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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艾地同志的三次讲话
新华社二十日讯?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闻局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十一月十一日在接见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米哈伊洛夫时说，他赞赏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采取的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的步骤。
艾地说，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进行新的接触。因此，周恩来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革命节去苏联是非常好的。为了进行这种新的接触，必须推迟苏联共产党想在今年十二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艾地表示相信，苏联领导的更换对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任何损害，而且甚至可能带来较好的发展。
艾地说，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对印度尼西亚进步力量非常有利，但是对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伪善者却非常不利。
米哈伊洛夫在拜会艾地时，介绍了苏联最近的事态发展。
新华社二十日讯?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局发表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十一月十二日在人民青年团于雅加达举行的庆祝建团十九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下面是他的讲话中有关赫鲁晓夫下台部分的全文：
“由于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发展，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最近，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采取的令人称赞的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的措施的结果。这也是参加人民青年团的全体青年共产党员进行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采取的令人称赞的解除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的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赫鲁晓夫下台显然不是由于年迈或者患病，而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国内外政策破产的结果。
“我们对赫鲁晓夫所犯的错误尚未获得充分的材料。但是从我们现有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在国内实行了个人独裁，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了个人迷信，而他过去利用它来批判斯大林的论点。他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同帝国主义友好，而另一方面却同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吵。
“我们希望那些修正主义领导人停止责怪苏联共产党。如果他们仍旧责怪苏联共产党，他们本国的革命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推翻他们，他们将遭到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下场。他们最好是对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走革命的道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也正如我们对苏联共产党所期待的那样。
“苏联共产党由于采取了令人称赞的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措施，作出了一件不仅是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有好处的事，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反帝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好处的事。我深信，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的关系将会更好，苏联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革命的相互谅解将更有保证。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意味着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结束。离结束还远着呢。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才不过百分之三十，因此，才不过是一小部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将继续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并且阻止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因此，我们不能停止粉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和苏联共产党一起进行这个斗争。”
新华社二十日讯?雅加达消息：据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闻局公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在这里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艾地说：
我所以热爱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十月革命也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
在四十七年前发生的十月革命不是只对俄国有特殊的意义。不，这次革命具有国际意义。由于这次革命的成功，从前完全为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已一分为二，一部分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而另一部分，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国土上，即在苏联，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十月革命已经为全人类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目前，全世界正在沿着这条道路走。
今天，已有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十三个，不是十四个，南斯拉夫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已有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目前正在沿着十月革命所指引的这条社会主义道路走；各国都按照自己独特的和不同的方式沿着这条道路走。印度尼西亚也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主义并不违反十月革命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即同样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同样是建立公平和繁荣的社会、同样是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达到的。
十月革命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革命，因此，它受到世界全体进步人士的爱戴。如果不了解十月革命，就不可能了解世界革命。我们越很好地了解十月革命，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世界革命和更好地了解我国的革命。因此，热爱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不仅同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不矛盾，而且彼此是不能割开的。
我曾经看过著名的意大利记者朱塞佩·博法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赫鲁晓夫时代内幕》。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关于赫鲁晓夫时代的问题。如果在这世界上真的有过这样一种时代，那么今天，它再也不存在了。很多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还未能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环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应该迅速地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新的形势。正是出现了这种形势才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象全世界那样比最近几年来更加隆重和兴高采烈地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
“赫鲁晓夫时代”的消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新的可能性。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不仅对苏联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国际也有意义。不管愿意不愿意，大变化必将发生，它就是将要发生的好的大变化的起点。
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能由苏联共产党自己来修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修改它，而其它共产党也不能修改它。但要知道：全世界革命的人民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希望修改它，并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这一值得称赞的措施看成是必将发生的好的大变化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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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秘共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新华社二十日讯?利马消息：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就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发表声明，这项声明刊登在十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秘鲁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上。全文如下：
一，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事件，伟大的苏联及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容许由一个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人进行领导了。虽然迄今还不知道决定赫鲁晓夫倒台的根本原因，但是，显然，仅仅他被解除职务这一事实就是对他的错误的投降政策的公开拒绝。
二，赫鲁晓夫是苏联国内和国际政策中一系列消极事件的负责人，这些事件严重地损害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借口下，背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恐怖的黑暗制度。赫鲁晓夫已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抛到九霄云外，而代之以偷安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伪造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个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和傲慢无理的态度。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目前不良的状况的负责人，是“反对个人迷信”的肮脏阴谋的制造者。他又疯狂地鼓动了对他个人的崇拜。
三，秘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以真正的革命激情欢迎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希望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新领导人能坚定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引入苏联共产党内的现代修正主义应该不留一点残余地加以清除。这是使列宁和斯大林的党重新成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由于赫鲁晓夫被解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被塞进为数众多的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那些同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变节立场完全一致的修正主义小集团，都已经没有任何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权威来继续领导这些兄弟党了。至于象阿科斯塔—巴里奥—德尔普拉多集团——它是在赫鲁晓夫的个人保护下篡夺了我党的名字的——这样的某些集团，这出丑剧已没有任何意义，已经可笑地和可悲地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任何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贺电都不能拯救这些做生意的人——共产主义事业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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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文章
新华社二十日讯?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十一月四日发表题为《赫鲁晓夫下台和〈日本之声〉一伙的命运》的文章。全文如下：
（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相继传来了两个消息：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核试验成功。这两个消息，使全世界听到了无法阻止的历史的脚步声。对于这两条消息，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感到震惊和不安，而战斗的人民却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因为这一切都典型地表明，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世界人民的力量的壮大和斗争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发展方向。
特别是，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三个职务，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苏共领导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应当对近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的扩大，负有最重大的责任。这一点，在我党中央委员会八月二十六日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回信中，已经加以阐明。不消说，对苏共领导的这种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一直负有领导上的主要责任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非常明显，赫鲁晓夫的下台，不是单纯因为他“年迈和健康恶化”，而是因为他在品德和领导方法上有缺陷，同时他一个人不能不承担在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和使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责任，因此，赫鲁晓夫的下台，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会产生不少的影响。
目前，关于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情况，完全没有公布，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整个情况进行估价，为时尚早。但是，毫无疑问，这次赫鲁晓夫下台，是以他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矛盾的一次爆发，同时也是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戏剧性的破产的表现。正如所有的述评和评论所一致指出的那样，苏联的内外政策，无论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思想和文化政策，或者是外交政策，都在各方面陷于严重僵局。特别是苏共领导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正如它所策划的分裂的国际会议的筹备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已经陷于严重的进退维谷的境地。这样的内外政策的矛盾加剧和日趋破产，可能是促使苏共领导的内部矛盾深刻化，因而引起突然更迭领导的直接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反映了（尽管是间接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斗争的发展。
但是，这些情况并不直接意味着，苏共领导已经开始对它过去所执行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进行全面的、彻底的自我批评。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进行的政策上的修正，究竟是仅限于稍稍改变立场来掩饰内外政策的碰壁和公开争论中的失败呢，还是要借此机会，为进行正确的、彻底的自我批评而向前迈出第一步呢？这在目前还不能立刻断定。我们对以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人为核心的新领导机构将要提出的政策和方针，特别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现象的态度，予以严重的注意，并且希望这些能够真正有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二）
赫鲁晓夫的下台，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之大，只要看一看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集团的狼狈相和混乱状态，就会一清二楚了。
除了佐藤升、杉田正夫、安东仁兵卫、池山重朗等已经陷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并从更右的立场上不仅“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开始“批评”苏联的
“大国主义”、“军国主义”、“不民主”等等的一伙人以外，赫鲁晓夫的下台对于“统一社会主义同盟”内的春日庄次郎和内藤知周等人的“社会主义革新运动”、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等人的“日本之声同志会”以及神山茂夫和中野重治等人的以盲目服从苏共领导为特点的所有的反党、叛党集团来说，的的确确是当头一棒，并且摧毁了他们的基础。
他们过去一直毫不掩饰，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无条件地支持和盲目服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的同义语。
春日庄次郎一直要求人们“克服”那种认为“中苏双方都有缺陷”的“不懂装懂的‘评论家’的态度”，“从原则上、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把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和平政策作为正确的政策，予以坚决的支持”（引自《结构改革》第二十一期刊登的题为《我们当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的文章）。
内藤知周也一直“支持苏联共产党在公开信中所表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新路线》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一期社论）。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也吹捧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一贯地执行了不仅符合自己利益，而且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和平共处政策”，并且断言苏联共产党“毫无疑问地忠实地遵守了”莫斯科声明（《向大家呼吁》第一百一十六页）。神山茂夫用“苏联的先锋作用”这句话，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篡改成为对苏共领导的盲目服从，这是人们所熟知的。
他们虽然异口同声地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在他们看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日本共产党——他们自己也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进行无理的指责和攻击，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反地，日本共产党所进行的正当的反驳，却是根本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再没有比他们的这种态度更清楚地暴露出他们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不可救药的盲目服从和奴才本性的了。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不是对每一个问题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只是“是否脱离了苏共领导的立场和路线”。支撑现代修正主义的上述那种形式的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很容易同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迷信联系起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是志贺义雄和以他为核心的“日本之声同志会”。以“狱中十八年”为招摇撞骗的资本的志贺义雄的那种可鄙的领袖思想和权势主义，把他对苏共领导的盲从，同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这种个人迷信竟达到令人可笑的程度）结合起来了。他对在古巴危机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作出的明智的判断和遇事随机应变的措施”（《向大家呼吁》第一百零四页《与藤原弘达的对谈》一文）深受感动以来，就颂扬赫鲁晓夫缔结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下决心准备采取反党行动，并且认为《赤旗报》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是对赫鲁晓夫的“诬蔑”，因而表示愤慨，而且在米高扬带来赫鲁晓夫致池田首相的亲笔信时，即向他表示自己根据苏联的命令行事，于是就在国会会议上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投了赞成票，并且开始展开了破坏党的活动。以“莫斯科之声”的别名而闻名的“日本之声同志会”机关报《日本之声》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的亲笔信，并且提出了中心口号“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禁止地下核试验”，而且每期的社论都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亲笔信”。《日本之声》经常在国际栏上登满了《真理报》、《共产党人》以及塔斯社有关苏共的消息和文章。它为了报答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真理报》刊登的马耶夫斯基、奥夫钦尼科夫写的《〈日本之声〉的近况》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团结在这里的是日本共产党的健全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这种赞颂词句和一切援助，便在报上为美化苏共领导，特别是为美化赫鲁晓夫用尽了令人肉麻的字眼，极尽逢迎之能事，以表忠心耿耿。《日本之声》第十三期全文刊登了赫鲁晓夫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的会见记，同时还刊登了题为《代代木的“复信”宣称自己是“反苏的共产党”》的社论。社论说：“反苏就是反和平，就是反共，就是反统一。‘反苏的共产党’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那条路必然会走不通，会使人民和党遭到不幸。我们必须同它进行斗争，以实现真正的国际团结。”
在《日本之声》第十五期刊登了志贺义雄向“尊敬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同志”拍发的贺电说“在您和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发射了乘坐三人的宇宙飞船”以后不久，赫鲁晓夫就被赶下台了。
（三）
既然在志贺义雄的如意算盘里根本没有把苏共领导内部的矛盾会加剧以及其多数成员会对赫鲁晓夫展开批判这样一种可能性打进去，那么，对他来说，过去是合为一体的对赫鲁晓夫的迷信和对苏共的迷信突然被割裂开来的时候，志贺义雄和《日本之声》就陷入了不知所措的混乱状态，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党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传来的当天，立刻由宫本总书记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明确的看法。与此相反，志贺在记者招待会上和电视广播讲话中，只能够反复表示他相信所公布的“年迈和健康恶化”的话。直到十几天以后的《日本之声》第十六期（十月二十八日出版）也只是不加评论地转载了塔斯社发的消息，而自己却不能发表任何看法。他们本来是想从“苏联的党和政府在总路线上丝毫没有动摇”（“春夏秋冬”栏）这一点来寻求某些安慰，但是无法掩饰他们由于对赫鲁晓夫的迷信被一下子给吹得无影无踪而受到的打击和引起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十八日致我党中央的长达三万六千字（日文）的信件发表时，他们当天就发表了看法，然而，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却象狐狸那样的慎重。因为他们毫无信心，只能左顾右盼地观望着大海彼岸的动向，他们感到很痛苦，为了找出一种对他们最有利的态度，不知道该向右倾，还是该向左倾。
他们只是在题为《关于中国的核试验》的社论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控制着日本共产党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还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个人独裁已经背叛了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他们把赫鲁晓夫的辞职，看作是苏共的修正主义的矛盾的表现，而露骨地表示了内心的喜悦。这说明他们的认识肤浅，不懂得什么是政治。”这一段话只能暴露出，他们心目中的“政治”，恰恰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那种做法。
赫鲁晓夫下台后，过了两个星期，《日本之声》第十七期（十一月四日出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希望——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社论。这篇社论是这样一锅大杂烩：它千方百计地自圆其说，使承认赫鲁晓夫下台同过去迷信赫鲁晓夫这两件事不发生矛盾；一方面对新的苏共领导献媚，另一方面又对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做法表示怯懦的抗议；一方面照样对我党进行谩骂，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反党活动进行辩解。他们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追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换句话说，就是迷信赫鲁晓夫个人。而这个赫鲁晓夫现在被苏共领导解除了职务。他们的逻辑和行动已经支离破碎，因此想方设法要修补自己的立场。这篇社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第一，他们表示，承认赫鲁晓夫的下台，同时又明显地表现了他们对新的苏共领导的献媚。他们说，“新选出的以党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集体领导会因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当然，赫鲁晓夫同志的退职和新领导机构的选出，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的表现，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对此给予应有的评价。”
第二，他们表现出大体承认了过去对赫鲁晓夫的迷信。他们说：“我们衷心支持苏联党的总路线、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而且还支持被阐明了的各项原则和新提出的政策，而我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就是根据这条路线进行了斗争的领导人。”
第三，他们为了掩饰过于明显的对新领导的献媚和对赫鲁晓夫的迷信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就把问题的实质转移到所谓心情方面去，说什么对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的“突然事件”“感到相当痛心”。但是，不管怎样表示痛心，也不能消除他们承认赫鲁晓夫的下台同迷信赫鲁晓夫之间的矛盾。如果支持新领导的措施，就不能支持赫鲁晓夫，如果支持赫鲁晓夫，就不能支持新领导的措施，他们只好越来越“痛心”。
第四，他们感到光是这样说“痛心”还不够，还要偷梁换柱地把这个矛盾转移到赫鲁晓夫下台“经过”的问题上。社论谈到，志贺、铃木、中野和神山仿效欧洲一系列共产党的领导的做法，提出“要新领导说明这次赫鲁晓夫同志退职的经过。”然而，他们需要了解“经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企图寻找口实来为其路线的破产进行掩饰而已。他们的本意是要追随那些因赫鲁晓夫下台而感到震惊的一连串修正主义者所采取的态度，找出一个能够设法使他们一向执行的同迷信赫鲁晓夫相结合的修正主义路线合理化的“解职理由”，以便在国内外人民面前掩饰他们的失败。但是，不管解职的经过是怎样的，都不能推翻赫鲁晓夫被解职的事实。而赫鲁晓夫所犯的严重错误是无法抹煞的。因此，他们只能陷于这样左右为难的境地：即一方面承认新领导，另一方面又对赫鲁晓夫恋恋不舍。
从这篇社论中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一种不会有结果的努力，即他们想在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而引起的混乱中，尽力地保持镇静，同时，还可以看出他们拼命努力使苏联共产党的新领导能够继承过去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而希望他们对我党采取的攻击和敌对行为能够为新领导所“公认”。
然而，如果他们一旦知道苏共的新领导成功地取得了东欧和西欧一系列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谅解”，那么，他们的“政治”就将使他们不对他们一向迷信赫鲁晓夫这一点进行任何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检讨，早晚会不顾节操地对苏共的新领导实行新的盲从。他们的真正货色，不是他们的理论和政策，而是毫无主见的国际盲从主义。到了追随苏共新领导时，赫鲁晓夫就会轻易地被抛弃。因为到了那时，赫鲁晓夫已经不是什么“主流”，拥护赫鲁晓夫就意味着“反苏”，而“反苏”“必然会失败”，而且会把他们“导向”更加“不幸的道路”上去。
（四）
赫鲁晓夫的下台对春日（庄次郎）、志贺和神山等反党、卖党分子的打击是这样的：他们以往无条件地支持和盲目服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路线的做法，被苏共领导搞垮了，因而丢脸于天下；而且，由于赫鲁晓夫下台，他们的一切卑鄙的充满政治野心的计划都流于土崩瓦解。
志贺等人之所以公然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最起码的纪律，而开始从事反党活动，是由于他们抱有这样一种野心和期待：依靠他们崇信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的苏共领导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成为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
他们考虑到在高举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的日共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已经失去取得胜利的机会，他们的野心很难得到满足，所以就抛弃日本共产党而选择了投靠向他们伸出手来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道路。他们拒绝把他们的“前途”同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结合起来，而把赌注押在苏共领导和赫鲁晓夫身上。日本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谴责了他们的反党活动。当他们发现自己出乎预料地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时，他们只好指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幻想由于“分裂”而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国内的“主流”。当读者说“你们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日本之声》编辑部不打自招地回答说：“绝不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是修改了不适合日本的现实之处。”据说志贺为了支援《日本之声》编辑部，“列举具体的事例强调《日本之声》的社论和消息是符合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的”（第八期）。
他们欢呼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提倡的分裂性的“国际会议”，是为了自己取得成员权利和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是理所当然的。
志贺、铃木立即发表声明，“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的建议，并表示“迫切地要求举行国际会议”（《日本之声》第三期）。内藤一伙也支持苏共的建议，他们说，“目前的日共领导不能够正确地代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建立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常的团结关系”（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出版的《新路线》）。另外，在十月三日，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共同声明，再次强调“我们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方面”，并且表明“关于支持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基本上支持苏共领导的政策的共产党中间，有不少的党象《陶里亚蒂同志的备忘录》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分裂的危险，表示保留和踌躇。从这一点看来，我国的反党、卖党分子显然是最积极地追随赫鲁晓夫的愚蠢的分裂主义分子。
他们幻想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强行召开由一部分党参加的“国际会议”时，不出席会议的日共要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开除”出去，这样，他们就将取得成员权利，得到“公认”，并且在这个旗号下，使所有的反党集团实现“大团结”。尽管志贺、铃木、神山和中野等人认为，日本基本上已经成为独立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却与内藤一伙不同，他们为了创造条件使自己取得国际“公认”，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说着骗人的鬼话，即说什么“支持纲领”，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央委员，说什么“不成立新党”，等等。
志贺、铃木、神山、中野发表的上述联合声明说，“我们四个人决心团结一致，继承日本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担负起中央委员的责任”，并且发誓说，“将竭尽全力为缔造有创造性和充满活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日本共产党而斗争”。这无疑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计划的基础是建立在成立一个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有联系的政党上。他们相信，只有分裂才能“有出头之日”，因此必然的逻辑是，他们一心希望日本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为促其实现而竭尽全力。
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而出现的新形势，正在使他们的期望落空。强行召开以分裂为目的的“国际会议”这件事，是更加困难了。他们的梦想同赫鲁晓夫一起破灭了。只有依靠以赫鲁晓夫分裂主义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的公开支持才能成形的这批党徒，必然会陷于更加悲惨的见不得人的境地。这将成为由于日本共产党采取正确态度和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正确的斗争而已经几乎完全破产的他们的计划的致命伤。
正如宫本总书记在十月十六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以这种方式，以同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有关系的方式辞职，这件事情说明，这些人所押的牌决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幸运的”（十月十七日《赤旗报》）。
今后将会更加明显的是，他们所押的牌是要倒霉的。因为，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新形势下，他们越是进行反党活动，越是要求“国际上的支持”，那么就越会加剧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公然与《日本之声》一伙勾结的矛盾，《日本之声》取得成功的前景会变得越来越渺茫。志贺等人进退维谷的处境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这是因为他们为了要参加“主流”，就不得不唱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调子，但越唱就越会使包括他们在内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本身陷入泥潭，而且越会增加《日本之声》一伙继赫鲁晓夫之后“被解除职务”的危险性。
（五）
但是，正如赫鲁晓夫的下台和苏共领导核心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立刻会得到根本的解决，也不意味着解决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最困难的问题那样，这件事情对我国的反党、卖党集团的打击，也不意味着反党、卖党集团会自动地灭亡和放弃反党活动。
很明显，他们将会采取更加错误的更加不可救药和更加混乱的方针与行动，来修补已经完全破产的修正主义立场。结果，将会越来越把自己赶进一条一片漆黑的死胡同。不管志贺和神山怎样玩弄花言巧语和诡辩，不管中野怎样利用“有良心的文学家”的这种“信用”来玩弄和撰写“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证词”，也无法掩饰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先锋队——党员自觉地遵守的纪律、背叛了党这样一些不可争辩的事实。
在上述的《日本之声》第十七期的社论中，他们头一次自称他们是什么“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在他们的靠山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后的绝望的形势之下，他们张皇失措，公开走上了迄今在表面上一直在否认的成立“另一个党”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不能等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那一天的到来，以便打出“日本共产党”的旗号，取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权利”；而且还因为，突然地出现了这种分裂的日子越来越远的迹象。然而，并不能因他们自封为“日本共产党”，就能使他们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随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发展，随着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受到打击的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矛盾的加剧和更加后退，人们必然会越来越不理睬《日本之声》这一伙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赫鲁晓夫没落的同时，不得不慌忙地自封为“日本共产党”，这就最清楚地说明了《日本之声》一伙人的悲惨的末路。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打乱了他们的“估计”，使他们的逻辑陷于支离破碎，使他们陷于绝望的境地，而这种支离破碎和绝境又促使他们走上更加反党的道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正在使他们的堕落丑态变得越来越丑恶。
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今后进一步加剧其矛盾和遭到破产的过程中，我国的反党、卖党分子将继续受到比赫鲁晓夫被解职更大的打击，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一再证明了这样一种必然性：一走上进行反党活动的道路的人，就一定会在堕落的道路上无止境地继续滑下去。
毫无疑问，他们将会重蹈佐野和锅山那种可耻的覆辙。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他们本身是不会自行灭亡的。我们党将坚决地粉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