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评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
陆锋
《平凡的真理》先后刊印过六种版本，这六版的变化趋向是一版不如一版，越变越坏。这种趋向很耐人寻味，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研究。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志们，最近集中力量研究了这本书，这里所评的是最新的版本，即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二版、一九六○年一月北京第十次印刷的。
这本书是冯定同志的代表作。它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但全书充满了严重的错误，是一本毒害青年的坏书。作者故意标新立异，对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些自然科学、心理学材料，胡乱抄引，妄加解释，弄出了许多笑话；在语言上，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也有意说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而且象鲁迅所痛斥过的那样，生造了许多“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但是，不管作者怎样伪装，也掩盖不了这本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它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并且，跟在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屁股后面，积极地推销修正主义的谬论。因此，清除这本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成了一项必要的工作。
任何哲学都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归根到底，都是不同阶级政治方向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宇宙观。但是，它与其他任何哲学不同，不把自己虚伪地说成是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的，而是公开声称它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如果有一种哲学，不肯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那么，不管它为自己贴上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也决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在我们看来，就属于这种哲学。它名义上是为所谓一般的人类服务的哲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平凡的真理》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摆的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但是，它也有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以抽象的人为核心，千方百计地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
人有着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生物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却不是自然性，而是社会性。人是由猿进化来的，人区别于一切动物以及猿的根本的标志，在于人能制造劳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从来都是社会性的，所以人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由社会性决定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五页）。这就是说，只有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具体本质。
自有阶级以来，只要阶级还未消灭，任何人都不能不是阶级的人。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七一页）
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妄图阻止和延缓革命，故意宣传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把人动物化、自然化。自然性当然无所谓阶级性，因此他们就以人的自然性，来偷换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阶级性。玩了这种抽象把戏之后，似乎抽象的人和人性就确乎存在了。冯定同志的“抽象的人”，也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冯定同志把早已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硬给重新“还原”回去，硬说普通生物的特性也就是人的特性。什么是冯定同志所说的人与普通生物无异的特性呢？那就是“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第五十四页，以下凡单注页数的，都是《平凡的真理》一书的页数），概括地说，就是“趋利避害”。他公开地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必须争取和迎合有利的事物，拒绝和避开不利的事物”
（第六十六页）。难怪冯定同志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视死如归”的壮举诬蔑成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他站在普通生物的立场上，当然无法理解这种高尚革命气概的！
冯定同志之所以把他的代表作命名为《平凡的真理》，并不是出于谦虚，象他所说的因为他“个人是极平凡的；平凡的人写平凡的真理，因而就将这些一条一条的东西叫做‘平凡的真理’”（第四页），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就没有伟大的东西。在他的书里，其所以很难找到“伟大”这个字眼决非偶然。在我们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平凡的真理”，而是庸人哲学，伪善者的哲学，法利赛人的哲学。它只讲饮食男女，不讲革命。为了用这套东西去腐蚀青年，作者搜罗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凑成一本“错误大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衣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系列的根本歪曲。下面我们想就一些主要问题，指出冯定同志是怎样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怎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一
由于冯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看成不过是一种高等动物或“活的机器”，所以他在解释思想、意识的来源时，就很自然地把思想意识归结成为一种单纯的生理过程，从而否定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思想。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的第一篇中集中论证了他的这种观点，全书的以后各篇也都贯彻了这种观点。他说：“脑子的思维机能，或者是意识活动，归根到底不过是对外来事物‘机械的答应’罢了”（第五十二页）。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思想、意识除了是外来刺激对人脑所引起的一种生理过程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当然也就谈不上思想、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思想意识与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因此，人的思想意识从本质上看，只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二七二页）。冯定同志所持的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他把人的思想意识仅仅看成生理过程，认为对人的思想意识的研究可以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故意抹杀思想、意识的本质的质的特殊性，否认思想、意识的真正根源是人类社会实践。
冯定同志为什么在今天要大力宣扬这种错误的思想呢？这的确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冯定同志既然把思想、意识还原为生理过程，抹杀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他这种观点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在思想领域内取消阶级斗争的一种方便的武器。下面且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冯定同志是怎样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达到这种反动目的的。
在谈到爱好劳动与好逸恶劳两种思想意识的根源问题时，冯定同志说：“原来人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精力是既要补充也要消耗的；这种精力的必须消耗，首先就是人类爱好劳动这个本能的根本，而当劳动还没有完全消耗其应该消耗的精力因而成为余暇时，自必需要娱乐；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始终不劳动的人，自必走向荒淫逸乐这样腐化堕落的道路了”（第六十九—七十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爱好劳动和好逸恶劳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识本来是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爱好劳动只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好逸恶劳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冯定同志把社会意识的产生归之于生理的原因，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按照冯定同志的观点，既然爱好劳动是由于一切人都具有的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精力必须消耗而产生的一种本能，那么必然得出了全人类不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反动统治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都有爱好劳动的思想意识的荒谬结论。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而竭尽全力，忘我地工作，并不是出于他们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而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须消耗”；就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穷奢极欲、荒淫无耻，也只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须消耗”，因而是没有罪过的。显然，冯定同志的这种观点，既是为剥削阶级的腐化堕落的思想意识作辩护，同时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诬蔑。
在思想改造的问题上，冯定同志也有一套错误的观点。他说：“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射业已成立了和熟练了的时候，如果在仓卒间要由新的刺激来代替旧的刺激，或者相同的刺激而必须予以和旧反射相反的新反射，那么这里的别扭是可想而知的。这也难怪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对于新的道理，往往在思想上
虽已暂时接受而在情绪上还是长期抗拒了”（第九十八页）。在这里，冯定同志又把社会现象扯到生理现象上去了。事实上，新旧思想是互相对立的不同阶级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在情绪上长期抗拒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出于阶级的本能而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敌。
冯定同志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要替一些表面上接受思想改造，实际上顽固地站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长期抗拒思想改造的人作辩护。因为按照冯定同志的观点，长期抗拒思想改造既然是新刺激在代替旧刺激时所必然要产生的生理过程，那么，长期抗拒思想改造就是一种“难怪”的现象，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现象。这也就是说，冯定同志根本否认了我们现在进行的思想改造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冯定同志的这套论调，实际上是要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制造理论根据。
从所谓思想意识不过是生理过程的错误观点出发，否认思想意识的社会性与阶级性，这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决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它的主导思想。例如，他把“长远广大利益和短近狭小利益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归结为“感受刺激和进行反射的协调”（第七十三页）；把“胜利冲昏头脑”和“利令智昏”两种意义不同的政治情况，统统归结为需要“我们注意调剂兴奋和抑制”（第六十八页）；把所谓“好胜逞强”的个人主义思想归结为“欠缺抑制机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切社会思想意识，都被他解释成了生理过程，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就这样完全被取消了。尽管冯定同志也曾为自己的这种观点打过掩护，说什么“说社会的发展，是因为人要生活；这种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同样是不值一驳的”（第二八五页）。但事实上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却通篇都贯穿了“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观点。冯定同志的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本对立的，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今天，冯定同志散布这套论调，企图取消阶级斗争，无疑是十分反动的。
二
在真理和规律的问题上，冯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
首先冯定同志篡改了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代之以所谓谋生存的“行动”。他说：“人为了生活，不论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都必须行动；而且也只有在行动中，在改造世界因而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第八十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只有在“趋利避害”的“行动”中，才能获得真理。尽管冯定同志在这段话里使用了象“改造世界”、“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之类的马列主义哲学的术语，但只要稍稍联系一下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所贯穿的整个观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段话正是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翻版。冯定的观点同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真理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冯定同志所说的“行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实践。他从人只是高等动物的基本思想出发，认为人的行动只是和其他生物所共有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其基础只是兴奋和抑制的生理过程（第六十八页）。冯定同志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动物身上，就“成为行动”（第五十五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而人的行动也是这样（同上）。冯定同志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人的行动和动物的行动混为一谈，抹杀人类社会实践的特殊性。
诚然，冯定同志也曾说过实践不同于行动之类的言辞。他说：“违反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行动决非实践”（第三一二页），“我是将实践这个词儿专门当做改造世界的行动如象生产、科学实验、革命行动等来用的”（第一○页）。但是，冯定同志这些声明和申辩，从《平凡的真理》一书的基本观点来看，不过是些掩饰之词。因为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冯定同志以什么东西作为认识的来源：是以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为认识的唯一来源呢？还是以人和动物所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为认识的来源？在上引那段话中，冯定同志既已明白主张“只有在行动中”，在“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冯定同志看来，认识不是来源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而是来源于和一切动物同样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
从冯定同志的这种错误观点出发，必然否定反动统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在认识真理方面的阶级局限性。这可以从他关于反动统治阶级也有唯物观点和辩证思想的谬论中得到印证。冯定同志说：“人如果不是有意塞耳闭目，光是实行内观或者空想，那么因为生活在平凡的事物中，唯物观点总是或多或少不能不有的”（第一八六页）。“我们人在生活中，是随时随地都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唯物的观点本来是自然而然会在我们的脑幕上出现的；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这样，对资产阶级来说也是这样；……甚至辩证观点也是这样；因为这也是在客观实际中存在的，……”（同上）。从这些话可以看到，在冯定同志的心目中，任何阶级（不论他是被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任何人的平凡生活或本能活动，都可以提供真理性的认识，甚至可以提供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的认识，都可以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冯定同志既然已经走上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轨道，那就不能不顺着轨道滑下去。果然冯定同志更进一步否定了规律的客观性。他写道：“规律也好，原则原理也好，概念也好，其实都是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结果”（第二一四页）；“规律，只有在人类的实践参加进去的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第三一八页）；火的规律，水的规律，电和原子的规律，都只有人的实践参加进去，才有意义，“否则这些规律仍不免是空洞虚幻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同上）。这就是说，没有人的认识和实践，客观规律也就是“空洞虚幻”的，简言之，没有人，就没有规律。冯定同志已经完全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了。
三
冯定同志把人还原为具有共同本性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级关系，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否认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结论，在哲学上，则必然以矛盾调和论代替革命辩证法。
《平凡的真理》中有这样一段话：
“整个的全部的物质世界是在运动的物质或者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永远表现为矛盾的谐和”（第三二四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所谓“矛盾的谐和”，就是说，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处于和谐的、协调的、平衡的状态中，简言之，就是矛盾的调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大肆宣扬“融和”矛盾、调和矛盾的反动谬论，冯定同志在这里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
冯定同志说，整个世界是在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这句话并不错。但是冯定同志却由此断定说世界永远是“矛盾的谐和”，这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统一于永恒运动着的物质。这里所说的“统一”根本不是什么“谐和”，其基本含意是说，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非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永远是“谐和的”，而且与此相反，正是表明世界永远是处于矛盾之中的，因为运动就是矛盾，“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
（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三页）。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到处都充满了矛盾。矛盾的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又统一，又斗争，对立面的统一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任何矛盾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斗争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而不可能出现什么永恒和谐的状态。
主张所谓矛盾的谐和，就必然要否认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否认对立面通过斗争而转化，一句话，必然要把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看成绝对的。冯定同志正是这样把对立统一歪曲为对立面的绝对同一，从而贩卖他的矛盾谐和论或矛盾调和论的。
表面上，冯定同志也说同一中包含差别或对立，没有“绝对同一”。但是，他在具体说明矛盾规律时，却把对立的统一，偷换成从矛盾双方中找出来的某种共同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抹杀了差别、排除了对立的绝对同一。例如，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时，虽然也说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上的相互依存（即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就没有无产阶级，而没有无产阶级的被剥削也没有资产阶级），但是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的双方的统一性还表现在“当资产阶级还在进步的时候（按：指反封建时期——引者）并非完全没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的”（第二七四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样，冯定同志就在大谈对立统一的幌子下偷偷地塞进了他的私货：把同一性变成了矛盾双方的某种共同性
（共同利益、共同思想，等等）。
这种观点是对矛盾同一性的根本歪曲。矛盾之所以为矛盾，就是因为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而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也正因为它们根本对立、截然相反。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相反相成”。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同一性，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剥削，一个被剥削，在利益上根本对立，而决不是由于两者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同思想”。资产阶级在其进步时期，在反封建上固然与无产阶级有类似的要求，可以组成联合战线，但是，这是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一方而同作为另一方的封建势力相对立而言的，即是就另一组矛盾的关系而言的，至于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来说，二者之间则没有任何共同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之具有同一性，决不是由于这种反封建的共同性。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一性说成是什么“共同利益”，更是完全错误的。冯定同志在上面就是玩弄了这样一个诡辩手法，即抛开矛盾双方的特定的对立关系，而从矛盾双方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寻找二者的“共同性”，并且用这种“共同性”顶替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从而抹杀二者的差别和对立。这种所谓同一性，不是绝对同一，又是什么呢？
冯定同志说：“……斗争，实际上就是既有差别，就不能不相互较量而求得一致的意思”（第二九一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不是一方克服一方，最后解决矛盾，而是寻找“一致”或共同的东西，以便把对立面联系起来，使之“合二而一”。例如，人们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争论，在冯定同志看来，结果不是正确的意见在斗争中最后克服错误的意见，解决意见分歧，而是双方的意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即在折衷与调和中达到所谓“一致”。阶级斗争也是如此，也是要找出一致的东西，求得团结，和平共处。用冯定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正视人和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总是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因而各将各的意见提供出来，经过交换，经过磋商，这才能够达到团结”（第三○五页）。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应该“总是竭力主张通过彼此的协商和大国一致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共处”（第三六四页）。
冯定同志把矛盾斗争归结为“求得一致”，实即使斗争消泯在这种“一致”或绝对同一之中，而永远不要突破旧的统一体，这就是公开否认了转化，也就是否认了质变。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新旧事物的更替，不是由于内在矛盾的推动，不是通过革命性的质的飞跃，而是在保持事物的稳定性的过程中自然地平滑地到来的。他说：“事物在发展中首先倚靠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粗浅说来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稳定性”
（第二六一页）。所谓发展，就是稳定性的“继续”，就是事物在同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其稳定性不断“破坏”而又愈趋“完善化”的过程（第二四七——二四八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点滴进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都利用庸俗进化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本主义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等。冯定同志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为他的反对暴力革命、鼓吹
“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效劳的。他在《平凡的真理》中说：“今天……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来说，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越来越有可能了”（第三六九页）。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谁害怕革命、反对革命，谁就不能不害怕辩证法、反对辩证法、歪曲辩证法。冯定同志为了兜售“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一系列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就在《平凡的真理》中用矛盾谐和论或矛盾调和论篡改辩证法。
四
冯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在论述社会历史问题时，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什么？怎样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平凡的真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表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观点。这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
冯定同志认为社会历史是一切人追求幸福的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就是：“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而进行的迟速又和人的觉悟及其怎样在有意识的行动有关”（第二○九页）。这就是冯定同志对历史总的看法。
人道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推论的起点的。如前所述，冯定同志把求生存、要活命、趋利避害、得乐免苦说成一切人共有的本性。据他看来，从这一点出发，人与人就结成社会，进行历史活动。
人性论总是首先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人，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想法和欲念。冯定同志的所谓“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实际上完全抹杀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要求生存的愿望、追求幸福的意向，都是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都是由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奴隶主的求生愿望是骑在奴隶的背脊上作威作福，奴隶的求生愿望就是反抗奴隶主的皮鞭。资本家追求幸福的时候给无产者带来了痛苦，“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岂不是冷酷无情地并且‘根据正当理由’为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而作了牺牲品吗？”（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十九页）。不同阶级的人，要求生存、追求幸福是互相冲突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根据抽象的人性，向一切人推荐“活命哲学”，只能是掩饰压迫者的特权和劝导被压迫者安于现状。
人性论又总是把社会的人当成孤立的个人，然后以个人为中心来说明社会。有的读者批评冯定所谓“人为了生活，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这种说法是利己主义的，冯定同志在《重印附言》中答辩说：这是“很大的误会”，因为“有利不利，不仅是对个体而说的，而也是对族类而说的”（第十一页）。这非但没有消除“误会”，反而更证明读者的意见正确。把人类社会仅仅看成是由“个体”组成的“族类”，这就是抽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变成了好象羊和羊群的关系。所谓“族类”、“整个社会”，依然不过是许许多多“争取对己有利”的个人的聚集而已。
《平凡的真理》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活动，因此就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也就看不到代表群众的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冯定同志说社会越古，领袖的作用越大；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领袖的观念也将无形消失了”（第三九○页）。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他又进一步附和了现代修正主义
“反对个人崇拜”的谬论。从前的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归结为几个“大人物”的作用。冯定同志同样也是以个人的活动来解释历史，但他把历史归结为“小人物”的作用。作为“平凡的人物”的个人，趋利避害的活动就是历史。所以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说：“生活就是历史”。
总之，“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这种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用个人追求功利的活动来解释历史，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平凡的真理》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也是错误的。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的劳动和精神……浪费在人和人的斗争或者战争中”（第一二九页）。竟至于向“有理性的人”发出一个仁慈的号召：“动植物一般也不是同种相残的；……那么有理性的人，当生产力已是这样发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倡同种相残呢！”（第二六七页）。
冯定同志到底怎样看待阶级斗争呢？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为的大灾害”，总是用消极的、伤感的眼光来描绘它的“激烈和残酷”，从来不提革命的阶级斗争对于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冯定同志所提供的社会发展史的图景中，是看不到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的。他只是说：“奴隶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奴隶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农奴或者农民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封建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第一一五页）。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在冯定同志的笔下都被勾销了。既然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那么又是什么呢？冯定同志给历史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最后发条”，叫做“劳动生产”（第一○六页），而又把“劳动生产”归结为“人的本能”。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把历史看作是生产的发展史。但问题在于冯定同志对生产的理解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冯定同志从人类劳动生产中抽去了社会的本质，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歪曲为生产力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决定于生产力的自行发展。
冯定同志的生产力论，是从人性、从人要求生存的愿望直接导引出来的。他写道：“正是因为人要求生存就不得不有不断生产的行动，而在不断的生产中，生产工具就必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就必然不断提高，于是也就出现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等等的规律”（第二一五——二一六页）。从“人要求生存”引出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那么，只要人并不放弃“要求生存”，生产力就一定能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自行发展了。这就是说，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发展；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按自身的规律就能“不断向上”、“直线向上”；或者说，生产力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发展了，生产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低，也仅仅是由生产力的高低来决定的：“任何生产力较高因而也就发展较高的社会，都是经过发展较低的社会而来的。”（第一二五页）生产力的水平成了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志。这原来是第二国际人物和布哈林的陈腐不堪的调子。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九一页）《平凡的真理》所表达的人性论的历史观，正是站到了阶级斗争观点的反面，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宣扬生产力论，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冯定同志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的基本线索，因而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前途问题。冯定同志不说共产主义是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伟大理想，而是一心要把它说成一切人的“乐园”，不论谁，只要“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认识了”他所发现的那些历史规律，就会“觉得社会主义是合乎理性、正义和普遍道德的好东西了”（第二二五页）。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平凡的真理》的作者用十分明确的语言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对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的同时，必须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而冯定同志却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正全民的民主”。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助长资本主义复辟的活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平凡的真理》中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否还有矛盾，但肯定地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已经没有矛盾了：“谁都知道生产力的继续提高，也就是人类幸福的继续提高，所以谁也不会对生产力有意加以阻挠的”（第三七三页）。《平凡的真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人类历史从苦难到幸福的完成，一切社会矛盾当然也就都消失了。
总括以上所说，《平凡的真理》的作者是用人性论来解释历史，抹杀阶级斗争，宣扬生产力论，用福利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历史观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
由此可见：
一、《平凡的真理》是一本庸人的哲学，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针锋相对的。它只讲个人“趋利避害”，不讲阶级斗争和革命，它要人们放弃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在个人生活上寻求满足。这本书是帮助资产阶级毒害青年的一本坏书。
二、这本书是由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色彩十分浓厚，而主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它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下，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系统地歪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这本书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必须大力进行。
三、这本书也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要脑袋不要革命，而冯定的这本书也就是为现代修正主义这种活命哲学作宣传的。
四、这本书再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今天如果有谁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管他为自己说了多少好话，他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用这个标准去鉴别一切思想和言论。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