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纪念伽利略诞生四百周年
陈遵妫
一、生 平 业 绩
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是世界闻名的意大利伟大物理学家、力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斯大林称他为“不管有何等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那些科学巨人之一。
我们说他是物理学家和力学家，是因为他在创立力学原理方面的工作，奠定了牛顿（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力学的基础。他第一次精确地规定了关于速度、加速度的运动学的基本概念，彻底捍卫了把力看成机械作用的思想。他在自由落体问题中，实质上已经完全了解了惯性定律；在炮弹运动问题中，还了解了力的复合定律，并应用它们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他导入静力学的功的概念，认识到对于机械不可能节约功；促进动力学的功的概念，认识到除去空气的抵抗，则落体的快慢只和落下距离有关系。我们知道静力学的历史，是从阿基米德（前二八七？至二一二年）开始，而动力学的历史，则是由伽利略揭开的。
他第一次提出了运动的相对性的思想；同时应用一般运动学和动力学的思想，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并研究了许多力学上的基本问题。他研究了自由落体的规律和物体沿斜面下落的规律；研究了与平面成一定角度抛出的物体的运动规律，确立了钟摆在振动中机械能守恒定律，即所谓等时性；还根据许多简单而巧妙的实验，证明了空气是有重量的物体，并确定了它和水的比重。
伽利略在青年时代读了阿基米德著作之后，就自作实验。当时，他已作了迅速确定合金成分的流体静力学天秤的研究，并测定了种种物质的密度。他还进行了物体重心的几何学的研究，完成了一篇关于
“固体重心”的论文，引起了当时学界的注意，人们称他为“当代的阿基米德”。他还发明过温度表。
我们说他是天文学家，是因为他第一个用望远镜去观测天体，发现了月面的凹凸不平、木星的四颗卫星、土星光环的奇象、金星的盈亏、太阳黑子和太阳自转，揭开了银河的秘密，还观测过新星、昴星团和其他天体等等。对于确定哥白尼（一四七三至一五四三）的日心学说来讲，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这些发现，虽然不是必需和充分的条件，但对于支持日心学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像木星的卫星和类似于月相变化的金星盈亏，以及太阳黑子在太阳面上的缓慢运动和后来的再出现，体现了太阳的自转等等，显然都和日心学说相符合的。
我们说他是哲学家，是因为他对哲学有一定的见解。他断言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最伟大的书里面的”，这本书就是宇宙、自然本身，人们必须学着去读它。他承认世界客观地存在于人和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和人的意识为转移。他嘲笑那些要想对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事物作任何怀疑的人。他肯定物体决不是只当它们落入人的视野而为人所感觉到的那个时候才开始存在。他认为世界是无限的，物质是永恒的，自然到处都是统一的；天上的星球是和地球一样的物体，它们到处都服从同一的力学的自然规律。他认为在自然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消灭和产生，只有各个部分相互在位置上的改变。他还认为物质是由绝对不变的原子构成的，原子的一切属性都归结到可以量计的元素；物质的运动是统一的、普遍的机械移动。他的世界观是机械唯物论。
伽利略的最大功绩，可以说是确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即普遍数学的定律的创立和经验事实的数量的分析。他认为认识自然的出发点是观察，是正确反映外界的感觉，科学的基础是经验、实践，所以我们说他是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所明确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开辟了从亚理士多德（前三八四至三二二）的自然哲学转向近代科学的道路。
二、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创制天文望远镜
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贡献，当然应该从他制造望远镜谈起；但他在用望远镜以前曾经发现过一颗新星，所以我们应该对此先作一些介绍。
一六○四年在巨蛇座有一颗很亮的新星出现。一般称为克普勒新星。我国也有记载，即据《明史》和《续文献通考》称：
“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乙丑，尾分有星如弹丸，色赤黄，见西南方，至十月而隐。
十二月辛酉，转出东南方，仍尾分，明年二月渐暗，八月丁卯始灭。”从这个记载，可以知道我国从一六○四年十月十日观测到一六○五年十月七日。这样亮的新星，伽利略当然看到了。他还为此连续作过三次讲演，听众一次比一次多。
新星的突然出现，给亚理士多德的天体不生不灭永恒不变的学说以无情的打击。那些卫道的人们看到亚理士多德、托勒玫体系的最后堡垒已经动摇，吓得目瞪口呆。伽利略用流利、通俗易懂的意大利语，佐以隽永的笔调，浅显的实验与譬喻，向成千累万的群众，普遍灌输科学知识和革命性言论。
望远镜的发明者是荷兰人，至于究竟是谁，迄今还没有弄清楚。一六○八年夏天，盛传荷兰眼镜匠制造一种巧妙的玩具，能把对过礼拜堂尖顶的风信标看得又近又鲜明。翌年这个消息就传到伽利略耳里，他立刻利用凸凹镜原理，以凸透镜做物镜，凹透镜做目镜，独立地制造了第一架望远镜，即所谓伽利略式望远镜。最初这架望远镜，只能把原物放大三倍光景，但已比荷兰人所发明的进步，镜中的影像，已是正像，不是倒像。经过他不断的改进，不久放大率便从三倍提高到八倍。最后他制造成功一架口径五厘米、长一百二十厘米、放大率三十二倍的望远镜。
有了这样的观天利器，他就开始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从而打开了天文学新的一页。他虽然不是望远镜的发明人，但是他是第一个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人，因而我们说他是天文望远镜的发明人，也无不可。
一六一○年他著《星际使者》一书，发表他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记载，内容包括他对月面、星团、银河和木星的卫星的观测。一六一一年他给克普勒的信中，说到对土星及金星盈亏的观测；一六一二年他给惠而赛的三封信中，又说到对太阳黑子的观测。这些记载，在明末都介绍到中国。
一六一五年我国出版了一部《天问略》，书中称：“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这名士就是指伽利略，巧器就是指望远镜。书内简单介绍了伽利略对月面、金星盈亏、土星、木星四卫星和星团的观测情况。明崇祯徐光启等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多方面谈到有关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初 探 月 宫
伽利略首先把他的望远镜指向地球唯一的卫星——月亮。他第一次看到了月面的真面目：一些起伏不平的山脉和低洼暗淡部分的“海洋”，同时他还画有月面的详细图像。《崇祯历书》和《月离历指》书中所附的两个月面图，一个是初四的月面图，一个是上弦的月面图，都和《星际使者》书所载的伽利略月面图相同。《月离历指》称“月之实径与地球径若二与七”，也和伽利略测定的月球直径与地球直径长度的比是二比七的数据相符合。
伽利略对于月面的发现，直接粉碎了亚理士多德的“天体是完美无缺的”的教条。当时，顽固派还说什么月面的山谷和海洋是被透明的水晶物质填满的，表面上看去不平，实际上仍然是个光滑的正圆球体。伽利略根据月面山影的长度，测出了月面山脉的高度，也就进一步驳斥了这个说法。
顽固派说，如果哥白尼所说的地球是行星之一是真的话，那么为什么地球这样暗淡无光呢？伽利略回答说，新月臂腕中的旧月是地球反射的阴影。他还告诉他们说，从月亮看地球也是一颗灿烂的星，不过地球更亮更大；更亮是因为地球有云层，更大是因为月亮只有地球约十六分之一的大小。
揭开天河星团的秘密
伽利略接着就把望远镜转向那横贯牛郎织女之间的天河，即银河。亚理士多德把天河说成是地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的“白雾”；伽利略从望远镜中的观测，揭穿这种荒诞的说法。据《崇祯历书》中的《恒星历指》的介绍，“用（远镜）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同时他还进行了昴星团、蜂巢星团和个别恒星的观测。
现今已经知道银河是由数亿以上的恒星组成，它围着整个天球，形成一个淡光的带状，各部分的宽狭不一样。银河各处，多有暗黑部分；一般恒星多集中于银河，在它的附近有星团和气体星云。银河和银河系不可混淆。银河只是微弱的光带，而银河系则是一个包含数以千亿计的恒星和星云等的恒星集团即恒星系，当然包括银河在内。银河系是类似扁平凸透镜形的恒星系，有效直径约十万光年，在中心核部分厚约一万五千光年，其它部分厚为三千至六千光年。太阳是银河系的一颗恒星，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边缘附近。
木 星 的 卫 星
一六一○年一月七日晚上，伽利略观测木星，看到它的旁边出现有三个小星：两个在木星的东面，一个在西面。他连忙把位置记下来。第二夜看到三个一起在木星的西面。第三夜天气不好，没有观测。第四夜只剩二星，在木星的东方。第五夜还是二星，不过一大一小。第六夜和第一夜一样。第七夜即一月十三日他看到了四个小星：三个在木星的西面，一个在东面。以后的观测，最多也不过四个；这四星就是木星的卫星，后人把它们叫做伽利略卫星。
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一书中，只记录了从一月七日到三月二日的六十四次观测结果，而实际上他对木星的卫星的观测一直延续到一六一九年，前后达十年之久。《崇祯历书》中的《五纬历指》（成书于一六三六年），介绍了伽利略的九次木星的卫星观测记录，五次在一六一三年观测，四次在一六一四年观测，并绘有一张“木星旁小星图”。
现今我们已经知道木星共有十二颗卫星。
当时教会认为一切天体都是地球的仆人，因而只有地球的周围，才可能有天体绕着它旋转。伽利略的这个发现，也就彻底推翻了这种胡说，而给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以最有力的支持。
土 星 之 谜
伽利略观测土星时说：土星不只一个星，共有三个星，中间大两旁小，三颗星的间隔很细微，有时三个星合成一体，他说这是“土星吞食其子”。他最初用拆字谜的体裁来发表，后由克普勒的怂恿，才公开谜底为“最远的行星是三合的”。后来他再观测时，两旁小星逐渐消失；这使他怀疑自己的发现。
清初揭暄所著《璇玑遗述》（一六七五年）中称：“土星有两小星，相夹如鼗［táo 桃］耳；经久渐合而为一，亦食也。久之复离”。这也是引用伽利略观测的结果。
现在已经知道土星除了有九个卫星外，还有一个光环，沿着赤道包围它。光环在空间自由运动着，没有一处和土星相接触；光环表面是不连续的，黑暗的间隔把它分成三个同心环，即外环、中环和内环。光环是由无数的微小陨石组成，最大的直径不会超过六米，平均直径约一米；环厚约十五公里。
金 星 的 盈 亏
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金星时，首先是一钩弯弯的蛾眉月形，经过连续几十天的观察，蛾眉月慢慢地变宽，成为半月形，接着渐渐突出成为一个圆面。《崇祯历书》中的《测天约说》称，用望远镜看金星和月相一样，“有时晦，有时光满，有时为上下弦”；这和伽利略给克普勒信中所说的略同。
哥白尼在世时，曾有人对他说：如果地心说是错误而他的日心说是正确的话，则从地球上看金星，就应该有圆缺的变化。当时哥白尼曾预言称：“你所说的不错，我无话可答；但上帝是善良的，将来是能答复你这个反对的。”伽利略果然作出了这个答复；这使哥白尼学说的最后困难也消失了。
太阳黑子和太阳自转
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是在我国。殷武丁
卜辞有“日又戠”的纪事，这可能就是记太阳黑子。至于《淮南子》所载的“日中有踆乌”，是根据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而来，且无日期，不能认为是黑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太阳黑子记载，当系《汉书·五行志》所载的：
“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公元前二十八年的世界最早黑子记录。虽然我国古书上的记载比伽利略的发现早了一千多年，但它只是一种观测记载，并没有说明黑子的成因和在太阳上的变动情况。
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到太阳上有黑点，最初还以为是镜面上有什么东西，或者是眼睛花了；经过再三的观察，他才确定太阳上确有几个黑点。他继续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测，结果发现黑子的位置在移动。他认为动着的不是黑子，而是太阳本身在转，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现在已知太阳在赤道部分的自转周期约为二十五日。
《测天约说》中，说太阳黑子“恒于太阳东西径上行，其道止一线，行十四日而尽”；这完全和伽利略所说的一样。
当时教会认为一切天体都是纯洁无垢的，怎么可能突然在太阳上发现什么“可耻的”污点呢？伽利略的发现太阳黑子又给他们一个无情的打击。
伽利略就是这样地，一个接着一个，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
三、为 科 学 而 斗 争
伽利略认为科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寻求现象的原因，而科学的基础是实验。他经过反复的实验，肯定了物体降落的速度和重量是毫无关系的；一切物体、包括石头和羽毛在内，以同样的速度降落；羽毛所以降落得慢，是由于空气的浮力作用。他的这个发现，当时人们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讥笑他为大言不惭，目无圣人。要使论敌信服，只有摆事实；著名的斜塔落体实验，就是为此而作。重百磅和一磅的两颗铁球，同时从塔顶降落，而铿然一声，不先不后，同时落到地面。这铿然一声，一面在敲着旧哲学体系的丧钟，另一面也欢呼了新东西的诞生。
伽利略是一个维护真理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世界观。他曾两次遭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一六○○年二月十六日布鲁诺（一五四八至一六○○）的被教会活活烧死，给伽利略心中投下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阴影。他被迫宣誓放弃宣传地动说。在表面上，伽利略是屈服了，暂时是败北了；而在实际上，他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为真理而斗争。他在《二体系对话》一书中，用三个不同人物口中的对话形式来进行斗争。一个是哥白尼派的哲学家沙尔瓦提，他立场坚定，论证颠扑不破而引人入胜，这显然代表伽利略自己的信念。一个是虽然学识不深，但敏悟明辩，亦庄亦谐的中间人物沙格累多（后来伽利略被控为这是影射教皇乌尔板第八，而第二次受审）。第三个是惯于为传统谬论作辩护的亚理士多德著作注释家辛姆蒲尼夏，这当然是指那些守旧的顽固派。全书共分四部，笔调委婉有趣，态度不偏不倚，不敢触到教会的偏见，始终不下明确的论断，好像留待那永远不会写出的第五篇似的。还有，每逢一次有力的论证，他总声称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一种为了解说方便的假设，或作了似乎真的论说但又不是定论。这说明了他写作的特别谨慎。实际上这是一部支援和阐发哥白尼学说的书。伽利略用尽心思，使他这部维护真理宣扬真理的著作得以问世。
伽利略处处动脑筋，抓住一切场合进行科学研究。比方说，他在比萨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看到上面悬挂的长明灯，为风所吹动而摇晃。他就想到这样荡漾不定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规律支配着呢？他当时不觉得忘了祷告，忘了膜拜，目不旁瞬地，用他身上现成的手表——脉搏，来计算每一摆动所需要的时间。他发觉摆动尽管逐渐变弱，距离逐渐变短，但每次往来所需要的时间总是相等。这样，他就发现了摆的等时性。这也就是以后创造天文钟所用的原理。
伽利略把那些盲目追随亚理士多德的意见而不愿对自然现象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叫做“奴化的头脑”，认为他们不配称为哲学家，而骂他们为“记诵博士”。例如亚理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视物体本身重量而定；五磅物体降落时比一磅重的快四倍，五十磅重也就比一磅重的快四十九倍。乍一想这似乎是自然不过的事，但伽利略加以怀疑，斜塔实验就揭露了它的错误。伽利略的这种敢于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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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
自从《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五月号发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以及《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发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并见本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五版）一文以来，许多报刊连续发表文章，就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开展了讨论〔注〕。
＊ ＊ ＊
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讨论，是我国学术界几年来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的概括和发展。在过去的研究和讨论中，有些同志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觉悟程度，例如说农民战争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和无产阶级专政相似”的“农民专政”；另一方面对历史上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采取简单化的否定态度，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等等。
对此，蔡美彪等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有的同志说，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是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例如，关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美彪指出：“起义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却不曾自觉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反抗，作为一整个的地主阶级来反抗”。“起义农民的领袖往往是而且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的指南”。农民群众在平时的愿望，“就是地主阶级减轻些剥削和压迫，让他们还可以活下去，活得稍好些”；“而他们所追求和向往的则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起义农民争求建立新王朝，起义领袖则争求成为新皇帝”。“起义农民领袖建立的那些所谓短期的政权”，“都只能是封建性政权”；但由于它“还在继续领导起义农民向着旧王朝的黑暗统治势力作斗争，所以在一定时期里还继续起着革命作用”。关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有的同志指出：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只有当它走向没落时，才应该反对。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的同志提出若干标准，其中有一条是 “依据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如此等等。
林甘泉对以上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批评者把这种倾向归咎于“只有阶级观点”，这同样是把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他批评这些同志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把客观主义引进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例如片面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对新兴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采取无批判态度，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缺乏阶级分析。林甘泉认为，这是近一时期来“历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的表现。若干同志同意这个批评。
林甘泉在提出上述批评的同时，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了表述。对于这个表述，宁可提出不同的意见。随后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大致有以下一些。
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什么？
第一种意见认为，它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或基础）的科学的历史观，而阶级观点则是它的核心（或灵魂）。
第二种意见认为，它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
第三种意见认为，它是辩证法的一部分，而不包括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即它主要是指从发展上来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注意事件同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历史问题都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内来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认为，它包括三个部分，即辩证法对历史发展过程作考察的正确方法，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为核心，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总结历史遗产。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阶级观点的关系怎样？大家都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但是对“统一”的理解并不一致。
（一）林甘泉认为，有些同志因“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割裂并且对立起来”而
“离开了阶级观点”。他说，二者不是不同的两种观点。不存在没有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也不存在没有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它们的关系是一致的，有必然联系的。同时林甘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观点为核心的；并且认为，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有了历史主义。田昌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阶级观点为灵魂，同阶级分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林杰、关锋和林聿时认为，阶级观点是贯彻着或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林杰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的文明史，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关锋、林聿时也说：“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不会忘记历史主义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同时林杰、关锋和林聿时又认为，阶级观点是历史主义的基础。他们还说，历史运动过程同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分，正如物质运动过程同这个过程的实在内容（矛盾斗争）不可分一样。
（二）宁可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二者的统一就是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内容之一。同时宁可又认为，二者的联系不是必然的。他说，个别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有了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就“认识到应当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林杰、关锋和林聿时认为，这种现象在学习的过程中固然是会出现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阶级观点同历史主义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宁可在批评某些同志关于农民战争的观点时又说，这些同志“缺乏具体的阶级分析”，也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三）袁良义认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各有自己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要同历史主义相联系，但是不能说阶级观点包含了历史主义。
此外，讨论中在有的具体历史问题上，也有某些分歧意见。
（一）宁可举隋炀帝开运河为例认为，剥削阶级的进步活动是建立在剥削劳动群众的基础上的。他说，隋炀帝开运河不过是想去江都巡游，以及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和榨取，而这却正好反映了在统一条件下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有了需要和可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是这样地在统治者的意识中，以歪曲的面貌并且带着浓厚的个人特点呈现出来的。宁可认为不管怎样，隋炀帝开运河在客观上发展了社会经济，因而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二）林杰认为，宁可在这里脱离了阶级观点，陷入了后果决定论。他说，隋炀帝开运河不仅是为了欣赏江南的风光，而且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只是后来农民革命推翻了隋炀帝的统治，才把那条害民祸“国”的“御河”，变成促进历史发展的“运粮河”。因此，开运河的功绩应该完全归于劳动群众。
（三）樊树志和徐连达认为，林杰说隋炀帝开运河丝毫没有功绩，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同时宁可说隋炀帝开运河是盲目的，也是不对的。他们认为，隋炀帝下令开运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并且运河的开成对中国的经济又有巨大的意义，因而应该肯定隋炀帝这一历史活动的进步作用。但是，运河毕竟是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因此开运河又应该说是劳动人民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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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讨论还在继续进行。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是值得提倡的。这次讨论表明，许多同志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是统一的。但是由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在理论上承认这种统一，还不等于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统一，特别是能够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正确地掌握这种统一。因此我们认为，今后的讨论有必要更密切地结合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正确地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若干具体历史问题，从而把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本报曾经先后发表了宁可的《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以及关锋、林聿时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都各代表了一个方面的意见。本报今后还将继续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人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希望持有不同意见的，都能积极参加讨论，同时尊重别人的意见，使讨论能一步步提高，更加接近真理。
为了贯彻我们党在学术研究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报准备今后以较多篇幅，发表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希望得到学术界同志们的帮助。
〔注〕已经发表的讨论文章有：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五月号）；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本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五版）；林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林甘泉：《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十月号）；田昌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探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袁良义：《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关锋、林聿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日）；朱永嘉、赵人龙、朱维铮、王知常：《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运用》（《学术月刊》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号）：关锋、林聿时：《关于哲学史研究中阶级分析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并见本报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五版）；樊树志、徐连达：《从隋炀帝开运河谈起》（文汇报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高烈文：《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讨论》（《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号）。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