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如何看待《早春二月》的艺术性
谭文新
在关于影片《早春二月》的讨论中，许多文章已经正确地剖析了它的思想内容，指出这是一部内容反动的影片。但是，我们也还听到这样一种议论，说什么影片尽管内容有错误，但艺术性还是好的；内容可以排斥，艺术还是可以吸取的；甚至还有人大写文章公开吹捧它的艺术性，说什么这部影片的“艺术造诣是很高的。其艺术处理可说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场景安排、人物造型、细节、特写以至蒙太奇手法，无不各臻其妙，显出编导的匠心经营，使影片独树一帜，色彩鲜明。”①
难道这部影片的艺术性真的象某些同志所吹捧的那样“完美”、那样“高妙”？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它的艺术性呢？我们认为，在深入地批判影片思想内容的同时，也有必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化丑为美，用艺术性来为影片反动内容服务
首先从编导者的艺术构思谈起吧。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艺术天地：编导者从大革命席卷全国的二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中，虚构出来一个游离于现实之外的“世外桃源”，作为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理想王国”；并把充满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逃避革命、悲观遁世的萧涧秋和恋爱至上、玩世不恭、公开宣扬“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的陶岚，作为这“世外桃源”里的正面主人公。在这里，既没有革命激流的冲击，更没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影响，有的只是“纷扰”与“平安”、“刁奸”与“质朴”、“人道”与“非人道”的冲突。
编导者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确定了影片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其所包含的反动的思想内容。他们就从这个特定的矛盾冲突中寻找所谓的戏剧性，并以此为影片定下了基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调，经过演奏呈现出了三个旋律：一是“恬静柔婉”的旋律，编导者用这个旋律赞美“世外桃源”的“平安而质朴”，并用它与充满了火热斗争的现实生活唱反调；二是“低回苍凉”的旋律，这个旋律所表现的是主人公的那种多愁善感、缠绵悱恻的灰色的内心形象，以此来和革命者的宽阔的胸怀和战斗的激情唱反调；三是编导者自己题名的“勇敢的旋律”，他们妄图用这股旋律激励萧、岚向世俗宣战，鼓舞他们双双出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从而把这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卑俗的小人物抬高为革命者的形象。这三股旋律时而交错，时而合流，以此奠定了整部影片的艺术结构的基础。这样的构思完成之后，编导者又挖空心思，调动一切表现手法，来实现他们所设计的蓝图，给反动的内容披上了一件迷人的外衣。可是，这三股旋律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编导者却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并竭力把它们弹奏得具有迷惑人心的力量，以求得更充分地宣扬影片的反动思想内容。
为影片艺术性鼓吹的同志，最欣赏的是编导者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实际上，编导者对于描绘自然景物、渲染自然环境，确实是不遗余力、不惜工本的。从整部影片看来，编导者选择的场景并不算多，然而他们却用尽了自己的力量对这有限的场景精心涂抹，苦心雕琢，力图把它们打扮得不一般，吸引人，并能取得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在电影艺术中，编导者在表现人物性格，特别是要揭示人物内心情绪变化的时候，常常运用这类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以此加强感染力量。当然，自然景物是客观存在，它本身也没有阶级属性。可是，当艺术家在描绘自然景色的时候，他择取什么，强调什么，以何者为美，以何者为丑，都受着审美观点和阶级感情的制约。而且，当影片的编导者用它们来烘托人物的内心情绪的时候，就更要把自己对人物的思想感情，倾注于自然景色之中。
在影片《早春二月》的开头，我们从船舱的窗口看到的，是一派由小桥、水车、茅舍、嫩柳组成的田园风光；而在芙蓉镇上，编导者再度描绘的又是小桥流水、沿河窄巷、清闲的店铺、盛开的梅林、荷塘月夜……这种同类情调的小镇春色。编导者对这种景色的择取，对画面构图、摄影角度苦心的设计，又用光影、色调恣意渲染，加以音乐的帮衬，目的只在于使这些自然场景充满着幽静的气氛，以此来强调那股“恬静柔婉”的旋律。编导者对弹奏这股旋律如此卖力，正是要把他们所掌握的艺术技巧当作“化丑为美”的手段，从而把观众引进他们的“理想王国”，让人们相信它，欣赏它，赞美它，从感情上远离充满火热斗争的现实生活，跟他们一起去迷恋那个“世外桃源”。
编导者所以如此费尽心机地涂抹这些自然景色，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以此来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正面主人公——首先是萧涧秋。统观全片，这些生活场景，大都是为萧涧秋精选出来的。编导者所刻意渲染的幽静环境，正是这个遁世者梦寐以求的避风港，那股“恬静柔婉”的旋律则是编导者献给他的“赞美诗”。编导者把这个悲观小人物置于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自然环境之中，又对这种自然环境精描细绘，目的就是想用外界环境的所谓“诗意”，来粉饰人物内心世界的灰暗。不仅如此，编导者又进一步借助情景交融的手段，千方百计地掩盖萧涧秋利己主义的本质，宣扬其人道主义思想的“高尚”。这是影片的主要内容，自然也是编导者使用艺术技巧的主要对象。这种手法，通片皆是。其中又以萧涧秋第一次救济文嫂的那场戏，表现得最为露骨，也最能表现编导者追求艺术技巧的思想意图。
在影片中，萧、文之间的关系是早就被确定了的。一方是孤苦无告，待人拯救；一方则是“拯救者”。从编导者的构思看来，文嫂这个人物只不过是为主人公萧涧秋所安排的一个施舍的对象。在这段戏里，编导者运用情景交融的手法大肆宣扬这个思想。萧涧秋刚刚把五块钱交给文嫂，编导者就借助于照明的技巧，在银幕上制造了一个“奇迹”似的景象：一道阳光猛射进来，“阴暗的小室顿时亮堂了许多”。这“奇迹”似的“景”，烘托了从文嫂脸上流露出来的“无限感激却又带有点惶恐”之“情”，萧涧秋也就作为“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了。当萧涧秋来到郊外时，本是阴霾［mái埋］飞雪的天色，也一变而成阳光照耀、银光闪烁的美景。接着，编导者又为萧涧秋设计了一个“仰镜头”：他站在桥上，伸展两臂，头顶蓝天，旁衬雪景，俨然一副“耶稣再世”的神态。人们常说，镜头的角度，常常代表了观众视线的角度。如此说来，编导者正是强制观众和他们一样站在比萧涧秋低矮得多的地位来“瞻仰”这位“救世伟人”的身影。影片由此开始，这条河边小路，河畔路旁的一草一木，连同周围的整个自然风光，都变成了烘托萧涧秋内心感情，吹捧他的人道主义行为的工具；当他的人道主义胸怀受到触犯时，银幕上就出现天边乌云滚动，疾风摇动树枝，荷花池水面。……影片的景色随着他的心情变化而变化。在这里，编导者把他们对人物的热爱，倾注于画面中的一草一木，通过自然景色的变幻，喜其所喜，怒其所怒，哀其所哀，企图通过这种手法，强制观众跟着他们的感情打转，迷惑观众去相信他们所宣扬的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救世之道的反动思想。
当然，影片所谓的艺术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诸如被某些同志所称赞的艺术结构、蒙太奇的手法、心理刻划，等等，名目虽多，剖析开来，大都是用于同一目的的同一种货色。举一可知其它，无需一一赘述。
通过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影片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为宣扬它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如果说，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和谐的话，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资产阶级的艺术的“和谐”，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的“和谐”。
不过，要把谬论装扮成真理终究是困难的，所以影片在艺术表现上，尽管编导者煞费苦心、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内容本身的虚伪性，在艺术表现上也不可能没有漏洞，无懈可击。毛主席说过，“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早春二月》正是这样的影片。其中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矛盾是很多的。例如，从整部影片看来，编导者对萧涧秋和陶岚的美化、“拔高”，是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相矛盾的；尽管编导者费尽心机，他们用以赞美、“拔高”人物的“恬静柔婉”的旋律和所谓的“勇敢的旋律”，与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低回苍凉”的旋律之间，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实，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那股“低回苍凉”的旋律，原本是两个个人主义者阴暗的内心情绪的流露，它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情调，编导者不去批判它、鞭挞它，反而企图用前两股旋律去掩饰它、赞美它，因此，这三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谐统一起来。在很多镜头画面中，编导涂抹的鲜明色彩与人物阴暗的情调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对此稍加分析，就可发现。不仅如此，为了掩饰这种不和谐，编导者不能不采用一些含糊其辞、故弄玄虚的表现技巧，于是，那种人为的、不合逻辑的痕迹就愈加明显了。例如，编导者为了把萧、岚“拔高”成“有革命热情”的青年，在剧情发展中勉强地塞进了两个人阅读《新青年》、争论“革命道理”的场面，但是，他们究竟争论些什么？各人的态度如何？对此，编导者是难以处理的。如果采取鲜明的手法来正面表现这些场面，那么，这就必然同影片的反动的基调不相和谐了。于是，两个人就只能用“窗前剪影”、“湖中倒影”之类的镜头匆促滑过。这种躲躲闪闪、故弄玄虚的“艺术技巧”，在萧涧秋决定娶文嫂之后的几段戏里，表现得更为露骨。请看，当萧涧秋“决定”娶文嫂以后，他怀着极端矛盾痛苦的心情，对陶岚讲出了自己的决定，致使陶岚绝望而去，这时，影片出现了一个镜头：“萧涧秋追上几步叫道：‘岚！’萧涧秋见陶岚已经跑远，痛苦而激动地慢慢走出画面。”一声苦叫加上一张痛苦的面孔，结束了一场复杂的纠葛。此时此地，萧涧秋究竟是由于不忍叫陶岚绝望下去、不忍失去自己的爱情而动摇了娶文嫂的念头，还是决心“牺牲”到底？对此，恐怕连编导者自己也解释不清。其实，在小说中，萧涧秋并没有真正娶文嫂的决心，他只是由于感到“我简直似一个杀人犯一样——我杀了人……”才想出了“在三天之内……假如最后我仍没有第二条好法子的时候，——我决计娶了那位寡妇来！”这个似是而非的办法。编导者要抬高人道主义的形象，修改了小说里的描写，又无法解释这一行动将带来怎样的后果，才如此这般地借用了“含蓄”的力量，以此堵塞漏洞。由此往下，事件的发展，萧涧秋的言行就愈加含混了。影片是这样描写的：
方：“那么萧先生究竟要同谁结婚呢？”
陶：“你问他吧！”
萧：“请你去问将来吧！”方：“回答的真妙。”陶：“我这个做哥哥的，真弄得莫明其妙。”萧：“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萧涧秋的玄妙回答，不仅把陶慕侃搞得莫明其妙，而且也使观众感到莫明其妙。在这里，技巧已经完全变成捉弄、欺骗观众的工具了。编导者正是这样先把观众引入他们的迷魂阵，再让剧情一转，文嫂自杀死去，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并妄图以此来让观众相信他们主观臆造的逻辑。难道这就是有些人所鼓吹的含蓄吗？不，这是含混。
我们认为，只有当艺术家所运用的艺术技巧能够深刻地揭示生活本质的时候，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艺术性。在这部影片中，却适得其反。编导者运用技巧的目的，正在于歪曲现实生活的逻辑，以求更充分地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然而，有些同志竟然鼓吹说：影片的结构、蒙太奇手法，都完全合乎“生活的逻辑和美学原则”，使人看起来“合理、顺当”、“舒服”，云云②。请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又是哪个阶级的美学原则呢？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一位资产阶级的电影美学家说过的一句话，“……由于巧妙光线的帮助，不端正的容貌可以变得好看……”③某些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们正是津津乐道电影艺术这种颠倒黑白、化丑为美的功能，以此来施展他们的“才华”。影片《早春二月》的编导者所运用的艺术技巧也带着这种味道。不过，他们在这部影片中竭力追求的，不单是对人物容貌的美化，而且，还更着力于对人物的丑恶的内心世界的美化，只不过是他们的手法运用得更巧妙更隐蔽一些。如果说这部影片具有某种艺术性的话，这些就是它的艺术性的基本性质。
庸俗低下的艺术趣味和情调
《早春二月》在艺术表现上还大量地宣扬了资产阶级庸俗低下的艺术趣味和情调。
影片的庸俗情调，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爱情描写中。萧涧秋和陶岚是一对表现不一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更充满了颓废、庸俗的情调；然而，编导者却以此为至高至美，并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苦心描绘，唯恐表现得不生动，不细致。在描写他们的关系时，编导运用了湖边巧遇，梅林谈情，花前月下，离合悲欢之类“才子佳人”小说里那些陈腐不堪的表现手法；而且，对他们谈情说爱时各自的心理活动，连他们的每一动作、每一言语、每一表情，都作了精细雕琢，流露出他们对这种庸俗感情由衷的欣赏和不能自抑的陶醉。“弹琴”一场戏，是很能表现影片这一特点的。在这场戏里，陶岚让萧涧秋弹他自己写的《徘徊曲》，于是陶岚在低回苍凉的琴声里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忆想起他俩的一段巧遇。这“低回苍凉”的旋律，原本是这两个逃避革命、厌倦现实的小人物的空虚、阴暗心灵的自我表白，他们正是在这种颓唐、黑暗的情调中寻求感情的共鸣，以填补心灵的空虚。因此，可以说，这首《徘徊曲》，正是他们爱情的基调，也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的本质。然而编导对这种颓废的小资产阶级爱情，不但不予以批判，反而一面在琴边用各种不同角度的镜头，一再宣扬“弹琴者”与“听琴者”之间的“缠绵悱恻”的感情，一面又用那些柳丝轻摇，月影波光的朦胧的夜景，来为两个庸俗的心灵蒙上一层所谓的“诗意”。编导者究竟在宣扬什么，这不是昭然若揭吗？影片后来对他们的爱情描写，都和这场戏的调子差不多，不过进行了改头换面的表现而已。在萧涧秋和陶岚一起打球回来，“含蓄”地表白爱情那场戏里，其情调之庸俗低下，更加不堪入目。在这里，编导者调动摄影机的镜头，对两个人那种搔首弄姿、眉目传情的丑态，正面照，侧面照，照个没完；甚至不惜把两人趁接送毛巾之机捏手调情的姿态，都要用很长的特写大加强调；其中每个镜头都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霉气。编导还嫌不满足，又要加上两句“画龙点睛”的话。陶岚问：“你为什么这样地看着我？”萧涧秋说：“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这话有什么内容呢？空虚的语言表现了他们空虚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庸俗低下的情调，并不是在个别场面里偶然出现的，而是渗透在影片的许多场面之中，它所包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尽管各一，却都表现了编导所刻意追求的艺术趣味的阶级本质。
在表现文嫂与萧涧秋的关系中，也有一些格调庸俗的描写。例如，当文嫂的小男孩病重时，萧涧秋去“帮助照顾”，临走时，采莲抱着萧涧秋的腿说：“萧伯伯，不要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一个小孩子说这样的话，自然并没有过错。然而，编导者还把这个场面细描了一番，又是文嫂脸色微红，又是萧涧秋窘迫状态，又是采莲抱住萧涧秋不放。……人们很难理解编导者怀着什么情趣，当文嫂正处在悲哀、焦急的心境中的时候，硬要加上这样一个插科打诨的场面，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除此以外，影片还充满了琐碎无聊的生活现象的描写。例如，在校门口，吃豆浆的同学听见上课钟响，“连喝两口抹了抹嘴”的慌张神情，小同学“象小鸭子似地跟着跑”的滑稽姿态；在教室里，男同学把女同学辫子系在椅背上的恶作剧以及顽皮孩子挤眉弄眼的鬼脸，等等，都是编导刻意经营的细节。这些琐屑无聊的生活细节，只能说是廉价的“噱头”，它们除了能取得逗人一笑的所谓“效果”以外，又能反映什么社会内容呢？
然而，有些同志却鼓吹说：这些细节是影片的生命细胞，它们在影片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能使人物形象的外貌、行动以至内心世界，历历如绘，栩栩如生……并颂扬其“不落窠臼”、“别出心裁”④，有“创新”之功。其实，无论是那些庸俗黄色的心理描写，还是那些卖弄噱头的“生活细节”，以及许多画面的色调处理，不仅格调极低，而且也陈腐不堪，从中找不到一点新的东西。这里有的只是早就为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电影用烂了的手法。在那些影片里，编导者的全副热情都用来去表现灰色的“小人物”，探测它们充满个人欲念的“心灵秘密”，描写他们身边的生活琐事；所谓“细致的心理刻划”，对无聊而烦琐的生活细节的追求，在“朦胧”中寻找“诗意”的画面处理，等等，正是它们为了表现这些思想内容而追求的表现手法。此外，这里还可以找到“鸳鸯蝴蝶派”才子佳人小说里的货色，诸如萧、岚湖畔巧遇、一见钟情、花前月下等等的艺术描写，都属此类。说穿了，这部影片乃是中、外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艺术趣味的“杂凑一锅”，绝无半点新意。可是他们却自以为在“创新”，并为之而洋洋得意。在我们看来，新的表现手法总是要符合新的思想内容的要求，创作人员要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只有不断地在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中去探求。与此相反，在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人看来，只有描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才算有“味道”，才算是“不落窠臼”。殊不知，这种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意图，不仅使他们作品的思想倾向掉进了资产阶级与现代修正主义的“窠臼”，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不能不重蹈它们的旧辙。
必须正确处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
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思想性通过艺术性得到完整的体现，以达到能够感染观众的艺术效果；而艺术性也总是要为思想性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在评价艺术作品时，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第一与第二，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评价的“次序”，而是包含着“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前者为主导，后者从属于前者。这就是说，在评价具体作品时，我们决不能完全脱离开对思想性的评价，去孤立地评价其艺术性。
毛主席说过：“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是对革命文艺工作的艺术创作提出的努力的目标。对于达到了这个要求的作品，批评工作者不仅要热情地提倡，而且要认真总结艺术经验。然而也有些作品，它的思想内容是反动的，却存在着某种艺术性。其实这种作品的艺术性，只是蒙在反动思想内容外面的一层具有毒素的“包装”。创作者制造“包装”的目的，正是为了使毒素更能欺骗、迷惑嗅觉失灵的观众，使其更便于四处传播。影片《早春二月》正是这样一种作品，对这种作品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有些人是完全欣赏的，他们所欣赏的不只是艺术性，而主要是思想性。他们在吹捧其“艺术”的“魅人”时，不是首先就肯定其“主题”的“深刻”，并大肆宣扬萧、岚“救危扶困的道心”和他们爱情的“纯真”吗？⑤这些人正是通过对影片的评论来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与美学观点。有些同志在欣赏这部影片时，在理性上也承认影片思想倾向的错误，但对某些艺术描写却又十分迷恋。结果正象他们自己所说：“明知这部影片有问题，但看的时候还是被带进去了。”于是，感情陶醉其中，中毒而不自觉。从表面上看，这些同志所欣赏的只是影片的艺术性，其实他们真正陶醉的却是其思想内容。从艺术欣赏的实际过程来说，对于抽象的艺术形式的迷恋是不存在的，共鸣的基础正是自己的感情与艺术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一致。问题在于，由于影片具有某种艺术性，就更容易迷惑人的感情，诱人上钩。因此，对于这部影片，我们既不能脱离其思想内容的反动性，孤立地去赞赏其
“包装”的精美，也不能仅仅看到其错误的思想倾向，而无视这种艺术性的有害作用，而是应该一面深入批判其思想内容的反动本质，一面揭穿这种艺术性是怎样为其反动思想服务的。这样，才能彻底清除掉它所散发的思想毒素。
有些同志在评价这部影片时，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内容可以批判，技巧可以学习。”这种态度表面上相当“客观”，实则极其荒谬。
我们并不反对学习艺术技巧。无产阶级文艺所努力追求的正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创作人员自然应该努力提高艺术技巧，批评工作者也应该正确地运用艺术标准，以帮助创作提高艺术质量。然而绝不能把艺术技巧看成是不受思想内容制约，甚而是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东西；也不能把艺术标准看作是抽象的、绝对不变的，各个阶级、各个时代可以“通用”的东西。资产阶级在表现他们的生活，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有他们的技巧，有他们那套刻划没有理想、精神空虚的人物的技巧，他们必然排斥无产阶级艺术的技巧，正如《早春二月》的编导不肯去正面描述萧、岚阅读《新青年》、争论革命道理的场面一样。无产阶级作家要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创造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就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探求自己的技巧。别人的艺术经验可以借鉴，但必须经过改造，照搬是断然不行的。无产阶级艺术当然也排斥运用《早春二月》刻划萧、岚之流的卑微灵魂的技巧来刻划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早春二月》为衬托人物内心情绪而对画面的构图，色调的处理，同样也不能用来表现我们火热的斗争生活，如果要用，那只会歪曲了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刚刚批判过的《北国江南》，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这些同志却一定要人们去学习它、仿效它，如果这些同志不是把技巧与其所表现的特定内容对立起来的话，那么，他们究竟要人们从这部影片中去学习什么呢？是去学那些虚伪、有害的艺术手法呢，还是去学那些庸俗、陈腐的艺术格调呢？
毛主席曾经说过：“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电影《早春二月》正是政治上反动而又带有某种艺术性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由于其毒害人民，所以应该坚决予以排斥，毫不顾惜。
①②④⑤均见黄尘珠：《深刻的主题 魅人的艺术》。载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羊城晚报》。
③转引自《电影艺术》一九六二年五月号第十五页。
关于影片的引文均见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