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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
《文艺报》编辑部
编者按: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还是“写中间人物”?这是当前有关文艺创作问题的一个重要争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分歧,是关系到文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文艺报》编辑部写的这篇文章,对“写中间人物”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现将全文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转载如下。
争 论 的 焦 点
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形象,能不能够在革命文艺中大放光彩?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英雄人物,能不能够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我们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要求工农兵的先进榜样在文艺创作中得到突出的表现。资产阶级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总是反对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学艺术领域,或者用各种办法来贬低它,排挤它,削弱它在文艺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个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斗争就越发尖锐化起来。
我们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呢,还是“写中间人物”?这是当前存在的尖锐问题。创造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这是无产阶级的主张,它保证我们的文学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写中间人物”,这是资产阶级的主张,它引导我们的文学走向资产阶级的歧途。这两种主张是不可调和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主持人之一邵荃麟同志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他从文艺反映现实、文艺的教育作用、文艺创作现状等方面,找出各种理由,反复强调“写中间人物”的重要性,贬低写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要求作家们大量描写所谓“中间人物”。邵荃麟同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人民群众中间,正面英雄人物是少数,“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因此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
二、文艺创作要反映社会矛盾,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因此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
三、“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应当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四、在文艺创作中,英雄人物写多了,“中间人物”写少了;大家都写英雄人物,“路子就窄了”;要使路子宽广起来,就要多写“中间人物”。
此外还有不少说法,暂不一一列举。总之,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写中间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这就势必要把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从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上排挤下来。
文艺创作要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就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然也包括群众中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暂时居于中间状态的人物。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类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今后也会不断地出现。现在的问题是:邵荃麟同志创造了一个“中间人物”的特殊概念,提出了一套“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用来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这就是当前争论的焦点。
什么是“中间人物”?
邵荃麟同志所说的“中间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物呢?
按照邵荃麟同志的解释,所谓“中间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农民群众中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的人,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的人,是身上有“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据说,在人民群众中,这种“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按照大连创作会议后几篇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的解释,有的说是“自私自利的人”,有的说是“身为劳动群众却存有缺点的落后人物”,这就把落后人物也包括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了。有的说,“中间人物”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那就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了。实际上,邵荃麟同志自己有时也把“中间人物”同落后人物、“小人物”混为一谈,并没有把界线划分清楚。
为了说明“中间人物”的概念,邵荃麟同志等还从文学作品中举出了一些“中间人物”的例子(见《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按照他们的举例和说明,所谓“中间人物”,原来是农民和工人中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
那么,把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概括为如此这般的“中间人物”,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呢?
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也有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当群众的革命要求、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起来的时候,初看起来,中间状态的人物是为数不少的。但是,这种中间状态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不确定的状态。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绝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态度迅速地发生变化,群众中间长期蕴蓄着的革命积极性,终于象火山一般地爆发出来。这时候,社会上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正面与反面,互相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日益鲜明,各种社会力量的阶级本质也都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历史证明了,我国工农群众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表现出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工人农民和士兵,是我们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社会主义江山的擎天大柱。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大连创作会议是着重讨论农村题材的创作问题的。邵荃麟同志是提倡以“现实主义”态度来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的。那么,就农民来说,是否象邵荃麟等同志所断言的那样,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反复指出:我国广大的贫农下中农,是积极拥护集体经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是上中农,他们是少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历程,完全证实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以贫农下中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风吹不倒,雷打不散。所以,从广大农民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来看,那就决不是“两头小,中间大”;而是农民的绝大多数,包括一些曾经有过摇摆的农民,经过暂时的徘徊观望之后,都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可是,邵荃麟同志不是这样看。照他看来,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甚至“广大的各阶层都是中间的”。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新中国就根本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恢复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中间人物”这个特殊概念的反动性和荒谬性,不是昭然若揭吗?要知道,抹杀广大农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否定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国内外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工农群众的阶级地位,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事实上,我国工农兵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固然,广大群众的思想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有先进的,有落后的,也有不少是介乎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在群众中间,有各种落后的东西,要彻底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需要长期的奋斗。但是,总的看来,工农兵群众较之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总是要健康得多,总是比较容易接受革命的新事物。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必须长期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经过不同程度的思想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还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可是,在政治态度上,也是不同程度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试问:凭什么硬说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介乎好人坏人之间、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之间、动摇于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呢?说这话的人,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的诽谤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新社会的主人。说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也就是无知无识、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群氓”,是浑浑噩噩的“小人物”,这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可见,邵荃麟同志等所创造的“中间人物”这个概念,不但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反人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宣扬者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看群众。他们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革命运动过程中部分群众暂时处于中间状态(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的现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现象,并且把它无限地膨胀起来,似乎不论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对待革命、对待革命思想的态度都是中间状态的。他们把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都包纳在“中间人物”的范围内,用来壮大“中间人物”的声势,以便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并且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凡是热爱革命事业、革命文艺事业的人,对此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
什么人代表着时代的主流?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几个主要理由,看看它们是否站得住脚。
第一,借口英雄人物是少数,认为不可多写;强调“中间人物”是大多数,主张大写而特写:这个理由能够成立吗?
我们要问:文艺创作对于生活的反映,是机械的、照相式的反映呢,还是主动地、创造性的反映?是为反映而反映呢,还是有目的、有重点的反映?是仅仅反映生活的现象呢,还是要通过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邵荃麟同志不是口口声声反对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吗?可是,按照他提出的公式——英雄或非英雄在艺术描写上数量的多寡,应当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人数的多寡成正比例,岂不恰恰是一种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的公式吗?
社会主义的文艺,要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思想。不努力创造群星灿烂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前面说过,把工农群众的大多数看成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是根本错误的。当然,在广大群众中间,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英雄人物还不是大多数,但也决不是极少数,而是已经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这些人是时代的精华,人民的精华,阶级的精华。他们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是群众的带头人,代表着广大群众的今天和明天。革命的文艺家必须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边,用热情的笔墨,为新事物开辟道路。必须看到,在我们文艺家的笔下,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多,而是写得太少;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艺有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现在应当是急起直追的时候了。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文艺家们听信了邵荃麟同志的主张,不去着重描写代表时代主流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而去大写特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就不但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本质,而且我们文艺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必然要发生变化。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全面地实现了“写中间人物”的一套主张,在我们的文学书刊上,戏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到处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满身都是“旧的东西”——“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人,那将把我们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歪曲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文艺还配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
第二,说当前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要写矛盾,就要大写“中间人物”。这个理由是臆造的,根本不能成立。
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反映当代的社会矛盾,其中最主要、最普遍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的文艺应当把这种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各种人物,影响广大群众,推动矛盾斗争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所谓写矛盾,主要是写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今天说来,主要是兴无灭资的斗争;这就不能不着重描写矛盾的主导面,不能不着重描写站在矛盾的主导面解决矛盾、推动生活前进的英雄人物。固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革命风暴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排斥对于矛盾斗争的侧面描写,包括对于某些中间状态人物的正确描写;然而,难道不是处于矛盾斗争漩涡中心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领袖人物掌握着矛盾斗争的关键,反而是游离于火热斗争之外的“中间人物”更能够体现矛盾斗争的性质和方向吗?硬说“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岂不是要抹杀矛盾斗争的主导面——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决定作用,或者转移矛盾斗争的目标吗?
所谓“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还指的是“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内心矛盾。邵荃麟同志站在“中间人物”的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同情倾注在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身上。在他看来,这些人夹在互不相容的两条道路中间,要观望而不能长期观望,要徘徊而没有徘徊余地,好不痛苦!他不是以批判态度、而是以同情态度看待“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他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剥削阶级长期影响的结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是能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相反,他是以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把这种“精神负担”看成是世代相传的、农民身上固有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他竟然认为,我国农民从个体经济走到集体经济的伟大过程,不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解放过程,而是“痛苦的过程”或“苦难的历程”。这样,他所说的“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就是意味着所谓“中间人物”的农民被一场革命风暴卷入社会主义浪潮时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要求作家们着重描写这些农民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苦难的历程”和“阴暗心理”。显然,这决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用极端阴暗的心理看待翻身农民和农民的翻身事业。根据这种理论主张写出来的作品,断然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用“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
第三,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认定“中间人物”是文艺教育的主要对象,主张通过“写中间人物”来教育“中间人物”。这都是说不通的。
我们的文艺,是工农兵群众前进的号角,是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是全体劳动人民文化生活上的良师益友,而不是一部分“中间人物”的专用课本。群众中的先进与落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中间状态终归是要向两极分化的,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则是长期存在的。夸大“中间人物”的数量,从而夸大“写中间人物”的教育作用,都是经不住客观事实的检验的。把文艺的教育作用任意割裂,似乎写先进人物就为的教育先进分子,写落后人物就为的教育落后分子,而“写中间人物”就为的教育中间分子,这不是极端简单化和机械论,又是什么呢?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因此必须着重描写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当然,正确地描写群众中不自觉、半自觉的人物的改造过程,也是需要的,凡是写得好的,也会产生良好的教育作用。可是,正象在实际生活中,落后的或比较落后的人们的转变和进步,往往是由于先进分子的带动、帮助和影响;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强大教育鼓舞作用,也决不是“中间人物”的描写所能代替的。从刘胡兰、李有国、董存瑞、朱老忠、许云峰到雷锋、梁生宝、李双双、大寨英雄、南柳英雄和大庆英雄们的动人形象,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榜样。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看问题,总是抱怨群众缺乏鉴别能力。他们看到有些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及“中间人物”写得那么细致,却反而受到群众更大的欢迎,为此忿忿不平。这说明他们多么不了解群众力争上游的感情,不了解群众对于英雄人物的渴望;对于文艺的教育作用,他们的认识又是多么肤浅和片面化啊。社会主义文艺对于广大群众和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是以正面的教育为主呢,还是以反面的或侧面的教育为主?是单靠冷静的分析呢,还是要结合以热情的鼓舞?是引导群众向前看呢,还是引导他们向后看?是激励群众奋发起来呢,还是宣扬消极、动摇的情绪使得群众消沉下去?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英雄的时代,需要英雄的形象。人民群众多么渴望从书刊上、银幕上、舞台上看到更多更好的、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共产主义风格的光辉榜样,成为鼓舞群众兴无灭资、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工农兵群众多么渴望文艺作品发挥更大的正面教育鼓舞作用,帮助培养青年一代,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力图把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自私自利的落后人物、浑浑噩噩的“小人物”推到文艺创作的主要地位;同时抱怨写共产主义风格太多,反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这不是排斥社会主义文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什么路子才是宽广的?
第四,说英雄人物写得多,创作的“路子就窄了”;只有多写“中间人物”,路子才会宽广起来。这真是奇谈怪论!
要辨别路子的宽与窄,首先要问:是什么样的路子?是无产阶级文艺的路子呢,还是资产阶级文艺的路子?前者是无产阶级开辟的光明大道,后者是资产阶级走绝了的死胡同。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看来,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们的时代,英雄人物的活动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作家描写英雄人物的可能性也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是大公无私,敢想敢干,同样是共产主义风格,在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具体人物身上的具体表现,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英雄主义,是文艺史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伟大主题,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一切有志之士,纵使竭毕生的精力,也是写不完、画不完、唱不完的。至于那些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那些动摇的人,多余的人,自私的人,渺小的人,阴暗的人,内心分裂的人,则是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作家们早已写烂了的,是文学史上的陈腔滥调。今天的作家们用新的观点来写,自然还可以写一些。但是,作为写光明的陪衬则可,作为创作的首要任务则不可。在今天提倡大写“中间人物”,势必要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死胡同里去。
提倡人物多样化,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英雄人物的描写居于优先的、主导的地位。热情地歌颂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新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旧文艺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取消了这个特色,就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新文艺本身。谁也没有说过,我们的文艺只能写英雄,只能写模范,不能写其他人物。写英雄,写模范,也要在矛盾斗争中、在各种人物的关系中表现他们,才能真实地、生动地描写出来。但是那些口口声声念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却一味地抱怨“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文艺的老路才是“宽广”的!围绕着人物描写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吗?
近几年来,有些文艺团体和文艺刊物,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于创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没有进行有力的宣传,有时还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把创作引入歧途。同时,不少作家由于世界观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造,加之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群众的火热斗争,他们对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缺乏热烈的阶级感情。这样,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间,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出现得很少,文学的革命性、战斗性因此减弱了。作为文学团体的领导人,邵荃麟同志不是针对这个缺点,鼓励和引导作家们为创造英雄形象、提高文学的战斗力而奋斗;反而说什么“革命性是够的”,“革命性都很强”,不要多写革命性强的英雄人物了,而要多写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中间人物”。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不总是宣扬“中间人物”的描写“有深度”,鄙薄许多英雄人物的描写犯了“单纯化”、“简单化”、“概念化”的错误吗?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只肯在“写中间人物”方面“锦上添花”,不肯在写英雄人物方面“雪里送炭”呢?要写好英雄人物,就必须鼓励作家们投入群众的火热斗争,从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概括先进人物的光辉形象。“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宁愿作家们安于现状,描写平凡琐碎的小事情。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凡是有利于工农兵、有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不热心,凡是不利于工农兵、不利于工农兵方向的事情就那么热心呢?
反对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
邵荃麟同志肆意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话,作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根据,也是应当受到反驳的。
邵荃麟同志对于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信》,做了极其错误的解释。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恳切地希望和要求作家着力表现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描写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认为这种描绘应当“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恩格斯批评《城市姑娘》的作者把工人形象描写得过于消极,缺乏典型意义,没有正确地表现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不难看出,恩格斯对这本小说是不满意的,他寄希望于这位女作家的另一部作品,热望她在以后的创作中着重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这样一封充满革命精神的信,难道可以歪曲为似乎恩格斯也赞成着重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面,大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谁都知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头到尾都是要求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歌颂无产阶级,歌颂工农兵,歌颂光明,要求作家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观察、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各种社会现象;认为必须这样做,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写出适合工农兵需要的作品来。难道这些话也可以加以歪曲,似乎毛主席也赞成着重描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吗?
恩格斯早就批评过德国的所谓“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作家们,责备他们“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而一味地“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这同《给哈克纳斯的信》中反对专门描写工人生活的消极方面,思想立场是一致的。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的按语中说:“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八、九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现在,邵荃麟同志却歪曲恩格斯和毛主席的原意,为自己的错误主张作辩护,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写中间人物”这个理论主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可见,从文艺反映时代、文艺的教育作用和文艺创作现状来看,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错误解释来看,邵荃麟同志提出的“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主张及其主要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同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
必须指出:尽管这种理论主张是极端错误的,经不住驳斥的,可是它仍然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可能受到、事实上已经受到一部分作家的欢迎。欢迎这种主张的,有以下的几种人:第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根本不赞成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间的英雄人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敢公开说要颂扬资产阶级,要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他们欢迎“写中间人物”的理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实际上导致颂扬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第二种人,由于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看不到群众中间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物,看到的都是消极的、落后的东西。他们欣赏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对先进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的精神世界太窄了,容纳不了新时代英雄的高大形象。这种人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停留在“中间人物”的水平,当然欢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第三种人,知道写英雄人物是一条比较艰苦的路,要在生活实践和艺术创作上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要全心全意同工农兵结合,要积极参加工农兵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们害怕困难,宁愿走轻便的道路,听到有人把这种旁门便道理论化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大摇大摆地走下去了,自然非常高兴,认为替自己“开了路子”。此外,有些同志长期忽视理论学习,不注意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很容易做别人的思想俘虏——不是做教条主义的俘虏,就是做修正主义的俘虏。无论从什么角度赞成“写中间人物”的主张,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正确的方向——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已经或者可能成为修正主义的同路人。现在应该是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
用“写中间人物”代替写英雄人物,势必要排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在大连创作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什么是“现实主义深化”呢?据说就是要写出现实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如果是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正确地描写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艰苦复杂的战斗历程,那当然是很好的。但是,邵荃麟同志所说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却是要通过大量的“中间人物”形象,着重描写人民群众身上的“旧的东西”,概括“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而革命的新事物,新人物,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风貌,是没有纳入他的“现实主义深化”的范围之内的。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邵荃麟同志把我们文学的革命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抽掉了革命性。他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更是抽掉了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理想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沿着这样的现实主义“深化”下去,岂不是要把我们的文学拖到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的变种吗?
同“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相配合,邵荃麟同志还特别提倡文学创作描写“平平凡凡”的事物,提倡“以小见大”,“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把这看做是达到现实主义深度的重要途径。如果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来认识生活,当然也可以从工农群众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具有尖锐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东西,加以集中概括,写出因小及大的作品,这种作品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抛弃了革命精神,厌倦于革命斗争,堵塞了投身于火热斗争、同群众结合的道路,天天关在书斋里体味着“从一粒米看大千世界”的奥妙,眼光势必局限于狭小的日常琐事上,那就只能写出平庸的、渺小的东西,只会以小见小,不会以小见大,哪里能够表现出大时代的壮美诗意呢?
然而,邵荃麟同志正是要用他那“现实主义深化”和“平平凡凡的现实主义”来代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现实主义的根本要求,是描写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表现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面貌。革命浪漫主义的灵魂,是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有机地互相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创作方法。提出这个创作方法,为的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进一步地革命化:不仅正确地反映现实,而且对现实产生强大的革命改造的作用。实践这个创作方法的主要前提,是文艺家思想感情的革命化。文艺家的思想感情改变了,自然会抛弃资产阶级老一套的创作方法,接受无产阶级的最好的创作方法。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创作方法从来不是强加于任何人的;但也不允许任何人对它做任意的曲解。
邵荃麟同志一方面说我们的文学革命性“够”了,革命英雄主义“多”了,也就是说不再需要什么革命浪漫主义了;可是另一方面又说,从他那“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将要“产生强大的浪漫主义”,这不是很奇怪的吗?难道革命浪漫主义不是产生在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热斗争中,成长在作家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理想中,体现在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中,而是产生在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和根本缺乏革命性的“中间人物”的描写中吗?既然不要革命了,所谓从“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寻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可能呢?
需要照照镜子
我们的文艺是要着重描写工农兵的先进人物呢,还是要大写所谓“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是歌颂工农兵群众的丰功伟绩呢,还是宣扬或者“暴露”他们身上的所谓“旧的东西”?这是文艺家的根本立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提倡“写中间人物”,提倡“现实主义深化”,实质上就是提倡作家不去写先进人物,不去歌颂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前进;而是提倡作家热中于写落后、写动摇,宣扬或者“暴露”人民的“缺点”,引导人民向后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斗争,是没有间断过的。我们批判过电影《武训传》,因为它把武训这个封建社会中最丑恶、最虚伪、最反动的奴才,当做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加以歌颂。我们批判过胡风反革命集团、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诋毁新英雄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的反动言论,批判过他们歪曲革命现实、歪曲工农兵形象的反动作品。胡风不是起劲地宣扬过“精神奴役的创伤”、“真实的现实主义”这类反动透顶的理论吗?胡风不是提倡过描写“最平凡的事件”、“最停滞的生活”,鼓吹过“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从一粒砂看世界”的谬论吗?胡风不是诬蔑我们提倡描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张是一把“扼杀文艺”的“刀子”吗?曾经参加过批判胡风等人的反动文艺思想的人,今天却拾起胡风等人用过的武器,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作斗争,这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
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是我们的反面教材。现代修正主义者诽谤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钢骨水泥堆起来的人”,是“公式化”的产物。他们提倡“非英雄化”,说什么无所谓正面人物反面人物,鼓吹大写“既说不上好又说不上坏的普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不是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当做时代英雄加以歌颂,就是津津有味地讲述“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招牌,卖的是资产阶级文艺的私货,从而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附庸。“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倡导者们,难道不该用现代修正主义文艺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吗?
邵荃麟同志提倡大写“中间人物”,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一九四一年,正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他的小说集《英雄》一书的《题记》中说:这个集子的“各篇里所描写的,非但找不到半个英雄,相反地,倒几乎全是一些社会上最委琐最卑微的人物。”而“对于这些卑微的人物,我却是爱好的,好象是朋友在一起厮混得久一些,自不免有一种眷恋之情。”可见,“非英雄化”的思想,在邵荃麟同志的脑子里不是今天才有的。
必须看到,经过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现在谁要赤裸裸地提出反对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反对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公开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张目,是不大可能了。现在一些人的办法要巧妙得多,他们表面上还说一些拥护党的文艺方针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尽量宣扬一些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东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来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物争地盘;提出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扮起来的似是而非的主张,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来迎合文艺界一部分人的落后心理,使他们逐步脱离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因此,当前的斗争,就更带有曲折的、复杂的性质。不能简单地对待这类资产阶级的理论主张。应当认真地对待它们。它们在文艺界是有一定市场的。
这是文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
近几年来,在我国政治、经济各个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得很激烈。这个斗争,不可能不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围绕着“写中间人物”的一系列理论主张,以及必然要展开的对这些理论主张的讨论和批判,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上的一个尖锐的反映。
邵荃麟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第一,在我国城乡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邵荃麟同志等提出了“中间人物”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及其说明,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广大各阶层的人民,都是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外的;而坚决革命的,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仅仅是少数人。实际上,这是用“中间人物”这个超阶级的概念来造成混乱,模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阵容,抹杀广大群众(包括群众中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的革命要求,否定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的群众基础,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基础。这是根本违反事实的。它只能起到壮大资本主义声势、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的反动作用。
第二,文艺创作是通过人物描写体现作家的思想立场的。主张努力创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这就是力图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主张“写中间人物”,这就是力图削弱与缩小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文艺上、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和影响。前者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热情歌颂,用体现在英雄人物身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民。后者是通过对“中间人物”消极方面的同情和欣赏的笔墨,用体现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群众。所以,在文艺创作上,排挤英雄人物,就是排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三,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就是歌颂无产阶级,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以同情和欣赏的笔墨“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歌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削弱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正象毛主席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尖锐:作为新中国的文艺家,特别是党员文艺家,是鼓舞工农兵群众同心同德,从事兴无灭资的斗争呢,还是使得群众离心离德,败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但是有些人借口英雄人物是“萌芽”,人数比例“小”,认为值不得多写;他们动不动就把写英雄人物同“公式化”“概念化”扯在一起,以“证明”英雄人物之不可多写。这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第四,同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任务相对立,而提倡“写中间人物”;同描写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的要求相对立,而提倡“写平平凡凡”;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立,而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这一切都是要抽掉我们文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抽掉它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使它变成一种不革命或革命性稀薄的“中间文学”,然后沿着资产阶级的斜坡滑下去,直到变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而后已。事实上,“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们,是不会停留在“写中间人物”这一步的。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小人物”吗?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反党的“英雄”吗?这些人也不会停留在“写平平凡凡”这一步。他们不是也在提倡描写很不平凡的、“批判”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吗?所谓“现实主义深化”,必然要向着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深化”下去,愈陷愈深。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可见,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抵抗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力量,竟然在我们文学团体的领导机构中间,找到了它们的代言人。这个事实,还不够使我们十分痛心而猛醒起来吗?
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我国农村形势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有些人脱离了工农群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火热斗争,看不见工农群众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丧失了革命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造光辉的英雄形象……这些旗帜都应当收拾起来了,而应当代之以“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旗号。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的理想人物是并不存在的。他们宁愿把所谓“中间人物”当做他们的理想人物,实际上是用落后人物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用反面人物的心理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斗争,用灰暗的色彩来描画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消磨群众的斗志。如果他们的主张实现了,势必要取消我们文艺的革命灵魂,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这种文艺只能腐蚀、破坏、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为了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阵地,必须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主张,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批判,清除它们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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