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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反对“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
——通县西集公社社员批判“写中间人物”论座谈会的部分发言
编者按：本报最近在北京市通县西集公社举行了关于“写中间人物”问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许多社员，在会上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批驳了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现将部分社员的发言整理发表于下。
大多数农民不是“中间人物”
西集公社史东仪大队贫农社员 史致茂
邵荃麟同志把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大多数都叫做“中间人物”，说这些中间人物就是处在好人和坏人当间的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当间的人，是身上有“旧的东西”的人。我们农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解放以后，和穷哥们一起闹翻身，分田地，组织互助组，参加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项运动我都亲自参加，在这各项运动中，我们广大贫下中农都是积极、坚定的，决不是摇摇摆摆的。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我们贫下中农的大多数都是一心朝前走，从来不回头。就打我们组织初级社的时候说，全村四十来户贫下中农，在一两天内就全部入社了。社里的劳力和畜力安排得是地方，老人有老人的活，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后来成立了高级农业社和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就更不用提了。咱这庄以前三年两头地闹水涨，洪水一来，房子、地都给淹了，公社化以后，修了水库和水渠，这几年再没闹过洪水。不怕洪水，也不怕干旱。象去年春秋两季天老不下雨，我们就利用电机井浇地。有这样多优越性，谁还不拥护呢？
自然，在某些社会主义改革开头的时候，有些社员看得不是那么清，但经过党的教育，懂得了它的道理以后，大伙就坚决拥护，没有半点动摇，直往党所指的道儿奔。有啥可动摇的呢？往回走只有苦，向前奔才有幸福。就拿我自己来说，解放前，家里穷得活不下去，我十二岁的时候就被送去学徒，累死累活，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每天夜里只好躺在人家铺板底下，弄得我到这会儿还一身是病。学徒学不下去了，十四岁那年，我又回到家里给人扛活，当时讲好扛满一年活，给我做一身单衣裳。我这个穷孩子，听说能有一身新衣裳，可从心眼里高兴，没白没黑地给他干了一年，谁知到了年底，这事可就黄了，东家说：“今年我钱不多，不给你做新的了，就把我孩子的旧衣裳拿去穿吧！”打土改以后，生活就两样了，现在我的大孩子正是十四岁，他再也不象我过去那样去给人扛活了，而是在学校里上学读书。这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处吗？象这样好的道路有谁不愿走呢？有谁还动摇呢？要是贫下中农里谁说走社会主义不好，那就是昧了良心；谁说我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不坚决，那就是胡说。我们贫农下中农的绝大多数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风吹不倒，雷打不散。
按照邵荃麟的说法，如果农民大多数都是动摇分子，在搞社会主义的时候，都是三心二意，半真半假，那就等于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假的。既然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是帮敌人说话，帮地富分子说话。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更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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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西集公社黄东仪大队中农社员 黄恩远
邵荃麟同志和别的一些鼓吹“写中间人物”的人，说我们农民的大多数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处在好人和坏人当间的人，这种说法我完全不同意。
社会主义是件新鲜事儿，我们解放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是个什么样儿闹不清楚。一开始，有不少人有些落后的东西，但经过党的教育，经过事实的教育，他们就清醒过来了，转变过来，积极起来了。我就是从这条道上走过来的。我家以前也穷，但有几亩地。土改以后，生活好起来了，我就想方设法把日子过得更好，我和老婆日夜不闲磨豆腐、养猪、攒钱买地，一心想发家。搞互助组那会儿我还算积极，入合作社我就没有老贫农那么积极了，到了高级社，我辛辛苦苦买下的地、小毛驴都分不到红了，心想钱都白攒了，家也发不成了，搞生产就不怎么起劲。后来经过党的教育，懂得了集体生产的好处，可是遇到能捞钱的事，还是想干。比如替队里卖花生，自己想从中捞一点钱，没捞到，还犯了错误。党又教育我，我明白了干这种事损害了集体经济，自己也吃亏，后来有人叫我再去卖花生，我就坚决不干了。现在咱们农村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的觉悟也提高了。党和毛主席就是伟大，党指出的方向就是正确，谁三心二意就会吃亏，一心一意奔社会主义的道，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在咱们农村里，象我这样的人不多。就象我这样的人也是会进步的。社会主义这条大道是笔直的，我没有照直走，走着走着就拐弯儿了。咱们党一次又一次地教育我，我也看到了社会主义这条道是我们农民的一条光明大道，别的道都是走不通的，谁要是想走资本主义，打我这儿就通不过了！
咱们的农村变了，人也变了，邵荃麟同志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不要以为别人也和你一样动摇；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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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决不是什么“苦难的历程”
西集公社史东仪大队贫农社员 黄有成
邵荃麟同志说，农民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我们觉得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我们农民的实际。
我们都是过来人。就拿我们村的事情来说吧！一九四七年，党领导我们土改复查，我们贫下中农分了地、分了房，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由没有土地到有土地，由终年愁苦到多年愿望得到实现，这种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是“苦难的历程”吗？随后成立起互助组，解决了穷哥们种地少牲口缺车的困难，发展了生产，这也是“苦难的历程”吗？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村里建立了初级社，政府大力支持，给我们贷款买了水车，生产搞得更好，虽说那几年遭了大水，生活较苦，但比起解放前，还是很甜，我们觉得合作社比互助组好，大家都自觉自愿入社，以后又转入人民公社，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又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做成了，思想上只有高兴的份儿，怎么能说是什么“苦难的历程”呢？
当然，也有人对集体经济是动摇的，他们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是有一番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可是他们并不代表农民的大多数。提倡写什么“苦难的历程”，是不是要提倡多写地主富农，同情他们的“苦难”呢？总之，从解放到如今，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是步步登高，越过越美。今天看着我们小孩穿着挺鲜亮的衣裳、吃得饱饱的，就想起从前我象他那么大时讨饭的光景。那时十天难得一饱，冰天雪地还睡在破庙里，一家娘儿四口盖着一条破被子，穿的尽是破破烂烂的单片，吃饭连双筷子都没有，使秫秸秆当筷子。过去不用说使暖壶，就连个茶壶嘴也没有。可现在，到了夏天有单的，到了冬天是棉袄棉裤带拉锁。过去，我们穷要饭的，走到人跟前人家就捏鼻子；现在，我们贫下中农可是生产队里的主心骨，啥事咱们都能拿主意。我们全明白，今天的好日子，完全是党领导我们走集体化的结果。我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至于有一部分人在这条道路上有过一番思想斗争，为了丢掉落后包袱，有过一番苦恼，可是到头来是卸掉包袱一身轻，这是先苦后甜，而不是邵荃麟讲的那种什么“苦难的历程”，邵荃麟同志不了解我们贫下中农的心，他说出的这些话不能代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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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偏要写“中不溜儿”的人呢？
西集公社黄东仪大队贫农女社员 王凤珍
我是个青年社员，读过几年书就回家生产了。自己各方面锻炼都很少，要搞好生产就要虚心向老农学习，我觉得在农村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很多。我们小队有个贫农社员黄有德，真是爱社如家，如看管集体的财产，不怕雨浇水淋，坚守岗位，作了好事，事后也不告诉别人，那人总是那么踏踏实实。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农村中的先进人物吗？我爹也是这样的人，解放前从小就给地主扛活，受过不少苦。解放后，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在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都很积极，在队里干活，从不吝惜力气。现在因病躺在家里，但是他还是不忘集体，不忘党和毛主席。我有个弟弟在念书，我爹经常嘱咐他：“要记住党和毛主席，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要好好学习，学习好了好为大伙办事，好为人民服务”，在报纸上也介绍过许多农村的先进人物，如董加耕、邢燕子等，这些人都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带头人。我们青年就是要向他们学习。农村中有那么多好人好事，为什么不号召作家去写他们，却偏偏要提倡大家去描写“中不溜儿”的“中间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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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想拉我们走回头路！
西集公社尹家河大队贫农社员 尹希伶
我过去也是一个受苦人，一年三百六十天给人家干活，租点地种还得央求人家。解放后共产党领导大伙闹互助合作，这是我们大多数穷哥儿们一心想奔的阳关大道，大伙一块儿扑腾着过好光景，闯社会主义江山。从前这地方，十年八涝，箭杆河水赛过催命的阎王，涨上来，不光淹没了地，还爬进村子，象我这屋，炕沿上都是水，可打修上密云水库，箭杆河就让咱们集体的力量给降伏住了，它再没有涨过。一九六二年，庄南庄北都修通了排水沟，不管下多大雨，都顺排水沟流到箭杆河，再没吃过沥水（指雨水——编者注）的苦头。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庄南浇园子还用辘轳，人民公社成立后，用上了解放式水车，人力换成畜力，生产马上添了成色。一九六○年底，又用上了锅驼机，比起水车，又强十倍。想不到一九六二年庄南又换上了电动机，一九六三年村北又添了一个，连浇园带浇地都有了，水哗哗地喷出来，甭提叫人有多么高兴！解放前做梦也想不到咱农民会跟“电”这玩艺儿打上交道，那工夫有个手电筒都不算好人，可是如今，电线拉进了咱们村子，有电话，也有电灯，坐在家里打开匣子，就能听见北京说话。
归拢起来说，要不是这社会主义，咱张王李赵的单干户怎能管天、管地？咱们生产上、生活上哪能有这么多新气象？党的教育，加上解放后这些年的大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在咱大多数农民心里扎住了根，凭什么还说我们是在两条道路当间摇摇摆摆的“中间人物”？说这话，不光是屈我们大多数农民的心，这还是给那些资本主义势力打气。可是不管怎么着，谁要想拉我们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冲大多数农民说，就通不过！冲我们贫下中农说，更通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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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雄人物才能鼓舞我们前进
西集公社赵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赵德美
我是个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女青年，在劳动之余也爱读些文学作品，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我也爱看。在书上和电影上看到一些先进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对我的教育和鼓舞作用都很大。有些模范人物简直就活在我心里。李双双这个人物对我们的教育和鼓舞作用就特别大。我们在银幕上看见过李双双，在收音机里听到过李双双，在文学作品里读到过李双双。有时我们干活干得糙，就会互相提醒：向李双双学习，把活再重干一遍，直到大家满意为止。要是看到有谁做了损害集体的事，有时人们撕不开情面，马虎过去，但这会儿要是想起李双双，心眼里就豁亮了，就有了勇气，敢开展批评斗争了。我们也常常拿李双双那种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风格来勉励自己。总之，李双双好象不是在银幕上，不是在收音机里，不是在书本里，她是在我们生产队里，是我们社员里边的一个。我们有了她，我们就能够更勇敢地同资本主义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我们进步就更快了。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真正的感受。我们很喜爱李双双这样的英雄人物，希望作家多给我们创造些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到我们农村，就象一个新社员（当然是顶棒的五好社员）参加了我们农村的建设，能够帮助我们更坚决地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能够帮助我们年青一代更快地成长！
我们不同意多写“中间人物”。象刚才讲的，我们深深懂得英雄人物对我们的教育作用，我们决不相信“中间人物”有那么大的教育作用。谁都会明白，要是没有李双双，光孙喜旺那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一定不起好作用！正因为他和李双双一块出现，我们才感觉到他没转变的时候又可气、又可笑，后来转变了，才对他比较满意。但对我们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还是李双双，喜旺无论怎样也不能跟李双双相提并论。再说，提倡“写中间人物”的那些人，要是真的写出他们的“中间人物”来，那一定连喜旺也不如，因为他们专门挑坏的写，我们决不上当！他们说用“中间人物”教育“中间人物”，这是骗人的鬼话。别把事情说得那么玄，打个比方来说吧：在我们大队，有搞得好的小队，有搞得差的小队，我看只有好的小队才能带动差的小队。差的小队是不能教育差的小队的。具体的人也一样，只有优秀的社员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落后社员不能起带头作用。文学作品中的“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除非作家用批判的而不是同情、美化的态度去写他，就不可能起教育作用。从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只有英雄人物才能鼓舞我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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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作家多写些先进人物
西集公社赵庄大队回乡知识青年 赵振秀
我也是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读书看报时我也很注意先进人物的事迹。如董加耕、邢燕子这样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邢燕子对我的鼓舞特别大，她对我决心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邢燕子这个人物就是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青年的好榜样，她不听别人的劝诱去过城市的舒适生活，决心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落后的面貌，创造幸福的生活。邢燕子的先进事迹让我想了很久，比起那些贪图安逸、留恋城市生活的人，我觉得她才是真正有志气的青年。从此邢燕子的榜样就在我心里生了根，我决心向她学习！
这几年我们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比起城市来，在很多方面，当然还是要落后许多，城乡差别不是一半会儿能够消除的。要建设新农村，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需要有邢燕子那样的思想，需要有她那样的行动，我们需要有无数象她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多了，就能壮大建设新农村的突击队，就能早日消灭城乡差别，共产主义就会来得快一些，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多写“中间人物”，我们不懂什么文艺理论，但是懂得这样的人物写多了，象邢燕子那样的先进人物就准会被挤到一边去。“中间人物”只是少数，身上又没有什么鼓舞人的东西，正好相反，他们身上有很多坏东西、“旧的东西”。邵荃麟同志为什么对他们有那么大的兴趣呢？当前知识青年里边，在参加农业生产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挺激烈，这些“中间人物”身上的坏东西，不能帮助“兴无灭资”，只能帮助“兴资灭无”。它不能促进共产主义早日实现，只能妨碍共产主义早日实现。有的老乡说：邢燕子式的人物能叫我们增产，“中间人物”是叫我们减产，这是很实际的话。
现在我们人民公社里，有无数邢燕子，有无数董加耕，全国各地都有无数这样的人，我们盼望作家们多多写董加耕、邢燕子这样的先进人物，用这样的先进人物作为我们青年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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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写中间人物”会使社会主义文艺变质
北京起重机械厂工人 张洪元 赵刚 杨光 冯淑芳
邵荃麟同志说，很多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还给我们的作品扣了一堆帽子，说什么“单纯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等等。在打了这一顿闷棍之后，便抛出了他自己的法宝：“写中间人物”。
根据邵荃麟等同志的说法，“中间人物”主要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摇来摆去的人，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等等。据说，“广大的各阶层”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想问问邵荃麟同志：你给我们工农兵扣这样大的帽子，究竟调查研究了没有？且不说整个国家的工农兵群众，就以我们工厂（这在全国来说，倒确实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工厂）为例，在一九五○年由三十几个人一盘烘炉起家，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厂，由开始五十个人抬一块钢板到机械化、自动化的操作，由生产低劣的门锁、三通、弯头到生产五吨、十五吨、二十五吨吊车，难道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靠了那些“中间人物”吗？如果“中间人物”占多数，怎么会出现大寨、南柳？怎么会有大庆油田？解放军怎么会涌现那么多五好战士、四好连队？如果“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他们都有那么多“旧的东西”，都背着那么重的“精神负担”，全国怎么会出现大跃进？奉劝邵荃麟等同志：你们还是下来看一看吧！是钢是糠，不能光凭卖嘴，应该看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情况。到了那会儿你们就会发现：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的“中间人物”，恐怕只有你们自己！
我们承认，在我们工人当中，并不是个个先进。从运动起始的一个阶段来看，先进的是占少数，后进也占少数，大部分是处在中间状态。但这种人中的大多数，只是思想认识一时不清楚的问题；绝不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立场不稳的问题。而且在比、学、赶、帮的运动中，我们工人群众总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找出这种差距，总结经验，然后拿出力争上游的干劲迎头赶上，在车间、在小组，在各部门，到处都是一片你追我赶的局面。这样，不仅中间状态时时变化，就是先进和落后两部分，也是时时变化着的。但这种变化，就总的运动来说，是一步步向前挪动的，就是说，不断地出现新的先进与后进，新的中间状态，如此反复，以至无穷。正是这种情况，才促进了我们事业的发展，就全国来看是这样，就一个工厂或一个车间来看，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和邵荃麟等同志“中间人物”的论调，毫无共同之处。
邵荃麟等同志说的那类“中间人物”完全是另一类人物，他们不是上面所说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处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而是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这种“中间人物”，实际上也不能保持他们的“中间”立场，他们的思想不管多么“矛盾”、多么“复杂”，总有主导的一面，在对待这样那样的事情上，他们的言论或行动，总是要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倾向性。我们应该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这类人物，不应该搬出“中间人物”这样一个特殊概念，来模糊人们的阶级视线，造成混乱。其实，许多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都爱玩这套把戏：先从概念上制造混乱，然后混水摸鱼，大贩私货。邵荃麟同志的理论也有这个特点。请想一想：在他这个特殊概念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界限没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界限也没有了。从他这个大杂烩般的概念里，拍卖一些装点“社会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挺方便吗？既能遮人耳目，又能获得“实利”。看起来，他这个概念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观点，可真算是不谋而合。“合二而一”是不要革命，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论也是不要革命的。
邵荃麟同志搬出这么个特殊概念，要作家大写特写“中间人物”，现在我们就进一步看看他要这样做的实质。我们说，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好坏不分、立场动摇的人，“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人，所有这些人，在我们人民内部虽然有，但只是极少数，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些人并不能永远徘徊，永远动摇，永远坚持他们自私自利的思想而不受到批判。实际生活告诉我们，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人不仅也在变化着，而且一般说来，总是朝着好的方面变化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写写这种人，但在“怎么写”的问题上，邵荃麟同志暴露了他和我们的根本分歧。第一，我们认为，文艺作品在描写这种人时，应该按照他们本来的面目去写，正确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弱点，同时尊重生活的辩证法，写出他们的转化和发展（这里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有变坏的可能），通过这种描写，向读者赞颂和鼓吹不断革命。《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就是这么个人物，因为柳青同志把他放在了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去描写，通过梁生宝等新英雄人物坚持的正确道路，批判了梁三老汉对合作化的动摇，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这个人物在革命中的心理变化和思想趋向，因此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有一定的批判意义和教育意义。邵荃麟同志和我们相反，他不希望正确地描绘这类人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一味地夸大他们的“矛盾”、“动摇”、“精神负担”等等“旧的东西”，他因为自己同情和欣赏这种东西，不但不愿意把这看成是可以扔掉和应当扔掉的，反而鼓动作家用他那种照相式的“现实主义”把这些统统记录下来，好向读者开放一个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思想展览会。就这样，在他这架特种照相机面前，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都被“定”了象，他们一动也不能动了，读者休想在他们身上嗅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邵荃麟等同志不是要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吗？那么好吧，大家都来欣赏、同情这种“中间人物”，都来向这些“中间人物”看齐，都不要革命了吧！第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应该占据文艺创作的主要地位，上面说的那些人物只能当做一种陪衬来描写。邵荃麟等同志则要在文坛上来个改朝换代，把我们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统统轰下去，换上他的大批大批的“中间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有革命。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不断地打退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的进攻，推动着历史前进。我们工人阶级和全体革命群众，是矛盾的主导方面，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决定着时代的本质。邵荃麟同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写矛盾，就应当写重大的社会矛盾，特别应该写矛盾的主导方面——革命的工农兵群众，写他们的斗争，写他们在斗争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只有这样做，才真正能够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反映出时代的主流、时代的本质。不然的话，嘴里喊“现实主义深化”，实际上只能歪曲和丑化现实，是地地道道的反现实主义的“深化”。他的所谓写矛盾，只是对重大的社会矛盾躲躲闪闪，坚持唯心主义的矛盾观。建立在这种矛盾观的基础上的文艺创作，只能导致不要革命。例如《李双双》这出戏，主要表现李双双和喜旺之间的矛盾斗争，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因为这出戏突出表现了李双双这个新人的新品质，表现了她对喜旺那种“和稀泥”的、不好不坏的“中间立场”的坚决斗争，才使得矛盾朝好的方面转化：李双双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了喜旺代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喜旺进步了，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们说，这样来处理李双双和喜旺的关系，才决定了这是一出社会主义的戏，才跟我们现实生活里的矛盾本质上一样。倘若照邵荃麟同志的意思办，说矛盾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为了“反映矛盾”，就着重表现喜旺这个人，让他主演这出戏，那不一下子就演砸了锅吗。那还会是一出社会主义的戏吗？取消了李双双的主导地位，喜旺自己能转变、能革命吗？观众看了这样的戏，能激起革命的要求吗？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转换了矛盾的主导面，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李双双》的主角换成喜旺，这出社会主义的戏就要变质，在创作中就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矛盾，弄到最后，就一定闹成取消革命。取消革命，就是等于给反革命让路，为反革命帮忙，让它们复辟。这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倘若邵荃麟等同志的主张得逞，把我们工农兵英雄人物和他的“中间人物”来个大掉位，我们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也就非变质不可！我们十分盼望作家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英雄人物，用实际行动粉碎邵荃麟等同志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