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紧握革命的音乐武器,为兴无灭资而战斗
安波 时乐蒙 李焕之
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之后,在建国十五周年举国欢腾的日子里,首都又演出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我国文艺界的一大喜事!我们在参加《东方红》的音乐创作中,贡献虽极有限,但却也从此次创作活动中受到很大教育。我们认为这部作品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深刻地表现了我国伟大的革命历程。它是对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的一部颂歌。同时,它遵循了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强烈的战斗性格,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豪迈的革命气魄,反映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崇高的精神气质和伟大的革命理想;创造了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艺术的新形式、新风格,使其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通过《东方红》的创作实践,使我们在创作思想方面得到了许多启发,虽然我们的认识仍极肤浅,甚至还有错误,但愿提出来以供探讨,并求得音乐界同志们的指正。
歌颂工农兵,抒革命之情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此次《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我们首先努力遵循毛主席这一教导。同时,我们又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力求较准确、较深刻地揭示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但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解得也很肤浅,尚未摆脱一定的艺术框框的束缚。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就努力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的精神迅速地行动起来。但对《东方红》更深刻的认识,还是在经过工农兵群众的考验,听到多方面反映的意见之后。
群众反映了些什么呢?他们有的说:“看了《东方红》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形象的党史教育,使我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正确、伟大,更加热爱党和毛主席。毛主席的思想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要做好工作,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又有的说:“北京就象延安,天安门就象宝塔山,我们要继承前辈的革命传统,决心用彻底革命的精神保卫社会主义江山,高举革命大旗,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少先队员说:“当我们看到朵朵葵花向阳开时,我们心里又一千次、一万次欢呼:毛主席万岁!我们一定记住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我们一定要象草地中的小红军一样,永远作无产阶级的儿女,高举革命红旗,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部艺术作品难道能有这样大的力量么?这自然并非全是艺术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是伟大而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是伟大而光辉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不表现这样的革命内容,要音乐舞蹈艺术发挥如此巨大的教育鼓舞作用,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此,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对于革命文化所下的定义:“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论》)
革命艺术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有了这个出发点,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工作发挥更大作用。为此,我们就必须热情地去歌颂工农兵英雄,倾心地抒发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这实际是社会主义音乐、革命音乐与资产阶级音乐最根本的区别。
不仅如此,我们的音乐创作,今天又是面临着如何更深刻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与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问题。这是音乐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课题,这个课题有着无限丰富的内容,无限广阔的天地,无限光辉的前程。对于作曲家来说,如果不去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不去塑造光辉的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如果不使音乐真正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兴无灭资、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作用,那么,这样的音乐便不是好音乐,这样的作曲家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投入战斗,投入当前文艺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战斗。
既要战斗就要行动。行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音乐的群众性较广泛(尤其群众歌曲),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但它的社会功能却又最易被人忽视。因而在这个严重的“兴无灭资”的争夺战中,要使无产阶级音乐占领阵地,我们就不但要寸土不让,而且要分秒必争。《东方红》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说它占领了一片阵地的话,那么,没有迅速的革命行动,是做不到的。
从哪些方面行动起来呢?一,首先从提高政治思想方面行动起来,只有“过得硬”的思想,才能使我们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二,从加强生活锻炼方面行动起来,只有“过得硬”的生活,才能给音乐创作带来丰富的内容;三,从提高艺术技巧方面行动起来,只有“过得硬”的技巧,才能将生活转变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四,从加强理论素养方面行动起来,只有“过得硬”的理论,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不断的发展、提高。总之,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将我们武装起来,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生活将我们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过得硬”的音乐作品,才能在“兴无灭资”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革命歌曲的巨大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在《东方红》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努力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以严格的态度,要求我们的音乐创作能以鲜明、准确、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当我们开始参与创作设计时,就深知我国近四十年来的优秀革命歌曲是《东方红》音乐创作的重要基础,而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优秀的革命歌曲所感动,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革命歌曲的热爱,从而更加认识到,创作革命歌曲,是检验作曲家在革命化方面的重要标志。因为革命歌曲反映生活最集中,反映现实最直接,反映斗争最及时,艺术形式最具有广大的群众性。它不仅是优秀的艺术,也是我们革命音乐生活中最重要的艺术形式。而优秀的革命歌曲,也正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艺术作品。
在《东方红》中所选用的近四十首革命歌曲中,除了十多首是新创作的以外,大都是在广大群众中已经有影响的歌曲,这些歌曲至今仍然是百唱不烦,百听不厌的,因为是作曲家找到了、创造了最能表达我们革命感情的音调,而当它们在群众中流传,对革命事业起着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社会作用之后,它们也就各自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的音调。
这次,由于史诗情节的需要,历史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又缺乏适当的歌曲来表现,因而我们还重新补写了些革命历史歌曲:《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农友歌》、《就义歌》和《遵义城头霞光闪》等。这些歌曲的创作,在要求形象的准确性方面必然具有不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特征。也就是说:歌曲所要表现的革命感情、群众的风貌和民族的气质方面都必须按照时代的特点来创造。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和《农友歌》,它们都力求表现出觉醒了的工农群众所具有的雄浑与粗犷、豪放的特色,革命感情是充沛而炽热的。同时作者用了各不相同但却富于民族特色的形象手法和音调来刻划,使它们具有工人和农民群众的风貌。而这种形象手法与音调,是接近我国二十年代革命歌曲特点的,这样,就比较成功地创造了我国二十年代革命工农群众的音乐形象。
我们更怀着崇敬的心情为毛主席的三首诗词谱写了乐曲,这就是《井冈山》、《长征》和《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三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对我们是一次严格的考验,是从思想认识到艺术实践体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一次严格的考验。目前这三首歌曲所达到的艺术概括的高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但是从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在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心得。近年来,我们在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实践上,常常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因而更多从形式上、韵调上追求一种和革命的思想感情不协调的古典风格;有的虽力图从表面的音乐气势去追求“宽广”和“气魄”,但缺乏深刻的革命热情。我们认为:毛主席诗词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情怀的高度的概括,音乐形象的创造,必须从这样的革命内容出发,并且在表现形式与风格上是为当代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就努力打破在音调上的种种束缚,更要从那种仿古的不良倾向中解放出来,运用当代我国革命歌曲的优良经验。但是仅仅这一点仍然不足以表现毛主席思想的崇高境界,音乐不仅要表现出豪迈雄伟的气魄,同时更要具有对革命远大理想的广阔胸襟,要塑造出气宇轩昂顶天立地的巨大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曲写得较为完满、热情、有气魄,音调新颖而豪放,在创作技巧上有不少大胆的创造。乐队音乐如何体现“三化”
在这部史诗的音乐部分,也以较大的篇幅让器乐音乐得以施展其宽广的表现力,起着声乐作品所达不到的艺术效果,构成史诗《东方红》整体音乐形象的重要环节。如果说,这一次乐队音乐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这也是由于遵循着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基于我国建国十五年来新型乐队音乐得到长足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上所取得的。
乐队音乐如何体现“三化”的要求呢?它所面临的问题,比起歌曲创作来似乎要复杂一些。资产阶级美学中有关音乐内容不可知论的思想,对我们乐队音乐的创作还有着时隐时现的影响,表现得最多的是:“音乐形象不确定论”,“音乐的可塑性”等等。为了音乐形象的明确性,我们惯常是在器乐作品中利用既成的音调形象——如革命歌曲的音调,自然界的音响现象,社会生活中的音响原型等,尤其是利用在群众中比较深入人心的歌曲形象来描绘革命的生活,更是常用的手法。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为广大听众易于理解的办法。但这毕竟是一种办法而已,它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器乐艺术如何准确而鲜明地反映生活。
乐队音乐要实现“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乐队音乐要表现革命的内容不能仅仅依靠一个标题,也不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它首先就遇到一个乐队的音乐语言和音乐形象的构思问题。乐队音乐要能明确地表现出人民群众的崇高的革命情操,丰富的内心生活,就必然要求作曲家懂得群众的思想感情,而且要有和群众共呼吸,同命运的感情,同时也要求作曲家善于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语言,在形象的塑造与乐思的陈述方法上都必须基于我们民族的音乐规律与具有特色的表现手法。
在《东方红》乐队音乐的创作中,我们同样以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指示来严格要求。这部史诗的音乐是用两个大型乐队——大型的民族乐队和交响乐队——来演奏的。为了使全部史诗的音乐在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更加鲜明,我们规定了《苦难的年代》要用民族乐队来演奏。显然,这样安排是有关音乐语言的群众性和乐思陈述方法的民族气质问题。《苦难的年代》音乐的第一稿,就因为未能摆脱西洋乐队的构思而不能达到应有的艺术感染力,作者经过了由不熟悉而努力向民族乐队的演员及指挥去学习,逐渐地了解、掌握了民族乐队的特点及规律,找到了比较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虽然它采用了双管的民间乐曲《江河水》的曲调,但用来刻划旧中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则是比较准确的,加上演奏者的如泣如诉的演奏,使得形象更加鲜明而生动了。乐曲的中间部分是吸收琵琶艺术的激情手法用于乐队的合奏,来表现受压迫人民的愤怒和抗争,也是比较动人的。
大型民族乐队与交响乐队混合起来,把它们当作一个完整的乐队来使用,是这部史诗音乐创作中的新鲜课题。我们除了在数量上势均力敌,以及民族乐队经过乐器改革与训练有素等优越条件以外,重要的是我们以“三化”精神为纲,一切服从革命内容的需要,服从于艺术形象的鲜明性、准确性与生动性,才组成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的音色、多样的技巧、宽广的性能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大型混合乐队。序曲《东方红》、第四场的歌舞《保卫黄河》与第五场的《欢庆解放》等段落中的音乐,就发挥了这种混合乐队的宽广性能,而第七场的《工人舞》音乐,更为混合乐队写出了扣人心弦的乐章,作者塑造出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音乐的前段壮阔、雄健而明快,写出了为创造光辉、幸福的明天而战斗着劳动着的崇高境界。
在民族乐队的革新与交响乐队的民族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关于交响乐队音乐如何民族化的问题,虽然在演奏方法、配器的特点与色彩性的手法等等方面还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在于摆脱西欧资本主义的美学趣味,摒弃那种华而不实的技巧的炫耀,而创造一种质朴明确、刚健清新的群众性的音乐语言,按照表现革命内容的需要去探寻富于民族独创性的艺术手法与鲜明的色彩。
总之,无论在歌曲和乐队音乐中,我们都要求音调的时代特点与民族气质的统一,豪迈的革命气魄与质朴的群众风貌的统一。这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壮阔的斗争历史,无比丰富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无比绚烂多彩的新的生活图景,也都通过了比较鲜明、准确、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了出来。
“三化”的焦点在于革命化
在创作的过程中,同志们时刻以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标准要求自己,边写边议,边体会边实践,对“三化”得到了一致的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对于“三化”,既应该就作品来说,又应该就创作思想来谈。就作品谈,“三化”的含义应是:必须反映革命斗争内容与强烈的时代精神,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还必须为广大工农兵所喜闻乐见。就创作思想来谈,革命化首先是指作者的头脑必须革命化。毛主席早就说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是说,如果作者没有革命的头脑,人民的生活便得不到反映或得不到正确的反映,所以革命化便成了创作的根本前提;民族化——实质就是要找出一条与工农兵欣赏习惯、爱好趣味相通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革命化的愿望便易落空。而为了反映革命生活与取得民族形式,作者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与工农兵群众实现密切的结合是办不到的,而且作品也必须到群众中去考验,所以还必须群众化。
我们体会到:“三化”的焦点在于作者思想的真正革命化。而作者的真正革命化又在于他的头脑里确实有工农兵群众。只有他的艺术活动能以群众的最高利益为准绳,他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民族化。真正的革命化,应该做到:
一、把任何音乐创作都看成是为革命所做的一份工作,不惨杂个人的名利观念在内,更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二、把宣扬革命精神,表达革命内容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任务。在创作时,首先要从革命内容出发,为了表现内容而去寻找一切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
三、走群众路线。在创作中,能不断征询别人的意见,在完成后,又能根据群众的意见进行修改。当群众不满意时,又能够心平气和,吸取教训,并以新的努力来改正缺点。
《东方红》作曲组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认为这与许多同志具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分不开!有的同志写了很多歌曲未被采用,毫无半点灰心,有的同志连改八遍稿子,无一句怨言……毫无疑义,正是这种精神保证了全部作曲任务。
这就使我们进而考虑到一个原则问题:艺术生产的个人创造性与集体性是否还存在着什么矛盾?如果说有的话,矛盾来自何处?又该怎样去克服这种矛盾?
我们认为,艺术创作是需要发挥个人创造性的,但却绝不应排斥集体性,特别是创造社会主义艺术,还必须大力发挥集体的创造性以保障个人创造的正确发挥。如果说艺术的发展也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的话,那么,这就是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一条极重要的特殊规律。如果有人在这条规律面前感到有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就首先应检查一下在他自己的头脑中是否还存在着另一条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所谓“规律”。
目前,对于我们大多数革命艺术工作者说来,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既充分地发挥出集体的创造性,而又能正确地保障个人的创造性?根据我们在这次创作中的体会,这条道路确实是有的。这就是近几年来由广大群众所创造的方式:党的领导,专业工作者与群众相结合(简称“三结合”)。
“三结合”对于专业作家来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他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较快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又可以较快地丰富自己的生活。可以肯定,艺术家的思想水平再高,也高不过党的领导,生活素养再丰富,也丰富不过工农兵群众。既然如此,一切对人民负有责任的艺术家,又怎能拒绝这样做呢?
自然,发挥艺术创作的集体性,并不等于要把“大家合写一部作品”看成唯一的方式,在集体主义思想挂帅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三结合”却是总的原则。对作家说来,这是既能从领导方面,又能从群众方面得到有效帮助的原则。参加《东方红》作曲的同志们一致认为,这既是多快好省地创造社会主义新音乐的好办法,又是多快好省地培养革命作曲家的好办法。而要实行这一办法,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有起码的革命化的决心。
体会和心得
综上所述,我们在这次创作中的体会与心得究竟有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比较深刻地体会到,在艺术创作工作中政治挂帅是头等重要的。政治挂帅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就是要坚决而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诸原则,使其成为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唯一指导思想。
第二,我们也进一步体会到:艺术既然要服从无产阶级的政治,那么,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内容便成为艺术创作工作的出发点。从而在今天表现工农兵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也便成为压倒一切的神圣任务。“艺术服从政治”、“形式服从内容”,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
第三,要努力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生活内容要取得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最首要的就是要树立起鲜明的、准确的、生动的音乐形象。而为了塑造形象,又必须选择与创造确切的、新鲜的音调,并正确地运用与创造一切属于音乐逻辑方面的东西。既要继承自己民族传统的东西,也不拒绝借鉴外国传统的东西。但是不论哪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推陈出新”的方针。
第四,在明确了艺术创作方向与创作途径之后,采取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认为毛主席所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古往今来最正确、最完善的创作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这种最好的创作方法。
第五,创造社会主义艺术,不仅需要发挥艺术工作者的个人创造性,还需要发挥集体的创造性。在创作过程中,艺术专业工作者依靠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不仅十分正确,也十分必要。
第六,我们要实现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与群众化,就必须努力于个人世界观的彻底改造,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同工农兵群众进一步结合。这是毛主席所谆谆教导我们的最根本的一点。这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道上不断取得成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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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农奴到舞蹈演员
中央民族歌舞团藏族演员 欧米加参
我是一个藏族舞蹈演员,这次能参加《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感到无限光荣和幸福。对我来说,《东方红》的整个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史的过程。它使我回想起过去,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在,通过回忆和对比,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统治着西藏的一直是最黑暗、最反动、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但是这个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太阳的光辉照到了西藏。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农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了,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纪念的事呵!《东方红》里《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一场舞蹈,正是这样既真实又生动地表达了西藏人民的新生,表达了西藏人民对党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我们西藏农奴过去既没有生的权利,也没有死的自由,有的只是祖祖辈辈还不清的债务,干不完的沉重劳动和数不尽的残酷刑罚。如果没有党,没有毛主席,哪里能有翻身解放的今天,当然,就更谈不到发展西藏人民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父亲一起到外边流浪讨饭。当时西藏流浪的人是非常多的。他们有的是由于年老不能干更多的活,就被农奴主赶出来的;有负了伤的藏兵;有为反抗不合理的婚姻被逼逃出来的;也有的是不愿去当喇嘛而出走的;而更多的人是由于长年为主人劳动,在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和各种捐税重重压迫之下,走投无路而过流浪乞讨生活的。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拉二胡,跳弦子。刚开始,因为跳弦子的人很少,人们看完跳弦子还给点吃的,后来跳弦子的人多起来了,只靠跳弦子也不能维持生活了,于是我就又学会了跳热巴。
热巴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它体现了人民的智慧,是被人民所喜爱的,但是,当时竟成为给贵族老爷、反动活佛喝酒取乐的东西。当时的热巴人缺吃少穿,其实他们哪里有心思唱歌跳舞,只是为了糊口,才去唱歌和跳舞的。所以热巴的一些舞蹈动作往往是沉重的、压抑的。热巴、锅庄、弦子是热巴人在老爷的皮鞭下,低着头弯着腰空着肚子跳出来的,它寄托了热巴人的内心痛苦和仇恨。今天我们跳《百万农奴站起来》所要表达的感情,是过去热巴人所未曾经受的,所以过去的一些热巴动作,就不能表达出西藏百万农奴获得新生的喜悦,和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西藏的百万农奴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翻身。我们要跳能表达我们自己感情的舞。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就把过去的一些传统动作给发展了,我们昂起了头,挺起了胸,加大了动作的幅度,这样就更好地表达了西藏百万农奴从此站立起来的自豪、欢快的心情。
在《百万农奴站起来》这一场舞蹈里,我扮演一个农奴老人。在十月六日的晚上,伟大的毛主席观看了我们的演出。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我站在台前,面对着恩人毛主席用藏语高喊毛主席万岁,这声音代表着我们千千万万的翻身农奴对毛主席的最崇高的心愿,也是我——一个旧社会农奴制度下流浪艺人发自内心的呼声。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参加《东方红》演出的全体人员。我那么靠近地见到了他老人家,心跳得非常厉害,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就是一万次欢呼,一万次鼓掌,也不能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是毛主席才使我翻身,党的教导使我成长,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文艺战线上的新兵。我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和教导,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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