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
《文艺报》编辑部
最近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文艺报》等编辑部,按照当前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要求,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深入检查近几年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就是这次着重检查和批判的重大错误中最突出的一个。这个错误主张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一的邵荃麟同志。他在一九六○年冬天至一九六二年夏天,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这个主张,要求《文艺报》写出专论和评论,公开宣传。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来自八个省市的十六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并就当时农村形势、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学创作现状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及其它刊物曾发表文章公开宣扬“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在文艺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等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根据大量事实材料,针对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及其它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批判。会议认为:“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主张,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是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相对立、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相对立的极其错误的理论主张;为了消除这种理论主张在文艺界和读者中间产生的不良影响,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应当公布有关材料,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彻底的批判。现在,为便于文艺界的同志们和读者们参加讨论和批判,我们把邵荃麟同志有关“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要言论及其它有关材料,分别报道如下。
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编辑部反复鼓吹“写中
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年间,《文艺报》及其它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评论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侧重在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着重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而较少谈到梁三老汉这个“中间人物”。邵荃麟同志对这个现象多次表示不满。十二月间,他在《文艺报》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又说:“当前创作的主题比较狭窄,好象都只是写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六一年三月,邵荃麟同志要求《文艺报》继《题材问题》专论之后,再写一篇《典型问题》的专论,着重提倡人物描写的多样化,实际上是提倡“写中间人物”。他说:“光是题材多样化,还不解决问题。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此后,他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催促《文艺报》的同志动笔。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讨论重点选题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说:“作家为一些清规戒律束缚着,很苦闷。希望评论家能谈谈这些问题。当前作家们不敢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主义基础不够,浪漫主义就是浮泛的。创造英雄人物问题,作家也感到有束缚。陈企霞认为不能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这当然是错误的。但在批判这种观点时,却形成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忽略了中间人物;其实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他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打破这种“束缚”,把“写中间人物”列入重点选题计划。
同年七月十三日,邵荃麟同志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歪曲地解释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作为他的“写中间人物”主张的理论根据。他说:“对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的话,发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把《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耐丽的觉悟程度写得很高。实际上,恩格斯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至于女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要求《文艺报》组织文章宣传“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正式向作家们提
出“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和“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和总结性发言中,极力贬低写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反复宣扬“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我们的文艺现状时说:
“我们的创作,总的看来,革命性是够的,写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不够。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对于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充分反映。”他说,我们作品中的人物,
“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他认为: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该多写“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中间人物”;为此他发表了以下的见解:“说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萌芽的东西也是典型,如高尔基的《母亲》,这也对,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现在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是写出矛盾,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
邵荃麟同志特别不赞成创造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认为这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机械论”在作祟。他说:“写英雄人物不是必须有缺点,而是必须有发展过程,应该写他的发展过程;如果只写他完美无缺,也就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了。在《创业史》里,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在《红旗谱》中,朱老忠固然是典型,严志和同样也是典型。现在的评论,讲《创业史》就只讲梁生宝,不讲其它,讲《红旗谱》只讲朱老忠,不讲严志和。作家要有勇气。有勇气也确实不大容易。赵树理写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也有许多人责难他。作家对此要顶风。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中,还是要写英雄人物,但英雄人物也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打破这些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会使我们的创作更为发展。这一方面是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自己的见解。”又说:“熟悉甚么就写甚么,只要立场站得稳,‘拔高’、提高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拔高’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脱离现实,拔出来离开泥土。提高还是要讲的,提高无非是概括,无非是典型化,把平平常常的东西集中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他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应当写出他们的各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最进步最先进的人,用不着你教育。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只写英雄模范,不写矛盾错综复杂的人物,小说的现实主义就不够。创造性格,主要是依靠人物自己的行动、心理状态来反映他性格的矛盾。修正主义宣扬内心生活的阴暗,把我们吓住了。阴暗心理可以写,为阴暗而阴暗就不对了。”又说:“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是反映我们时代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中间大,两头小,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同志认为,他心目中的一些“中间人物”之所以写得好,就因为作家写出了这些人物身上的“旧的东西”,即所谓“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他说:“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山乡巨变》中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
在会议上,邵荃麟同志不止一次地以《赖大嫂》这个短篇小说(西戎著,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例子,说明作家在描写赖大嫂这类身上充满着“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时,可以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可以不表示鲜明的态度。他说:“短篇碰到另一问题,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决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怎么办?多少年来,有那么一个框框。有的能解决;有的条件不够,不能解决。过程不可能完结,怎么办?农民的转变刚刚开头,可是为了解决问题,转变就要写出来,否则,批评家就出来了。比如《赖大嫂》就遇到有些批评者批评赖大嫂思想没有转变成集体主义。特别是演戏,不解决问题,批评就来了。是否非要写出解决问题不可?过去的社会问题剧,只是提出问题,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今天我们更强调教育人民,指出方向。但是,是不是在小说里当场解决?如果水到渠成,可以解决;也可以指出方向,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短篇小说概括时抓住一点,让人看出前因后果就行了。”又说:“有些矛盾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比如农民转变,不是一下子解决的。对西戎同志的《赖大嫂》,就有人说:为什么没有转变?这是很困难的。”
同时,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人民群众思想改造的“苦难的历程”。他说:“思想意识的改造是艰巨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知识分子从旧到新,是‘苦难的历程’。‘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还不艰巨、痛苦?中国的鲁迅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也是这样。柳青《创业史》的题词是:‘创业难’。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说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激动人心?就因为把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估计不足。”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再一次歪曲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的原意,并进而歪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意,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结果被理解为环境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性格是社会主义的人。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写出典型环境,结果演绎出不能写消极,连半自觉的小人物也不行,除了最完美的英雄人物,其余的都不算。有人因此提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世界上只能有那么几个典型,无产阶级的典型,只能是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是非常有害的理论。后来,看了《城市姑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小说写的是平淡而又平淡的故事。恩格斯并不是责备作者把女工写得那么消极。那时有那样一个女工,并不奇怪。问题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没有一个工人同情、支持,这就不够典型了。这是指人物与现实环境的关系问题,即要写人在一定环境中的变化,而不是说人物本身是不是消极的问题。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一定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不怕困难的,也有动摇的,偷东西的,违法乱纪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人都与环境有关系。作家的反映,这里有主导的一面。总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毛主席要我们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否则,就会产生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造成很大的压力。”
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相联系,邵荃麟同志主张描写“平平凡凡”、“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他说:“前几年有种理论,好象平平凡凡就不够劲,这是一种偏见。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短篇小说比长篇更难写,将一个复杂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概括,以小见大,象树干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年轮和树木的性格。复杂与单纯的关系是:通过单纯看出复杂,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这与单纯化不同。鲁迅、契呵夫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平平常常与轰轰烈烈的问题,根本问题是生活基础。各有各的路子,各有各的风格。最近几年,在成熟的作家中间,风格形成了。让各人发展自己的风格,从平常中见伟大也好,含着微笑看生活也好,皱着眉头看生活也好,我们都不必生气,也不必干涉。”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在鼓吹“写中间人物”的同时,还向作家们宣扬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用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据说,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就会“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当从“现实主义深化”中“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老坚决”外传》(张庆田著,载《河北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这个作品在地方刊物上还是应该肯定,有教育作用。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主人公名副其实,处处坚决;另一人物王大炮更加单纯化。短篇小说很短,只能强调人物的一点,但这个作品使人感到单纯化,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同志特别称赞赵树理同志的作品。近几年来,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画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邵荃麟同志不但没有正确指出赵树理同志创作上的这个缺点,反而把这种缺点当做应当提倡的创作方向加以鼓吹。他说:“在现实性方面,我们的有些作品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有些作家对农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深刻的认识。会上对赵树理同志的创作一致赞扬,认为前几年对他的创作估计不足。赵树理同志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大连创作会议后,《文艺报》等刊物公开宣扬了
“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一九六二年九月号《文艺报》上,发表了沐阳同志写的《从邵顺宝、梁三老汉所想起的……》一文。这篇文章着重宣扬了大连创作会议上关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作者首先对梁三老汉等两个“中间人物”形象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梁三老汉不是先进人物,也不是落后人物。他经过几十年个人创业的惨败,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出色地反映了处于先进与落后中间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在他身上,作家概括了深厚的历史内容。”作者赞扬了《沙桂英》(唐克新著,载《上海文学》一九六二年二月号)中的邵顺宝“有他自个儿的精神面貌”:既“聪明、能干、心地也算善良”,又“虚荣心重,觉悟不高”、“灵魂是多么卑琐”。然后作者说:“这样的人物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而在艺术创作中却相当少见。”作者指责评论界对这种人物太“淡漠”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提倡不提倡描写“中间人物”,“这涉及到我们对艺术典型的多样性和作品的社会作用的理解”。“文艺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性格越多样,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反映得才会越充分,其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才会更加有力。梁三老汉、邵顺宝和严志和(《红旗谱》)、亭面糊(《山乡巨变》)、喜旺(《李双双小传》)、糊涂涂、常有理(《三里湾》)……这些多样的人物性格的认识意义、教育意义是无可怀疑的。”因此,作者号召作家,要“着力”地“把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多种多样的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并且还给“中间人物”下了如下的定义:“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这个定义是当时值班的本刊编辑部副主任黄秋耘同志加上的)。从这些论点和他们所称赞的作品中的人物看来,所谓“中间人物”,主要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同年十二月号《文艺报》,发表了黎之同志的《创造我们时代的英雄形象》一文,批评了这篇文章的错误。一九六四年五月号《文艺报》,发表了刘白羽同志的《英雄之歌》,对“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也有所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火花》上,发表了两篇提倡“写中间人物”的文章。一篇是沈思同志写的《我读〈赖大嫂〉》。这篇文章提出了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的主张。作者说:“把现实生活中中间人们的思想、性格的庸俗,这样形象地勾勒出来,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容易滑过去的落后的、看来又是琐碎的事物,显著地闪现在读者的眼前,那些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以追求钱和利为人生目的的人们,那些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人们,不是都能从赖大嫂的形象上,照见自己的身影,使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受到鞭挞么!”另一篇是侯墨同志写的《漫谈〈赖大嫂〉》。这篇文章认为,“写中间人物”“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者把“中间人物”解释为“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一九六三年二月号《火花》上,曾发表黎耶同志的《努力塑造新英雄人物》一文,对这两篇文章的错误提出了批评。
一九六二年十月号《河北文学》和同年第五期《文学评论》上,同时发表了康濯同志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一文(两稿在个别地方略有出入),宣传了大连创作会议关于“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这篇文章把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同其他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比地提出问题,说:“赵树理的作品和人物总使人感到是从深厚的泥土中挖出,并且历经时间的磨炼而总是色泽不减;另有些作品读来倒也实在充满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但冷静地想想,却感到其中的人物似有点神化,因而慢慢便难免色泽稍衰。”作者认为“《老牛筋》(刘澍德著,载《边疆文艺》一九五九年十月号)和《三年早知道》(马烽著,载《火花》一九五八年一月号),又显然都是农村中所谓中间人物的难得的典型。”
康濯同志认为,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他特别强调“现实主义”。他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内容。近年间我们短篇小说的巨大潮流,主要地也正是来源于现实主义。”“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原则的追求,必须把现实主义放在主要的位置。怕只有这样,才可能‘结合’得更好,才可能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的繁荣。”康濯同志写道:“我这里只是想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
康濯同志写道:“所谓文学的重大的战斗意义,历来就包含着给人以教育、影响、知识和欣赏、陶冶、娱乐各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倒恰恰感到在我们的短篇创作中,给人以赏心悦目和高尚娱乐的小巧轻松的作品太少。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文学上的齐白石?不能借鉴于古代的传奇、话本和《聊斋》上四百三十一篇作品中对种种鬼狐的不同写法?”
在《文艺报》编辑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致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是严重的错误。近几年来,我们还发表了其它一些错误文章,将陆续加以批判。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八、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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