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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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政治出发,从部队生活出发
成都部队某部业余演出队 何明盛 龙太玲
我们演出队成立十二年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和提高。一九六二年以来,在军委、林彪元帅和总政治部对文化工作一系列的指示后,业余演出队的活动形成了高潮;在配合部队的中心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激励官兵斗志,推动四好连队运动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我们演出队增添了一批知识青年。他们过去在学校、工厂擅长文艺活动,还有的同志会点“洋号”。他们到演出队后,工作热心、积极,就是有点嫌演出队“土里土气”。说是人少,乐器也少,吹铜管的人无用武之地。对于这种思想,我们进行了教育,说明我们多少年来用这点小家业,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走过万水千山,穿过无数次枪林弹雨,有一台手风琴还留着弹痕哩。由于我们演出队能紧密配合连队政治工作,较好的完成了任务,曾荣获过二十二面奖旗、十三个奖状。后来,看到这些同志确实会几手,于是,我们队添置了几件铜管乐器,每次演出,战士们就议论纷纷:“嗬!好洋气啊!”事实正是这样,即使在演奏自己编的器乐曲时,也得配上几部和声,加上小号、长笛、黑管之类的乐器。演奏的水平本来不太高,中、西乐器配置不当,和声效果又不太好,演出后,战士说:“看起来热闹,听起来胡闹。”由于演奏的人增多,组织自然庞大多了,行动不便,同时抽调连队骨干较多,对开展连队活动也有影响。在一次文艺骨干座谈会上,团首长读了林彪元帅的指示,强调应该认真贯彻文艺工作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党的方针政策要坚决执行,虽然铜管乐有气魄,能振奋人心,但是我们是连队的业余活动,必须贯彻小型多样的原则。一切演出,必须从政治出发,从部队生活出发。我们是为连队服务的,要处处为连队着想。我们组织了一次演出队光荣史展览,一些爱搞洋乐器的同志,慢慢得到了启发,随着思想的提高,捡起了竹笛、拉起了二胡,看起来,演奏员的换肩工作得到了解决,但是,同志们在改换乐器中,产生了怕麻烦思想,有人觉得拉二胡有些干燥无味。这样,团首长又叫我们学习了《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在克服困难的基础上,达到精益求精。同志们苦练出硬功,要用民族乐器奏出战士们最熟悉的曲子。今年七月份,我们把歌颂毛主席的几首歌子《东方红》等编成器乐曲,发挥了民族乐器的特点,在官兵同乐晚会上,我们庄严愉快地奏出了战士最喜欢的歌曲。
几年来,我们在演出实践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更好地发挥文艺武器的作用,使它更好地为连队服务,为广大战士喜爱,还必须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地区特点。要努力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利用本地各种戏曲形式。这方面,同样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红旗,坚持政治思想第一,紧密配合部队中心任务,从政治出发,从部队生活出发,不受地方旧形式旧框框的约束,大胆革新,大胆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部队文艺工作和群众性文娱活动既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强烈的地区特点,而又更能充分显示出部队的艺术风格。
例如利用四川号子《抬石歌》来反映战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冲天干劲和愉快心情,表现他们不怕困难争创“四好”的决心。随着越来越高亢的“号子”声,观众情绪越来越高,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是不是四川地区的各种“号子”都是这样高亢、这样振奋人心呢?不是的。四川的号子很多。例如:川江号子、板车号子、搬运号子、打夯号子等。由于这些号子是在进行各种不同劳动时应用的,所以它们的调子的高低、速度的快慢、表现的感情也是不同的。而且,工人们平时劳动喊起这些“号子”,主要是为了统一步伐、动作,所以一般调较低,音较小。为了更好地表现火热的劳动场面和战士们那种高涨的劳动热情,表现部队的豪迈气魄,我们就把四川的打夯号子、搬运号子、抬石号子集中在一起,取出其中雄壮、有力、调高而又感情充沛、健康的精华部分,并在领唱号子中加入了争创四好的政治鼓动口号,组成了这个《抬石歌》。这样,既使这个节目的地区特点更加强烈,而又能显示人民解放军那种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气魄。
还有清音,这是四川常见的曲艺形式。解放前,在四川的茶楼酒馆,街口剧院,常常站着一些卖唱的女子,他们一手打云板,一手打边鼓,唱着一些软绵绵的清音小调。解放后,虽然在内容、调子上作了极大改进,与原来大不相同,但是由一位女演员表演的形式基本上保留下来。要让一个战士站在台上斯斯文文慢敲慢打的唱,显然不适宜于表现部队火热的生活和豪迈的气魄。我们演出队为了表现在防洪抢险中牺牲的战士万义州(后追认为四川省爱民模范)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质,就尝试改变了原清音的传统表演方法,由八个战士连唱带舞的来表演,根据词意摆出画面,设计人物、动作,这样可以较好地突出英雄人物的形象。我们又对唱腔作了修改,使它更适合战士唱,更适合表现内容,表现部队气魄。
通过这许多事实的教育,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林彪元帅的指示无比的正确,业余演出队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才能受到部队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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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标兵 颂标兵 赶标兵
——评书《陈宗保》的创作经过
兰州部队某连演唱组
陈宗保是我们部队中比较过硬的神枪手。入伍七年来,他使用轻机枪进行过一一七次实弹射击,有一一五次取得优等成绩,在解放军射击比武中获得第二名。评书《陈宗保》写的就是他的事情。
我们对陈宗保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经常在一起出操上课,看过他的射击表演。但是,由于对他的思想品质了解不深,当领导上指示我们写他,宣传他的时候,几次都失败了。起初,我们曾为“怎样表现?采用什么形式表现?”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有的说,陈宗保一百多次射击都很出色,咱们可得全面反映,最好搞一个话剧;有的说,陈宗保的射击表演最适于用舞剧表现……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我们写成了一个四人说的相声,主要表现陈宗保苦练射击的情景。弄出来以后,一些同志反映:相声《陈宗保》和真的陈宗保一比,还差好大一块哩。这时,我们真有点泄气了,心想:真人真事就是难写,干脆改变办法,把陈宗保的事迹来个“艺术加工”吧。于是,又绞尽脑汁写了个哑剧。大意是说:陈宗保在北京比武时期,深夜一个人趴在坚硬的地上苦练枪法,结果被招待所的服务员弄误会了,闹了一场笑话。剧本写好后,一些同志批评我们太不严肃。这时,领导上就多次组织我们学习军委和林彪元帅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学习过程中,才逐渐明确了在创作上单纯追求趣味是错误的。林彪元帅说:“革命的文艺不单纯是起到娱乐的目的,它是通俗、形象地宣传马列主义。”这时,我们才决心首先好好向陈宗保学习。至于形式,只要能表达内容,群众能接受,绝不应受任何框框的限制。
去年冬天,陈宗保从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刚回到连队不久,地方上的民兵们听说他回来了,都来要求他去传经,部队党委决定组织一批神枪手由陈宗保带去作表演。这时的六盘山下,早已是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射击表演那天正碰上下大雪,我们去看他表演心里也很紧张,恐怕他打得不理想,对不起亲人们的心意。但是,那天他表演很成功,群众反应很热烈。有的青年民兵一边看着陈宗保的表演,一边给身旁的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哪一发子弹打得如何好;哪一枪又怎样把“敌人指挥官”(靶)的脑袋崩了。靶场的生动情景又一次激动着我们。对!为何不通过这一个场面把神枪手陈宗保的事迹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呢?至于形式,青年民兵讲述枪法的那种神情,语气,使我们联想起四川评书和苏州评弹。于是,我们把两种形式揉合一起,用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交叉叙述,就试着写成了现在的评书。
由于有前两次的失败,这次评书写出来以后,我们还有些担心:群众接受不接受呢?这时,我们想起毛主席说过的:一切经验从实践中来。那么,就把节目拿到群众中去接受检验吧。每演出一场,我们就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修改再演。事实证明,节目从内容到形式,群众还比较喜欢。
但是,我们自己认为评书《陈宗保》仍然有不足之处,情节简单了一些,对陈宗保这个人物的刻划还不够丰满,语言也不够精炼。可是,我们体会到一点:必须写好标兵人物,因为标兵是群众中产生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宣传标兵的先进思想,就是宣传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要写好标兵人物,首先应当很好地向标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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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发人深思的小戏《就半天了》
于今
兰州部队某部业余演出队演出的独幕话剧《就半天了》,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艺术形式,博得了观众的喜爱。
戏仅仅演出二十分钟,可说是小巧。但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分钟的演出中,却提出了一个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对待荣誉?如何正确对待“四好”?
戏中只有三个人物:副班长、新战士马小宝和老战士杨诚。戏剧情节也很简单:通过副班长教马小宝学习掌握报话机的过程,揭示了三个人物对待部队评选“四好班”活动的不同态度。创作者把戏剧情节规定为半天内发生的事件,所以戏名叫《就半天了》。这一情节的安排,也确定了戏的喜剧风格。为了保住“四好班”的荣誉,副班长缩手缩脚,唯恐出事故,丢掉了连续两年的“四好班”的称号。为此,他不准马小宝摸报话机,只准站在一旁背诵操作要领,以免弄坏机器;为此,他甚至不准马小宝因为高兴而欢跃,怕歪了腿脚出事故。当连部通知要检查新战士军事训练情况时,他也多心地把这与“四好”联系了起来。因而就在离评“四好”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里,他要求马小宝立刻学会掌握报话机,认为“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急得马小宝慌乱之中,把报话机搞坏了,终于出了一个大事故。
在副班长的心目中,“四好”就是一切,就是为了“四好”而“四好”。老战士杨诚对待“四好”的态度,恰恰同副班长形成了鲜明对照。他反对副班长的做法,也诚恳地提出过批评。“创‘四好’不是光为了保住荣誉,是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这就是杨诚对待“四好”的正确态度。荣誉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思想基础上,是为了得到荣誉而工作,还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脚踏实地去行动。前者是应该反对的个人英雄主义,后者才是应该大加提倡的革命英雄主义。
正因为戏中提出了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生活中的典型思想问题,抓住了部队在“四好”运动中的活思想,配合了部队的政治任务,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的同时,也具有了强烈的战斗性。我们看一部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战斗性,首先看它的思想内容,还要看它是否紧密地配合了现实斗争和党的中心工作。
以前听有的同志讲,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戏分寸不易掌握。尖锐了,容易敌我混淆;如果“和风细雨”,又冲突不起来。如果这些同志也看了兰州部队某部业余演出队的独幕话剧《就半天了》的话,我想他们不会不从中得到启发的。戏一开始,就把矛盾推了出来,而且通过情节的发展,矛盾也逐渐有所深化。特别是,矛盾是通过喜剧形式展示的,这就给创作和演出提出了难题。《就半天了》的剧作者、导演和演员,很好地掌握了分寸,恰如其分地解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正是通过现实生活中那些细小的、并不一定被人注意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以及由此产生的细致的动作,刻划了人物,揭示了矛盾。例如马小宝挂卫生红旗时的歌唱,为自己班“四好”初评选上时的欢跳,两次搬动报话机,参加业余文娱节目排练等细节的处理,都是围绕着评“四好”这一动作描写的,因而使人物的思想面貌得到了揭示,使戏剧冲突得到了发展。马小宝为自己班评上“四好”而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副班长却怕跳坏了腿脚出了事故,影响评“四好”。从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对副班长的错误思想,的确是个很深刻的讽刺。就是在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中,批判了对“四好”运动的错误认识。但是,这些批判,并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既尖锐又恳切,是一种同志式的批评,也是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从观众中所发出的善意的嘲笑,也可以得到证明,他们相信,副班长一定会吸取教训,赶上前去的。
能不能写好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写得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归根结柢还在于作者对生活熟悉的程度和理解的程度。这也就更加说明了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
深厚的生活根基,也使表演上具有了自然、淳朴的特点。在整个演出中,毫无造作和雕琢的流弊。由于演员动作的准确,很好地体现了规定情境,即使舞台置景再简单,也使观众感到似身处戏中,台上台下联成一气,使演出具有了生动、活泼的特色。特别是扮演副班长和马小宝的两位战士,演来十分自如,可以说完全“进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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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不会到会
沈阳部队某连演唱组 张国华
我们连的演唱组,是一九六三年初成立的,共有六名战士。演唱组成立时,首长说:演唱组既是文娱组,又是宣传鼓动组,是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助手;文娱活动必须反映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为政治服务。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演唱组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
开始时,我们开晚会都是临时凑节目,张三说段莲花落,李四唱段家乡调,或者拉段小曲,很少注意政治内容,搞来搞去同志们就不愿看了,我们也觉得是个问题。后来就演人家的成品,有些也很受欢迎,但有时和连队的任务、领导的指示、当前形势结合不紧,连里的好人好事宣扬不出去,同志们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这才慢慢认识到必须自己搞创作。
一提到搞创作,大家都很害怕,说搞那玩艺儿,哪是连队战士干的事?这时指导员又组织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事情“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主席这些教导鼓舞了我们,我们试着边学边干,起初是学点写作知识,以成品为标本,照葫芦画瓢。看了人家的对口词,我们也写个对口词,人家说《光荣的任务》,我们说《光荣的责任》,人家说《枪》,我们说《炮》。后来在一次“四好”总评中,连里表扬了先进人物,我们想,把这些活材料编个节目,不比照葫芦画瓢强得多吗?大家都说对,我们就从搜集标兵事迹,学习他们的先进思想开始,又跟标兵一起操作,观察,提问。这以后,我们就逐步懂得首先注意政治内容和教育意义了。如吹打弹拉唱《民族乐器发到连》这个节目,开始只是乐器合奏,后来我们逐步加上了说和唱,并且用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作为主题,把它串起来,大大丰富了乐器合奏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只要是受战士和干部欢迎,能起教育鼓舞作用的,我们就试着干。就这样,我们在领导上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越写劲头越大,信心越足。我们先后共写了和演出了三十多个作品。
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更好地为兴无灭资、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必须紧跟领导,紧跟形势,紧跟中心任务,及时创作出反映好人好事的作品。没有作品,就谈不上为政治服务。有了创作,还要有人来演。可是我们组会唱的不会拉,会说的不会演。领导上就提出:拜能者为师,互相取长补短。果然不到半年的时间,原来不会演奏乐器的同志,学会了一种,原来有点基础的同志,已经学会四至六种以上乐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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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战士什么都能干》(小歌舞)
新疆军区某连演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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