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北国江南纪实
王金凤 叶幼琴 马德波 梁燕
编者按 影片《北国江南》取材于张家口地区。本报今天发表的这篇通讯，记述了当地当时的许多动人的事实，读者可以把这些事实同影片的内容作对照分析。当然，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的概括、集中与提炼，不可能要求它照样画葫芦地记录生活。但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既然是社会生活，自然必须基本上忠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质的方面，尤其不可歪曲和违背生活的真实。在研究《北国江南》这部电影的同时，读读这篇通讯，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影片的错误所在和产生错误的原因。
不久前，我们沿着影片《北国江南》的作者体验过生活、也是影片所反映的特定地区——张家口以北的坝上地区作了一次旅行。这次行程大约两千多里，沿途充分领略了北国风光的无限壮美，有些地方也真似江南的秀丽妩媚。最使人感动的是解放以来坝上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丰富历程。影片《北国江南》只是孤零零地写了打井这件事，而且写得那么灰溜溜的，这同当地的现实情况，相距多么远啊！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作者象照象似地把各方面的成就机械地摄进镜头。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作者选取典型的题材，并且把它放在总的时代背景下面，给以正确描写，使观众能够感受到时代的气氛，从而受到鼓舞和教育。
下面，我们将要谈谈沿途见闻，特别是当地干部和群众所反映的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间的情况，因为电影《北国江南》正是取材于那几年所发生的故事。
一、党 的 领 导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坝上地区的水利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生产斗争，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群众自觉起来和自然作斗争的革命运动。
当时坝上地区的农村经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社员的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迫切要求改变家乡的生产面貌。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大规模开展农田水利运动的决定，中共张家口地委也据此写出了关于生产跃进的指示，给坝上地区的商都县委以极大启发。县委召开了全会，专门研究了怎样实现生产大跃进的问题。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确定要在十年九旱的坝上地区，大搞水利运动，挖掘地下水源。会后，商都县委组成了工作组，由第一书记带队，到小海子乡蹲点，进行调查研究。
县委领导同志深入群众，召开老农座谈会，了解小海子的水源、土层情况、水位高低等等。他亲自测量了小海子的泉水深浅，还在好几个村子调查水源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领导心里有数，打井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了。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小海子乡的四个高级社，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进行了一场生产大辩论。有的群众说：“咱小海子南有六台河，北有不冻河，洪水来了就浇地，用不着打井”；有的说：“井水怕是凉，浇了庄稼会不长”；有的说：“打井可以，流沙难治”；还有的说：“天气冷了，如何打井呢”？许多积极分子起来反驳这些意见，他们说：“南有六台河，北有不冻河，为啥这地方十年九旱？老天爷要不下雨，六台河、不冻河还有水没有？靠洪水，天旱就没指望；打了井，才能双保险！”“过去也有用井水浇自留地的，庄稼长得可美。没浇的一亩打五十来斤，浇了的能打二百来斤。”清泉社的梁有老汉大声说：“给后代儿孙闹个好光景，咱吃点苦也值得”。
大辩论热烈进行了十三天，群众的思想问题基本解决了。象这样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工作，本是我们党的工作传统，也是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把这些思想政治工作加以艺术的概括和集中，就很有教育意义。可是作者偏不反映群众在党的教育下这种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只写了吴大成动员他的全家，而且是用纯然家长的口气，教训明新和小旺要给他吴大成争一口气，不要丢了他的脸。这实质上是用一种庸俗的家庭关系和陈腐的家族观念，来代替党群关系社会主义集体之间的干群关系和正在成长中的集体主义思想。
打井运动开始了，谁积极，谁消极，阶级界限非常鲜明。在县委工作组和乡社干部一起打第一口试验井的时候，不少老大爷骑马来看。第一天挖好井筒，就见了水，果然碰到流沙难治。第二天从林场调来锅驼机抽水，也不管用，不久，锅驼机又开不动了。小海子乡的富裕中农林万宝便在一旁说风凉话：“看，高潮（指生产高潮）也开不动了！”这给积极分子以很大刺激。他们决心要干出个名堂。到了第三天晚上，这一晚月色很好，县委领导同志、社干部和贫农赵恒明、王贵等共十八个人，连夜突击砌井。他们打下木桩，加了胡麻柴，终于把流沙制住，把井砌成了。贫农郝金喜高兴地说：“这就是高潮，让他们瞧瞧！”
乡里马上召集四个高级社的干部都来试验井畔开会，决定每个社（后来发展到每个队）都打试验井。十天工夫打成了二十五眼。这一来，社员的议论不同了，都说：“共产党、合作社就是能干，说到做到。过去一个村打一眼吃水井多费劲，如今几天工夫就打成二十五眼！”从此，打井运动逐步展开了。
在这个运动中，商都县四个县委书记，就有三个在下面领导打井，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具体运用小海子乡的经验来指导全县的打井运动。电影《北国江南》的作者为什么不形象地反映这种真实情况，偏偏要把县委书记写成只知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给点支援物资的那种官僚主义形象呢？
打井中的党支部工作和组织领导也很强。各高级社都成立了打井队，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每个井都成立党团员小组，及时解决打井中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还有专人负责治安保卫工作。可不象电影上那么乱糟糟的。
二、革命的群众运动
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严密的组织工作，商都全县很快形成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全县百分之九十的男劳力、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妇女劳力都投入打井运动，充分表现了他们“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命气概。我们在小海子乡，召开了基层干部、贫下中农、青年和妇女积极分子的座谈会，大家谈到当时的打井运动时，都说：“当时不知哪来一股劲，不分男女老少，吃过早饭就走，干一天也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大风不怕，大雪不怕，大家抢着下井，没人说：天气冷，算了吧！好天气再干的泄气话，因为谁都明白，这是为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干的啊”。
当时，小海子乡的青年组成了突击队。有一天刮起白毛风，五步外看不见人，雪花把窗户盖得严严的。可是十八个青年一早起来，手拉着手，顶着风雪直奔打井工地。挖井筒时风雪往里直灌，不好施工。他们便分成两组，整整干了一天，挖到见了水，他们又脱下皮袄，跳下井去抢水。那工作真艰难啊！可没有一个叫苦！不少老年人感叹说：“三四十年没见过这样大的风雪，几千年没见过这样的硬汉子，共产党真会培养能人！”
群众的热情这样高涨，各个农业社对社员的生活安排得也很妥贴。一般男劳力和青壮年妇女打井，老年妇女在家做饭、看孩子。哪里会有全体妇女出动、家里没人做饭这种由作者制造出来的“矛盾”呢？
当时的群众是这样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自觉自愿要改变家乡的面貌。而影片《北国江南》所表现的群众呢？没有任何政治头脑，没有一点阶级觉悟，他们对打井没有丝毫认识，对阶级敌人没有丝毫警惕，完全是在吴大成一个人的强迫命令之下干活的！一遇到天冷，一遇到障碍，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发牢骚，不上工以至偷跑。这哪里还象解放十年、经过互助合作运动的农业社社员？哪里还有一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的影子呢？我们不禁要问一问作者，究竟怎样理解掌握了自己命运、正在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我国的革命群众？又怎样理解党所领导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描写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中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北国江南》的作者塑造了一个富裕中农董子章，描写了支部书记如何去“团结”他，他最后又如何从反革命的道路上转变过来。很多批评者指出董子章那样的人物，根本不能算富裕中农。因此，我们也就调查了六户富裕中农的情况，并请张家口地区的几位县委书记，商都的县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给我们介绍了当地一般富裕中农的共性。根据我们的调查和他们的介绍，当地富裕中农的土地和牲口的确较多（有的有地几百亩），对于农业合作社，思想的抵触也还不小；可是，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并不象董子章那样大吃二喝。在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上，他们根据今日阶级力量的对比，从保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还不敢象董子章那样公开破坏生产。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从坝上的社会情况来看，这里的富裕中农一般不兼营买卖。尤其在解放以前，坝上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很多是以物易物，譬如三斗小麦换一斤棉花之类），土匪又多，而且官匪合而为一。因此，能在坝上坝下跑买卖的，不是和土匪有联系，就是和国民党官家有勾结，要“硬一点”才能在村里站得住脚。
从农村的实际生活来看，象董子章那样不参加集体劳动，一心做投机买卖，过着烫壶酒炒个菜的自在生活，对于集体经济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甚至要对集体牲口投毒的人，的确不是农村富裕中农的典型。
当然，我们要着重研究的，并不是董子章的阶级成份问题，而是作者如何分析农村的阶级，并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们。作者把董子章当作富裕中农的典型，显然是缺乏具体分析的；对于这样一个充满阶级仇恨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分子，作者还要加以美化，更是十分错误的。
一九五七年冬季，坝上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究竟怎样？张家口地委负责同志和商都县委书记都向我们介绍：在坝上，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一九五七年夏季经过了一场社会主义大辩论，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广大社员的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阶级斗争暂时处于比较隐蔽的状态。但在我们向自然进军的伟大斗争中，有没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呢？有。不过他们的手段更毒辣、更阴险。
我们在小海子乡，了解到这样一桩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件。
一九五七年冬季，在打出第一口试验井以后，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都有了充分的信心，大家劲头很足，许多村子一天能打出三四眼井。只有小海子附近的三大汉村，却三天打不出一眼井。这个情况引起县委的注意，便派了工作组的同志到这个村检查工作。原来，这个村的干部，没有按照县委的指示在村前水层浅的地方打井，却偏偏在村后沙梁地上打井，打了三四丈深还不见水。这种情况是偶然的吗？为了查明真相，工作组同志挨门挨户地访问贫下中农，他们揭发了把持着当时高级社的坏人坏事。
原来，这个高级社的社长王焕章，有意抵制打井运动。他说“地冻三尺，打井是胡闹”；他让去后山梁上打井，打不出水来便说：“反正我们动弹了，打不出水来也没法”。群众对打井是积极的，纷纷向社里领打井用的绳索、木料，王焕章却说：“你们看着办吧，自己解决，不要指望社里”。搭井架时，他又故意找了个笨木匠，存心磨时间。他还派人在村外放了望哨，见有上级干部来，他便赶紧到工地去。没人来时，他便躲着喝酒。
王焕章是贫农出身，为什么变得这样坏？他背后还站着谁？工作组又派了小海子乡的总支书记到三大汉再作深入的调查，经过进一步发动群众，全面掌握了阶级敌人的材料。原来，这个村有个漏网富农、流氓分子张斌，他利用王焕章爱占便宜、自私本位的弱点，把王焕章（过去在他家当过长工）拉了过去，又拉拢了一批地主、土匪、流氓和其他蜕化变质分子，组成了反革命小集团，把持了高级社的领导权，私分粮食，破坏牲口，打击贫下中农，收买驻村干部，企图搞垮合作社。
在打井运动的高潮中，他们的面目暴露了。广大社员发动起来，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并报告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张斌，判处了徒刑。王焕章则开除党籍，撤销社长职务，交群众管制劳动。
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被彻底粉碎了。过去三天打不出一眼井的三大汉村，现在一天能打三眼井。阶级斗争的胜利，促进了生产斗争的胜利。
从这个事件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我们要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就要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紧紧依靠群众斗争，怎么能靠什么人（还不说是反动人物）的天良发现呢？从三大汉这个案件中，也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基层干部有高度的阶级警惕性，对敌斗争是坚决的。这个案件从察觉可疑到破案，先后不过十天时间。他们又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给阶级敌人以无情打击。再看看影片中的所谓“阶级斗争”，同现实生活又是多么悬殊啊！
四、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
在小海子乡，我们见到了当年打井运动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其中有不少是作者也曾接触过的。当他们谈到一九五七年的打井运动时，依然神采飞扬，十分自豪。
当年小海子乡清泉社的社长梁顺同志，积极领导了打井运动。他参加了县委打的第一眼试验井的工作，他组织了小海子乡的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在工作中，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克服了许多困难。清泉社的打井工作，一直走在头里。他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井上，做到工地，他带头抢了好几眼险井。
清泉社的政治副社长刘万才同志（现在是罗家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政治立场坚定，密切联系群众，一贯艰苦朴素，敢挑重担子。打井开始，他在村里亲自打了试验井。全乡打井，需要许多石头。这个任务很艰巨，他主动承担下来。尽管身体不大好，他仍然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到三四十里以外的山上打石头，再组织车辆把石头运回来。
刘万才同志是长工出身。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能够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在农村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决维护集体利益，从不讲什么情面。刘万才刚当干部的时候，叔伯大舅十分看不起他，讥笑他：“你这个当小长工的，还能领导我们？”可是，他们也很希望他会照顾他们、包庇他们的一些很不光彩的行为。
刘万才的叔伯大舅、富裕中农白焕章，连牛带驴有四个。入社时，白焕章留下一头驴不作价。他对集体劳动又很不积极。他有二三十个?机（作扫帚的原料），社里想买下，答应他秋后算账。白焕章有意作难，非要当时给钱，还说什么：“再不同农业社打交道了。”
对于白焕章这些自私自利的行为，刘万才不是象吴大成那样一口一声大舅地去乞求他，而是组织贫下中农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经过一场大辩论，白焕章认识到自己的道路走不通，很快把毛驴和?机作价交社，参加集体劳动也比过去积极了。
在坝上地区，象梁顺、刘万才这样的基层干部并不少。他们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能够坚守住农村的革命阵地，工作中注意走阶级路线，和群众同甘共苦，勤勤恳恳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身上也不是毫无缺点，但是不会有吴大成那种本质性的严重缺点。如果象吴大成那样敌我不分，在阶级敌人的进攻面前那样麻痹大意，对农村资本主义的代表那么卑躬屈节，政治上那样脱离群众，在农村的政治运动中，早就是批判和教育的对象，哪里会是什么农村基层干部的“光辉形象”呢？
至于那个瞎了眼睛的女共产党员银花，就更不能代表农村的先进妇女。农村的先进的劳动妇女，一般是敢说敢干，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在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中，多少妇女打破了旧传统，旧习惯，办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大事。
我们访问了小海子乡大韩家村有名的妇女闯将田成花。她今年三十七八岁，十分泼辣能干，耕种犁耙，样样农活全拿得起来，是个农活的全把式。当我们一提到打井的时候，她眉飞色舞，告诉我们说，打井一开始，她就向生产队长提出：“现在男女平等，我也要参加打井。”可是一些有旧思想的老人却说：“过去打井，搭上架，挂块红布，就怕女人走过，把水给冲了，你们可不能打井。”田成花气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妇女队长谢挺凤商量，她们又约了薛秀珍、谢挺梅两个姑娘。田成花说：“水利化是大事，咱们一定要参加。男人们说妇女不能打井，咱也要争口气，打给他们看看，就是不挣工分也要打！”
打井开始了。她们请老农张悦当她们的技术指导。田成花在底下挖土，三个妇女在上边吊土。她们整整干了一天，挖了五尺来深，果然出水了。一下把男人们看傻了眼，一齐过来说：“你们真了不起”。田成花她们又忙着砌井，到井砌好，已经快天亮了。大家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叫“妇女井”，现在还水汪汪地浇着地哩！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接触了象刘万才、梁顺这样的党的优秀的基层干部，田成花等这样敢于打破旧思想，建立新风尚的先进妇女，也看到了象赵恒明、王贵那样忠心耿耿、维护集体经济的贫下中农的代表。这些掌握了自己命运的革命群众，才是我们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人翁。我们的党也正是依靠着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而电影《北国江南》的作者，却一点也没有反映出当代英雄的风貌。
五、作家和生活
《北国江南》是以商都县小海子乡的打井运动作为创作背景的，据说作者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这次从张家口到商都，并到小海子乡访问，各地的干部和群众，向我们反映了不少关于《北国江南》作者阳翰笙同志“深入生活”的情况。
阳翰笙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离开北京，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连头带尾总共二十八天！其中，在地委机关住了十二天，在县委机关住了十天，再除去参观游览的几天，剩下真正到小海子乡“深入生活”的时间只有三天！而且，据我们了解，阳翰笙同志在一九五八年以后“深入生活”也仅仅这一次！难怪商都县干部在讨论《北国江南》时说：“作者不深入实际，不深入下层，完全是闭门造车，并且严重地歪曲现实生活！”
从张家口地委、商都县委的负责同志到小海子乡的基层干部，对于阳翰笙同志这样的老作家到他们地区来反映群众的斗争，自然是热诚欢迎的。他们曾经积极地向阳翰笙同志介绍了坝上地区的社会特点、自然条件，商都人民解放前所受的痛苦，解放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等，细致地介绍了商都县和小海子乡打井运动的情况，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并且组织打井运动中的突出人物和作家见面。据说阳翰笙同志当时还是十分感动的，题了许多诗，表示一定要写一个剧本。五年以后，剧本果然写出来了，又拍成了电影。现在，我们在了解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后，禁不住要问一问：为什么影片会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自然进军的革命斗争，表现得如此冷冷清清？为什么影片会把奋不顾身地进行忘我劳动、力求改变生产面貌的革命群众，描写成了一群怠工者？为什么影片会把那些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立场坚定的县委书记和基层干部，丑化成了无所事事的官僚主义者和只知一味蛮干的强迫命令的典型？为什么阳翰笙同志曾经写诗赞颂过的“能耕能种能犁耙、打井争先为国家”（见阳翰笙赠田成花诗）的先进妇女，在《北国江南》中却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去塑造一个只知道哭鼻子抹眼泪的旧式家庭妇女？为什么明明是一场胜利的、我们处处主动的阶级斗争，在影片中却成为敌人处处得逞，而我们处处挨打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当然，谁也不能要求作者完全按照生活原来的模样来复述生活，作家完全有权利也完全应该在深入生活和大量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进一步进行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但这一切只能是为了使艺术的真实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而决不是给作家以歪曲现实生活的权利。
当然，《北国江南》这株毒草的问世，绝不只是深入生活不够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的立场、观点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因而虽然他也到了农村，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固执地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拿来冒充生活中的先进人物，用一群作者自己极其欣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来代替有阶级觉悟的农村革命群众，从而极其粗暴地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偷偷贩卖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现在，是到了“大喝一声”的时候了！
第5版()
专栏：
戏曲要更好地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和斗争
杨慧琳
今年六七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巨大收获中，有件值得我们喝采祝贺的，就是出现了五个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与斗争的戏。这些戏是《黛诺》（景颇族）、《草原英雄小姊妹》（蒙古族）、《草原两兄弟》（藏族）、《柯山红日》（藏族）、《苗岭风雷》（苗族）。这几个戏，都有绚［xuàn 炫］烂的民族色彩，更有深刻的教育意义。通过这几个戏的演出，以及其他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戏曲的演出，我们对戏曲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与斗争的信心是更坚定了。
通过对以上几个戏的观摩学习，特别是通过实际参加了对贵州《苗岭风雷》一剧剧本的讨论修改和排练，我深深感到，在戏曲艺术如何更好地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课题上，已经提出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正确体现党的民族政策，如何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在这些问题的掌握上，我们总是有些顾虑和担心，生怕不能很好地掌握分寸，因而影响有些问题深化不下去。如在塑造《苗岭风雷》中的苗族英雄人物岩松时，不论从剧本上和表演上，总是搞得矛盾重重，人物性格突不出来。就拿想处理岩松觉悟后推翻魔公的香案来说，也是推了又扶起来，反复了两次，怕引起少数苗族群众不满，又怕不能体现民族政策。最后，大家觉得不推翻这被统治者利用来压榨人民千百年之久的香案，总是不甘心，还是坚决一脚把它踢翻了。这一脚，就把觉醒了的苗族青年性格突出来了。在取得各方面对这一行动的支持后，我们又受到鼓舞和启发，进一步发展到由第一次自发地举起摆香烛的石条自卫到第二次受到革命教育后自觉地踢翻香案。这样，岩松的成长过程也显现出来了，人物也不是那么苍白无力了。通过这些摸索，我们体会到民族政策绝不是去迁就少数民族那些落后的东西，相反是要引导他们消灭这些旧社会遗留的枷锁。如果我们真正热情而严肃地把兄弟民族的生活与斗争搬上舞台；如果我们在舞台上歌颂了少数民族的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以及他们在党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特别是如果我们让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平等地站在舞台上，那么就真正在实质上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了。
如何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纠葛，也是最费心机的事。在编写《苗岭风雷》的过程中，改来改去，费了不少笔墨，总是不满意。我们感到，要写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戏，特别是如果要反映少数民族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翻封建奴隶制度的剥削，做了生活的主人公，要想躲避民族矛盾是不行的，因为从封建王朝直到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都妄图利用这个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但如果突出民族矛盾，就更不对头，搞不好会把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冲淡了阶级斗争。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分析观点的论著，通过许多领导同志精辟的分析指示，我们才领会到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要通过解决阶级矛盾来解决民族矛盾，要把民族矛盾作为阶级矛盾来表现，而不能把它孤立起来；各族工农兵劳动人民中，是从来不存在民族矛盾的。根据这些基本观点，我们就把岩松，把所有剧中人物对民族问题的观点、态度，都通过阶级立场、阶级斗争来观察、处理。于是，人物性格的矛盾也解决得好些了，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了。如岩松对解放军的隔阂，就处理为由于他不理解党的俘虏政策，误以为解放军释放了阶级敌人，再加上坏人造谣挑拨，才引起岩松对革命军队短暂的游离。在如何处理这两个矛盾的交叉和如何具体体现在人物的身上等问题，我们还只是开始摸索，总感到表现得不够深、细、有力。但是，相信只要紧跟着毛主席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去探索、钻研，就一定会一步一步深化。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表现民族特点？我们在写作和表演上往往容易更多从表面、从形式去抓特点，因而往往深入不到本质。一般来说，比较明显和吸引人的民族特点是：瑰丽多彩的服装，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豪迈、粗犷、淳朴、易激动的不同性格、风度等等。开始，我们也更多停留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上，因而也深化不下去，甚至有时掌握不好，变粗犷为粗野，或用过多笔墨去点画那些落后的奇风异俗。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大家的认识逐渐明确了：许多旧戏中的少数民族，都是被统治阶级丑化了的。我们应该首先在舞台上正确地表现而且还要美化少数民族中的劳动人民，象美化一切劳动人民一样。真正应该有力地表现的少数民族的特点、风格，应该是他们的阶级本质，阶级感情，要以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的一切性格和风度、风俗、习惯。兄弟民族的性格、特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几千年来反抗特别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如果我们离开阶级本质和阶级斗争来分析或挖掘民族特色、风格，就会走进死胡同，就容易产生脱离政治去追求艺术效果的错误。我们认为，这是戏曲艺术反映兄弟民族生活和斗争的创作，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点。
总之，民族特色，也是有阶级性的。如我们对岩松的母亲这位倔强而勇敢的苗族妈妈的塑造，只有首先从深受阶级压迫，丈夫被害，儿子被迫远走，自己又受过红军的革命启发等阶级感情上去挖掘她，才能真正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斗争气质。对岩松也一样，首先要突出他对蟒洞中牺牲的阶级弟兄的爱，对阶级敌人深恶痛绝的恨，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探索他的个性、风度。他的“拔刀相对”就不应是对什么人都这样，而是只对阶级敌人。这样就把岩松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性格统一起来了。开始我们缺乏对阶级感情的处理，使岩松在对什么人、什么问题上都要拔刀相对，以为这就是民族特色。结果这个人物就反而没有性格了，反而模糊了，更重要的是，缺乏阶级感情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从《黛诺》一剧上学到许多东西，他们把一位景颇姑娘的阶级本质、民族性格和成长过程都细致而成功地反映出来了，因而就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兄弟民族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吸收和学习兄弟民族优美的艺术来丰富戏曲的问题。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还有富有生活气息和文学性的诗歌和语言，这些都是我们祖国极其珍贵的艺术宝藏。这些，都值得也迫切需要我们各个戏曲剧种去吸取，去学习，来丰富我们的戏曲艺术，使之更灿烂多彩。也许有人认为，把兄弟民族的音乐、舞蹈、语言揉合到戏曲里面去有困难，但看到《黛诺》巧妙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民歌旋律，《草原英雄小姊妹》成功地把蒙古的舞蹈动作揉合到趟马里面来等等，都使人感到这样自然，优美，甚至觉得不这样就不象这个民族了。贵阳市京剧团乐队的同志们，在《苗岭风雷》里也作了大胆的尝试，在“跳花”一段青年男女对唱中，吸收了苗族民歌的旋律与昆腔揉合起来，听起来不但不别扭，而且更动听更抒情了。在舞蹈和走路动作上也是这样。以上几个剧团的尝试虽然是初步的，但确是可喜的。演兄弟民族的戏，如果连一点他们的音乐形象和生活风度都没有，就很难把人物形象树起来，也就不可能“象”他们。但是我觉得在吸收、揉合的工作上还是不够大胆，同时，也还连贯不起来。在语言上也一样应该大量吸收兄弟民族优美的东西。我觉得许多兄弟民族真可以说是诗和歌的民族。他们从几千年的劳动斗争中，提炼、创造出了多少美丽的、激动人心的诗句啊。如我们采用的“我错把朱砂当红土，错把夜猫当黄莺，错把乌鸦当彩凤，错把真金当黄铜”，“火烧芭蕉心不死，刀砍竹子不断根”，“铁瓢沉下去，木瓢浮起来”等等，都是很形象生动的文学语言。但是我们也感到，在吸收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要只从形式上去考虑。如兄弟民族的服装一般都长裙大袖，瑰丽多彩。我们有的同志就想利用这个条件来遮盖自己不熟悉工农兵的缺点，而相反去硬搬戏曲一些程式套子的手法，这样很容易把自己束缚在程式套子里跳不出来，就会越演越不象兄弟民族，越演越不象现代人了。总之，只要认真学习兄弟民族的艺术，并且深一步化到生活中去，化到京剧里来，就能使我们的戏曲增添无限动人的光彩！
戏曲艺术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斗争，反映兄弟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个事业刚开始，要很好地解决创作上的这几个问题，关键还是进一步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以及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文艺思想，并以此为武器真正深入到兄弟民族的工农兵当中去！要去了解他们，学习他们，更要热爱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更正确、更有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