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一个战斗的春节
——回忆一九四七年春节的重庆反美运动
吴玉章
一九四七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
自从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他一方面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英勇自卫反击；一方面对蒋管区加紧法西斯统治，遭到蒋管区人民的坚决反抗。与此同时，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狼狈为奸，先后签订了“中美商约”、“中美航空协定”等一系列卖国条约；驻华美军更加横行无忌，野蛮兽行层出不穷。于是，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烈火（抗暴运动），在蒋管区普遍燃烧起来，接着又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形成了第二战场。这个战场与解放区战场互相呼应，使蒋介石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全国人民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是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美军强奸北大一女生，引起北平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始的。此后，一个包括各地城市具有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迅速而广泛地开展起来。
重庆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在一九四七年春节期间达到了高潮。这时我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及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的负责工作，亲自参与了这次斗争。
北平美军强奸暴行案的消息，我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和一些进步报纸都登了出来。消息一传开，重庆的学生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满怀愤怒，立即行动起来，组成“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作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这时，国民党的党徒们，正在忙于庆祝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伪国民大会通过的伪宪法的颁布，和蒋介石当选为伪总统，沉浸在狂欢中。我们趁这个时机，顺利地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一万五千人的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和旗帜，喊着反美反蒋的口号，吓得国民党特务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由于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动手，所以运动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旧历元宵节以后，学生们还组织了宣传队，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宣传周，并以“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名义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历数美军在全国各地所犯的罪行，提出了：美军立即全部退出中国；美军驻华最高机关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组织特别法庭，公审犯罪美军，追究其直属长官；赔偿受害人精神及物质上损失；美军当局公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外交当局应向美帝国主义严重抗议，并随时公布交涉经过；政府当局应清算美军在华一切罪行等七项要求，使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
学生们在宣传活动中，巧妙地利用了“车车灯”这种传统的民间形式，把美蒋勾结的丑态表演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老百姓看了个个拍手称快，而特务们则感到非常窘迫。于是他们恼羞成怒，竟在二月五日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公然袭击学生宣传队；但学生们并不害怕，仍在继续进行宣传，二月八日又遭军警特务的袭击；以致造成两次严重的血案。
反动派对学生的镇压，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学生和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无数工人、店员、教师和农民，纷纷前往慰问受伤学生，并发动募捐来援助学生的“抗暴运动”。各阶层人民踊跃捐输，慷慨相助。广大人民的有力支援，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斗争意志。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恐怖罪行，重庆学生又于二月十一日发动了总罢课。此后，蒋管区人民反美反蒋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从未终止，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当“抗暴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重庆国民党当局惶恐不安。有一天，伪警备司令孙元良跑来找我，他言中之意是说这次运动是我们搞起来的，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去加以制止。我说：“学生们 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严正地指出：“特务打人，实在无理，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第二天，伪重庆市长张笃伦又来了。一见我就说，学生们逼得他受不住了。他还说我们的《新华日报》馆有人参加到学生里面，并指责我们的报纸登载鼓动学生的消息和言论太多了。他最后并威胁着说：“这样搞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的。”我严肃地回答了他，并指出：“威胁无济于事，压制也压制不下去，而且要考虑后果。”他见我态度强硬，也只得怏怏而回。
我就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暴运动”中，紧张而愉快地度过了一九四七年的春节。
今年的春节与一九四七年的春节，情况已根本不相同了。那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过春节，就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敌人的刺刀下过春节；如今，不仅在和平环境里过春节，而且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过春节。每念及此，心中感到无比幸福。
但是，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而且，蒋介石残余匪帮还没有最后消灭；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联合反对我们；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我们不能麻痹，不能松劲，要提高警惕！
抚今忆昔，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以往的革命精神，时刻不忘记阶级斗争，一刻也不停地进行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我认为这才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愉快。这样的过春节，也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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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节话今昔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人民公社社长 耿长锁
春节又到了，这些天，你看人们那个忙劲：杀猪的，宰羊的，淘米磨面的，妇女们给孩子们做新衣的……都在为过春节作准备，个个心里乐滋滋的。我时常想：要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穷人闹翻身，斗地主，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我们哪能过上这种日子。在旧社会有句话：有钱的地主过年全家欢，没钱的穷人过年，好比过鬼门关。
不说别的，按这里的习惯，过年全家得吃饺子，男孩要买炮，女孩要做花衣裳。这些都好办，没有面不吃，没有钱不买；就有一样，欠着地主们的租不交不行。狗腿子们一天说不清跑几趟，可连吃的都没有，哪有力量还债？真逼得人们没法。后来大家使了个法，每年一进腊月，当家人就都躲啦！俺们村李大经为了逃债，白天藏在油房一间黑屋里，晚上出来放放风。可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早晚还得要还。逼得穷人实在没法的时候，只好把房子拆了，把有限的几亩地卖了或者作抵押。那时俺们家种着十二亩薄沙碱地，都卖了还了地主的租钱。全家子不吃饭不行，只好租了地主五亩二分地，年年交了租，只剩下些糠糠秕秕；实在没有吃的，就出去要饭。
要说过春节吃顿饺子，那就更难啦！有的户没有面，去向地主借，说半天好话，地主老爷们高兴，也许借给点，要是不高兴，就会把眼一瞪，说：“穷光蛋们还想吃饺子？借了什么时候还？不借！”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说不清有多少穷苦农民连顿饺子也吃不上。我早就把地主恨透啦，情愿不吃，也不在他们面前说那个好话。可是，我看到爹娘一天比一天老，娘还坐下了个喘病，要不让爹娘吃顿过年饺子，实在对不起二位老人。爹娘看透了我的意思，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说：“长锁，吃不起饺子咱不吃，别借也别买，你们吃什么，爹娘就跟着吃什么，你们要饿着，咱们就都饿着。”老人的话，说得我真伤心。正在这时，街上传来了卖白面的喊声。我背着爹娘，从抽屉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铜钱，端起个簸箕就出去了。一看见放在街中心的白面挑子，我心里就又犹豫起来：不买，心里过不去，买吧，明儿吃了，后天就掀不开锅。我围着白面挑子转了好几圈，捏着十几个铜钱的手直出汗，直等到卖面的担起挑走啦，我还立在那儿为难哩。
人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时的穷人，一顿、两顿，有时几顿看不到粮食粒。有一年过春节，我家里不光没有粮食，糠菜也吃光啦！只好砸树皮，熬槐连豆、玉米核吃。光吃这些东西哪能行？我就病倒了。有一天，我想到厕所里去解手，刚一下炕，脚不管事，眼一黑，就栽倒在地不觉事了，有一袋烟工夫才缓过来。看看一家实在没法过下去，三斗粮食打发了大闺妮，孩子他娘就拉上十一岁的德路，抱着一岁的女孩小棒去饶阳城一带要饭去啦！不光我一户这样，那时穷苦人家户户差不多都如此。
要说地主、富农可就不同了，一到春节，他们算乐极啦！哪一户地主也要杀几口猪，宰几只羊，一罐一罐的白面有的是。大年初一包饺子，中午大顿肉。地主的孩子穿戴打扮得像戏子一样。他们拿出白馍馍在街上吃，穷人的孩子在一边就咽唾沫。有一次，德路看到地主的孩子吃肉包子，跑到家来让他娘给他做。家里连个白面星都没有，可怎么做呀！不做他就哭，把他娘气极了，打了德路两耳光子。大年初一，乐没有乐成，一家反倒哭了一场。
那时候过春节，多穷的人家也要买烧纸，请灶王，烧香，求神保佑。人们以为穷是命里注定，不知道这是旧社会造成的。要是有的户不烧香，还会被人笑话。我就不信那套坏习惯，可是又不敢说。有时说说，不是挨娘的骂，就是挨爹的打。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在五公村周围安下了四五处据点，鬼子经常出来烧杀抢掠。一到春节，日本鬼子就把村子包围起来，杀人，抢东西。有一年三十晚上，在睡觉前我心里还说日本鬼子可别来，还不到天明，就听见枪响。还有一年，叫日本鬼子闹得三十晚上一夜没敢在家睡觉。真是搞得穷人死不能死，活又活不成。
共产党一来，领导大家斗地主，闹翻身，分了地，分了粮，穷人这才有了出头的日子。特别是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公社化道路，生活一步比一步好。今天，要和旧社会比比，那真是如同天上地下。那时候一年到头不见个白面星，现在哪一户不是常年有面吃。一到春节，不是吃一顿饺子，得要吃十顿、二十顿；差不多的户就要杀口肥猪，没有猪的少数户，也要买上十几斤肉。我在俺们村来说，算个中等户，全家十一口人，每到春节还要杀口猪，磨一百来斤面。去年虽然受了水灾，我还杀了一口猪，磨了八九十斤面哩！当然比我更好的户还有很多。谁的生活也不像以前啦。就拿俺们村八户五保户说吧，要在旧社会，这些人都是干挨饿的人。现在，一切由队里发，过年过节，队里给他们送面、送肉，什么都不缺，真比旧社会的富裕中农户还强。要论穿，更比以前强得多，过去穷人穿的补丁添补丁，一件衣服就得穿一辈子，有的穿几辈子。现在，哪个一年少说也得做件把新衣。要一过春节，就会像戏台上亮相一样，你看吧，这一个是华达呢，那一个是双面卡。要回想起过去，再看看现在，那个好劲我就没法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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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蕃瓜弄里的变化
上海市闸北区蕃瓜弄居民 王粉兰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我的大儿子吕树春（他是洛阳建筑机械厂的工人，现在在家养病）从里弄居民委员会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娘，党号召我们移风易俗过春节哩。”我说：“好嘛，你代表我们响应了没有？”我儿子马上接口说：“娘，响应了。我提了保证：一是不铺张浪费；二是不烧香烛，不拜‘天地君亲师’。”第一条，我完全同意；第二条，我开始犹豫了一下，心里想，这是老规矩了，怎么可以随便废掉呢？可是，再一想，我说：“对，老规矩也得变一变。”就在这天夜里，我把红纸条写的“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撕掉了。第二天，我又叫我大儿子上街去请了一张毛主席像回来，贴在堂前原来贴“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地方。我对着毛主席像说：毛主席啊，我王粉兰要不是托你的福，哪里有今天这样享福的日子啊！
真的是这样。我今年六十岁。在旧社会，我生活了四十六年，就吃了四十六年的苦。
一九四六年秋后，我带着子女到上海来找老头子。我老头子住在蕃瓜弄的“滚地龙”里，在马路边摆一个摊子，替人修修皮鞋，拖着两个儿子、一个媳妇，有一顿没一餐。我和三个女儿跟儿子老三一来，又多了几张吃饭的嘴，日子更难过了。
这年腊月，我们一家真像在黄连路上走路，吃尽了苦头。年三十前几天，树春光着双脚，刚走出门要去擦皮鞋，“一霸天”汤国如的爪牙上门来了。他拦住树春，从一大叠红帖子里抽出一张，往我儿子脸前一挥，说：“汤老板的娘做大寿，看得起你们，勿要勿识抬举，晓得?？”我的老头子一听，急得坐也不是，立也不安。我看他急成这副样子，就说：“理他啥？我们和姓汤的非亲非眷。”老头子说：“你从乡下出来没多久，哪晓得此人是吃人勿吐骨头的。”原来，我老头子在头年冬天，凑合了几个钱，到蕃瓜弄来搭了一个“滚地龙”。“滚地龙”刚刚搭成，谁知汤国如来了，先是朝
“滚地龙”踢了一脚，再就开口大骂：“他妈的，这里是啥人的地方，竟敢在泰山头上动土，我汤老板你认识?？”他骂了不算，又凶狠狠地打我老头子两个嘴巴，打得他牙缝出血。当晚，我老头子到汤国如开的茶馆里，这家伙硬说地是他的，逼着我老头子非出钱买不可，还要请两桌酒。我老头子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借了印子钱给他。这年腊月，我老头子和儿子又冻又饿，靠讨讨饭闯过了“鬼门关”。
我望了望那张红帖子，想想老头子头年吃的苦，心里卜卜跳，我说：“那快点想个办法吧！”第二天，我们东凑西借，到汤国如家送“礼”。树春走进汤国如的客厅，这条毒蛇正躺在靠背椅里。他接过红纸包，拆开一看，马上脸孔一板，眼睛一瞪，把钱朝树春脸前一甩，骂道：“妈的，我汤老板少你们这几个臭钱，你们靠谁住在这里的？给我滚！”我儿子就被赶了出来。
树春回到家里，又气又火，我老头子只是叹气，我也真想痛哭一场。眼看已经快到年三十夜，家里没一粒米，没一分钱，这个年关怎么过？可是这笔“礼”今天不送，明天我们就难过啊！后来只好问我表兄弟借几件旧衣服去当了给汤国如送“礼”。
年三十那天，我流着泪，叫孩子出去倒泔脚、拾菜皮，准备年初一当饭吃。除夕夜里，我又带着孩子，饿着肚子，串街走巷，挨家挨户去讨饭。几个孩子，身上穿的是破破烂烂的单衣裳，光着两只脚，在刺骨的北风里，跟着我叫：“老板、太太，做做好事吧！巴望你开年大发财！”那时，像我们这样的穷苦人不知有多少，走到哪里，一群群挤在一起，当店家在“接财神”的时候，有些老板看见我们这群乞丐，拿几个铜板朝门外一撒，让我们去抢，有的是把门一关，有的是骂声臭瘪三，把我们赶走。这一夜，我和几个孩子一直讨到年初一天亮，总算讨到了几个钱。当听到有钱人家放开门鞭炮的时候，我急忙叫大儿子回家，用红纸包了一点钱，赶到汤国如家去“拜年”。我儿子在外冻了一夜，肚里又饿，跪下去“拜年”，要站起来的时候，只觉头发昏，眼发花，差点跌倒在地上。
解放以后，一切都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恶霸流氓汤国如和他的徒子徒孙逮捕的逮捕，法办的法办了。从此，我们结束了“脚膝盖走路”，有头抬不起来的日子。拿我家来讲，有的在工厂、生产合作社做工，有的响应党的号召，回老家种田。我家老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培养到航空工业学校毕业。讲到过年过节，虽然我们都注意节约，但是家家户户总少不了有鸡、鱼、肉、蛋，还有糖年糕等等东西。说起糖年糕，我们家里还闹过一段笑话。那是一九五一年春节吧？我买回了一点糖年糕，我儿子、媳妇都把它当作是肥皂哩！我们蕃瓜弄早就没有“滚地龙”，臭水浜也早就填没了。政府还帮我们铺了石子路，布了阴沟，装了电灯、自来水、公用电话。万万想不到，政府还出了那么多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动工，替我们造五层楼的新式工房。像这样的房子，在解放前不要说轮到我们住，就是跨进一步也不可能啊！
是的，世界大变了，蕃瓜弄大变了。我这个老婆子的思想不来个大变怎么行呢？对，一定要换换旧脑筋，做共产党、毛主席时代工人的好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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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桌上说家史（套色木刻）
潘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