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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践中引出科学结论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顾震潮
从我们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现在只谈一点学习《矛盾论》的体会。
说起来，三十多年前，中国就算有了一些气象工作。为了发展我国的气象事业，老一代的气象学家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他们的努力能有什么结果呢？到刚解放的时候，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探空站只有一个，地面站也不多，气象资料少得可怜；天气预报工作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都很陈旧，所以天气预报和天气服务就更说不上了。
解放之后，我们气象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迅速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在抗美援朝中，气象预报准不准，会直接影响到军事的进行。随着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农业生产的跃进发展，要求我们气象工作者能够准确地预报暴雨、台风、寒潮、霜冻等等。气象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防止灾害，有利生产。我们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一定要想法扭转过去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
但是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呢？解放前的气象工作，主要是搬外国的东西。硬搬了德国、挪威、英国、美国的气象学，强调中国的天气与外国的天气的共同性。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解放后还存在。我们有些天气研究工作，即使做了，也很少总结出自己的理论来；往往是运用人家的理论，满足于人家的理论，仿佛中国的气象工作只能是外国理论的验证。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在精神上作奴隶的状态必须打破。
外国的理论从哪里来的？尽管有些科学家还不肯承认辩证唯物论，可是，凡是正确的科学理论，没有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从气象学发展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挪威学派搞锋面气旋，欧洲搞阻塞形势，美国搞西风急流。这些都是他们当地当时典型的实际情形，是他们在实践中碰到得最多的问题。他们的理论就是从特殊中提炼出来的一般，这种一般性有其普遍的意义，但终究有它的局限性。要用它来解决我们中国的气象问题，就必须首先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
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气象学研究的对象看来都是一片天，但是各地的天气都不一样，地上的情况影响天气很大。山会挡风，海会降低白天的空气温度，对于天气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国外的资料质量再高，也代替不了我国自己的资料；外国的理论水平再高，也不能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用。我们一定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情况，从我们自己的气象实践中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来。
解放后，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中国天气分析和天气预报的问题。由于全国统一了，天气观测预报的实践范围扩大了，要求也高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求我们解决。我国西部的天气预报，在过去几乎没有考虑，中国寒潮的中期预报也是这样。解放以后，气象学家陶诗言等同志用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解决了我国寒潮的中期预报问题，不但分析了我国寒潮的特点，而且将当时研究方法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气象学家叶笃正等同志研究了西藏高原对东亚大气环流活动的影响，他们总结出来的理论说明了不少中国天气的特殊现象。一九五七年以后，在这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创造了海陆冷热分布与地形起伏影响全球性大气运动的进一步的理论，就把这个天气动力学和动力气候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这些理论在国外也很受重视。这就说明：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特殊情况，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就能总结出我们自己的能说明实际的理论来。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必须分析并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进行云雾物理研究时，参加了国内人工降水的实际工作，对我国云雾情况有了亲身体会，又对国外的几百篇云雾物理文献作了调查分析，认识到近几十年来云雾物理研究的发展所以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没有抓住影响云雾降水发展的本质因素。暖云降水的发展过程，是云滴在上升气流中的增长过程。对这个问题，国外有许多工作，大都集中于研究云滴的核和云滴的物理化学、表面化学性质，甚至去研究它们的几何形状。他们没有认真注意到：既然云滴是在气流中发展起来的，那末我们的研究就必须抓住云滴增长的微观过程和气流发展的宏观过程这二者的相互制约。特别是由于宏观气流的运动特征一有变化，就能大大地改变云滴增长的微观过程，因此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宏观气流。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根据对我国观测资料的研究，我们对云雾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改进了云雾降水的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必须抓住典型事例，解剖麻雀。气象研究需要大量资料，但是我们常常强调大量资料而忽视了典型事例。收集大量资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人的认识总是由特殊到一般，没有对特殊的典型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对大量资料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气象研究中，常常是将几千几百个天气的例子加以综合，一平均，许多重要的因素就被抵消了，重要的现象就被淹没，看不清了。平均出来的普遍规律往往是笼统而不切合实际的。比如在天气预报里，热空气与冷空气的交界是很重要的。它叫作锋面，是矛盾集中的地方。冷锋来了就有寒潮天气，发生很大影响。但是，如果将一百个天气的例子一平均，锋面往往就没有了，即使有也模糊了，各个特点、关键、突变都看不出来了。可是天气的发展和突变是经常的、绝对的，它们之间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将成百上千的例子笼统地一综合、一概括，而不加深入地分析，往往就是没有突变，没有发展，只有天气的平衡和静态，这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情况，就不能解决问题。
在云雾物理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我们曾把我们在南岳观测到的云中水滴大小分布的好几份资料送给一位外国专家看，指出云中大小不同的水滴并不是象过去的理论中所说的越大越少，而往往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特点，反映出一个有关机制的问题。当时的理论还不能解释这个特点。但是这位专家并不研究我们这些资料的天气条件背景，反而一口咬定我们的观测有错误，理由是：平均情况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分析给他看，证明观测没有错误，不可能是误差。他又认为这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自然现象，而是由于云上山坡时遇到偶然的局部地形的扰乱。我们指出：按理论也可以证明，上坡凝结不会有这种现象。他还是不肯相信，死抱住“平均情况”，闭眼不理典型事例。后来，我们经过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两年的观测和初步计算，可以肯定它确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有规律的特征，它总是在冷暖空气交界处出现，可能是空气激烈运动所造成的结果。
毛主席说：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我们要从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看到它的普遍意义。气象学上的理论，就要能显示大气现象的本质、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矛盾转化的过程。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典型现象，即使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解释，但我们应该研究它们出现的条件，研究它们与别的现象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能发现它们的普遍性意义。在云雾物理的研究上遇到这样的事实：云总是忽浓忽淡的，其中大小水滴的总数也是忽多忽少的。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现象，人们都只注意平均数。所以，对这个凭肉眼就可以在山上看到的现象，在外国文献中却没有很好注意过。我们在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现象，又努力在思想上打破这方面的旧框框，觉得这问题很重要，它牵涉到许多理论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又测了凝结核心（盐核）、云滴、雨滴的个数或浓度的时起时伏的变化。有了这些实验和体会，对起伏现象有了一些估计和认识，后来周秀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经过了二、三年研究，就概括出暖云降水起伏理论，解释了云何以能降水，即使当云薄时也可以降水并且降得很快的原因。目前，这个理论并不限于解释暖云降水，它已经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了。这就是从研究特殊矛盾，经过概括，丰富和发展了云雾物理这门科学理论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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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解决矛盾 不断前进
沈阳市和平副食商店营业员 李素文
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矛盾。简单的事物发展过程包含一个矛盾；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包含两个以上的矛盾，但是其中总有一种是主要矛盾。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常听领导说，工作要抓关键问题和中心环节，关键问题和中心环节也就是主要矛盾。
拿我们商店卖菜来说，从每年十二月到二月这个时期，其中有元旦和春节两大节日，一方面是供应量大大增加，一方面是卖菜的人手却仍和平时一样，这就是个矛盾。节日的到来，市场上的商品供应比平时繁忙，这时，我们采取什么方法，做到及时供应广大群众所需要的蔬菜，这就是个关键问题。这个矛盾解决得好，就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由于我们东北地区天气较冷，蔬菜生产在春季是淡季，这时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又是蔬菜供应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在我们组织货源和提高服务质量、搞好卫生等许多工作中，组织货源又是个主要关键；因为，要是没有菜卖，服务态度、卫生再好，群众也是不会满意的。所以，组织货源就是当时要抓的主要工作。
但是一到夏季，情况就起了根本变化。当地蔬菜大批上市，上市量集中，天气炎热，又不便于储存。这时，最要紧的工作，不是开辟货源问题，而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将上市的蔬菜推销出去，不使生产蔬菜的单位和国家受到损失。
以上所说的在卖菜工作中由于季节变化而形成的主要矛盾，还是比较简单的，也是容易抓得住的。在日常工作中，有时有很多矛盾存在，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往往是要费力才可以找得出来的。在平时分析矛盾时，我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懂得了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重大意义；并使我根据这个原理在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的矛盾，集中力量去解决它。
今年春天，我们商店几个营业小组中出现的矛盾就比较复杂。有的营业员愿卖大份不愿卖小份，比如有的顾客要买五斤肉，营业员就很高兴，一定给他割点象样的，态度也好；有的顾客要买两角钱的肉，营业员就不大愿意卖，即使卖了，服务态度和卖的肉也都不太好。顾客不满意时，有的营业员还说，你两角钱的肉我怎么给你割呀？也有的小组有愿卖贵不愿卖贱的思想，山珍海味，一卖就是几元或十几元钱，可是面碱才一角钱一斤，遇到过年过节顾客多、业务忙时，有的营业员就只愿卖贵的不愿卖贱的，这样，顾客就不满意。还有的人愿意经营利润高的商品，不愿意经营利润低的商品。如：认为小白菜一斤才几厘钱的利润，挣钱少，劳累人，损耗大，影响毛利，也就不愿多经营。这么多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使解决了不愿卖面碱的问题，也会出现不愿卖苏打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办呢？只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抓主要矛盾。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认为，愿卖大份不愿卖小份，愿卖贵的不愿卖贱的，愿卖利润高的不愿卖利润低的，这一切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单纯的经济观点；只是为了多卖钱好完成计划，而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是单纯经济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矛盾。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向党支部汇报了这些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同志们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学习《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通过学习，我和同志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懂得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就得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也懂得了只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大家的认识水平提高了，有的就说：“不管卖两角钱的肉还是卖一元钱的肉，都要周到地为顾客服务，这是个群众观点的问题。”干菜组的王玉兰同志在卖面碱时不仅耐心地答对顾客，而且还给包扎好，顾客很满意。从此以后，卖肉组的同志对顾客无论是买多买少，都做到热心对待，服务周到。
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初步解决了营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营业员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怎样才能做到既服务周到，又能完成销售计划呢？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提高营业员的业务水平，大练基本功。如拿卖肉卖菜来说，有的营业员“眼里有秤”，“一刀成”，“一抓准”，有的却翻来复去拿不准。我想，我们店里有不少业务熟练的老营业员，如果大家把他们的技术学到手，不是可以大大地提高工作水平吗？我把这个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我串连了各行有几十年经验的老营业员，请他们传授经验，于是在全商店开展了“包教保学”业务技术的热潮。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卖菜、称秤、算账、砍肉等方面的业务水平都有了提高，这就既能服务周到，又能完成销售计划。当然，这个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客观事物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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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格要求 耐心管理
解放军某部红九连班长 于峰
内因是根据
一九六二年七月，我刚从高中毕业就入伍了，被分配到红九连当兵。在这样一个光荣的连队当兵，我非常高兴，决心要好好干，当个五好战士。
我想在这样一个红色连队的熏陶下，我一定能够很快进步。但是后来发生了几件事，使我觉得班长不了解我的心情，他不但不关心我的进步，反而老找我的不是。刚到连队不久，就掀起了投弹高潮，全连要突破四十米指标。老同志都投四、五十米，我却才投三十二米。心想投手榴弹简单，练一练准能赶上。谁知道练到胳膊也肿了，还是没有什么进步。我就泄了气，觉得自己体格不好，再练也不行。班长批评我：“投不远，还不练，什么时候才能进步？”我说：“现在我当兵时间还短，长了一样能投远。”一次班长让我整理内务，我忙得满头大汗，等同志们出操回来，总算把全部被子折起来了。班长一进门就说：“看你一早晨在屋里搞些啥名堂，大衣折得象花卷似的，都不一样。”我说：“床面不平，大衣长短不齐，谁也弄不好看。”第二天班长让另一位同志整理内务，弄得整整齐齐，大小一样。我说：“他是老兵，我是新兵。”
我看到别的同志进步，认为他们是由于领导上的帮助，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进步，主要靠领导的重视和培养。别人的班长文化高，我的班长文化低，工作方法简单；要进步，就非调班不行。这样，我就不安心起来。指导员发现了我的问题，耐心帮助我，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读到《矛盾论》的一段话：“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反复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我认识到我所以不能进步，是因为过分强调了外部条件，而忽视了自己主观的努力，我不懂得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为什么在同样一个连队，在同一个党支部的培养和教育下，别的许多同志的进步比我快呢？
我明白了只有自己的主观努力才是进步的根本动力。我虽然身体不太好，当兵时间短，但是只要有毅力，坚持苦练，一定能够进步。于是别人休息，我就一个人去练习投弹，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摸索到一点投弹要领，成绩就由三十二米上升到五十三米。一次我们班进行火箭筒实弹射击，我想入伍后打了三次靶，次次是优秀，这次打靶，靶子比原来大两倍多，练的时间也长了，保险能够打好。不料打了个不及格。什么原因呢？我用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原来是我只看到了有利条件，而忽视了自己的努力，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我接受了教训，努力练习，下一次打靶，取得了良好成绩。这还不够，原因是没有虚心向别人学习。我向射击较好的王恩秀同志学习，解决了枪面不正、贴腮过猛的缺点，最终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有一次班长让我去扫猪圈，我看到那里又脏又臭，心里有些踌躇，但是想起毛主席说的：“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想：手和衣服脏了，用水把它洗掉是很容易的，但如果思想上沾上了资产阶级的脏东西，要洗掉它就不容易了。我抓紧了自己的思想改造，逐渐有了进步。
外因是条件
今年二月，领导上让我当火箭筒班的班长，我感到很突然。当时全班只有四个人，一个是一九六○年入伍的老战士，别的都是一九六二年和我同时入伍的。这个班是个四好班。我能把班带好吗？一宣布了我当班长，战士王恩秀就指着我的鼻子说：“哎，这回可看你的啦。”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们连长常常说：要把兵带好，必须大胆工作，严格要求，耐心管理。我想：对！就要严格管理。
一天，全班列队往预习场去，我发现王恩秀的火箭筒是用肩横背着的，就说：“王恩秀把枪掮好”，他没有理我。预习的时候，他把枪口对着靶子，脑袋却偏往左面看风景，我说：“王恩秀精神集中点”，这回他把脸转往右边看风景去了。我心里一股火，俗话说“头三脚难踢”，我得严格要求了，就对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一次，连里搞环境卫生，老战士孙支柏向我建议：“班长，咱们人少，好好组织一下，屋里两个，屋外两个，既不忙乱，干得还快。”我说：“不用分，就这么多活，干完拉倒。”大家就忙乱起来，有人在屋里没找到擦布，就往外跑；有人在屋外没有扫帚，就往屋里找。干完后，评比得了个下游，晚上我批评大家说：“大家干活没秩序，干劲不大。”从此，孙支柏就很少向我提合理建议了。班里虽只四个人，我和他们三个却搞不到一块去，他们说我不好接近。我想：事物发展主要靠内因，靠主观努力；当班长是外部条件，我只能从严推进，进步不进步，得靠你们自己。
不久，班里补进两个新同志，部队到山区去野营。一天我去连里参加投弹比赛，结束后往回走，听见练习的号声已经吹过了，远远望见有一堆人还坐在石头上，有的在换衣服，有的在换鞋，稀稀拉拉的。这是哪个班的？谁知走近一看，正是我们班，这下就火了，跑过去大喊一声：“集合！”同志们赶快站成一列，我一看，有的扣子还没扣好，有的鞋带还没系好，心想：你们稀稀拉拉的，先跑上几圈再说。“立正，向右转，跑步走！”天气很冷，同志们跑出汗了，我才让立定。问他们：“你们听到号声没有？”谁也不吱声。我说：“听见了为什么不动？新同志刚来还可以，老同志的带头作用跑到哪里去了？”说着向孙支柏瞟了一眼，他却把头偏到一边，有些不服气的样子。这天练习时谁都不起劲，不主动，回营后我又把全班集合起来，批评了四十分钟。
过去我和同志们热呼呼的，现在，他们在一起原来有说有笑的，见我一过去，就散开了。我心里十分难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对同志们要求严，是对工作负责，为什么班里工作反而走下坡路呢？我又再读《矛盾论》，看到毛主席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的话下面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我想：鸡蛋变为小鸡，要有适当的温度，大约是二十一度左右。人们在孵小鸡时，就尽力给它创造这个温度，促进它内部的变化。我们连队是座大熔炉，一个班就是一座小熔炉，班长就是创造熔炉里面的温度的人，应该为同志们的进步创造条件。班里进步不够，就是我当班长的没有把条件创造好。
我又回想起自己的进步，固然有自己的主观努力，但要不是指导员和我谈话，介绍我读毛主席著作，解决我的思想问题，我还不可能进步。可是我当班长，却尽看到同志们的缺点，不想一想自己对待同志们的态度还存在严重的缺点。连长说的是“严格要求，耐心管理”，我却只记得前半句，丢了后半句；只记得内因是根据，却忘了外因是条件的作用，这又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毛病。我就召开骨干会，检查了过去的工作，让大家对我提意见。孙支柏说：“班长，那天你到连里参加投弹比赛，我在家把同志们带出去也搞比赛，还请九班长作了投弹经验介绍，中午一直没有休息。听到吹号后就赶忙穿衣服，换鞋，就在这个节骨眼里，你回来了，也不问一问，就批评起来，还说老同志的带头作用跑到哪里去了。”我大吃一惊，才知道错怪了同志。当天晚上召开了班务会，我检讨了自己的缺点：第一是缺乏调查研究，第二是急躁情绪，第三是不依靠骨干。别的同志也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会后我还针对问题，采取措施，建立了“班长工作日记”，专门记录好人好事，注意在思想上关怀同志。我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就迅速得到改变，全班的工作就有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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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工作中是怎样抓关键的？
中共松江县漕泾公社第一牧场支部书记 陈胜龙
我们的养猪场，常年养着两三百头猪，种了二十九亩饲料田，还搞了些多种经营。场内喂猪的、种地的、烧饲料的、搞运输的，合计有三十多人，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养猪场规模不大，要做的工作却是千头万绪。常常好几个问题、好几样工作同时摆在你面前，而且每一样工作当中，既有思想问题，又有实际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就往往安排不开了。不是不分主次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样样都抓不好，就是只考虑其中一项工作，把其他许多工作都丢掉了。
我曾经这样想过：问题，最好是一个一个地发生；工作，最好是一件一件地做，做好一件，再做一件，这样，清清爽爽，有多好！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当然很幼稚。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矛盾就是问题，我们做工作，就是解决问题。客观事物本身既然存在着许多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幻想去回避它呢！因此，不管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同时存在着许多问题要解决，同时要做许多工作去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要把工作分出轻重主次，要集中力量抓关键，解决主要问题，同时，对其他工作也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所以，我们做工作，要抓主要矛盾，要抓关键。
但是，怎样才能抓住关键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去年春天，我们养猪场订了一个增产计划。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我想：养猪场要抓增加收入，最好是开展多种经营。我们少数干部一商量，就认为搞多种经营是关键，花了很大力量去抓，结果对养猪工作却有些放松，猪一度养得不好。有的饲养员批评我：养猪场不用主要力量抓养猪，是抓不牢“总筋”。我想：所谓没有抓住“总筋”，不正是没有抓住真正的关键的意思么？我发觉抓得不对，马上纠正过来，但已经走了一段弯路。年终虽然超额完成了计划，但如果不走那段弯路，工作肯定还会做得好一些。
到底怎样才能抓住关键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再一次向毛主席著作请教，进一步学习了《矛盾论》，毛主席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我有没有“用全力找”呢？没有。我只是同几个干部草草商量一番就算找到“关键”了。记得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文章中说过：“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我恍然大悟：原来病根在这里！
从这以后，我就开始注意经常将工作排排队，分析比较一番。我认识到少数人掌握的情况有限，看问题难免主观片面，因此发动群众一起来分析比较，找关键。这样一排队、一分析，就比较容易看出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看看哪一样工作的作用最大、影响最大、对整个工作最有决定意义，就确定把哪一样工作作为整个工作的关键。抓住这个关键，“牵一发，动全身”，就把全盘工作带动起来了。
例如，我们养猪场今年订规划时，曾经碰到好多矛盾。有些人有增产到顶的思想，说：“去年气力用足了，再要上去有困难。十六马力的柴油机，已经开足十六马力，再加码，机器要坏掉。”此外，具体问题也不少：猪增加了，猪棚不够用，要造猪棚；种饲料进度不快，要突击种植；劳动定额不够合理，饲养员有些意见，需要调整，等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工作，什么是关键呢？我们就请饲养员一起来议论、排队、找关键。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好几个晚上，最后认为：有些人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场；有些人怕艰苦、怕流汗、不敢继续革命，这两种思想的对立，就是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于是，我们大抓思想工作，统一大家的认识，使大家进一步树立起自力更生、勤俭办场的观念；使大家懂得：今年要增产增收，主要靠勤、靠俭、靠自力更生。接着，我们从增产节约方面，挖出好多潜力，订了一个规划。
规划订出来了，全场干部和群众就千方百计，在勤俭上大动脑筋，大做文章。前几年，我们修建猪棚都要花一笔钱，请别人帮忙。今年，我们一不请工匠，二不买材料，而是饲养员自己动手砌墙抹壁，为集体修理了三十四间猪棚。我们种的水浮莲，往年总要施一部分化肥。今年，贫农饲养员金永训想了一个点子：常常到水浮莲塘里掏塘底，塘泥泛上来，等于给水浮莲施肥。我们把省下来的二千斤化肥，都让给了生产队，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支援了农业生产。去年，场里常年养猪二百头左右，今年增加到三百六、七十头，但是，饲养员并没有增加，他们提出了“苦干加巧干，增猪不增人”的口号，猪也养得很好。为了支援生产队，今年我们场里卖出的良种小猪和水浮莲种苗的价格都下降了一些，但是，由于产量高，卖得多，成本也降低了一些，因此总收入还是增加了。上半年结账，半年的盈余就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盈余的总额。
现在看来，年初大抓勤俭办场的思想工作这个关键，是抓准了，抓对了。抓了勤俭，潜力挖出来了，增产到顶的思想就被彻底打破；造猪棚、种饲料等具体问题，也在努力增产节约的思想指导下顺利解决了；饲养员有了“苦干加巧干，增猪不增人”的思想基础，再去解决劳动定额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我想：当初如果不抓住这个关键，而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猪棚问题、饲料问题、劳动定额问题；或者被“增产到顶”的论调所迷惑，怕艰苦，怕流汗，满足现状，不求上进，那就肯定做不好工作，肯定要影响养猪场的继续发展。
当然，“关键”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年初，我们进一步贯彻了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后，养猪事业发展了，但人没有增加，接着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又到来了，劳动力显得更加紧张。我想，情况已经变化了，现在什么是关键呢？我一面自己思索，一面找群众商量，把各项工作排了队，认为把群众的干劲落实到种好饲料田上去，在当时是个关键。因为饲料是搞好养猪的物质基础，而要种好饲料田又有个赶季节、抢时间的问题，因此种好饲料田便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其他喂猪、储藏饲料、烧饲料、副业生产等工作，在当时都不是主要矛盾。这样，我们就决定除了烧饲料的人员固定不动外，其他管运输的、管储藏饲料的人员，全部投入突击抢收抢种；饲养员也要挤出空余时间，参加一部分田间管理工作。由于种得早，管得好，今年饲料获得了丰收，为养猪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俗话说：“十个手指抓不住十个跳蚤”。我学习了《矛盾论》，并且经过这一段实践以后，开始懂得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做工作，一定要用主要力量去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比较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