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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生命(报告文学)
管桦
一九六三年九月初二晚上,我从乡下回到北京。坐在电车上,想着回到家里,妻子怎样快活地迎接我,尤其是想到五岁的儿子跳跳,将怎样地跳起来,伸出两只光滑的小胖胳臂,搂着我的脖子,整个身子吊在我身上,把那红润的胖胖的小脸蛋儿,贴在我的脸上,用那种使普天下的父母都心醉的声调叫我“爸爸”。我想到这些,象喝醉了酒一般,醉熏熏闭起眼睛微笑着。
给我开门的是徐伯伯。头一句话就问我:“接到电报了?”
“什么?”我吃了一惊,“电报?什么电报?”
“到屋里说吧。”徐伯伯眼睛回避着我的目光。
我一边往院里走,一边审视着他的脸色。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被一种预感压迫着。我加快脚步,走进屋里。妻子没有象往常那样快活地迎接我。灯光下,只见她坐在藤椅上,脸色阴沉得可怕。我迅速地瞥了一眼床上。
“跳跳呢?”我问。同时注意到徐伯伯正在撩起衣襟擦泪。我只觉得一颗心在胸膛里上下忽悠了两下。我扔下行囊,走到妻子面前,审视着她的脸色。我的心情忽然不能自主了,我的眼睛,由于突然涌进泪水而再也看不清楚了。凭妻子的脸,她那由于极度哀痛而僵硬的脸,我看出有一种可怕的不幸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心爱的跳儿的死!
“跳儿不行了!”妻子终于呜咽着说出这个可怕的字眼儿。带着那样绝望的神情望着我,以致我不能忍受她的目光,倒退几步,坐在椅子上。妻子满脸泪水,一边擤鼻子哭着,一边讲述跳跳得了大脑炎,开头只当是感冒,没抓紧治,等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成了急救患者。医院使用了各种抗生素进行抢救,差不多浑身都用了冰袋,还是不退烧,而且病情日趋恶化。我一边听着妻子因为哭泣而不成句的讲述,一边环顾着屋子。我临走前,把着跳跳小手画的一张水墨画,还歪斜地贴在墙上,那是小跳跳自己用小手贴上去的。桌子上还摆着几本跳跳最爱看的连环画册,一把小铁枪……
“你要干什么?”我吃惊的问妻子。她打开箱子翻寻着什么。
“给他找件衣服准备万一啊!”
我听了这话,就象无数把刀子割着我的心。我猛然跳起来说:“我去看看!”
当我从深夜空旷无人的马路上来到病房的时候,见差不多满满一屋子医生和护士,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个医生,用那种将军在战场上发施命令的简短急促的语调叫道:“准备冰袋!退烧针!”
一个护士,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瞥了我一眼,迈着匆急的步子,从我身边走过去了。一个四十多岁高个子医生,抬起他低垂在床上的头,收起听诊器,另一个戴近视眼镜、面目清秀、护士们叫她孙大夫的女医生,正在全神贯注地给跳儿打针。我想要冲过人群到床边去。忽然觉得有人拍我的肩膀,扯我的衣裳后襟。我猛回头,啊!我们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和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正站在我背后的墙角落里。
“啊,您,”我惊讶地望着他们,“深更半夜,您二位……”
但支部书记严肃地摇着巴掌,示意我不要妨碍医生们的工作。
这时候,戴近视眼镜的孙大夫打完了针。趁床边有了空隙,我冲过去,只见跳儿仰卧在床上,脸色焦黄,闭着眼睛,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呻吟着。我俯下身,在孩子的耳边叫着:“跳跳,爸爸来了!”没有回应。伸手摸摸手脚,冰一般凉得怕人。站在我身边的林大夫忧虑地说:
“这是最可怕的高烧!”
我跑到院子里,坐在亭子底下的一条长椅上,两手抱着头,大颗的泪珠滚了下来。
这时,那戴眼镜姓孙的女医生走过来,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用那种异常沉稳的语调说:
“大脑炎这种病,现在世界上还没有治疗的特效药。我们在使用所有的方法控制它。刚才同胡大夫、
林大夫研究,准备马上请一位有经验的中医配合治疗一下。”
后半夜两点半钟的时候,孙大夫陪着一位中医和他的两个徒弟来了。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医生,鬓发半白,脸色黧黑,一身古铜色的制服。使人想起高原上头顶覆盖着白雪的青铜老松。医院医生都尊敬地叫他“祁老”。
老医生挺直着腰身,端端正正坐在办公室里,默默地,半闭着沉思的眼睛,倾听着孙大夫向他介绍病人情况。我坐在角落里,想要立即听到这位老医生的“宣判”。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便站起来,迅速地穿上白色工作服,由本院医生陪着,同两个徒弟一起去到病房。
老医生最初审视了一下病人的脸色,然后摸了摸手脚、肚子,看了看舌头。扒开眼皮,用白布的一角划着白睛上吊无神的眼睛。划一下,没有反应,再划一下,仍然没有反应。开始诊脉。
我两眼直盯着老医生的脸,我觉得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会给我希望或是绝望。但是老医生脸上毫无表情,只见他探过身去,低声地向两个徒弟说了几句什么,便闪开身子让两个徒弟诊断。
脱去白色罩衫,重新坐在办公室的时候,老医生脸色显得异常严峻。在我的眼睛里,把他当做了无望的表情。整个屋子,静得可以听见窗外的花草在深夜的微风中发出细索的响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老医生的脸上。他半仰着鬓发半白的头,两眼向上凝视着,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问题的解答来。
“这孩子如果没有您们的抢救,肯定说没有希望了。”老医生向戴近视眼镜姓孙的女医生探过身去说。然后,仍旧半仰着头,两眼向上凝视着。“中西医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一样。”他沉思地说。“病有主症客症。成于中必形于外。我们
‘由表及里’地观察,”他引用《实践论》里的话说,“这孩子发烧前恶寒打颤,说明有邪正交争。肚子鼓胀发硬,说明肠胃滞热,脉数而无力,说明孩子烧了这么多天,津液已经相当亏损了。但目前必须‘背城一战’:给他清理疏通肠胃,采用
‘开门逐贼’的办法,清除病魔!”
他改变了一下坐着的姿势,同时把目光移到姓孙的女医生的脸上,安静而低声地继续说道:
“咱们如果再继续维持三天,这孩子就有希望了。”
“您放心,”孙大夫带着自信的笑容回答:“我们会尽全力继续抢救!”
于是,两个徒弟迅速准备好纸笔,等候写处方。老医生又那么习惯地半仰起头,两眼沉思地向上凝视着。屋子里充满了寂静。我觉得这医生过分沉稳,过分迟缓了。但是,我不知道,老医生不但在考虑处方,同时还在考虑他将使用的每一味药的出产地。因为产地不同,药性的力量也就不同。我不知道老医生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在考虑孩子好不好喂药。好喂,剂量就开少些,不好喂,剂量就开多些。他常常向他的两个徒弟说:“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我们不能凭主观愿望,丢掉客观存在。死方是不能治活病的。”这些都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芥穗一钱!”他终于说话了。
但他的女徒弟邵大夫没有往纸上写,却低声问他:是不是少了些?她提醒老师,上月同样一个病人,是三钱芥穗。
“那是不一样的。”老医生用稍微拖长的声调微笑着说:“病是活的,药是死的。”他带着同样的笑容,转脸向姓孙的女医生说:“早晨咳嗽两声,晚上咳嗽十声,就不能用原方子了。何况又是两个病人?”又向另一个人说,“所谓辩证论治,就是要知病知药,太过则伤人,不及则无功。”然后把脸转向徒弟。他口述着,由徒弟写了一个药方。
临走的时候,孙大夫问他吃中药的时候,是否还使用冰袋?
“最好不用冰袋。这付药吃下去,就会出汗了。早九点钟听您的电话!”
我差不多飞跑到药房,叫开门。值夜班的服务员睡眼蒙胧地接过药方。“啊!”他惊叫了一声,睡意从他脸上消失了。“病人在发高烧!”他说着便急忙抓药。“这是祁大夫的方子,吃这付药就会好了。”他一边抓药边向我说。
我奇怪,药方上并没有祁老的名字。
“您怎么知道?”我问他。
他带着那样深知一切的笑容说:“从处方用药上看出来的。他有自己的用药方法。”
包好药,我付了药钱:五角六分钱。回到家里,妻子说她煎好送去。叫我睡一觉,天亮吃过早饭去替换她。
我和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地做着恶梦。醒来后胡乱吃了几口饭,便向医院跑去。
快到病房,我看见一个护士端着什么,匆忙地走了出来。那位女医生正在同一个男医生低声说话。我踮着脚尖走进了病房。我感到恐惧:床上的孩子没有了。
“完了,什么都完了!”我想。感到心已经不在胸膛里,而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里沉下去。
“跳跳呢?”我叫道。
“这儿哪!”妻子的声音:“出了很多汗,怕他受风,搬到里头床上来了。”
我奔到里面墙角落里的床边,弯下腰,见跳儿娇嫩的额头是潮湿的,不但没有死,显然,危机已经过去了。忽听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过药三个钟头以后就开始发汗了。大便也通了,很多。”
我回头,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他一边拿手巾擦着手,走过来。他刚才帮着我的妻子和护士给孩子换过屎布。
妻子脸上带着忧虑的神情说:
“汗是出了,大便也通了,可是孩子太弱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怕他虚脱!”
同主治跳跳的孙大夫商定以后,我便到宽街北京市中医医院去见那老医生。
老医生同他的两个徒弟张大夫和邵大夫,正在门诊。我简短说了一下孩子的病情变化。老医生用目光和微笑示意,叫我坐在一边等一等。我坐下,又焦急地站起来,在院里转了一圈儿,又回来坐下。猛听背后一个语气中带点恼怒的声音:“我说大夫,这方子是不是开错啦?”一个穿得整齐的中年妇女,一手抱着个有病的小女孩,一手抖动着手里的药方子,一点儿也不客气地问老医生。
老医生恭敬地站起来,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情和几乎觉察不出的笑容,低声地温和地问那妇女:
“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您说什么事?挂号费还三毛钱呢,我们老远的奔这儿来,还有路上的车费,闹半天给我们开九分钱的药?我孩子这病,花了三百多块钱都没去根儿,您给开九分钱的药,这不是开玩笑吗?”
老医生脸上仍旧带着那样的笑容,同时用手触动一下那母亲的袄袖子,仿佛这就可以消除她心头的怒火了。“药不在贵贱,能治病就好。”他用稍微拖长的声调劝说着,“您只管给孩子吃吧!”
那母亲见医生如此固执,便使劲扭转身去,阴沉着脸,鼓嘟着嘴巴往外走去。旁边抱着孩子候诊的母亲们围上去,悄声告诉她:
“您放心,按这药方吃吧,管保好。这老大夫开的方子都便宜……您准是头一次来。”
我向老医生详细地介绍了跳跳的病情变化,便陪着他们师徒三人去医院。
“她见我开的方子药味太少,太便宜了。”等车的时候,我谈起那个妇女,老医生带着那种似乎是羞怯的笑容说:“毛主席的战术是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歼灭敌人。用药如用兵,也应该是分量多而药味少,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分量减而药味多,譬如广设攻围,战线延长,必然力量就没那么大了。而且品类太繁,攻治必杂,宜于此,不宜于彼。”他说得很慢,而且口齿笨拙,同时习惯地用手触动交谈者的胳臂。
第二天我去见老医生的时候,见那位母亲脸上带着兴奋、快活、抱歉的笑容说:“吃了您老的药就见好。真是谁听了都不信,才九分钱一付的药!”
“吃过这两付药,您就不必来了,这孩子就完全好了。”老医生把药方交给那母亲的时候说。
那母亲先是惊讶地竖起眉毛。接着,用那样感激、尊敬夹杂着一点儿迷惑的目光注视着老医生的脸,然后抱着孩子,拿着药方走了。
老医生每天到医院去看跳跳的病。有时冒着大雨,哗啦哗啦趟着院里的水流来会诊。
第二付药就改用了西洋参、五味子等滋补津液的药了。同时,西医也开始注射血浆和葡萄糖。
“不,我们要透过表面现象了解病的本源。”第二次看过跳跳,从医院向外走的时候,老医生反驳徒弟的话。徒弟提出跳跳脸红、肚胀,吃补药是否合适?
“脸红是虚假的现象,”老医生说:“现在肚胀也是虚假现象了。那是气胀。肠胃不干净也不能再往下打了,连发汗的药都不能再用了。”
我送走老医生回来,见那位姓孙的女医生,正在亲自往跳跳的静脉里注射血浆。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注射非常慢,而且整个身子和手都不能有丝毫移动。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我见她的额头上渗出了一颗颗豆粒大的汗珠,滴落在孩子的手背上了。同时,鬓角上的汗,也在像小河一般,顺着脸往下淌。我向一个走进病房来的护士做了个手势。护士会意地微笑着拿手巾给医生擦汗。
跳跳睁开眼了,而且用极微弱的声音要水喝了。
一天晚上,我到祁老家里去看这位老医生。
老医生正在灯下写什么。听得来了客,从写字台上抬起他鬓发半白的头,放下笔,一边从鼻梁上摘下眼镜,起身迎接客人。
“您工作一天了,晚上还在学习?”我惊讶地问。瞥了一眼桌子上没有合上的《毛泽东选集》以及刚刚合上的笔记本子。
女主人一边倒茶,用听来似乎又是赞扬又是不满意的口气说:
“刚写完他的研究材料,又趴桌子看书。”
“人必须有一个怕字。”老医生并不理会妻子的话,一边给我点烟,用平常的语调说:“老怕自己不够,老怕跟不上别人,老怕跟不上这个时代。”他说着自己燃着一枝香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祁老救了跳跳一条命!”我带着感激的笑容说。
“啧,”老医生由于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咂着嘴,身子往后仰着,把头往一边扭去。“您知道,”他终于有了回答的话。朝我探过身子来,仿佛说一件秘密的新闻似的,悄声说:“任何科学都不是万能的。”
我疑问地望着他,不明白这话的含义。
“啧,嘿,”老医生又那样咂着嘴,低声地耳语似的:“如果没有西医的抢救,也是不行的。所以毛主席提出中西医合作,互相吸收,互相发展。”他起身迈着年青人一般的快步,到写字台边,拿过那本《毛泽东选集》,打开,伸出那老年人有褐色斑点的手,指点着给我念了几段。然后合起书,兴奋地微笑着坐下来,“我们中医有的也有封建迷信思想,迷信古人,不往前发展。不能颂古非今。母亲是傻子,我们就应当是傻子吗?啧,”就好象有人在反驳他的话。他变得愈来愈兴奋了。“不,方子不能停留,要发展,再研究。中医也需要向西医学习。当然不能生吞活剥。”
他又不由自主地打开书,哗啦哗啦迅速地翻动着。
“你看,毛主席说得多好。……像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的咀嚼,肠胃的运动,吸收!”
念完,放下书,从烟盘里拿起尚未熄灭的半枝香烟吸着。片刻沉默之后,他用安静的沉思的语调添说了一句:“惟有知道他人的长处,才能补足自己的短处!”
我坐了一会儿,告别的时候,紧握老医生的手,深情地直望着他的脸说:
“您应该注意休息。您这样的年纪,晚上不要工作了。”
他微笑了一下。
“您知道,”他说,“我们不在安逸而在奋勉,不在容易而在艰难。还有许多的尖端科学要我们攻破。”
往外送我的时候,他继续刚才的思路,自言自语地,仿佛在回答他自己内心的声音:
“我们一切事业的创造,决不能乘虚而入,必须步步为营,必须攻坚!”
但他没有说他已经做出只用两味药便治好了恶性喉头炎的成功试验;没有说他只用两三付药,最短时间,治好病危的肺炎和恶性的肠炎;没有说他许多大胆的独创性临床治疗的成功经验。
老医生沿着马路的人行道,送了我一段路。分手的时候,我再一次两手握紧他的手:
“有人说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可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时代,却给了我孩子第二次生命!”
老医生站在人行道上,习惯地半仰着头,两眼向上凝视着,用他缓慢沉思的语调,仿佛是向那深远的布满繁星的太空说话:
“党,她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人第二次生命!”
他黧黑的、象青铜雕象一般的面孔,在霓虹灯红色的反光里,显得异常严峻深沉。
今年五一节晚上,我邀请老
医生到家里做客。因为坐在我家院子里便可以看见天安门节日的礼花。吃过晚饭,妻子便带领着早又变得活蹦乱跳、聪明的跳儿和老医生六岁的小儿子到天安门去了。
我同老医生坐在院中的藤椅上,一面等着看花,一面喝茶闲谈。
“听说您在解放前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闲谈中断沉默的时候,我说。
老医生稍微仰起一点头,眼睛并不看我的脸:“不了解过去,也就不能了解现在。确实,我解放后十多年来说的话,比解放前几十年说的话要多几十倍呢。”
他用无限感慨的语调谈到他的过去:
“我是城东八里庄人。祖父和父亲都是瓦工。父亲病死了,祖父也相继去世。家里生活困难。我上过几年私塾。十八岁的时候,母亲托人介绍我到一个药铺当学徒。没有工钱,专门侍候老师和他的家里。老师高兴的时候,叫你背一段汤头歌、药性、脉诀。不高兴的时候,你问他,瞪着眼把你呵斥一顿。一九二三年老师病故。我托人介绍到西单皮库胡同游民习艺所当助理医师。”
他沉默了,似乎不愿意回忆这些使他内心痛苦的事。但他还是说了下去:
“所谓游民,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小孩、孤儿、小偷。助理医师每月十五块钱薪金,几个月才发一次。整个习艺所每月有两千元经费,几百个儿童。所长明着往口袋里装去一千元,底下总务科、稽查,还要分几百元,我们职工一年就发不了几次薪了。每天都有病死饿死的孩子抬出去。我只有一件蓝布衫,洗了穿,穿了染。每天步行十六里去上班。我的第一个妻子是给有钱人洗衣裳,掉井里淹死的。生活实在不能维持了。我学徒的时候,认识对门铁匠铺一个姓金的徒工,以后他在沈阳兵工厂做工。他来信说可以到东北去行医。我去了,但北京的医生证明,不能在东北行医。我便在炮厂找了个记工员的职业。
“上了一个月的班,赶上放一个月的年假。没处吃饭,我便坐煤车回到北京。这种车不花车费,但有时在一个站停四五天。十冬腊月天气,我只穿一件夹袄,外罩一件夹布长衫,险些冻死在车上。到北京崇文门站下车。我把里面的小夹袄脱下来当了,吃了一顿饭。因为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我无处投奔。母亲给人家当保姆,只有去找母亲。”
他突然停顿了。使劲吸了一口烟。香烟的火光一闪,我见他的脸上,有严肃的宁静的神情。约有几分钟,他沉于深思之中,然后,声音低低地继续说着:
“以后我在北京挂牌行医。宪兵、警察、流氓,看病不挂号,不给钱。你还得给他们钱。一个名叫饶恕之的流氓,勾结报馆,专吃医生。他进院向着许多候诊的病人大喊大叫,‘祁大夫,我们那病人吃你的药就完啦。’你得立刻给他钱。象走进他自己家里一样,从桌子上拿起烟就抽,嘻皮笑脸。骂他,他也不急。说他,他也不上火。你伸手碰他一下,他就倒在地上,搅得你无法看病。
“他们的身份不同,作法也不一样。一个国民党将军,身子细长,走起路来肩往后仰,胸往前突,有一双野猪似的眼睛。有一天,马靴上的马刺叮当响着,来找我说:‘祁大夫,我是司令部的少将,有事找你去。’这种人,多拙于自谋,而巧于谋人。他想这样叫我自动地把钱给他送去。我回答说:‘对我们医生来说,只有病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去看病。’”
我注意地听他说着:
“北洋军阀时代取缔过中医。国民党取缔过中医。解放不几天,人民政府便请我参加筹备北京市中医医院。祖国的医学,只有在毛泽东的时代才得到这样的保护、发展。在我入党的那天,同志们都为我高兴,我激动得流泪了。”
一阵巨响,打断他的谈话。仿佛整个太空突然敞开了它的大门,无数鲜红艳丽的花朵,从蓝天里闪现出来,五彩的火焰,给老医生青铜般的脸上,添了一阵红潮。在他的唇上,他的短短的胡髭,有如银针一般闪着光。我见他半仰着头,用发亮的目光凝视着美如神话的太空。就象应和着天安门广场礼炮的雷鸣,他用那种骄傲而稍微拖长的声调说:
“我们的时代……”
然后转过脸来,把手放在我的胳臂上,用提高的声音说:
“生命因了人民的需要而得到光辉,因了党的需要而得到真正的价值!”
一天晚上,我去看祁老。女主人在外间屋低声说,祁老病了。经医院检查,是高血压。院长下命令叫他休息,才没有去上班。这两天又受了些外感,刚吃过药,睡了。
说话间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东城区一个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一个是病人的母亲,带着匆忙焦急的神色说请祁老去会诊一个病危的孩子。
女主人向他们做手势,同时悄声说,祁老病了。
“可是孩子的病情挺危险啊!”那母亲搓着手说。
这时候听屋里有脚步声。老医生穿一件古铜色的毛衣,一边拿手绢擦着额上的汗,走了出来。他的脸有些微红,向他的妻子说:
“把上衣和帽子拿来!”
“您去行吗?”他的妻子低声温和地向他说。
老医生微笑着,露出他的白牙齿,拿手触动着我的胳臂,低声地仿佛透露一件秘密似的:
“我这病不要紧。孩子出了事可就不得了啦!”
临向外走的时候,他又在我的耳边添说了一句:
“我们必须见危受命!”
他向来人说,还要过中医医院接他的两个徒弟。然后便走进停在门口的一辆小汽车里,去了。
一九六四年初夏(附图片)
“药不在贵贱,能治病就好。您只管给孩子吃吧!”
王德娟插图


第7版()
专栏:

草原流动医疗站(中国画·全国美展·华北地区作品)
阎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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