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文艺理论阵地上的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
——驳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文文宣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认识事物。什么是时代精神，这并不是可以凭谁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也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精神是否实际存在，或是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就可以断定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只能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确定。确定什么是时代精神，就是确定什么是代表时代发展趋向、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为革命群众找出精神的武器。
我们知道，与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相适应，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一分为二，划分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阶级意识。时代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回答在这对立的阶级意识中，哪一个阶级的意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时代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是回答哪一个阶级的意识可以成为推动社会革命变革的精神力量，成为时代的号角。如果不是故意制造混乱，那就不应玩弄概念的把戏，把时代精神的概念同社会意识的概念混淆起来。要把社会的各种意识都称作时代精神，那么，时代精神问题的提出，就会是毫无意义和完全多余的事了。
不管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多么讨厌阶级分析，并想方设法，耍弄花招，在时代精神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不能不明确地这样提出问题：究竟社会上哪一个阶级的意识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精神上的火车头？以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来说，是“百科全书派”的启蒙精神，还是路易十五统治下的君主专制精神？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是“新青年”派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还是复古派的封建、买办精神？敌对的双方，虽然都是社会意识，但是决不能说，它们都是时代精神。
只有革命精神，革命的社会意识，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
在斗争中，革命的阶级不仅需要物质的武器，还需要精神的武器。革命阶级的精神武器，适合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反映着成熟的历史要求，表现着时代的历史任务，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的腐朽性，歌颂和宣传新制度、新思想的优越性，它必然能够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未来的胜利开辟道路。
在革命斗争中，思想常常是先行的。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①在巴黎的群众攻克封建统治的象征——巴士底狱之前，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早已用他们的著作攻克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没有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革命学说，就不会有今天的磅礴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就是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的社会意识的作用所在。
反动的社会意识，同历史发展的趋向背道而驰，反映着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的要求，歪曲现实，散布种种迷信说教，从精神上毒害人民、奴役人民。对于历史，它只能起阻碍、妨害和拉向后退的作用，并终将被觉醒的人民群众所识破、唾弃，而归于彻底破产。它是时代的渣滓，时代逆流，时代精神的对立面，决不能称之为时代精神。
我们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指的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至于反动派对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进攻和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对于胜利了的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和破坏、复辟，那只能阻碍或延缓社会前进的步伐，乃至使历史暂时倒退，而决不能对历史起促进的作用。政治、经济上的斗争是这样，思想领域的斗争也是这样。把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时代所起的阻碍作用，同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时代所起的促进作用，有意混为一谈，都冠之以时代精神的称号，这是周谷城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一条狡猾而又笨拙的诡计。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精神所以能起到和发挥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必须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给以科学的解释。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把社会主义当作是“纯粹的虔诚的愿望，‘正义’的要求”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曾经说过：“实际上，大工业不是把这种要求作为正义的要求提出的，而是把它作为生产的必然性提出的。而且这样一来，便把一切都改变了。”②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革命精神，正是作为“生产的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而产生出来，并被历史必然地规定为推动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的。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③反动阶级由于本身的利益，力图保持旧生产关系；革命阶级则努力破坏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反映为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革命阶级要通过斗争克服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现象，粉碎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使新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因此，革命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它的精神武器，对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反动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及其思想武器，只能阻挠历史的前进。
由此可见，确定什么是时代精神，也只能这样根据历史的必然性，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前进的方向，把那代表新的生产力、站在历史浪潮前头的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规定为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科学地揭示时代精神的质的规定性。
单纯地从量的方面，从是否“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去看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新生的东西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尚未崩溃的旧世界则看起来仍是庞然大物；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是它的质，而且要区分向上的质和向下的质。革命精神，就其代表新的生产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这个向上的质来说，即使它在开始时还不够普及，犹如星星之火，但是它必将为自己开辟道路，到处点燃革命人民的心，而成为燎原的烈焰。在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统治阶级掌握了政权和全套宣传机器，资产阶级反动、没落的思想可以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就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但是从它的腐朽没落的质上来看，它又不能不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它的前途只能同它所反映的制度一样，终将归于灭亡。它此刻的“广泛流行”，丝毫也不能改变其反动的、反时代前进趋势的性质，更不能改变它必然被时代的铁帚当作垃圾扫除干净的命运。所以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时代精神；在那里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的，仍然只能是必将日益壮大并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革命人民的革命精神。
时代并不是与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同一的概念。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于封建社会内部一样，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开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一切革命时代也不是开始于革命变为现实的时候，却是开始于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因此，新的社会意识的出现，即使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即使它还不够成熟，甚至可能还蒙着古旧的色彩或采用了与它的本质不相应的形式，它作为旧的上层建筑的对立面，就已经是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幼蕾了。在两个时代之间并没有一个“无差别境界”。当资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时，它便按照事物本身的辩证规律，由进步转向反动。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与此相适应，在思想领域也发生着同样的转化过程。
恩格斯曾经说过：“十五和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在自己的进一步发展中……转化为天主教的耶稣会教义。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十分成熟的第二种形式，也同样地转化为现代的耶稣会教义，转化为沙皇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跟出发点完全相反的一点的终于到达，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必不可免的命运”。④
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随着资产阶级由进步转化为反动，在思想领域中，也由进步的启蒙主义，转化为反动的蒙昧主义。这种转化，是适应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始而发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也随着资产阶级思想转化为反动，而开始成为时代精神。当然，它给自己找到唯一科学的形式，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情。
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说明，在历史进程中，哪个阶级的意识成为时代精神，是由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前进的规律规定的。周谷城的所谓“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公式，绝不是确定时代精神的标准。
这个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说明，在一个社会内的任何时期，都不能有两种时代精神并存的局面，更不可能有周谷城所说的由“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所谓时代精神。
周谷城提出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要把“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包括在时代精神之中，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就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时代精神来说，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也是确定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问题时，对于如何认识时代精神和表现时代精神，对于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实质上已经做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对待各种文艺作品，要分析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在各个时代的前进中是“促成进步”的，还是“拉着人们倒退”的，以便从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来确定它的性质和我们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他还指出：我们的时代，是“新的群众的时代”，文艺只有为工农兵服务、表现工农兵，做工农兵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才能起“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文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充分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和革命精神，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才能表现时代精神。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的工农兵，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文艺创作离开了这个内容，就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的体现。文艺评论离开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鉴别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什么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文艺。
二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精神，革命阶级的精神，与其他阶级的意识，即周谷城所谓“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精神，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呢？确定只有革命精神才是时代精神，是否就如周谷城所胡说的那样，是“与对立斗争的整体不相干”，是“单纯一致”、抹杀了矛盾和斗争、维护了“无冲突论”呢？
恰恰相反，认定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这是真正的辩证法。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是指“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这种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的”。⑤马克思还曾经在一封信中，在指出席勒作品艺术上存在缺点的同时，肯定他的创作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它是在同反动精神相斗争中产生的。可见，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新兴阶级反对没落阶级的革命精神，是与反动精神势不两立地斗争着的革命精神。但是，周谷城所谓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整体”却是鱼目混珠的冒牌货。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谈对立面的相互联系，是为了认识构成对立面斗争的客观依据，说明对立面之间斗争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了找出并充分利用促使对立双方新陈代替地转化的条件，而不是象周谷城所说的使它们永远不可分离地“汇合”、“杂凑”在一起。所谓“杂凑的一锅”，就是无条件的并存，无条件的“汇合”，也就是永远不能转化。这当然也是一种宇宙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⑥
辩证法研究对立面的统一，其目的就是要从中找出规律，促使旧的统一体的分解、破坏和死亡，促使新的统一体从中诞生。事物的发展就是旧统一体不断破坏，转化为新统一体的过程。而周谷城提出他的“统一整体”的理论，其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事物的存在，反对对立面的转化。
就以周谷城所举的例子来说，“截至今日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是“不仅包括不同阶级的不同思想意识，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不同语言存在，不同信仰存在”的。但是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是说明现在以至将来还需要进行消灭阶级的斗争，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化？还是说明为了保护什么“统一整体”而必须保留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如果这样做，究竟是要保护“祖国”的“完整”不受“破坏”呢？还是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完整不受破坏？
很明显，周谷城不过是有意搬出一些辩证法的词句来进行投机。他运用的不过是以辩证法的词句掩盖起来的反辩证法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
前面我们说过，时代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以社会意识一分为二、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为前提的。这里的问题是，在肯定了对立面的斗争后，需要进一步解决这对立的双方，哪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观点，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时代，当然是由对立斗争着的阶级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但要确定时代性质，就必须确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这里不但根本谈不到什么抹杀矛盾和斗争，而且恰是从对立面的斗争的前提出发，为了进一步认识这种对立面的相互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斗争，以促进矛盾的转化。对于时代精神，也必须这样考察。周谷城把前提中已经肯定的问题，硬扯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里来，这是有意搅乱和模糊对矛盾的进一步分析。
应当指出，革命阶级的革命精神之成为时代精神，这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它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肯定的东西，就意味着对它的对立面的否定。革命，就是否定反革命；革命精神，也就是否定反革命精神。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由于意识到它所观察的社会中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而产生的”。⑦这就是说，一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是反映着矛盾双方的关系，而不是象形而上学所了解的那样只反映它自身；其实离开了对方，它自身就无法规定。作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就是从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上来规定的。
毛泽东同志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⑧革命精神也是在同不革命和反革命精神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说到革命精神，就意味着反革命精神的存在，意味着与反革命精神作斗争；革命精神的概念，就包含着对它的对立面的否定和斗争。这对于稍具辩证法常识的人来说，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拿文艺作品来说，它们描写“斗争的现实”，描写“社会矛盾”，包括对立的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矛盾；但是，如果说某一部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那决不是指它所描写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起来表现了时代精神，而是指蕴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指作品的形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倾向表现了时代精神。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必然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因此，它也必然要反映敌对阶级的思想意识。但是这种反映，是把它当作批判对象来反映，是批判地反映，是从革命精神出发，给以暴露和鞭挞，而不是让它们“杂凑”在一部作品中，并认定它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以《创业史》这个创作为例，这部作品既热情地歌颂了梁生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也暴露和批判了姚世杰等人在合作化运动中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思想。难道说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创业史》就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吗？难道他们不是在激烈斗争着，而是“杂凑”在一起的吗？难道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不是统一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而是两种对立思想的“汇合”吗？
如果说，文艺作品中的根本倾向，文艺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倘是单一的革命精神，就意味着抹杀矛盾与斗争，就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那么，我们的革命文艺，又怎么能有它的鲜明的倾向性呢？
至于在社会上还会有表现资产阶级精神的种种作品出现和存在，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事实说明，有表现时代精神的文艺存在，也就必然会有表现反时代精神的文艺存在。正是因为有此种文艺千方百计改头换面地出现，起着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作用，因而就更需要划清时代精神与反时代精神的界限，提倡大写表现革命精神的作品，以便与之作斗争。而绝不能允许公然提倡表现这些反革命精神的文艺，给它们以合法的地位，让它们到处泛滥，毒害人民。周谷城好象唯恐这样一来，“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文艺就不能存在了，因而便挺身而出，“在所必争”，大呼我们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不“全面”，我们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不“全面”。其实，这是多余和徒劳的。一方面，只要阶级还没消灭，革命还在进行，那不革命、反革命的种种精神总是要自己放出来的，总是要企图扩大自己的影响，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代精神的对立面绝不会自动消失，只不过它今天的抛头露面不那么“自由”、不那么敢于大摇大摆罢了。另方面，我们的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政策，永远也不会符合周谷城的“全面”要求，因为那样做，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就是向资本主义让步和倒退，就是走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周谷城先生再把他的文章警句照抄五遍，我们也不会接受他那种包含着险恶目的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要说反对文艺上的无冲突论，应当说，周谷城心目中的无冲突论同我们所要反对的无冲突论是根本不同的。在我们看来，所谓无冲突论，归根到底，就是抹杀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抹杀新旧势力的斗争，并从而否定了在艺术作品中表现革命精神。所以只有反对时代精神“汇合”论，也只有表现作为时代精神的革命精神，才能彻底实现我们所要反对的文艺上的无冲突论。试想一想，不同阶级的意识已经“汇合”起来了，还有什么冲突？离开了表现革命精神而存在的冲突那又是什么样的冲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那些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表现了封建主义精神的文艺，那些表现反社会主义思想情感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艺，的确也反映某种冲突，某种斗争，它们也不是无冲突论。但是，我们反对无冲突论是为的提倡那种冲突和斗争么？是为了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斗争、战胜社会主义么？
不论周谷城如何巧言令色，他的“汇合”论，他的“统一整体”，都是同辩证法的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完全相反和根本敌对的。
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斗争，为了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我们必须确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当代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时代精神。“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只能是时代精神的反动。我们的文艺要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精神力量，要在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阶级斗争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只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反对敌人，只能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文艺，只能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方向，而不能在什么“统一整体”的幌子下，允许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政治方向。想制造再精巧的“理论”为它辩护，也是枉费心机的。
三
在我们看来，“单纯一致”而不能“汇合”其他阶级思想的时代精神，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但是，这跟周谷城的所谓“分别反映”却根本不是一回事。
确切些说，所谓时代精神，不过是对那表现于政治、道德、文艺（在文艺中又表现为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等意识形态中的革命精神的概括。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在这些具体表现形式之外，独立自在的时代精神；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认为先有一个时代精神的实体，然后它实现于或体现于各种具体形式之中。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表现于或者说也只能存在于革命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文艺中的时代精神，是对革命现实的反映。这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不是什么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周谷城在这里显然是露出了他的唯心主义的马脚。
周谷城在反对别人的批评时，曾说别人喜欢用脱离事实的“抽象概括”法。其实，周谷城自己所用的绝不是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概括，倒是一种最坏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括”法。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时所揭破的一套玩艺儿：他把抽象的“水果”这个概念当作出发点，而把苹果、梨子、桃子等等这些通常的千差万别的具体的水果，都说成是抽象的“一般水果”的概念的不同表现，是抽象的“一般水果”的概念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唯心主义者经过如此一番炮制，就不难引出这样的结论，说苹果、梨子、桃子等都分别表现了“水果”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把它们加在一起，便是一个“统一整体”。这种方法，不但唯心主义地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真实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最恶劣的诡辩手法，运用它可以随意地把任何不能统一的东西“统一”到一起。例如，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动物、植物和人抽象为“物体”的概念，然后说动物、植物和人都分别反映了“物体”的一部分，它们的总和是个“统一整体”；也可以把战争、生育、剥削、降雨等抽象为“客观存在”的概念，然后说战争、生育、剥削、降雨等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的总和是“统一整体”等等。总之，可以把任何现象和事物拉扯在一起，说成是“统一整体”。这样一来，就把事物的质的区别，就把矛盾的特殊性，就把真实具体的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完全抹杀了、歪曲了和掩盖了。
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惯用手法。他们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道德，抽象为“道德”，从而抹杀了道德的阶级性；他们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不同感情抽象为“爱”、“憎”、“喜”、“怒”的概念，从而掩盖了情感的阶级本质。现在周谷城也是用这种手法，把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抽象为所谓“时代精神”，即“汇合”各种阶级意识为“统一整体”，然后便轻易地把各阶级的意识都说成是这个“统一整体”的表现，是“分别反映”了它的一部分；从而就抹杀了各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本质的区别和对立。
所以，毫不奇怪的，在周谷城那里，各阶级的意识便根本没有真理与谬误、革命与反动之分，而只是“独创性”与“独创性”、“天才”与“天才”、“部分”与“部分”、“片面”与“片面”之别。他说：“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的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这样一来，周谷城所大吹大擂的“统一整体”各部分的对立斗争，就只是“独创性”对“独创性”的斗争，或“天才”对“天才”的斗争；这不是“斗”得令人莫名其妙吗？这不是荒唐到极点了吗？
周谷城的这一段话，恰好是不打自招地向别人揭穿了他的所谓“分别反映”的“阶级性”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那就是对各阶级的意识“不分轩轾”、“一视同仁”的“阶级性”。当然，“一视同仁”不过是表面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把革命的思想贬低，让它与反革命意识为伍，同时又抬高反革命思想，让它压倒、溶化、吞并掉革命精神。这里的阶级性也很清楚，那正是符合反动阶级需要的阶级性。
周谷城的“分别反映”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完全不同、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思想，能够勇敢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具有指出真理，促进历史前进的革命性。没落的剥削阶级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旧社会制度，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不敢正视客观现实，而要蒙蔽真理，因而，他们的思想意识是反科学的、反动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出发，必然要区别在不同的社会意识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反动的；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抹杀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混淆革命与反动的区别的企图和做法。这样的企图和做法是有利于反动阶级，为反动阶级服务的。
然而，抹杀革命与反动的区别却正是周谷城提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这个论点的真正目的。“分别反映”论，就是表面上主张各阶级意识“不分轩轾”、“平分秋色”，实质上使反革命精神渗透进来，最后溶合掉革命精神。
虽然周谷城曾貌似公正地要给予革命精神以“主导”的地位，说什么倘若一定要讲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必须加上“为主导”或“的主导”之类的字眼。其实这不过是他的以退为进的手法罢了。革命精神和反革命精神的关系，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是根本敌对的、革命与反动谁战胜谁的问题。但是，就这一点来说，也恰好暴露了在周谷城的眼中，革命精神同非革命、反革命等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只有主、副的不同。而且，他之承认这主、副的不同也是不得已的。其真实的看法，还是表面上“不分轩轾”、“平分秋色”，骨子里渗透、溶合。
所以，当周谷城谈到文艺的社会作用时，他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革命文艺可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荒谬地推广到“一切”艺术身上。竟然说：“革命文艺如此，一切艺术，亦无不如此。”
而当他反对别人认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思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时，他的这种观点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他煞费心机地说什么“离开了斗争过程，即农民思想也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说什么“任何艺术作品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显然，说“离开了斗争过程”什么思想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是无聊的废话，而且也是十足的无的放矢。有谁说过革命思想要离开斗争过程去推动历史前进这样难以想象的话吗？周谷城显然是感到理屈辞穷了，便硬造出一些荒唐的论点加到别人的头上。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周谷城的主要意思，无非是说，革命的艺术作品“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艺术作品也“只能反映斗争过程的一部分”，“去掉一边，留下一边”，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只有两方面合而为一，“杂凑”、“汇合”起来，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实际上，在周谷城那里，什么“斗争过程”，什么“对立斗争”，都不过是他的“统一整体”的别名而已。而“分别反映”又不过是“统一整体”的化身。因此，“统一整体”也罢，“分别反映”也罢，一以贯之的，就是“汇合”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的理论，就是要纠正无产阶级的“片面性”，要使无产阶级承认不革命、反革命的种种精神，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要承认它们的存在权利，给以传播的自由。
由此可见，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毫不含糊的为反革命精神争地盘、打江山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六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四○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八至九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第一四一页。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至一二一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三一八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二），第一七一页。（引文中的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⑧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七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十期）第四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