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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春二月》有没有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师齐文 张俊 晏学
有人说，影片《早春二月》，“描写了阶级斗争，这是十分可贵的。”影片究竟是反映了阶级斗争，还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这是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想就此问题作些分析，来进一步揭露这部影片的反动实质。
掩盖阶级矛盾的“世外桃源”
文艺作品是通过社会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阶级斗争异常激烈，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描写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反映出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然而，《早春二月》却完全没有触及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没有反映出当时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反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压迫，因而也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
萧涧秋孤身只影，初到芙蓉镇，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影片竭力渲染了一种宁静幽美的气氛。这里梅花盛开，柳丝轻摇，碧波白帆，山头塔影，环绕着小桥、流水。它虽是小镇，但并不拥挤，不喧闹，不粗俗。观众从银幕上看到的是：幽静的街道，清闲的店铺，陶家高雅的客厅以及书声琅琅的学校、天真纯洁的儿童。甚至连五方杂厝［cuò措］的茶楼也十分幽静，不时传来柔声细曲。这里不但没有冻尸、饿殍［piǎo瞟］，也没有旧社会常见的沿街乞讨的乞儿大煞风景。真是风光宜人，别有洞天，俨然是个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时代的暴风雨是波及不到这个“死角”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都称心如意，怡然自得。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阶级利益的矛盾和斗争。陶家的豪华生活和李家的窘迫处境、王家的贫困境遇并没有什么联系，各不干扰，互无损益。在编导者设计的这个“典型环境”里，每个人都各得其所。从环境到人物，编导者就这样为我们臆造了一个各阶级互相“汇合”的“无差别境界”。我们不禁要问：二十年代的旧中国，真是这样的“太平盛世”吗？当时的浙江芙蓉镇，真能够与世隔绝、超然于时代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吗？我们知道，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不是哪一个人主观“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取消的。文学作品只要写人写事，就不会超脱尘世。其实，小说所描述的芙蓉镇，也不是风平浪静，阶级对立还是很鲜明的。一边是钱正兴之流的花天酒地，脱了“紫羔”又换上“灰鼠”，一边是穷人们在把棉衣送进当铺之后，又逢早春骤冷，濒临冻死的境况；一边是陶家那样豪华阔绰，食必酒肉，一边是文嫂家中破败冷落、缺米断炊，王福生破衣敝履，饔飧［yōng-sūn雍孙］不继。可见，芙蓉镇并不是不存在阶级矛盾，只是被编导者泼了一杯浑水，弄得界限含糊，被有意掩盖起来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芙蓉镇也不是没有，只是被编导者抹煞了阶级内容，而代之以情场角逐和“君子”与“小人”之争罢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影片把这些都完全容纳进去。但是，任何进步的文艺作品，其具体环境的描写，都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小说《二月》没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矛盾，作品所描写的矛盾斗争，人物的阶级面貌、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都相当模糊。这已经是它的严重缺陷。影片编导不但没有弥补原作的缺陷，甚至有所发展；整个影片，不但丝毫没有触及当时汹涌澎湃的历史主流，一星半点的革命气息也难以闻到，甚至连小说中出现过的关于穷人面临冻死的插叙也被影片抹尽。有人认为影片“反映二十年代时代气息非常强烈”，这是一种脱离影片实际的主观臆断。诚然，影片中也有几个地方谈到一点当时的大革命运动。一是陈奶奶谈到文嫂的丈夫在广州战死；一是方谋等议论革命军北伐。但这只不过是时代气氛的点缀，是茶余饭后的清谈。影片所表现的整个事件，是完全和大革命的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而这一两句提及大革命的议论，更使平静的芙蓉镇显得同现实斗争的距离是多么遥远。
取消阶级分析的“好人”
与“小人”之争
影片既然抽掉了阶级矛盾这个基本的矛盾冲突，它所表现的就只能是庸俗的情场角逐以及抽象的“好人”与“小人”之争。
影片主要是围绕两条线索展开矛盾冲突的。一是萧涧秋、陶岚与钱正兴的情场纷争；一是萧涧秋、文嫂与“社会闲话”的是非纠葛。这类纷争和纠葛，乍看起来，似乎也有点尖锐复杂。但是，这些矛盾冲突究竟包涵着什么阶级内容，体现了什么社会意义呢？这是应该加以剖析的。
先从第一条线索谈起。
有人说，影片触及了萧涧秋、陶岚和钱正兴的矛盾，难道这不是一种对黑暗社会的斗争，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吗？是的，影片有不少情节表现了萧、陶与钱的对立。只要三人在一起，陶岚就表现出一种目空一切的气概，萧涧秋就流露一种清高孤拔的情绪，钱正兴则往往处于尴尬窘迫的境地，被嘲弄、被鄙视。文艺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现实生活中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的反映。为爱情而反抗，也是可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社会矛盾的。文学史上有许多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它们的价值无不在于揭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萧涧秋、陶岚与钱正兴的爱情纠纷究竟有什么阶级内容呢？它既没有反映对立阶级的冲突和矛盾，也没有表现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只是“一家子里面的事”。首先，从他们的阶级属性说，陶岚是剥削阶级家庭的小姐，是陶家的“皇后”。生活悠闲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母亲和哥哥对她没有丝毫约束力，她可以“任意胡闹”，“独断独行”。她的生活方式、思想情调、恋爱观点、处世态度，都表明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影片隐蔽了这些，而把她当作一个“新型女性”来颂扬，当作“与封建势力做了不调和斗争”的“先进青年”来表彰。本来是资产阶级小姐的玩世不恭、放纵任性，却说是“不懂人情世故”；本来作茧自缚，把自己与现实社会隔绝开来，却也能“知道人间苦痛”，要当律师，“替穷人写状纸”；本来是任意挥霍自己的青春，廉价拍卖自己的婚姻，却说是要争取个性解放；本来是信仰爱情至上主义的人，却任凭萧涧秋经常出入于年轻寡妇之门无疑心，如此等等。编导者就这样隐蔽了陶岚的阶级本质，违悖了生活的逻辑，而把一个剥削阶级小姐当作“反封建斗争的勇士”塞给观众。因此，陶岚对钱正兴的奚落、讽刺、憎恶，并不能反映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钱正兴是一个什么人呢？小说《二月》，对钱正兴的描写，阶级色彩尚比较鲜明。他出身“贵族”，父亲做过财政部次长。钱家在芙蓉镇的社会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连钱正兴的求婚，都不是对方想“允就允，否就否”的。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和批判的。影片虽然也想把他当作社会黑暗势力的代表来批判，但它的表现却是那么无力。在影片里，钱正兴只是一个性格软弱，争风吃醋的一般的纨袴子弟；把钱的父亲也改成只是一个“爱面子”的“士绅”。在情场纠葛里，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角逐者，而且常常退居下风。除辞职要挟，制造谣言，嗾使罢课，写匿名信外，就无其它作为，不敢采用什么强迫压制手段。他巴结陶母，也无济于事；取悦陶岚，向陶献殷勤，作媚态，忍气吞声，遭到鄙视；哀求萧涧秋，又遭痛斥，被赶出门外。他的那位“爱面子”的父亲，也只好看着他辞职、“失恋”，莫可奈何。问题不在于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人物，关键是既然要把他当作黑暗势力的代表，却远远没有写出资产阶级强横丑恶的阶级本质。难道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势力，就是这样的驯良吗？编导者把钱正兴背后的反动阶级的支柱给抽掉了，把他“改造”成一个平庸的“小人”。因此，影片中的钱正兴，并不能成为萧、陶与之斗争的恶势力的代表，并不能用以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而只是用其卑下衬托了萧涧秋的所谓“清高”。
至于萧涧秋，正如有的文章所指出的，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右翼的人物，这种人，政治上软弱动摇，畏惧革命；生活上渴求安逸，害怕斗争。他们的感情是空虚的、脆弱的、庸俗的。因此，萧与钱的矛盾，并不带敌对阶级矛盾的性质。何况他与钱正兴表面上也没有多大矛盾。如果说，钱正兴先是嫉恨萧涧秋，继而又狼狈请求萧让出陶岚，遭到萧怒斥，这也算斗争的话，那也仅限于情场中资产阶级少爷小姐公子哥儿争风吃醋的范围，又有什么社会意义呢？歌颂这样一种斗争，只能模糊阶级关系，美化剥削阶级。
再看看第二条线索。
萧涧秋对文嫂的同情与帮助，引起了社会上的流言蜚语，遭到了“小人”和“奸刁”的伤害。结果都卷入了“是非的漩涡”。有的被“溺死”，有的被挤出“桃源”，有的招来了麻烦，无一幸免。
那么，“小人”是谁呢？除陶家外，芙蓉镇和西村的人都包括在内。这里有豪绅子弟钱正兴，帮闲文人方谋，中学教师，茶馆清客，江湖庸医，好奇的行人，也有向着萧涧秋背影指指点点的三五妇人，甚至也有调皮地骂采莲的孩子。这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彼此之间没有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没有根本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也没有一定的是非界限，统统都是萧涧秋与之斗争的对象。编导者的态度是：对统治者的代表人物尽力为之开脱，对人民群众则恣意予以丑化。
关于钱正兴，前面已谈过，不再赘述。与钱狼狈为奸的方谋，则是编导者心目中典型的“小人”。这是个趋炎附势、看人眉睫的帮闲角色。当面恭维人，背后放冷箭。影片有意地突出了他与萧涧秋、陶岚、文嫂的矛盾。他看到萧涧秋、陶岚和同学一起打球，就讽刺说：“这是文明的表现嘛！”学生被骗不去上萧涧秋的课，他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萧帮助文嫂，他说是“江湖落魄者”喜爱“野鸭”。但是，他们的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一场误会。文嫂的死感悟了方谋，他认识到萧涧秋和文嫂是“完全清白的”，他很敬佩萧涧秋“救世济人”的“苦心”，对萧说了句心里话：“你是她们的恩人哪！来，萧先生，我敬你一杯，现在，在我们镇上，无论男女老幼都想见一见你呢！”于是萧、方之间的矛盾也好象化为乌有，连“小人”也被“君子”感化而醒悟了。
用钱正兴的“失败”和方谋的“醒悟”，来衬托萧涧秋这个“好人”，似乎还嫌不够，于是编导者又把锋芒指向人民群众，一方面再三渲染萧涧秋的“崇高美德”：他为了解决文嫂家的困难，慷慨救援；为了采莲能够上学，不辞劳苦；为了从绝望中挽救文嫂，可以牺牲爱情。另一方面则又竭力丑化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群众和统治阶级的人物混杂在一起，把所谓“社会上的闲话”当作社会黑暗的主要所在来批判，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恶势力的组成部分来反对。假若说，在对待陶岚的关系上，与萧涧秋处于对立地位的是钱正兴，那么，在对待文嫂的问题上，和萧涧秋对垒的不是别人，而是芙蓉镇和西村的群众。在影片中，这些人被描写成都是暗箭的制造者，都是诽谤萧涧秋的“小人”。他们对革命军人的家属，不但没有一点同情心，反而不断用流言蜚语伤害她，把她推向死地。这“真是太残忍了”。你看，文嫂看到邻里在交头接耳就“倚门落泪”；萧涧秋听到孩子们的玩话戏语，脑子就“嗡的一声，象失去知觉”。影片极力渲染群众舆论对萧涧秋和文嫂的打击，把它比作是乌云、疾风、骤雨。接着，影片就尽情讴歌萧涧秋的战斗姿态，他两只手象“锤头似地猛击琴键，弹出勇敢的旋律”，激励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起来斗争。后来果真“昂首阔步”，“无所顾惜”的照旧接送采莲上学。萧涧秋斗争胜利了。编导者也一箭而三雕：美化了萧涧秋的救世胸怀，贬低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混淆了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势力的阶级界限。无可讳言，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人民群众思想上存在种种落后意识，这是历史上的客观现象。文艺作品是可以写这些的，但主要应看作家的立场、态度、感情。鲁迅的一些小说和杂文，就曾沉痛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大众的“痼疾”，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才是革命者的态度。影片却把群众同萧涧秋完全对立起来，把他们当作批判的对象。有人还居然说，“群众言论对萧涧秋的打击，都是阶级的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及随从者和争取光明幸福的知识分子间的矛盾。”这真是奇谈怪论。难道群众是封建地主阶级吗？真不知置人民群众于何地？照这样说，岂不是革命潮流外的彷徨者倒成了革命英雄，而群众则是革命对象；萧涧秋同群众的斗争，倒是革命行动，批评萧涧秋的群众，竟变成是封建恶势力的代表。这真是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影片不仅没有写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反而从各方面美化有产者，陶慕侃即其一例。影片在表现萧、陶、钱的矛盾冲突时，竭力让恪奉中庸之道的陶慕侃周旋其间，加以折衷调和。陶慕侃是和整个“世外桃源”的气氛最谐和的一个。以编导者的“道德”标准来考察，陶慕侃是个“奇妙”的“好人”。他“面貌浑厚”，“不左不右”，与世无争。他既同意陶岚与钱正兴的口头婚约；也不反对陶岚和萧涧秋谈恋爱。他既“同情”文嫂的不幸遭遇，但也不给污蔑文嫂是“野鸭”的人以难堪。他既和萧涧秋大讲“友谊”，也同造谣中伤萧涧秋的人围炉饮酒，嘻笑言谈。他的大门为一切人敞开着，不管这些人如何相互攻讦，有什么争执，他都可以用举杯祝酒来息事宁人。难道陶慕侃真的是这样一位“宽厚长者”吗？按照其家庭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来看，他完全是个地主绅士，属于上层社会的剥削阶级分子。他幻想走“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用所谓办学点缀升平。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和封建势力的代表王镇长打交道，与豪绅子弟钱正兴相往来。在风云激变的大革命时代，鼓吹反动的遁世思想：“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他认为所有的纷扰和争论，都不如“喝酒最实际”。实质上这是一种腐朽颓废的庸人哲学。编导不但没有批判他，反而美化了他，而且加强了原作中的一些描写，渲染他富有正义感和反抗性。例如陶岚向他透露学生受骗不来上课的时候，他立即表示：为了“神圣的教育”和对萧涧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了”。仿佛这个“不左不右”的人忽然也要起来斗争了。这不是明白的向观众介绍剥削阶级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吗？这不也是在宣扬有资产者也是好人的人性论吗？
上述分析证明，编导者完全摈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而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把芙蓉镇的人分为两大类：“好人”与“小人”。一方面竭力模糊人物的阶级实质，从而取消人物之间的阶级对立，一方面则努力在人物之间确立一种超阶级的“道德”上的差别。企图通过人物冲突告诉观众：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有超阶级的“好人”与“小人”的道德的冲突；剥削阶级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里面也有“好人”，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则多是“小人”，残酷无情。编导者究竟是替哪个阶级讲话，不是很清楚吗？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抽象的“好人”与“小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阶级的人；同样，那种虚伪的超阶级的道德冲突，也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列宁早就说过：“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青年团的任务》）
宣扬人道主义否定阶级斗争
影片既然没有能正确的反映历史真实和阶级斗争，因之也提不出解决阶级矛盾的正确途径。影片如此卖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企图把人们引导到歧路上去，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这可从“两根铁棒”：文嫂和王福生的遭遇来分析。
首先应该指出，编导者是用“怨而不怒”的资产阶级欣赏标准来处理了这两个形象的。文嫂是革命军人的家属，丈夫作战阵亡，她变成带着两个孤儿，生活无着的寡妇，象“岸边浅滩上一叶破旧的孤舟在涌来的波浪中荡漾着”。从社会条件和生活环境说，她既领不到革命机关的一个抚恤金，也得不到穷苦兄弟的救助，面临断炊的威胁。从文嫂主观方面看，丈夫的牺牲，既没有点燃她反抗的怒火，也没有激起她阶级的仇恨，甚至连自力图存的愿望也没有。这时，“天无绝人之路”，“救世主”萧涧秋莅临了，给她物质上以帮助，精神上以安慰，于是文嫂“无限感激”，“阴暗的小屋顿时亮堂了许多”。五元钱就能改变小屋的面貌，医治文嫂心灵的创伤，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是多么“伟大”啊！文嫂从此就这样过着仰人施舍、安分守己的生活。
不仅如此，影片还通过李志浩的牺牲和萧涧秋“行善”的对比，进一步宣扬了放弃斗争、不要革命的反动思想。小说对青年李君“阵亡”的讲述，颇能激动人心。影片肆意渲染由于他的死而使家庭生活陷于困境的景象，要不是萧涧秋、陶岚慷慨救援，那一升米如何能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遑谈什么给阿宝治病、供采莲上学呢？这实际上是向观众暗示：李志浩所走的革命道路，不仅不能解脱人民群众的苦难，倒会招致家破人亡；萧涧秋式的同情和施舍才能拯救穷苦人。既然如此，人民群众只要等待个别“善人”的哀怜与接济，就能获得幸福，根本不必要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歌颂萧涧秋的“善行”精神，只能麻痹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使他们永远安于被压迫、被损害的地位，遭受更深重的苦难。鲁迅早在一九○七年就曾尖锐指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摩罗诗力说》）何况到了六十年代的今天，宣扬这种“不争”之论，更是和无产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针锋相对！
有人说，文嫂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的死“对旧社会作了一定的暴露和批判”。编导也竭力想证明，是“社会逼得她活不下去”。影片写她的自杀，若能涉及阶级斗争的内容，那是不无意义的（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就是对封建社会的强烈控诉）。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文嫂既没有死在丈夫阵亡、领不到抚恤金、生活孤苦无告之时，也没有死在所谓流言蜚语向她侵袭、迫害之际，而恰恰死在儿子阿宝夭折之后。这是为什么呢？小说里的萧涧秋曾向陶慕侃坦露了文嫂的死因：
“她为爱我和你底妹妹而出此的。”影片企图开脱萧涧秋的罪责，这是徒劳的。捉襟则肘见，影片写得很明白，当所谓“小人之言”大量散布、采莲无辜受辱之后，文嫂虽有过一阵痛苦、犹豫，但经过萧涧秋的一番“开导”，她就不再有所顾忌，仍去送采莲上学。因此，“社会上的闲话”并不是致文嫂于死地的原因。实际上文嫂是死在萧涧秋人道主义的同情、关怀的感召之下的。萧涧秋自己也供认：“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救活她们，反而害死了她们。”萧涧秋对文嫂的施舍，她既“感激”又“惶恐”，不知用什么才能报答这种“恩德”。原来她是把希望寄托在阿宝身上，如今儿子死了，“法子也完了”。另外，小说中明显地描写萧涧秋和文嫂是相爱的，影片虽作了隐讳，但也掩饰不住文嫂对萧涧秋所抱的幻想。现在，萧涧秋劝她“改嫁”，她绝望了。于是为了报答萧的“恩情”，为了证实萧的“清白”，为了成全萧、陶的婚姻，她自缢死了。所以，文嫂的自杀，实际上只是一种“一死报知己”的行为，并没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内容。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意义。
另一根“铁棒”王福生是被歪曲被丑化了的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一出场，就是一个“畏缩”、“胆怯”、“沉着头”的可怜的儿童，连为自己“迟到”说句解释的话都不敢，显得呆若木鸡，愚拙可笑。当他被迫退学去告辞时，也是唯唯诺诺，无一句怨言。有人说，王福生的失学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不错，他的失学应该说是旧社会阶级压迫的结果。但影片并没有深入揭示其社会意义和阶级内容，只把他当作一般的贫儿失学现象来处理，并把它的原因归结到一个偶然事件上。似乎若非父亲摔断了腿，王福生仍可以平平安安地上学。这就完全抹煞了地主阶级对王家的剥削和压迫，更看不到他们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其实，贫儿失学是旧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是必然的现象。象王福生这样的贫儿，即使父亲没有断腿，也难免其厄运。影片却企图让人相信：王福生要不是因为父亲摔断了腿，在萧涧秋、陶岚的帮助下，他是可以继续上学的，将来也许会和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一样飞黄腾达。这样一来，影片一方面掩盖了王福生失学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以人道主义调和了阶级矛盾。
总起来说，影片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从而歪曲了历史真实，调和了阶级矛盾；臆造了“好人”与“小人”的矛盾冲突，从而混淆了阶级界限，抹煞了阶级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而否定了革命道路。这一切，都是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背道而驰的。这也就是影片阶级关系描写的错误所在。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思想领域内，“兴无灭资”，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党为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在国际上坚持革命斗争是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国内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早春二月》却大肆宣扬阶级调和、阶级融合，否定阶级斗争，这只能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效劳，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坚决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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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社会的生活是这样的吗？
——影片《早春二月》观后感
丰台机务段老司机 张瑞
前些日子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还没进放映厅就生了一顿气。为了什么事呢？因为我才到俱乐部门口，就遇到刚看完头一场的几个青年，他们边走边议论，其中一个说：“这部片子实在感动人，萧涧秋对文嫂多么同情啊，真是个善人。”另一个接过来说：“是啊，从影片来看旧社会也并不怎么苦啊！”我听完一愣，就如同被针扎了一下子，“旧社会不苦？！”我怀着气愤的心情，气呼呼地走进了放映厅。
电影开映没多久，我就觉得不对劲儿，越看越别扭。影片描写的是旧社会的事，而它是怎样刻划劳动人民的呢？本来文嫂是生活困苦的人，但从影片看，她的日子也不算难熬嘛。萧涧秋给她钱，陶岚到她家串门安慰，而且又不见什么人逼迫她交租还债。我就弄不清她干嘛要寻死？以前看电影《白毛女》，杨白劳的死，一瞧就知道他是被旧社会、被地主黄世仁逼死的。文嫂到底是被谁逼死的呢？不清不楚。电影处处都给剥削阶级涂脂抹粉，把陶慕侃写得真象个“老好人”似的，把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和穷人拉扯到一块，一点矛盾也没有。其实萧涧秋、陶岚他们是吃饱喝足，没事找事。说他们救济文嫂，供采莲上学，想给王福生免学费，陶慕侃也答应……。这都扯到哪儿去了。天下只有穷人向着穷人，哪有穷富是一家的？在旧社会，富人不剥削穷人就富不起来，有哪个富人不想多从穷人身上捞一把，怎么能把陶家和文嫂一锅煮，搅在一块儿呢？怎么能够想象旧社会的富人不狠、穷人不苦呢？这不是明摆着抹稀泥吗？阶级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尽管抹稀泥也是没有用的。
再说，萧涧秋根本不是什么善人。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善人。这类角色在旧社会不少，表面为穷人，实际上和剥削者穿一条连裆裤，同一个鼻孔出气。我自己就亲眼看见过这种“善人”。解放前我住在农村，家里很穷，父亲患有精神病。有一次父亲去挑水，和村里豆腐铺里一个伙计吵起嘴来，并打了那伙计几下。铺子里的掌柜便告我父亲打人，要罚一百元现洋，我们家拿不出。这时，有一个“善人”出来了，他说他借给我们，以后再还。表面看来这个“善人”是解救了我们家的“苦难”，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他就逼债了。连本带利一年年累计，我们再也还不清了，除了经常替他做工以外，他还逼着将我们家里仅有的一点土地要走了。你看，这种“善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在旧社会真正所谓“善人”是没有的。象萧涧秋这样的人，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善人，他对文嫂行善，我看虽然同地主老财行善不一样，可是实际上都是给穷苦人民吃麻醉药，那些地主老财吸干了穷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弄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劳动人民，到头来就落得个好名声。你看，陶慕侃不是顶称赞萧涧秋的吗？这说明萧涧秋的行为对他们阶级有利。我不是说不能写旧社会的事，不能演反映旧社会的电影，问题是要写旧社会，就一定少不了阶级和斗争这两桩事。离开阶级就谈不到旧社会；离开斗争就没有今天。这部电影毒就毒在这里，它把旧社会美化了。在这部电影里，穷的不苦，富的不狠；没有剥削，没有矛盾，这完全是歪曲现实。电影还编造了一个象王福生这样的人，其实上了岁数的人谁都清楚，旧社会的穷孩子能有几个上得起学？如果旧社会真的象影片所描写的那样，剥削阶级也不剥削劳动人民，和穷人想的都是一路子的事，讲的都是一路子的话，那还有什么阶级矛盾！不是大家凑凑合合也过得下去吗？干吗还要闹革命呢？
青年观众同志们，我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人，饱受过旧社会的剥削。《早春二月》反映的旧社会是假的，千万不要上当。党和毛主席天天教导我们要牢牢记住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风浪里站得稳，顶得住。这部电影有毒，想麻醉你们，让你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阶级仇恨。你们看电影时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上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