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知识分子皮薄解
朱润林
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同志分配到一个矿山工作以后,矿党委决定先让他们劳动锻炼一个时期。劳动开始第一天,他们到矿山废石场和工人一起搬石头,还没有干几下,有两个同志的手已经碰破了皮,流出血来。一个工人同志看到了,赶紧给他们包扎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嘛,知识分子皮薄,比不了我们。”一句话说得他们脸红了。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多半人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高官厚禄;至少也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逃避劳动,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多是手不扶犁,脚不沾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皮薄”自不用说。
我们无产阶级培养的知识分子就不同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是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人民的勤务员。这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和毛主席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的延安“抗大”就这样做了。“抗大”同志不只是理论知识学习得好,而且开荒种地、纺棉织布、参加生产劳动也搞得好。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不会有“皮薄”的情况了。现在,我们的半工半读学校、农业中学等等学校都在这样做。
然而“皮薄”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有些同志不是常说自己是“三门干部”吗?走出家门,就进学校门,走出学校门,就进了机关门。他们没有或很少参加社会实践,他们没有生产劳动的习惯,脸皮嫩,手皮薄,风吹一下头痛,雨淋一下感冒,日晒一下起火,工人同志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这个缺点要改正也并不难,只要多参加一些劳动锻炼,就能逐步作到心坚皮坚。
工人同志说的“知识分子皮薄”,自然主要是指知识分子的皮肤经不起风吹雨打。但我进而想到我们思想深处的缺点。我们知识分子往往是爱面子,别人表扬一下满心高兴,可就是批评不得,挨了批评,特别是自己缺点被工农群众发现指出,就急了,不自在了,感到脸没处放,有的红脸,有的甚至哭鼻子抹泪的。这不是脸皮薄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五四运动》这篇文章里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个伟大的指示,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我们才出校门的同志,要下决心革命、下决心改造自己,就要下决心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在这三大革命运动中,使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只有这样,工人农民才不会说你是“知识分子皮薄”,才会真正把你当作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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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统计员
张道引
晚上,刘景珍在大队团支部大会上,被选为支部书记。大队党支部同时做出决定,把她调到大队来做团的工作。
刘景珍在一九六○年初中毕业后,一直在瓜前生产队当统计员。她走了,瓜前生产队的统计员,由谁来接替呢?
在整个大队,以至全刘瓦房公社的干部中,差不多谁都知道,瓜前生产队的统计员刘景珍,有个得力的助手狗儿。
狗儿大号叫刘彦田。是瓜前生产队的一个孤儿,共青团员,高小毕业生。平时,每当他看到刘景珍忙不开的时候,就热情地跑到跟前说:
“珍姑,我来帮帮你,告诉我,账怎么个记法,我保证能干好。”
渐渐地,刘景珍便把田头记工、发工分票等工作,交给彦田干。时间长了,队里的几个年轻女社员,便封了他个“副统计员”。
第二天一早,刘景珍踏着绵松松、软酥酥的霜地,往彦田家走去。昨天晚上,队委会开了大半夜会,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选择,决定把统计员这个职务交给彦田。
刘景珍来到彦田家,彦田正在做早饭。她接过他手里的腊条火棍,坐在锅门的柴堆上,一边拨着火说:
“队里决定叫你当统计员啦!”
“叫我当统计员?”彦田闪过一双兴奋的眼光,“唉!我能管这么大的‘家’?”
“能。”刘景珍斩钉截铁地说。
“唉!不行。这么大的‘家业’,咱——”
“怎么?害怕困难?”
“害怕困难?”彦田自信地说:“怕啥困难?珍姑,狗儿不是吹牛,大树梢儿上的老鸹窠咱敢戳,洿子底下的泥鳅咱敢掏!只是‘管家’这玩意,咱怕弄不好,误了大家。”
“担啥心呃?你过去记工、发分,不是干得很好吗?”
“好啥?没有你——”
“没有我就不成?”刘景珍郑重地说:“狗儿,任啥活儿都不能叫人家把手教一辈子。离了师傅也能打出好‘嫁妆’才算好徒弟。”
彦田觉得这话有份量,驳不倒,眉毛一扬说:
“好!干,有困难咱克服。”说着伸手接过刘景珍手里的账册、工分、现金、掂了份量,沉甸甸的,犹如掂起了千斤重担,心里又打起扑嗵来。
“珍姑,我——”
“不用怕。大家把家业交给你,信得过你,你就大胆来管。碰上困难,有党哪!”
从这天起,彦田便是瓜前生产队的正式统计员了。刘景珍是当然的顾问。两人各记一笔账。她除了跟往常一样,记好自己的账外,每天早上、中午和晚上,不论天热天冷,刮风下雨,都教彦田会计科目:练珠算、结算账目、核对现金。碰上阴雨天没有活儿干,便整天整日地教。
彦田确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他要干啥,就一干到底。但是,刘景珍想:“要叫狗儿安心一意地当好统计员,还要给他更多的关心。”她在支委会上提议由附近的几个女团员王秀兰、刘玉荣、张兰英组织一个小组,轮流帮助彦田做饭、拆洗、缝补。一天,彦田记完工回家,天已麻黑,邻里的姑娘、小子,正一迭一声地喊爹叫娘家来吃饭。他蹭蹭地走到家门,推开门一看,他愣住了。只见王秀兰、刘玉荣、张兰英三个人,正在屋里忙着什么活儿。他站在门口莫名其妙地看着。姑娘们看他愣巴愣巴的样儿有点好笑。
王秀兰说:
“哎,愣个啥?不认识?”
等姑娘们一走,彦田仔细瞧过屋里的变化:饭做好了,碗筷洗得又干净,摆得又整齐,被子、衣服烂处都补过摺好板整整地放在床上,就连烂了的袜子,也已经缝好洗净……这一切,使他很感激。周围的人多么亲切,团组织多么温暖啊!虽说自己是个孤儿,可一点也感觉不到“孤”呀!他对自己说:“狗儿,狗儿,你要是记错了一笔账,发错了一个工分,都对不起这些亲人啊!”
五月,刘景珍参加县妇女代表大会回来,天已傍黑。她一进庄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狗儿弄错了四百多块钱。这件事在社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就不同意彦田当统计员的一位队委委员,一见刘景珍就抱怨说:
“咱说狗儿不行,你们偏说行。看,如今,怎么补?依我看,干脆——撤掉换人!”
这话刚出口,就遭到了另几个队委委员和群众的反对。
“出一回差错就得撤职?你做事一辈子不出一回错?”
“哼,你这态度就不对!错了帮助查嘛。”
刘景珍没有吱声。她决定先找彦田弄明白情况。
彦田自从昨天发现错了账,尽管有不少人议论纷纷,他却不吱声,坐在屋里翻账册、抠算珠,他发誓要自个儿查出错来。刘景珍来到狗儿的办公室,正碰上东院三大娘端着一碗面条站在门口。
“哎呀!他珍姑”,三大娘叫道:“快劝劝狗儿吧!错点账,啥子大事?慢慢算就是了,值得不吃不喝,关门拚命?”
刘景珍正要推门,门却“哗”地开了。彦田兴冲冲地从里面冲出来。顶头撞见刘景珍,便又惊又喜地嚷道:“查着了,查着了!”他拉着刘景珍翻开账册,指着红笔圈的数码说:
“你看,错在这儿,我那天急着去姐姐家,把收入的农具贷款十八元、肥料贷款十二元和买太平车轮支出的十七元,都记到百位上去了。”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连声检讨说:“粗心,粗心,该打,该打!”
转眼之间已是秋风阵阵了。秋季的决分,是对新统计员的一次考试。
秋夜是凉爽的。劳累了一天的社员们,都聚在小天井里休息、乘凉,话着丰收,讲着故事。彦田却独自坐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满头大汗地翻账册、拨算珠。东院的大娘看见了说:“狗儿,出来凉凉!小心热坏了。”西院的大婶也说:“狗儿,快出来歇歇,老是黑夜白日价地干,不要累着喽!”媳妇们就怂恿孩子:“去,把你狗儿叔拽出,吹笛儿听。”这些,彦田全都没有听见,他只是歪着头,趴在三屉桌上,一科一目,一家一户地合着大账。他也不知道三星是什么时候转换了方向,雄鸡怎么这么早就喔喔唱了起来……等他把全生产队的决分账全部算好时,抬头一看,红艳艳的朝霞,已经射进窗来,桌上的账册、墨水瓶和蘸水笔,都被染成了鲜亮的玫瑰色。他伸了个懒腰,抓起横笛,朝着东方的朝阳,吹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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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秋场夜话
黄世衡
白天的秋场,热闹繁忙。夜来就静了。大人干了一天活,要早点歇着孩子们也不来了,只在院里唱歌或者欢乐地追逐。
这天晚上,我和队长老余到场上去。老场头郑大伯的眼睛真尖,打老远就认出了我们,招呼一声,随着丢了两个蒲墩在地上让我们坐,自己却蹲在一旁。
落座以后,郑大伯就和队长谈起场上一天的情况来。他有个习惯,说到兴奋处,就由不得要挪挪腿脚。现在他谈着话,不停地挪动着。看看挪近了,就退后两步接着谈,又挪近了,又退后两步……丰收,使这个老贫农兴奋极了。
我一边听,一边借着月色看场里的东西。我看见不远处柳条筐子竟有二十对之多,便问:“不是二十个人剥棒子吗,怎么倒有四十个筐子?”
“一人使两个筐呀!”老场头说,“一筐装上等货:一溜儿粒儿又大又饱的‘朝鲜白’,预备送到公社给别的村子做种,交公粮也用这个;一筐装次一点儿的,自己吃。”
“好风格!这是队长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
“大家的主意。队长和我先倒是合计过,可还没说出去呢,剥棒子的人倒先提出来了。”他停了停,又补了一句:“这就叫做干群一条心。”
我说:“这边剥边挑选,可就比光剥不挑慢些了,还是每剥四筐记一分就不合适了吧?”
老场头说:“去年是光剥不挑,一天一个人能剥二十四五筐;今年边剥边挑,可还是那个数。你琢磨这里头有什么学问?”
这还用问,我说:“大伙儿手下快了,对吧?”
“对了一半,”老场头兴奋地挪动了一下,“还有一半:今年棒子个儿大!个儿大,筐就……寻思出这道理来了吧?”
“大伯向你卖关子哩。”队长插了一句。
“其实呢,大伙儿也不计较分儿多分儿少的,”大伯转了话头,“心劲儿全在为大家都增产、为国家建设这上头……”
老场头的话突然停了,偏过头去听了听,向远处问道:“谁呀?”
“是我。找队长有事。”
“是春生。来吧,队长在这儿。”
春生是队里的记工员,小伙子有点楞,走近了,劈头就是一句:“割草的分定得不合适。”
队长问:“他们有意见哪?”
春生说:“是这样,按定的标准算,他们一人一天得的分和队里的头等劳力差不多了。应该把标准定得高一些。”
队长说:“明儿了解一下他们的意见,再在管委会上研究研究。”
“这就是他们的意见呀。他们几个刚才记分的时候提出来的,说割草标准定得低,叫我来转达一声。”
“个楞头青!”老场头说,“好话差点儿就让你说成坏话了。”
春生在老场头的数落下,憨笑着走了。老人又挪动了一下,对我说:“你爱说风格,你看那些割草的人的风格咋样?”
“高!”我说。
“是高!——在场里干活的人这样,割草的人这样,在地里收庄稼的人也是这样,收得是又好又快,真叫棒!就说人们刚下地那袋地头烟吧,也没谁发话,不知怎么就取消了。到地头铆上劲儿就干,真有股子争秋夺麦的劲头儿!报上登了好多好人好事,我说他们也该到咱这儿来瞅瞅,也给写上一段儿。”
“就写你得了。”队长接过话去,随即转向我,“当这场头可不易,支配活儿,还跟着干,到晚上也歇不好;窝棚里比不得家里炕上,这儿是蚊子叮,跳蚤咬;可咱们这位老英雄,年年麦秋场头、大秋场头,包了。”
“你,这……”说到自己身上,老场头的话就打结子了。说不上来,索性下了逐客令:“时候不早了,家走吧!”
队长还要上保管那儿去,起身先走了。我也站起来,预备回住处去。月光下,看着眼前满场的收获物,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涌出了“丰收”二字回味着刚才这秋场的一席夜话,想到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村子里出现的难以尽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我觉得这“丰收”二字,变得更有意义,更实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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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宾
班长探家归来了,
笑容满面情满怀,
一把铁锹肩上扛,
一棵青松怀里揣。
青松本生井冈山,
红色老松后一代。
革命家乡的革命松呵,
最懂得恨来最懂得爱!
临别选了这棵松,
千里迢迢回东海。
挥锹海滨挖个坑,
仔细培土把根埋。
埋下仇恨埋下爱,
手抚青松望大海:
“永作哨所一棵松,
风里浪里长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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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革命博物馆里

两杆红旗
这两杆旗,一杆是三十七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打起的第一面红旗,一杆是十五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高举红旗上了井冈山。当时,仅有几百人。毛主席把这几百人编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亲手缔造了第一支人民的军队,创造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选定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跨过了重重的险阻,绕过了无数的暗礁,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直到如今天安门前红旗如海。 〔晓白〕(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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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山区的人们(油画·全国美展·华北地区作品)
邓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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