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走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道上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乌兰牧骑”队长 热喜
一九五九年，组织上调我到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工作。在这以前我一直在区供销社工作。在工作中，我曾经先后参加过旗、盟、自治区的先进工作（生产）者代表大会，一九六○年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这都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的结果。在旧社会，我是孤儿、文盲，在新社会，我做了主人，参加了党，这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
我虽然从小就爱好文艺活动，但直到调到“乌兰牧骑”搞专业文艺工作，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才认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革命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等最根本的问题。办好“乌兰牧骑”是一场阶级斗争
我刚调来做“乌兰牧骑”队长的时候，旗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了自治区领导上决定在全区建立“乌兰牧骑”的重要意义，告诉我，“乌兰牧骑”是党的宣传队，队员都是党的宣传员，要我们深入牧区，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当时，有的戏曲剧团虽有四五十人，但唱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甚至演唱了一些危害蒙汉民族团结的坏戏，不仅蒙族人民看不懂，汉族人民也不爱看。由于没有适当的文艺生活，有些群众便去看喇嘛“跳鬼”，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因此，旗委宣传部组织我们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告诉我们，文化工作是我们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部分，过去我们拿枪杆子打败了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仍然需要用文艺武器和阶级敌人斗争。我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我们的工作不只是演戏，而是在战斗，是在占领思想阵地。
建立这样一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队伍，当时的确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有的人说：“‘乌兰牧骑’的队员跟头不会翻一个，跑龙套也嫌碍手脚。”还有人怀疑“乌兰牧骑”是否能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要求，认为队员少，又没有什么文艺修养，对古典的和外国的东西一点儿也不懂。当时，旗委书记对我说：“办好‘乌兰牧骑’是一场阶级斗争，抱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要使文艺永远掌握在小部分人的手里，不给广大的劳动群众。我们一定要把‘乌兰牧骑’办好，他们说我们不会跑龙套，我们就不跑旧戏里的龙套。我们要演新的东西，演工农兵。”
“乌兰牧骑”成立了，但是它的道路是曲折的。首先遇到的就是队员的思想问题。由于受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许多队员还没有领会党决定建立“乌兰牧骑”的重要意义，没有体会到办好“乌兰牧骑”是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在具体工作中，对面向牧区，深入群众，全心全意地为牧民服务等重大问题还不明确。大多数人的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看到的尽是大团，是外国乐器。我们的成员大都来自牧区，是贫苦牧民的子弟，根本没见过西洋乐器，但是，也买来很多黑管、提琴、拉管、小号等等。很多同志把擅长的马头琴放在一边，天天练这些洋乐器，认为只有学会了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有的同志到专业大剧团去学习，回来之后变得不爱说话了，闹得大家很奇怪。经过了解才知道，他是怕说话多了影响嗓子，不能独唱了。还有的强调“一专”思想，拉乐器的不跳舞，跳舞的不唱歌。结果我们的工作不能开展，许多群众宁愿去看“跳鬼”，不看我们的舞蹈；宁愿听寺院里吹的喇叭，不愿听我们的小号。因为我们的舞蹈缺乏生活内容，跳来跳去只是举手划脚，群众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的小号，不是民族民间的东西，群众不熟悉。在这种追求专业化思想的指导下，怎么能坚决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怎么能占领文艺阵地？怎么能使“乌兰牧骑”成为一支红色的宣传队呢？
“一专多能”的关键是思想革命化
通过现实的教育，我们初步认识到要真正为群众服务，受他们欢迎，就要演出群众所熟悉的内容和形式。于是我们决定放下小号，拿起笛子，放下小提琴，拿起四胡、马头琴。决定是作出来了，人的思想却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我们的一位小号手，白天不吹，夜里拿了小号到没人的地方去偷偷地练。我们说“乌兰牧骑”编制小，队员必须一专多能，有的人思想不通，他们提出：提倡“一专多能”就是不懂文艺，看人家大文艺团体，不都是培养专门人才吗？一共十多个人，又拉四胡又吹笛，又要唱歌又要跳舞，能专得了吗？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个人前途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并且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会上，有的队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吹小号是不是干革命；拉好四胡是不是也能为人民服务？大家作了这样的回答：吹小号是干革命；拉四胡也能为人民服务。但是如果一专多能，既会拉四胡，又会跳舞不是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我们“乌兰牧骑”是党的宣传队，我们每个队员都是干革命的，为党、为人民多做一点事难道不应该吗？党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党要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这就是更好地干革命，更多地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著作使我们眼明心亮了，大家结合毛主席的著作检查了思想，再也不强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擅长了。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我们是党的宣传员，一切都为了宣传。过去一心想当专家的思想是个人主义在作怪，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现在每个队员都学会了好几样本领。队员达拉玛以前只会拉小提琴，现在不但会八种乐器，而且穿起靴子能跳舞，穿上服装能演剧。朝鲜族队员金吉德，过去只会说朝鲜语，现在能用汉话、蒙古话唱歌、演戏。
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以后，我们继续检查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过去我们一度追求专业形式，忽视节目的思想性，忽视了对队员的思想改造。例如我们看了内蒙古歌舞团演出的《布利亚特婚礼》，回来就编了《鄂尔多斯婚礼》，由于思想水平所限，没有加工提炼和去掉糟粕，把民间的东西原原本本地搬上舞台，宣扬了封建时代的礼俗。演出后，有很多牧民提出了批评。在群众的批评下，我们感到走错了路。大家决心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开始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在旗领导的指示下，我们全体同志，到革命烈士乌力吉胡图嘎的家里体验生活。我们很多同志同牧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编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个小歌剧，反映烈士生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民族反动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演出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有一位被王爷挖掉双目的老人（乌力吉胡图嘎的战友）从几十里外赶来听我们的演唱，最后激动地说：“乌力吉胡图嘎同志，你在十几年前给我讲过党的方针政策，现在我又好象听到了你的声音……可惜，你没有能够看到解放后的变化。乌力吉胡图嘎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通过《把一切献给党》的编写和演出过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文艺工作者不改造自己的思想，不参加群众的生活斗争，不和群众一起劳动，便会脱离群众，永远不能为他们服务。关键问题是我们“乌兰牧骑”队员的思想改造，是我们队员的思想实现革命化！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要革命化，必须劳动化，只有参加了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反映他们的生活，演出有革命内容的节目。我们的队员绝大多数是从牧区里来的劳动人民的儿女，然而也受到旧的思想影响。有人说：“不说不劳动，少劳动点总应该吧！”有人说：“要劳动，不如回家去。”甚至劳动就不参加演出了。开始的时候，我们捣米粉做糕得雇人，卸煤也要雇人。每次下乡去演出，都要求坐车骑马。针对这种情况，旗委领导上对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你们这样发展下去，连吃饭也快要别人来喂了。”并且指示我们，你们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队，要体会群众的思想感情，不能脱离群众。不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
按照旗委的指示，我们到各生产队去巡回演出时经常是徒步行军。为了树立起艰苦的作风，使大家能真正地下到牧民当中去，我们有意识地排演了舞蹈《飞夺泸定桥》。十几个队员不分男女都参加了演出，利用排练节目的机会大家学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迹。许多队员在排演过程中受到了教育，表示决心学习先辈的革命意志，对于自己担负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觉得自己现在所碰到的困难，简直无法和革命前辈们的艰苦相比。同时，这个节目的演出也受到了牧民群众的欢迎，他们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鼓舞，表示不愿意再看旧戏了。为了提高演技，我们的队员在排练过程中苦练硬功夫，不会翻跟头的也学会了翻跟头，演技提高了，群众对我们的演出更表示欢迎。
我们还建立了劳动制度。队员下乡途中，顺路就拣柴，到了目的地便把一捆捆柴送给群众。一到了群众家，便帮助群众打扫羊圈，给老乡挑水、喂马。群众劳动时，我们也跟上一块儿干。经过一段时间，队员的思想感情就有了显著的变化，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不同。我们节目一演完，许多群众便涌上来，拉了就走：“走，到我家去住！”队员说：“我还没卸装呢！”“不要紧，到我家再卸吧。”有的群众感动地拉着我们的手，问我们：“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吧！”
我们参加劳动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长期的——一年左右，短期的——半年或三个月，还有的随演出随劳动（白天劳动，夜晚演出）。回到旗里，在本机关也参加劳动。几年来，我们“乌兰牧骑”的住房都是我们自己推土，自己抹的，这样既给国家节约了钱，又培养了劳动习惯。现在队员们对待劳动不是当成任务和负担，而是象吃饭喝水一样，因为在劳动中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得到了教育，改造了思想，所以热爱劳动群众，愿意参加劳动，劳动已成为每一个队员的自觉的习惯了。
按照领导上的指示，我们“乌兰牧骑”不是一般的艺术表演团体，除了主要的是文艺演出以外，还要进行各项文化宣传活动，如展览图片、放映幻灯、借阅图书、举办生产科学知识和卫生常识讲座等。此外，便是辅导业余文艺活动和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以及进行创作。我们队员，为了及时进行宣传，每人身上都带着一个“立体镜”，随时随地可以供牧民群众观看。有一次，我们行军途中，遇到一个牧羊老人，他很久没有看过文艺演出了，我们就给他看了“立体镜”（片子是《伟大的祖国》），他老人家看到天安门后，高兴地说：“嘿，我没有想到骑马放羊的时候，能看到了天安门！”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向解放军学习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们不但完成本身的宣传任务，而且也尽可能地多做好事。我们的服务工作是多方面的，计有：代卖书刊，为群众理发，帮助接生，修理钟表、收音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一月至十月，我们队共为群众理发五百多人次，为书店、邮电局代卖书刊一万多册（份），邮电局的同志说：“你们给我们找到了扩大发行的好道道”。现在我们每个人，养成了出门带书刊，随时随地代卖的习惯。看戏、看电影、下乡演出都带着书刊，甚至中间休息十分钟时，我们也到人多的地方去卖。去年下乡时，我队女队员乌日格木勒同志住在一户牧民家里，半夜，这家的妇女就要生孩子，当时没有接生员，送旗吧，路远来不及，我们的乌日格木勒虽然对接生是外行，但热情地帮助产妇。经过几个小时的奔忙，终于保住了母子生命，事后这个屯子的老乡都说：“你们不但为牧民演出，而且也为牧民接生，真是好样的”。从此以后，群众送给我们的称号是八大员，即：社员、宣传员、演员、保健员、理发员、投递员、炊事员、售货员。过去思想没转变以前，一心想当文艺专家，喜欢人家称呼艺术家，有的同志甚至嫌“乌兰牧骑”这个名字不响亮，不愿说自己是“乌兰牧骑”的队员；现在，听到群众称呼自己是八大员，就觉得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了。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在劳动中，我们队员一直和群众坚持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演出。同学习就是向民间艺人学习，并且教给他们唱革命歌曲。同演出是我们和业余剧团或文艺小组的成员一同演出。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好，这不但锻炼提高了“乌兰牧骑”队员的思想水平，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在吸收民间文学营养方面和培养业余文艺骨干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我们根据真人真事编写了《重见光明》、《眼镜》等富有阶级教育的忆苦思甜主题的小剧本。《重见光明》是写一个牧区老大娘在党的帮助和关怀下治好了多年的眼疾和找到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的故事。《眼镜》是通过一个革命烈士的遗物，教育革命后代不要忘本的故事。两个小歌舞剧都是我们队员集体创作的，剧中人物只有两三个人，一切都比较简单，但观众反应很强烈。我们演出了《重见光明》之后，有很多公社干部说：“我们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不单是失目人重见了光明，而且穷苦人们的心里都有了光明”。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群众中演出，我们队员的气质象牧民了，表现牧民劳动的舞蹈动作也象了。我们的歌舞、好来宝以及其他形式的节目，往往是根据当地的新人新事编的，里面许多情节、动作就是牧民生产、生活中的东西，他们看了十分感兴趣，事后往往议论纷纷。例如我们队员参加割草劳动以后，把割草的动作加以提炼编到舞蹈里面去，群众看了说：“行，你们割草割得吃劲！”当我们发现布拉格公社绿化工作有成绩，便画了表扬他们实现绿化的幻灯故事片。有时到了一个地方，当地干部和群众便向我们提供好人好事和模范事迹，我们队员就临时赶画幻灯片，当场演出。队员当中本来没有什么绘画人才，但是为了工作需要，我们就练画，每次出发都带上一些小人书和报刊上的插图资料，一旦需要，便模仿着小人书上的一些相似的人物动作，再加上蒙古族的民族服装，便完成了创作。群众看到戏里和幻灯上演的是他本人或者他们生产队的事，当成一件大事看，群众说，我们进了戏了，上了电影了，以后更要好好干，不然可丢脸了。在这种时候，我们更懂得了革命文艺在群众中有多大的作用。
实践证明，如果我们不参加劳动，不参加群众的生活斗争，不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就产生不了象《重见光明》、《眼镜》这样的小剧本，也产生不了反映牧民生产斗争的歌曲、舞蹈、幻灯，这证明了毛主席说的，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前为了寻找演唱材料，我们常常往大城市跑，有时不远千里去找一个节目，那时从来不敢想自己创作，也不知道向生活里去找材料。深入牧区和牧民一起劳动、生活以后，我们再也不愁没有演唱材料了！
播下革命文艺的种子
我们鄂托克旗幅员辽阔，从南到北有七百多华里，从东到西有五百多华里，人口有九万多，生产小队有六百多个，如果光靠我们十几个人开展活动，是满足不了群众要求的。我们在外面转一年，仍不能把全旗的地方都跑遍。很多牧民写信给我们，说他们盼“乌兰牧骑”把眼睛都盼红了。因此做好群众业余文艺的辅导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在我们旗很多公社、生产队都建立了文艺小组。共培养了业余文艺骨干分子二百多人，培养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由我们的队员分散到各地去开小型训练班；有的是让业余文艺骨干看我们给群众的演出，边看边学；有时我们巡回演出时，征得当地领导的同意，也带上一两位业余文艺骨干跟我们巡回演出一两个月，让他们在参加我们的演出活动中边学边练。几年来我们带过十几个人和我们一起巡回演出，这些人回去以后都可以在生产队组织一个小型的晚会，成为我们有力的助手。例如经过我们辅导的赫楞格吐大队，今年就有五位业余演员参加了内蒙古全区的业余文艺会演。赫楞格吐大队长张嘎和昭火公社达楞乌兰生产队长吉格登这次来北京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他俩跳的安代舞和筷子舞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们的幻灯故事片一共有二百多种，现在都交由公社的文艺小组放映，演出之后按照规定日期和附近公社交换，这样牧民群众便能经常看到新的幻灯片。
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几年来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搜集鄂尔多斯地区的民歌方面，并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了一些新的民歌，这项工作已经引起群众的注意，现在有不少牧民主动向我们提供材料。
哪里最偏僻就到哪里去！
我们全体队员在工作中做到了五个一样：一、在乡下的演出和在城镇一样；二、观众少时的演出和观众多时一样；三、天气坏时的演出和天气好时一样；四、晚间演出和白天一样；五、领导不在场时的演出和领导在场时一样。
牧区的牧民们整天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上，文化生活比较贫乏，他们听说“乌兰牧骑”来了，有的夜里从几十里地以外骑马赶来看我们的演出，但是，我们过去嫌累，就是不演。结果他们失望地说：“算了，我们回去，不看‘乌兰牧骑’演出我们照样活着。”这样，群众怎能把我们当作知心的亲人呢？
现在，我们队员有句口号：哪里最偏僻就到哪里去。公社里演，队里演，各家各户也演，就是一个人也要演。一九六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行进中，发现一些牧民们披着皮袄，冒着风雪，一边烤火，一边挖着井。牧民们的行动，感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当时我们就下车和牧民一起挖井，劳动一气以后，牧民们就提议回村休息，我们和牧民回到村，连夜给他们演了歌舞节目。有时演出赶上大风沙来了，汽灯被风一吹就熄灭了，过去便不演出了，现在我们坚持演出，觉得给这些忘我劳动的牧民们演出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汽灯灭了，我们就由四个队员站在四个角上，每人撕下被子和棉衣里的一些棉花或是找一些棉花裹成团，扎在铁棍上蘸上油，当灯点。一个队员在当中演完以后，马上去接替别人拿火把，再让那个队员来演。
有一次，我们背着背包，到一个生产队里去演出，中途经过一片沙漠，沙漠里堆起的沙堆，象楼房一样高。我们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女队员累了，男队员扶着走。水喝完了，渴得不行，就把胸膛贴在潮湿的沙子上取凉。就在这时候，忽然看到前面冒烟了，我们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人家？原来有的群众听说我们路过这里，怕我们受不了，特地赶来等着我们，还为我们准备了奶茶。有的时候演出完毕，我们要出发到另一个公社去，牧民往往牵上自己的马来送行。群众这样热诚地对待我们，给演员很大的鼓舞，认识到过去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实在太惭愧了！
有一次我们步行八十里到玛拉德公社赫楞格吐大队后，顶着雨为群众演出，群众纷纷反映：“同志们不要演了，唱这一个歌就算看了你们的全部节目了吧。你们走远路还没休息呢，会着凉得病的！”还有的老乡说：“同志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都为了我们牧民呵！我们都要好好劳动，来答谢同志们的心意。”
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我们队员忘掉了疲劳和阴雨，每个人都感到了莫大的幸福和愉快，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开始给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了，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员，而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的文艺战士！我们正走在一条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道上，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今后我们一定继续按照党的指示，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终生作一个毛泽东的文艺战士，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第5版()
专栏：文艺短评
路是人走出来的
——三赞“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的事迹和示范性的演出，引起了文艺界强烈的反应。他们说：“‘乌兰牧骑’的道路走对了。”“‘乌兰牧骑’同志们创开了一条新路。”这话并不过分。革命的文学艺术，就需要走革命的道路。
我们今天发表一位“乌兰牧骑”队长的文章。他介绍的虽然是一个队的情况，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是怎样从只向大剧团看齐、走专业化道路，逐渐培养了一专多能的思想，建立起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服务的观点。
“乌兰牧骑”走过的路也是有曲折的。当初，有人怀疑：走这条路是不是有前途呢？在他们前进的途中，也经常有这样和那样的议论，主观和客观的影响，甚至也有过摇摆，有过反复。现在，证明这条路是完全走对了。我们从热喜同志的文章里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发：
第一，文艺工作者究竟应该为谁服务？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有的人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一遇到实际工作，往往就忘记了这最根本的一条。在开始阶段，“乌兰牧骑”的有些队员也是这样的。虽然建队的方针是为了把革命文艺送到广大牧民中去，但有的队员却仍然是只考虑个人的名利，一心想当“艺术家”，两眼只看“大”和“洋”，即使身在牧区，却不能反映牧区的生活，也就不能满足牧区群众的要求。经过实际的考验，“乌兰牧骑”巩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逐步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们的进步也就日新月异了。事实再次证明，真正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文艺工作者最根本的一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革命文艺繁荣起来。
第二，为工农兵服务些什么？有了为谁服务的政治方向，紧跟着就是拿什么为群众服务，是搬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一套呢，还是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为群众服务？是拿洋的、古的东西，还是拿群众喜闻乐见、民族民间的东西来为群众服务？如果有人脱离群众，一味硬要把群众所不需要、不欢迎的东西塞给群众，群众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人也当不了真正革命的艺术家。“乌兰牧骑”按照党的文艺方针进行工作，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给群众，符合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群众给他们很高的荣誉，这是他们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结果。
第三，用什么形式、什么方法为群众服务？“乌兰牧骑”一共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专多能，以演出活动为主，同时又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宣传工作，辅导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正是为了适应内蒙古牧区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而创立的一种革命化、战斗化的形式，它本身就是革命化的产物。它的活动方式、工作方法，都是在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创造出来的。“乌兰牧骑”这种组织形式保证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顺利进行，他们的种种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也值得引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当然，由于地区和其他条件的不同，不能照搬，但是“乌兰牧骑”的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乌兰牧骑”的道路，是内蒙古自治区三百多位“乌兰牧骑”队员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红旗照耀下走出来的。“乌兰牧骑”的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康庄大道，是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当学习的方向。不仅是边疆的牧区，就是内地的山区和广大农村，城市的厂矿，不是也可以走这样的路吗？路是没有止境的，为人民服务是没有止境的。
第5版()
专栏：
在参加群众斗争中自编自演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乌兰牧骑”队员、朝鲜族
郑永顺
我今年二十四岁。我高小毕业后在公社参加农业生产时，有一次看了前热河省歌舞团的演出，很是喜欢，也非常羡慕他们。所以当我一九五九年到“乌兰牧骑”工作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达到了自己的愿望。可是实际工作却与我的想法相反，我们并不是在剧院里演出，却是一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到辽阔的草原为广大的牧民演出，进行各项宣传工作，并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时由于对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不明确，思想上对此有些动摇。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当领导上号召我们每个人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动脑筋，结合本地具体情况，编写新人新事的节目，不要只演从外地学来的节目时，自己思想上更是想不通。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于农牧民的家庭，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进过专门的艺术学校，怎么可能创作呢？好多同志认为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认为就是我们自己搞出了节目群众也不会喜欢，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到外地去学习一些节目呢！领导上发现了这些思想问题，及时地组织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反复地学习和讨论，使我们明确了文艺为谁服务，认识到：“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思想上明确了，我们大家就动起手来搞起创作来了。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编写创作了六个节目，有《幸福河》《顶碗舞》《打狼舞》等舞蹈；有《翁牛特旗大联唱》《只因有了共产党》《珍贵的奶酒献给毛主席》等歌曲。
当第一次向牧民演出我们自己编写的节目以前，心里很担心，生怕演到半道人就走光了。没想到，第一个节目《翁牛特旗大联唱》，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牧民们看了表现牧区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生活的《顶碗舞》、《只因有了共产党》等歌舞时，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热烈，比过去我们演从外地学来的舞蹈还要受欢迎。他们说，这次你们演的可真好，都是咱们旗和牧民们的事，唱出了咱们心里的话。有的说，这是你们自己编的吗？比过去演的那些好懂啦！也有的说，你们真行，能劳动、能演戏、又能放幻灯，样样行。
群众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打消了我们过去认为别人的最坏的节目，也比我们自己编的最好的好的迷信思想。我们从此有了信心，决心深入到农牧区，通过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学习他们，反映他们。在这二、三年中，我们配合党的各项政策、中心工作，以及根据当地的新人新事，编写了一百七十多个演唱节目，对群众进行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如一九六二年，当我们早上知道了蒋匪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后，晚上我们就演出了双簧，使大家对蒋介石匪帮的罪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激起了他们的愤恨。新立屯大队受了水灾，但是他们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盖新房，搞生产。我们就及时地编写了演唱节目，反映他们不怕困难，与洪水作斗争，重建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加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正因为这样，广大的农牧民非常欢迎我们，不是今天这个大队要我们去，就是明天那个大队要我们去，所以我们十几个人常常分成三、四个小组，分别到几个队去，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一次，我们赶到额仁茫哈大队时，由于正是割草季节，人们都去割草了，营子（村）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这时虽然我们走了四十多里路，很累很乏，可是，也没有休息，马上赶到了草场进行演出和宣传工作。我们在呼日哈大队演出时，队长曾向我们感叹地说，有一个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爷可惜不能来看节目。于是我们马上派了一个人专门到他家给他说了一段好来宝。他感动地说：“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会有这么好的青年，送上门来给我演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九六二年冬天，我们在北大庙大队演出宣传时，发现有一个距北大庙三十多里地的白日屯大队的老太太特地赶来看演出。原来是我们春天到白日屯大队演出宣传时，正赶上她儿媳妇刚生产不久，她怕儿媳妇累，没有叫媳妇来看，但是当她看了一半以后，感到太好了，不叫媳妇来看可惜，于是自己没看完又跑去叫媳妇看了。这天听说我们来演出，就又赶来了。
这几年，在和群众一块劳动，一块生活当中，我们的业务工作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例如，我过去只会跳跳舞、唱唱歌，其他什么都不会，连简谱都认不好，更不用说弹奏乐器了。但当我看到群众这样欢迎我们，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作，我就下决心学习吹奏乐器，一有空就练，经过苦学苦练，边学边演，我这几年不但学会了打洋琴、弹三弦、拉二胡、手风琴等七种乐器，通过向民间艺人学习，还可以写歌词、谱歌曲了。另外还学会了放幻灯、举办展览，学会了汉语和能够听懂一般的蒙语。
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性，真正地认识到毛主席说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的真理。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我要不忘毛主席的话，不忘阶级苦，不怕艰难困苦，永远为农牧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