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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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写中间人物”问题
——来稿选登
十月三十一日,本报转载《文艺报》编辑部写的《“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一文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以后,陆续收到了各地读者的来信来稿,绝大多数读者热烈拥护《文艺报》编辑部文章的论点。现在选择其中几篇刊载如下。
英雄人物写多了吗?
北京化工建筑公司工人 傅用霖
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象邵荃麟等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工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中间人物”吗?邵荃麟同志主张“以小见大”,那么就“以”我所在的生产小组的“小”,来“见”我们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吧。
我们生产小组里一共有十个工人:五个老工人,五个年轻工人。其中有两个是党员,四个是团员。党员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精华,团员是先进的革命青年,能说他们是“中间人物”吗?剩下的几个人,也让我来分析分析看。其中的一位老工人现在担任着生产小组长的职务,曾是区的劳动模范。模范不是“中间人物”吧?另一位老工人是工会小组长,是由海军转业来的,有着解放军老战士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关心同志等优良作风,自然也算不得“中间人物”!另一个老师傅,负责着一个工厂的重要设备的制做,他不计较车间里条件的简陋,正在想方设法地达到设备所要求的严格的质量。为了一个螺丝钉安错了,他半宵半宵的睡不着觉,老早就跑到车间里来检查。小螺丝安好了,他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难道他起早贪黑是为了“钱和利”么?难道我们小组的工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地工作着,还算“不好不坏”的“芸芸众生”么?“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么?是“以追求钱和利为人生目的的、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资产阶级分子么?奉告那些把我们工人中的大多数看成是“中间人物”的人:你们不要从门缝里看人!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要以自己的“阴暗心理”来揣度广大工人的磊落胸怀!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不是“不好”,而是“不坏”;不是“亦好”,而是“很好”;不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而是奋发前进的坚强的集体!
当然,我们工人也是有缺点的,有些人(譬如某些原来是自由摊贩的新工人,某些刚出学校大门的青年工人等等)或者有落后的思想,或者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或者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绝不是“芸芸众生”的大多数。我们的作家也应该描写他们,但绝不是单纯为了描写他们身上“旧的东西”,或者什么“精神负担”;我们的作家应该描写他们在生产斗争中改造自己或正在改造自己的改造过程,而绝不是单纯为了描写他们“阴暗的心理”,或者什么“苦难的历程”。“写中间人物”论者口口声声说我们的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无非是要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写光明与写阴暗,写先进与写落后一半对一半,甚至使“中间人物”凌驾于先进人物之上,从而用“中间人物”来代替先进人物,把社会主义的文学拖到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正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建设正日益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正日益提高。邵荃麟等同志看不到或不愿意看这一派大好的景象,不是鼓励作家去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而是鼓励作家去钻“平平常常”甚至“委琐卑微”的平凡小事;不是鼓励作家去描写在这伟大变革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为数众多的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和革命理想,而是鼓励作家去描写阻碍这变革的少数“中间人物”“落后人物”的“旧的东西”、“精神负担”、“阴暗心理”。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做了,那么我们的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不是更强烈而是更微弱了;不是更典型而是更流于自然主义;不是更理想,而是更令人失望了;不是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而是扯群众的后腿拉他们倒退了;这不是叫我们的作家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之中来,而是叫我们的作家把立足点移过去,移到工农兵之外去。“写中间人物”论者想把我们的作家往什么道路上拉,不是很明显了吗?
在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里,英雄人物不是写多了,而是写少了;也不是所有人物“都是红脸”,而是不红不白的脸增多了。一句话:“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历代的各个阶级的文艺家,都大量地尽情地歌颂他们本阶级的所谓“英雄人物”,为什么独独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就不应该大量地尽情地歌颂历史上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偏偏描写那些“中不溜的”“中间人物”呢?“写中间人物”论者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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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和道路“深化”
江苏省徐州第三中学教员 叶维四 朱金才
邵荃麟同志提出“中间人物”论来,有他的理论支柱,即“现实主义的深化”。
首先,他歪曲了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所提出的典型化原理,说什么恩格斯没有讲“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典型化就是“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似乎恩格斯也赞成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的。其次,他直接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以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为幌子,要我们的文艺去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最后,他又把“深化”了的“现实主义”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说什么“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必须从他那种“现实主义”的“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邵荃麟同志的这一“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是不是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是沿着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道路“深化”现实主义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基本精神。
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您所描写的性格,在您所描写的范围之内,是充分地典型的,但是关于环绕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那就不能够这样说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
《城市姑娘》是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马·哈克纳斯的一部中篇小说,它描写缝纫女工耐丽·阿姆布罗兹受“真正的绅士”阿屠尔·格朗特的诱骗和遗弃的故事。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对这部作品作了中肯的批评。
恩格斯仅仅批评《城市姑娘》的环境不典型吗?不是的。恩格斯只愿意承认“您的阿屠尔·格朗特先生是一个杰作”,但只字未提女工耐丽·阿姆布罗兹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从全文文意看,恩格斯显然有这样的意思:哈克纳斯所描写的性格在她所布置的环境中是典型的,但是,她所布置的环境是不典型的,在这种不典型的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因而也是不典型的,所以恩格斯要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一定的人物应该代表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倾向、一定时代的一定思想。
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指出,尽管“伦敦东头的工人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都更不积极反抗……”,但是,整个工人阶级已经具有了五十年光景的斗争历史,已经在“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之下,已经有了“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因而要描写工人阶级就要描写这一“积极方面”,描写他们的革命斗争,描写具有这一“积极方面”的先进人物。恩格斯认为,这种描绘应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这就是说,文艺中描写的个人,不应当是脱离阶级的个人,而应当是代表阶级的个人;作家不应该布置一个不典型的环境,因为在这个不典型环境里产生的对这个环境说来是典型的性格,对于整个社会、整个阶级来说是不典型的。
第二、作家要善于根据整个阶级的发展情况描写在发展中新生的东西,善于发现不仅对于今天有一般意义的东西,而且要善于用发展的观点看现在,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必须包含理想主义的成分。
就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老人最伟大的特点之一”、“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便是“他看出了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而在对《城市姑娘》的分析中,恩格斯也指出,必须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同十九世纪初圣西门、欧文时代的工人阶级区分开来,表现这个阶级的新生的“积极方面”,而反对描写它正在消逝的“消极方面”。因为这才符合于工人阶级发展的状况,能够反映工人阶级现状的新的发展。
第三、上述两个精神具体地归结到一点:反对一味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因为革命的无产者才是时代的新兴力量,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本色,才是不仅是将来的而且是现在的“真正人物”。
恩格斯现实主义典型化原理的这三个基本精神是不能歪曲的。赞成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方面,不要从将来观看现在,要大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这决不是可以从恩格斯典型化原理中引出来的结论,而只能是对于恩格斯典型化原理的歪曲,这决不是对于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而是背道而驰的蜕化。
邵荃麟同志大胆地提出“中间人物论”来,反对描写形成时代主流的核心力量——日益发展、日臻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他们不仅不愿意看到“仅能在当时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而且不愿意承认毛主席所称颂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粹的人”已经不断出现而且还在大批地涌现。显然在他看来也只有有了与“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相反的东西,才是“有益”的。
总之,他们在实际上否定了恩格斯典型化原则的精神,更反对必须与革命理想主义结合的革命现实主义。他们从十九世纪的左拉那里和二十世纪的“左拉”那里承袭了衣钵,而又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的现状改换了旗号,为将来的“左拉”开辟了新的道路。十九世纪后半期没落资产阶级要求左拉做的是,用自然主义来阻止新兴的无产阶级英雄进入文坛,而二十世纪的没落资产阶级要求新的“左拉”做的是,用合二为一英雄论、中间人物论或其他更新更巧妙的旗号,把已经进入文坛的无产阶级英雄赶出文坛。
这些,就是邵荃麟等同志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化”,是现实主义沿资产阶级方向、自然主义道路所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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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不要所谓“中间人物”
江西师范学院物理系学生 陈德湘
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什么样的人物,最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呢?自然首先是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人物。一部壮烈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其号召力之巨大,其影响之深远,是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象《红岩》这样一部雄壮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赞歌,感动了何止千千万万的读者,它使得多少青年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豪迈。《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等英雄的形象,早已活生生地铭刻在我们青年的心里,永远鞭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还有,电影中的“李双双”也早已飞出了银幕,来到了江南,进入了塞北,钻进了山区,闯入了平原。她活跃在公社社员之中,活跃在纺织姑娘群里……自从《李双双》上演以来,只不过是近两年的光景,而在我国各行各业的战线上,却涌现了大量李双双式的人物,促进了我国一代新人的成长。
这些事实,无可置辩地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始终坚持以塑造新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的方针。同这个要求相比,在我们的文艺中,英雄人物的形象不是写得太多了,而是写得太少了。我们的作家尽管也努力塑造了象朱老忠、梁生宝、许云峰、李双双等英雄形象,但是与读者们的热切盼望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在这里,我们愿再一次恳切地呼吁作家,为我们塑造更多的更完善更壮美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吧!
可是有些“文艺理论家”,不顾读者们的这种强烈愿望,硬说什么现在英雄人物写得太多了,主张要多写“中间人物”。什么叫“中间人物”呢?根据那些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们给它下的种种定义,所谓“中间人物”就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物”,是一些“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是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总之说穿了就是那些徘徊于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人物。
应当承认,这类人物在我国现阶段是有的。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是完全不能描写这类人物。正如《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所说:“正确地描写群众中不自觉、半自觉的人物的改造过程,也是需要的,凡是写得好的,也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作用。”
可是,邵荃麟等人的意见,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提倡写中间人物的改造过程,而是提倡歌颂他们的消极和阴暗面。请问,作家创造出这种人物,如何能“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呢?
为什么要作家去写这类人物呢?邵荃麟说,因为所谓的“中间人物”在我国占大多数,这更是对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污蔑。如果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多数,是徘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他们又怎么会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怎能日新月异地发展呢?
在这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放着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不去歌颂,放着革命的丰功伟绩不去赞扬,却偏要死抱住陈旧腐朽的东西不放,专拣那些落后的灰色人物去颂扬,我们真不知道这些“文艺理论家”们究竟安的什么心肠?对于这样的“理论家”们,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尖锐地指出过:“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dù杜]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向“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大声疾呼:革命的人民实在不需要你们这样的“歌者”。
写“中间人物”真的能教育“中间人物”吗?不能!事实早已驳倒了这种谬论。我们不可设想,如果电影《李双双》抽去了李双双这样一位公社社员的光辉形象,而专门描写喜旺这个“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形象,那么将还能剩下多少教育意义?特别是这些“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是舍不得对他们心爱的“中间人物”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的,而是姑息他们,赞扬他们,甚至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邵荃麟同志曾经说过:“对于这些卑微的人物,我却是爱好的,好象是朋友在一起厮混得久一些,自不免有一种眷恋之情。”既然是用这样的眷恋之情来写“中间人物”,那么怎能期望能够起到教育“中间人物”的作用呢?这样的作品,不仅不会终止“中间人物”在十字路口的徘徊,反而使他们更加迷糊,甚至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作品里找到安慰,找到同情,找到思想上共鸣的同路者,因而也就根本谈不上激发他们向上的勇气。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根据什么断定“写中间人物”可以教育“中间人物”。
应该认识到,如果今天我们让这类浑浑噩噩的“中间人物”大量侵入我们的文艺作品中,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这些腐朽发霉的资产阶级思想将会从各个方面来侵蚀我们,瓦解我们的革命斗志,使整个革命事业瘫痪下来。这是一幅何等可怕的图景啊!因此他们主张的所谓“写中间人物”,说穿了就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重新登基鸣锣开道。毛主席曾经多次强调,“革命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不能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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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把广大工农兵群众称做“中间人物”
建筑工程部华北第八公司加工厂技术员 方坚
邵荃麟同志为了要宣扬“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不得不找一些借口,说什么“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这是很难作为立论根据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大多数、农民的大多数、士兵的大多数,都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吗?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吗?邵荃麟同志的判断,简直是对广大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
无数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政治水平和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广大人民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并不是象邵荃麟同志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上徘徊的“中间人物”。恰恰相反,他们是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以主人翁的态度忘我地劳动着,他们用科学精神创造着前人所做不到的奇迹。是他们正在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他们在祖国的大地上,画出了最美丽的画图,他们正在沿着革命化的道路奋勇前进!看吧!大庆油田的广大工人同志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以怎样的惊人速度把大量的原油从地下钻出来,如果他们大多数都是象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那么,怎么能使我国的石油在短短的几年内,由进口而很快地转变为自给呢?再看大寨的农民是怎样与自然作斗争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修好一块一块的梯田,洪水多次把他们用石头垒起来的田埂冲下山去,他们就一次次地把冲下山的石头搬上来,又垒起新的田埂,经过几年的苦战,终于把荒山变成良田,而获得农业大丰收。不仅这两个比较突出的地区的工农群众是如此,全国广大地区的工农群众也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依靠千百万象大庆工人和大寨农民那样的人。如果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间人物”,社会主义又依靠谁来建设呢?
再看我们英勇的解放军——和平的保卫者,他们是怎样地苦练基本功,练好杀敌本领,不论炎夏和严冬,或者刮风和下雨,他们都是不间断地苦练。特等射手、神枪手大量出现。在祖国的边疆——四季严寒的雪山、气候时常变幻莫测的沿海,他们时刻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沿海和领空,没有一个敌人能逃过他们尖锐的眼睛。假如他们大部分都是“中间人物”,我们的祖国依靠谁来保卫呢?
当然,我不否认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有少部分的比较落后的人物存在,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们的思想面貌和精神面貌也正在起着迅速的变化。邵荃麟同志不提倡作者多写先进人物以带动中间人物;也不提倡作者多写中间人物的积极因素以鼓舞中间人物的转变,而强调要写什么复杂的性格,也就是要去揭他们的伤疤,那么,究竟是要把中间人物推向先进?还是把他们拉向落后?
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工农兵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层出无穷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他们是时代的主流,是群众的榜样。他们的光辉业迹不是用千言万语,丰富的词汇所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也不是文艺工作者和作家用毕生的精力所能写得完的。如果在他们身上都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那么,在“中间人物”身上又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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