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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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共领导机构的公报
新华社三日讯 罗马消息:意大利《团结报》十月二十三日以《关于苏共最近的决定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为题刊载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十月二十二日的公报。全文如下: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根据最近一些国际事件,尤其是苏联更换领导在公众舆论中引起的反响,开会研究了政治形势。意共领导机构首先注意到,党的各级组织和同志们完全赞成领导机构在它十月十六日第一个公报中所采取的立场,这个立场后来又在《团结报》上和隆哥同志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得到了阐述。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注意到,苏联同志还没有对撤换赫鲁晓夫同志的事实给予必要的和充分的说明,而只有在得知这种说明以后才能发表更深刻的评论。但是,领导机构指出,今天也已经可以肯定如下一点,即:苏联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使意大利共产党人长久以来(最近则通过公布陶里亚蒂同志的雅尔塔备忘录)提醒整个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加以注意的那一需要显得突出起来,扼要地说,就是:必须克服人们在沿着二十大开辟的革新道路前进方面的迟缓和矛盾,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苏共决定的突如其来和为实现这一决定所采用的方法,事实上不能不使最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成为疑问,这些问题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内辩论和政治生活的发展。陶里亚蒂同志在雅尔塔备忘录中曾清楚地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
此外,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还指出:如果把在这些方面出现的迟缓和局限的责任仅仅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的缺点和错误,那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努力肯定和平共处政策和为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开辟新道路方面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意共领导机构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共产党采取的立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这一点是重要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相信并且祝愿,苏联共产党将会以必要的坚决性和坚定性研究这些问题。至于意共自己的责任,则是努力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革新行动作出最大可能的贡献——一方面通过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这种辩论肯定既不能用简单判决,也不能用仓促和暧昧的妥协来结束;相反,应该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通过保证有可能达到一个以这个运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新的有效团结的方式来展开这一辩论。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提醒劳动者和公众舆论注意:反动势力和天主教民主党正在卑鄙地试图不合实际地歪曲我们党的立场,从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件中为一个新的反共运动找借口。这一为竞选而不择手段的阴谋的性质是明显的。尤其严重的是,意大利社会党右派领导人参加这一运动,他们企图日益靠拢社会民主党式的立场,指望以此来掩盖中左的危机和失败(即近年来社会党右派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的失败),遏制全国正在有力地提出的实现新团结的要求,这个新团结的目的是以民主多数代替中左。他们以此回避今天摆在整个工人运动面前的真正问题,不去积极行动,争取工人运动的革新和加强,不去为争取和平共处的真正胜利而积极斗争。事实上,这种行动和斗争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发展,即: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推进由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及社会主义世界实现的历史成就所开辟的革命进程;解决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
社会党右派领导人所持的态度肯定无助于在一切信仰社会主义的力量之间和在意大利一切左派力量之间确立新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被共产党人认为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它是目前的一个客观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进行认真而负责的、旨在加强群众意识中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论,意大利共产党人已经通过行动表示自己愿意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参加这一辩论。
意共领导机构促请全体同志用我们立场的正确性和联贯性赋予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去击退这一反共运动;促请全体同志要求选民不要信任所有那些为了卑鄙的竞选打算而要在工人阶级和民主群众内部加剧紧张和分裂的人。
意共领导机构重申,目前必须迅速建立国际和平关系的新制度。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反对这一进程,这就要求工人阶级和所有和平力量采取主动,坚决掀起一个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原子试验——这个试验表明原子军备进一步扩张的危险,从而引起了公众舆论正当合理的惊慌和忧虑——绝不能够也不应当成为帝国主义大国重新进行原子军备竞赛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核扩散的借口。恰恰相反,它应当加速在联合国范围内发展争取裁军,首先是原子裁军的会谈和协议,也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联合国的大门不能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闭。
意共领导机构相信,意大利共产党人的自主和国际主义的正确立场——由于最近的形势发展更突出了,而不是更模糊了——这种立场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必将得到劳动者、整个民主舆论和愈来愈广泛的选民阶层的赞赏。
意共领导机构向选民发出呼吁,使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地方选举突出意大利共产党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意义和价值,使这次选举给由意大利共产党人指出的统一前景以新的推动,使这次选举为促成我国在天主教民主党的政策和中左的失败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中发生转折创造条件。
最后,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根据十月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同苏联同志达成的协议,在日内派遣自己的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会晤。
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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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新华社三日讯 据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举行全会,就诺沃提尼向全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全文如下:
捷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安东尼·诺沃提尼同志所作的关于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的会谈、关于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形势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表示赞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作法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作法;
由于正在准备在莫斯科召开旨在为明年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进行准备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作为我们代表团的行动指示的报告结论;
捷共中央注意到了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消息;
批准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日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声明。
捷共中央强调指出,我们党坚定不移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依据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结论和我们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原则,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
我们党认为,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道路和加深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相互合作的道路,是自己的活动的一贯基础。它将一如既往,加强作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牢固保证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同苏联共产党思想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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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兰共产党主席
格鲁特同志的谈话
新华社三日讯 海牙消息:据荷兰《真理报》报道,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等十月十六日就赫鲁晓夫下台举行国内外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格鲁特和荷共中央其他几个领导人有关赫鲁晓夫下台部分的答记者问如下:
问:根据你们的看法,赫鲁晓夫下台事件对苏联国内外政策将发生什么影响?
格鲁特答: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目标是和平共处、避免武装冲突、保卫世界和平。我估计,这个政策不会有丝毫改变。相反,我们认为,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加强,这个政策将继续执行得更坚决,至于对共产党人本身的政策——我们也正在为这一政策做出微薄的贡献——来说,这一事件将成为消除目前的争执的开端。我们希望,权威因素这一障碍,目前至少已经被排除了。可能这不是自觉地发生,但事实上它是被排除了,为更紧密的联合的新的出路被打开了。
问:您所说的争执是指什么?
答:这是不言而喻的,我指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特别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意识形态的分歧已同国家政策的一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了。
问:这一争执是否促使赫鲁晓夫下台?
答:我不知道它是否促使赫鲁晓夫下台。但我相信,赫鲁晓夫下台有助于消除意见分歧。权威问题,照阿姆斯特丹人的话来说,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了。
问:从这一前景来看,您对这些变更是否感到高兴?
答:我们对今后打开的前景无疑感到高兴。赫鲁晓夫下台本身,对我们来说,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一种内阁危机,这一危机比我们在荷兰平时发生的危机解决得更快。
问:赫鲁晓夫对于解决意见分歧方面造成了哪些障碍?
答:我不知道造成了哪些障碍。但我们可以说,双方在争执中往往采取粗暴的方式,以致难于做出冷静的判断,而且使政治斗争复杂化。我们希望现在就翻开了新的一页。
问:你们对政府新领导人有何期望?
马·巴克尔(政治局委员)答:我们觉得,新选出的人都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非常活跃的人。我认为选出有这种能力的人,对于发展近来有所下降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问:哪些下降?
答:那是众所周知的。从苏联经济发展的年度数字可以看出,不是一切都是一向搞得好的,例如在农业方面。
问:您看苏联领导人的更换同苏联对西德态度的改变有无联系?
答:我看不到苏联对西德的外交政策有什么改变。我倒发现美国的政策有所改变。我指的是肯尼迪回合已进入死胡同,这表明西德和美国的关系有某种程度的尖锐化。当然还有多边核力量的计划,它的发展会在苏联引起反应。
问:您认为召开国际会议的计划将会有变更吗?
沃尔夫(书记处书记)答:我不清楚。要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来筹备各国共产党的会议。我们党没有被邀请参加该委员会。清楚的是,准备参加该委员会的党之间是有分歧的。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宣称要参加委员会,但是否参加国际会议,尚未决定。问题是有若干党,例如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亚洲党将不参加。我们认为,要筹备国际会议,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问:格鲁特先生,你谈及四十多年的和平政策。您认为和平共处的策略和外交将会改变吗?
格鲁特答:这是一个难题。但我确信,根据我们学说所谓的“总路线”,将会继续下去而且贯彻得更好。这样就会比现在更多地得到美国、荷兰、即将组成工党政府的英国等国的响应。我还要说的是,苏联更换领导人的方式证明苏联是稳定的。这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忽而想起的念头问题,决定问题的是上届代表大会上由群众选出的机构即中央委员会。议会还要开会,而且党的代表大会也可能要开。这是对所有拥护和平共处的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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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隆哥同志的讲话
新华社三日讯 罗马消息:意大利《团结报》十月十九日刊载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十月十八日在米兰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隆哥说,“我们的敌人断言,在对苏联最高领导发生的更动作出解释方面,我们是处于尴尬境地。”意大利共产党人如果对苏共缺乏独立自主,那他们是会很尴尬的。但是,事实证明,意大利共产党一向都是毫不犹豫地对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它对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赞同还是持有保留。
他说,“实际上,我们同意苏共二十大制订的总路线,但是,陶里亚蒂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对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方式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我们一向希望最一贯和最勇敢地发展二十大的路线,但是我们对执行这条路线时出现的迟缓和动摇也多次表示过担心。
“当中国同志明确地肯定他们关于和平、和平共处和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等问题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反对这些观点和谴责中国同志的论战方式和宗派活动。随后,我们甚至也不隐瞒我们对苏联同志回答论战的方式所持的保留态度。
“当苏联同志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处理分歧这样的意见的时候,我们立刻声明我们反对这种会议。意大利共产党人绝不反对就造成分歧的根本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而且他们甚至是在意共十大上首先公开对待这些问题的。”
隆哥继续说道,但是,我们反对召开上述会议,因为我们认为,在共产党之间已经形成目前的关系的情况下,这种会议只会加深现有矛盾和分歧。
“人们知道,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革新过程发展中的某种迟缓,我们从未犹豫过以负责任的精神提出我们的批评意见。此外,在这方面,陶里亚蒂同志的备忘录便是最雄辩的证明。它以书面形式概括了我们党在各种场合下谈出来的,也是陶里亚蒂同志刚到莫斯科时进行的初步接触中所表示的意见、保留、担心。
“陶里亚蒂同志把这些意见概括在一个书面的备忘录中,这个备忘录本来要作为他同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时的讨论基础。陶里亚蒂逝世后,尽管这些意见——人们知道,这些意见并不是为公开发表写的,而是为了用作私人会谈的依据——是严重的,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发表了这个备忘录。
“由于它的发表,我们掀起了关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的一场辩论。苏共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也都发表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当然,我们并非要它所谈的各点都得到所有这些党的同意,但是,所有这些党照样发表备忘录,这表示它们懂得所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促请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人注意和考虑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我们坦率地说,我们之所以为《真理报》和社会主义各国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了陶里亚蒂的备忘录而高兴,不只因为这是尊重我们的已故伟大同志的行动,而且因为备忘录的发表指出了正是在陶里亚蒂所指出的方向中,缓慢和抗拒才能得以克服,才能保证辩论中广泛的言论自由。”
意大利共产党人强调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苏共中央委员会曾经通知意共,二十大路线仍然是苏联党的不可动摇的方针。意共也声明,
“赫鲁晓夫同志作为主要主张者之一的革新路线和和平共处政策,构成意共的总前景的主要和不可代替的部分,并且被意大利共产党人看作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任何人都未能低估这一声明的意义和重要性。
隆哥说,“但是,有些报纸仍然企图制造混乱,在同一篇文章中,它们先谴责我们缺乏自主,后来又指责我们不支持赫鲁晓夫。
“然而,陶里亚蒂同志对苏共活动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批评意见,并非针对苏共在赫鲁晓夫同志指引下所作的旨在进行争取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共处的路线的抉择;相反,是针对迟缓,针对阻挠那些抉择充分展开的障碍;是为了表明不要以召开计划中的国际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和分裂尖锐化的必要性。
“陶里亚蒂同志在他的备忘录中指出,所有社会主义力量不管意识形态分歧,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最反动集团的这种团结是十分必要的。不能设想,可以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排斥在这种团结之外。”
隆哥在会上回答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的更动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指出,这种更动的方式使我们感到不安和有意见。
“这种方式表明,在苏联现实中,在苏共现实中,还仍然存在着那种延缓和抗拒恢复遵守关于党的组织的列宁主义准则、恢复广泛的言论和辩论自由的现象,而陶里亚蒂同志的备忘录中曾揭发了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援引陶里亚蒂的话再说一遍:这种延缓和抗拒现象的继续存在,是很难解释的,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条件,现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包围了,而且苏联的经济建设又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
“我们特别要强调陶里亚蒂同志提出的如下一点:说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苏联,诸事永远顺遂,是不对的。在所有社会主义各国,不断出现困难、矛盾和新问题,必须如实地谈这些。最糟不过的就是使人有这样的印象:一切都永远顺利,而在这之后,我们又突然不得不谈出困难情况,并且加以解释。”
“陶里亚蒂在备忘录中还写道:‘在不少情况下,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领导集团似乎有不同意见,但是,人们不明白是否真的如此,究竟有哪些不同意见。’这些话都是陶里亚蒂同志同一些苏联领导人初步接触之后第二天写出的。”
隆哥说,“我相信我可以肯定,这些话不仅有一般意义,而且还反映出陶里亚蒂同志在初步接触后所得出的印象。如果这种初步接触能继续下去,并且扩大到所有最高领导人,正象本来打算和计划的那样,那么,陶里亚蒂同志也许可能会对苏联领导集团中存在的各种意见和分歧得出更明确的看法。”
谈到应当怎样看待撤换赫鲁晓夫的政治意义和趋向的时候,隆哥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直到不久前为止,一直是赫鲁晓夫的最亲密的合作者。
隆哥在谈到苏联《真理报》十七日的一篇社论时说,《真理报》认为必须以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来反对社论中所批评的那种领导。但是,苏共和苏联在赫鲁晓夫同志鼓舞和领导下所遵行的总的政治路线并没有成为问题。
“况且,我们认为,在苏共二十大开辟的道路上后退,也是不可能的。苏共二十大决议过去和现在都符合社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需要。在关于和平共处、各党自主和差异、克服任何教条主义观点、在各国探索本国走向社会主义或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彻底开展辩论和民主方法等主要论点上,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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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
新华社三日讯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十月十九日报道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一事所发表的下述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举行的全体会议决定解除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同志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消息的基础上,接受了保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继续沿着实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道路,沿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道路,沿着在加强和发展合作的基础上增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以及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前进。
我们全党和公众在听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职务的消息时,都感到惊讶和激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过去赞赏赫鲁晓夫同志在执行苏联共产党为贯彻和平共处政策而斗争的总路线方面以及在揭露个人迷信时期的错误方法方面的活动。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理解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即赫鲁晓夫同志由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而不能够充分地担当起实现苏联共产党总路线的任务。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谨祝兄弟的苏联共产党、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同志在为苏联的发展而进行的工作中,在为实现苏联共产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作的努力中和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获得完全成功。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表示确信,我们两国和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友谊将继续加强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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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新华社三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工人日报》十月二十日报道,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就赫鲁晓夫下台发表声明说:“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保证:苏共二十大制订的政策总路线坚决不变。”
“二十大的最重要的特点是维护和平、和平共处政策及最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集体领导。
“英国共产党人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对制订和发展二十大政策在苏联所起的巨大的积极作用。
“在国际局势的这个危急时刻,我们表示相信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会竭尽全力来作出新的和平倡议。
“英共一九五一年在其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已说明它对和平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态度,它当然将继续按照这些路线行事。
“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关的党自己的内部问题,应根据其党章和规则决定。
“但是,当这个问题涉及苏共第一书记和苏联总理的地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引起公众巨大兴趣的问题。
“迄今提出的关于更换的解释并未消除国外共产党人对这一事件所感到的自然的关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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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高兰同志的文章
新华社三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共产党总书记高兰十月二十四日在《工人日报》上以《更换赫鲁晓夫后的苏联政策》为题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共产党员和一般公众因赫鲁晓夫同志被解除苏共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而产生的不安是普遍的、深刻的。
这种深深关切表明苏联在世界事务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这些乍一看来似乎完全是苏联的内部事务的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
因此,在就这件事发表评论时并不是要对苏联党或其他的党决定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表示怀疑。
当然,最恰当的评论将是由苏联领导人本身就整个事件发表公开而公平的意见。
对于赫鲁晓夫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特别是在根除随着个人迷信而产生的弊病、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和集体领导、指出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可能性方面。
因此,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总路线就不仅仅是对于苏共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尽管有着种种困难,这条路线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前进阶段。
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在这方面不能后退。相反,必须以新的活力、精力和主动精神向前推进。
在这一点上,苏联在推进世界和平事业和奉行和平共处政策方面采取的新的大胆的措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全世界的人民首先是从这一角度来评价赫鲁晓夫同志的贡献的。
在世界事务目前这一紧要关头,正是苏联的这一总政策将证明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当然,谁都不会说,斯大林死后的这些事态发展是由于赫鲁晓夫一个人的作用。它们是苏联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深刻反映,对此苏联整个领导都有责任。
同样,现在,当有人对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这种或那种批评的时候,他的积极贡献仍然存在。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变动呢?看来(在得知详细情况之前只能作假设性判断),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二十大提出的苏联总政治路线仍坚持不变,分歧似乎主要在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工作方法,在于他的一些反复无常的态度和前后不一致。
农业方面的困难,过于强调这种或那种具体步骤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很明显的。
苏联报刊上关于经济的管理和组织的讨论表明,在增长率继续较高的情况下,更迅速的发展是可能的。
现在有人提到赫鲁晓夫同志匆忙作出决定,不注意集体的批评,随便发表演说和作出判断,起用阿朱别伊作为私人使者等等。
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脾气和性格,所有这些批评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同样也没有人能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感到满意。苏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分歧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
但是真正处理论战的方法是很成问题的。此外,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歧发展了。
现在来谈谈改变是如何发生的。使共产党人感到最大不安的就在于此,因为没有作出任何公开解释。如果作了这样的解释,就有可能消除这种不安。
选出苏共第一书记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事。任命部长会议主席是苏联政府主席团的事。
看来赫鲁晓夫不仅出席了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还竭力为他自己辩护。可是,后来进行了表决,把他撤职了。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采取了同样的程序。无疑,这一切在苏共各级组织加以传达了。
英国共产党人中没有人希望夸大和不当地“揭露”赫鲁晓夫。但是在我们看来,公平地公开说明争论中的主要问题,那只有好处。
过去十年是苏联发展的决定性时期。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和消除个人迷信的弊病——虽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可以批评的——带来了这个新阶段。
赫鲁晓夫同志作为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把更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维护秩序和集体领导推向一定的阶段。
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他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现在妨碍了进一步必要的发展。
由于有千百万有高度技能的人员,苏联人民和党有办法和力量来面对这个新的发展阶段。
赫鲁晓夫甚至在七十岁以前,曾多次公开和私下提到他可能退休。今年六月遴选勃列日涅夫同志一事就是一种公开的迹象,当时就表明了可能发生的改变的方向。
如果公开和说明重大事实,对于苏联的威望和权威说来不是更好吗?
今后情况如何?勃列日涅夫同志已明确了若干重大问题。由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
他说,苏联希望“在完全平等和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同每个国家人民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
目的将是最充分地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生活水平。
和平共处是“在当前条件下唯一明智的政策”。苏联希望结束军备竞赛,加强联合国,并将支援殖民地人民的正义斗争。
苏共希望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基础上加强各个共产党的团结,并且深信,再举行一次世界会议“可能而且应当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
至于工作方法,集体领导仍将是中心原则。看来,把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分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因此,这种政策是健全的。如果象我们希望的那样,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在贯彻执行的方式方法上有所改善和更加前后一致,那么所有共产党人将予以欢迎。
这种发展在目前情况下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各个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我们正在经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时期,这是共产主义的每一个敌人所大为高兴的。我们需要的是理智的、友好的辩论,而不是激烈的、针对个人的论战。
苏联的朋友目前所指望的是对各项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不管在任何时候这些问题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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