱好革命歌曲，即便在流放或流亡时候，他也一直保持着对“无产阶级斗争歌曲”的热爱。革命歌曲陪伴了他一生。他对工人革命歌曲有很高评价，大力提倡。
人们说：当年革命先烈们在浴血奋战的时候，在临刑之前，在同敌人作誓死斗争的一切艰苦环境里，都曾慷慨激昂地高唱革命歌曲或高呼革命口号；而今，面对着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我们心情激动，胸怀舒畅，难道反而忍得住不去高声歌唱吗？
想想过去，比比现在，老工人们更有着切身体会。申新九厂的一位老工人王友龙（他现在担任厂里业余中学的政治和美术教员），向我谈到厂里的歌咏活动时，深情地回忆起来：
“记得我刚进厂不久，就碰上‘二·二’斗争（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申新九厂爆发了一次著名的罢工斗争）。那次反动派的军警、坦克横冲直撞，直开进二门口，门柱都给压倒了。我们工人一步不退，手挽着手，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那是我们工人自家编的，按照现成的曲调《打倒列强》谱唱的。我唱给你听听：
团结、力量，团结、力量，
要团结，要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要团结，要团结。
我们工人那时文化低，我也一个大字不识，所以只能编唱这种词句简单明了、曲调熟悉好唱的。别看这歌简单，很有力量呢！反复唱着，越唱越有劲。我本来有些怕，当时我只十几岁，随大流参加斗争的。唱着唱着，热血沸腾起来，忽然觉得自己不是独个子，是工人集体当中的一个，力大无穷了……解放后，我参了军，在部队里更加大唱革命歌曲。如今复员回厂没几年，感到还很需要唱唱。唱唱我们的新社会，唱唱我们的幸福生活，唱唱我们的英雄人物，唱唱过去的革命斗争和现在的革命建设……”
“真是！”旁边围拢来的几个老工人也说：“从前反动派怕我们唱，不许我们唱，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唱。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唱，心里也很想唱，就是年纪不轻了，有点难为情。大家都唱，就习惯了。”
在这几个厂里，不见得所有的职工都爱唱愿唱，但爱唱愿唱的却也不在少数，有些人是不习惯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革命激情，唱是想唱的。当然，不能追求百分比，搞人人都唱的局面。各人有各人的兴趣、爱好、脾性、客观条件。唱歌虽然也是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一种重要的宣传、教育工具，但它毕竟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所以应该根据自愿、需要、业余、可能的方针来进行。
于是各厂领导在进一步摸底、动员以后，便着手配备骨干，进行组织工作，安排业余练唱时间。
在配备骨干方面：首先是加强领导。申新九厂把一位复员军人调任俱乐部主任，负责全厂歌咏及其他各种文娱活动；绒布厂把一位能歌善唱的组织歌咏活动很有经验的车间主任调到工会工作，专管宣传、文体工作，包括一个时期以歌咏为主的活动在内；发电厂也是由党委会领导，由工会宣传主任具体负责。之后，各厂再在厂中物色一批歌咏积极分子，加以培养。一般是利用业余时间，或自教，或送到工人文化宫办的训练班去学，一批又一批，各厂或多或少的骨干便各自组成了各自的核心力量。
在组织方面：一般都是先成立歌咏队。歌咏队是由小到大，从少到多。先是十几人或几十人组成一个队，影响扩大了，人多了，便组成几个队。但绒布厂是从上到下组织起来的，先组成厂一级的一个队，有了基础以后，再逐层发展下去，组成车间一级的几队、小组一级的几队。发电厂是按党、政、工、团和女工等系统，陆续成立厂一级的各有特色的六个合唱队。在申新九厂，则是两种办法都用。不论哪一种歌咏队或合唱队，目的都是起核心、巩固、示范、推动作用，以便带动更多职工跟唱学唱，并非只顾自己唱。所以有的厂一级的队员往往又是各所在车间、班、工段、小组的队员或活跃分子，在各自的单位里教唱或积极参加唱。总之，组成了歌咏队只是工作的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厂的歌咏活动是否开展得广泛深入，成立了歌咏队不是唯一的标志。
在时间的安排方面：全都是在业余时间练唱的。业余时间少，领导上便同各方面协商调整，例如：规定每星期几的业余时间是文体活动日，不开会，不学习，以便歌咏队员集体练唱。但厂一级的歌咏队员来自上下工时间不一致的班次，大集体练唱有困难。绒布厂的好办法是分散练唱，三三两两各按自己时间小集体练唱，一旦合起来，稍加温习便成，所以这个厂有着一百五十人之多的厂一级的歌咏队能够始终坚持练唱不衰。至于教歌咏队以外的广大职工唱，各厂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见缝插针的办法，那就是利用会前会后、饭前饭后、上工前下工后的十来分钟空隙，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教会他们一支短歌，或复习几支已经学会了的歌。这是个值得称道的好办法，不仅充分利用了时间，而且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便是唱得人心振奋了，开会、上工精神特别好。
此外，各厂还运用各种条件来传播、教唱革命歌曲，推进群众性的革命歌咏活动。例如：请专业音乐工作者来厂指导帮助；从收音机学唱电台教唱的革命歌曲；自己厂里放唱片或专人广播教唱；经常参加厂外举办的歌咏比赛，也在自己厂里组织所属各单位之间的比赛，等等。特别是歌咏比赛，效果似乎最大。各厂一致认为：歌咏比赛是推动歌咏活动走向高潮和经常化、扩大歌咏影响和提高歌咏水平的好办法。我们的同志都有股自强不息的劲头，谁也不甘落后。这回你胜了，下回我得追上你。生产上有比、学、赶、帮，在歌咏活动中也一样。当然，领导歌咏活动的人要掌握住比赛中什么是先进的东西？显然决不单是演唱的水平呀、人数的多少呀等等之类，而是应当看各单位各自的歌咏条件和基础，看各单位的歌咏活动是否群众化经常化，是否情绪热烈，等等。
大唱革命歌曲
“党的号召‘大唱革命歌曲’，一旦被群众掌握住以后，热情比我们领导还高。”绒布厂的歌咏队长深有体会，他告诉我：“最近支援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的正义斗争，我们歌咏队准备游行时唱《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突击学一学。这天正是礼拜天，我打电话一一通知队员到厂学唱。快到规定时间忽然下起大雨，我心想人不会来了吧？来也不会有几个。不料等我赶到厂里，早有黑压压一群六十多人，水淋淋地等在那里了，……”
三个厂现在差不多都有一半以上的职工（包括歌咏队员）纷纷唱起革命歌曲来了。有的厂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也都参加了进去。
唱的是哪些革命歌曲呢？题材是丰富的，形式是多样的；大半是解放以来流行和创作的，小半是职工同志自己创作的；一般都喜爱音调昂扬向上、节奏铿锵有力的，也有不少是带有民间小调、地方曲调那种抑扬婉转的（好多是职工自编词句填进去的）；等等。职工们最爱唱的歌，可以举出上百首，主要的有以下一些方面：
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些作品，有《东方红》、《在太行山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保卫黄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
解放以来流行的一些作品，有《咱们工人有力量》、《啥人养活啥人》、《娘子军连歌》、《十送红军》、《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我是一个兵》，等等。
现在的新歌，有《人人歌唱好八连》、《接过雷锋的枪》、《学习雷锋好榜样》、《五好工人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唱支山歌给党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雄好汉争上游》、《社员都是向阳花》，以及当前支援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一些歌曲，等等。
此外，《国际歌》、《国歌》是在必唱之列。职工群众自己创作的大都是配合各厂生产特点、适合各厂需要的，各厂不同，加起来也有好几十首。以上所举，大都是些齐唱的歌曲，还有许多合唱、小演唱、对唱不在内。
一年以来，三个厂的歌咏队员们差不多学会了十几首到几十首；参加一般唱唱的职工，也至少学会了七、八首。
如今，嘹亮有力的革命歌声在这几个厂里到处飞扬。你到各厂转转，不仅可以从舞台上、集会中听到，而且可以从车间、办公室、宿舍、走廊、车厢里听到。
为着迎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准备在元宵节举行的全市工厂职工歌咏评比、发奖大会，也为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三个厂现在又一次掀起歌咏活动的热潮。在绒布厂我看到歌咏队员们正在分批找休息时间加紧练唱；在申新九厂，我见到刚下工的两个生产小组，多数人不先去吃饭，却聚拢来学唱，而她们并不是歌咏队队员，在发电厂，我遇到一些技术员、工程师拿着自己的歌本，利用工间操时间在复习。问起来，都说：不是为比赛，更不是为锦标，是趁这机会多唱唱。是的，人逢喜事精神爽，逢年过节，是格外愿意多唱唱的。
确实很起作用
若问大唱革命歌曲以后，到底对生产对工作对学习对人的思想有利没利？回答是肯定的。
曾经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发电厂老工人姜林根师傅告诉我，他对《工人面前没困难》这首革命歌印象很深。七、八年前厂里要他修理一台他从未修理过的机器，他当时多少产生了一些畏难情绪。如今唱了这首歌，回想那次真脸红。最近他又接到一项新活，远比那次的难，可是他信心百倍，想着“工人面前没困难”，他发动小组同志开动脑筋，开诸葛亮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申新九厂的全市先进生产者赵珍娣同志曾经感动地说过：“我原来连简谱也不认得，但我后来参加了老年工人合唱队，唱歌对生产有利呀！唱了《团结就是力量》，我想想真是千真万确。生产中碰到困难，我就和小组同志商量。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我们的生产也大大推进了一步……”小组的几位女工告诉我，她们的这位组长现在常和大家研讨生产问题，帮助大家一起赶先进，她们这个小组后来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了。
类似的事例，在三个厂里都可以找到许多。但倘以为一唱革命歌曲，就能直接使生产蒸蒸日上，那是不对的。歌曲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样式，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是通过潜移默化的过程，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各人的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不同，决定了各人接受的程度和速度不同，有的深些有的浅些，有的快些有的慢些，因此转作用于人所从事的工作、生产、学习以及待人接物等等的效果也有差异。不过，歌曲的感染力比有些文艺样式强烈，革命歌曲尤其富有这个特点，因此被人们接受的速度可能更快些；同时它通过人的反复咏唱以后，往往会变成人自己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它被人接受的程度可能更深些。由此看来，大唱革命歌曲以后，不可能不使人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影响又不可能不使人自己及人所从事的一切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三个厂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工人们和干部们都认为，自从大唱革命歌曲以来，厂里确实起了不少变化。把三个厂的变化归纳拢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任务完成得更好了。申新九厂并且提前完成了去年全年的生产任务。各厂工人都有反映：“老早，同样的‘生活’拿上来交关吃力，现在轻松得来！”“一唱革命歌曲，大跃进的劲头就来了。任务再紧，困难再大，也有决心和信心去完成！”
二是厂里的风气更加纯朴正派了。原来有极少数的青年工人，喜欢奇装异服；有几个青年女工下工总是荡马路看橱窗；有一些职工闲来无聊，不是睡大觉，便是打麻将打扑克，或是闲扯吃穿；还有个别唱黄色小调、靡靡之音的，等等。现在这一切歪风邪气，统统消声匿迹了。他们说：“打扮得与众不同，嘴里唱革命歌曲，人看着你怪模怪样，自己也不是滋味。”“有时间同大家一道，唱唱革命歌曲，不是比睡觉、打牌、闲扯、看橱窗有意思吗？又热闹又开心。”“以前瞎唱，唱黄色的歌，人越来越委靡。现在有人教这种振作精神的歌，越唱越有劲。”
三是干群之间、职工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以前有些干部和群众、职工和职工，只在工作、学习、开会时见面，平时很少接触。不在一个单位的同志，更是“似曾相识”“面熟陌生”，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现在因为常在一起唱歌，这些人互相都熟悉了。特别是群众过去不大接触的领导同志，现在群众都觉得他是自家人了。
四是厂里的业余文艺生活更加活跃丰富了。厂里蓬勃热烈的歌咏活动，推动了沪剧、越剧、说唱、乒乓、篮球等等文娱体育活动也发展起来了。逢到节日或比赛的时期，各种活动百花齐放。好多老工人兴奋地说：“从前厂里呒蹲头，下了班要紧回家。现在厂里有蹲头，有看有听，外加爱唱就唱，真热闹！”“下班洗洗手，唱唱歌，不跑俱乐部真难过！”
当然，以上这种种变化，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大唱革命歌曲，它和厂里同时进行着的各种政治学习、阶级教育分不开。但是，大唱革命歌曲对职工精神面貌的向上、阶级觉悟的提高、生产劲头的加强，业余文艺生活的丰富，确是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的。特别是因为这几个厂所教唱的各支革命歌曲，大都是配合一年来各个阶段的思想教育、政治学习、生产任务而选择出来的，或是本厂及时创作的；有些同志教唱时，往往还要请老工人或有关的人讲一讲这歌曲的时代背景、革命历史。所以作用才更大。唱歌的职工们常常感动地表示：“唱到就做到！”
如何提高一步
三个厂的歌咏活动，看来现在已经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是，如何提高一步？如何巩固和持久下去呢？这是许多同志在考虑的问题。有人说：把活动搞得热烈起来不容易，冷下去却容易；把歌咏队组织起来不容易，垮下去却容易。这是经验之谈，过去有的厂有过这个教训，一忽隆哄起来，不像现在这样稳扎稳打。不过，倘使各种更急要的任务和活动多起来，挤在一起，互相撞车，往往也容易把这项活动给挤掉的。这三个厂中有两个厂，前一个多月就是这样。也许这也不算不正常，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之分，有计划地暂时停一下活动也是可以的。这两个厂现在已经恢复活动，证明并没有冷掉垮掉。但如果是无计划地停，停的时间又过长，那确是危险的。等将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可就事倍功半了。这就要求领导方面有支持到底的决心；并且总要在领导工作上使自己处于从容主动的位置，使各项工作的秩序处于井井有条的状态，这就不至于因忙乱而抛开这项活动了。绒布厂负责这项活动的同志很有信心地说：倘使活动比较经常化，再坚持那末三年五载的工夫，基础就十分牢靠了，要挤垮它要冷掉它也不容易了。
这三个厂的党组织并不满足于这项活动的目前成绩，都认为还需要不断扩大影响，引起更多职工的兴趣，唤起更多的职工来唱。这样一来，骨干就显得不敷分配了。这也是个问题。骨干有几种，特别需要能指挥教唱、肯耐心教唱的那一种。绒布厂歌咏队的指挥就是个非常耐心肯干不怕吃苦的人。开头组织歌咏队，来的人很少，而且参差不齐。但哪怕只到一个人，他也教。那时他从早到晚呆在厂里，来一个教一个，还候着各班各组上下工的空隙，到各处转着教。他说：“音乐和歌曲的感染力、吸引力特别强，歌声一起，有些人就会闻声而来参加。”他的指挥艺术也比较好，不仅简洁明朗，而且情绪热烈，饱含着对所指挥的歌曲的理解和热爱。其实他并没有学过指挥艺术，只是由于兴趣和钻研达到的。除此之外，会奏乐器的人才也不多，也需要培养。市、区工人文化宫都分别办了好几期培养歌咏人才的训练班，音协也准备办一个歌曲指挥训练班。这可以培养出不少人来。但各厂自己还要自力更生，开头要求不要过高，只要耐心肯干，哪怕是“画符”的水平，（有个歌咏队的指挥，本来不会，但他非常热情，自告奋勇担任，人家开玩笑，说他的指挥“像张天师画符”一般），也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
三个厂的歌咏队的歌咏水平，自然都高于厂里一般参加唱唱的职工的歌咏水平。这是必然的现象。但随之也就产生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问题。歌咏队的有些队员，已经渐渐不满足于目前的齐唱、合唱、小演唱，要求唱更长些复杂些花样更多些的革命歌曲了。而一般参加唱唱的广大职工，则要求多唱些简短有力的齐唱。两者本来没有什么矛盾，各唱各的也可以。问题是如果歌咏队员只顾自己唱，对要求参加一般唱唱的广大职工不发生兴趣或竟置之不顾，那就脱离群众了。因为歌咏队还有着辅导、帮助职工学唱的责任。歌咏队员可以唱更“高级”的歌，但首先要唱会那些为广大职工所需要所喜爱的比较“简单”的歌。广大职工的歌咏水平也会慢慢提高的，这里面有着歌咏队员们的一份功劳。
三个厂一年来所唱的革命歌曲，数量不少，现在渐渐感到有“唱完”“唱尽”了的危险。这确实也是个问题。过去因为不这样连续唱，有着很多革命歌曲可供选择学唱。一旦连续学唱了，便又显得供不应求了。各厂职工自己也创作了不少，一年来各厂自编词或自谱曲的创作各有十多首，但大都只适于本厂唱的。要求各厂业余创作的歌曲跟音乐家们的一样是不可能的，要求各厂在革命歌曲的供应上自力更生也是不应该的。这主要还得靠音乐家、音乐工作者、诗人急起直追，多多创作一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革命歌曲。三个厂的有些同志，最熟悉音乐家朱践耳的歌，如《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以及最近的《巴拿马，支援你！》等等。这些歌曲的主题和题材，正是群众在各个时期熊熊燃烧着的思想感情的火焰，或者是刚刚闪耀着的一星火花，群众亟想用歌声表达出来，音乐家只有与群众同思想共感情，才能够这样迅速及时地创作出来。我们很希望有更多这样的音乐家！我们时代的革命歌曲是永远不会唱完唱尽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初于上海
第5版()
专栏：
编后小语
上星期日，我们发表了北京人民印刷厂歌咏活动的调查记；今天，我们又发表上海三个厂群众歌咏活动的调查记。这两篇调查记，介绍了一些开展歌咏活动的具体经验。这些经验，未必是十分成熟和完整的。但是，它们不失为是个有益的参考。
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也不只限于工厂。公社、学校、机关等等，都可以开展。上海市在去年接连举行了好几次歌咏大会和评比；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春节前推荐了六首革命歌曲；北京市昨天起接连两天举行青年革命歌曲演唱会演；这都是推动群众歌咏活动的好办法，好措施。
我们一方面采取积极的态度，加强领导，满足群众需要；另一方面又牢牢地掌握住业余、自愿、节约三大原则。那么，我们的革命歌咏活动就一定会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起来，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