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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恶果
——罗尔纲同志为什么会把叛徒装扮成英雄？
炳然 大可
关于李秀成被俘以后的投降变节，最后成为太平天国革命叛徒的问题，戚本禹同志在《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①两文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在这里，我们想着重研究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李秀成在《自述》②中表白的投敌事实是那样地明白和确凿，而罗尔纲同志却咬定李秀成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还对曾国藩施用了所谓“苦肉缓兵计”，甚至说什么曾国藩终于“中了计”③。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分歧，多么大的错误！罗尔纲同志在这次讨论中，怎么会发生这样错误的呢？
所谓“苦肉缓兵计”是怎
样“假设”出来的？
要追究产生错误的根源，首先要从指导研究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中去寻找。
为了给李秀成的投敌言行作辩护，早在二十年前、即一九四四年，罗尔纲同志就曾提出所谓“李秀成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以图复兴太平天国的假设”。经过十二年“小心的求证”，这个假设始终得不到证实。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他终于不得不向读者声明把它放弃。但从罗尔纲同志现在再一次提出的所谓“苦肉缓兵计”的假设来看，他的那个“伪降”的假设，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只是说“伪降”，显得对敌人还存有幻想，在罗尔纲同志看来，这对象李秀成那样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来说，未免不称身份。于是，他又到处为李秀成找理论，寻事实，想种种办法，从种种方面，再把“伪降”装扮成向敌人施用所谓“苦肉缓兵计”。这样，似乎就可以天衣无缝了。实际上，名义虽然不同，本质仍然一样。所以必须指出，罗尔纲同志改“伪降说”为“苦肉缓兵计说”，并不意味着他对“伪降”假设的真正放弃，相反，而是他对“伪降”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在科学研究上进行假设，并不是不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什么样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假设。如果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假设，那当然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是在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假设，那就会象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实用主义那样，变成对客观事实进行随意的涂抹和装扮，就会造成极大的谬误。据我们看，罗尔纲同志现在提出所谓“苦肉缓兵计”的假设，是完全属于后一种情况的。
罗尔纲同志在《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和《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两文的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回顾多年来研究李秀成这一问题，有一个障碍阻挡住人们的思考。不少人认为：‘李秀成自己在白纸上写下黑字，怎能把他洗涤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尔纲同志援引了章学诚的一段话：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谓，况生千古以后乎！”罗尔纲同志认为，这段话对大家研究李秀成问题具有“拨开障碍”的作用。看来，这是他的新发现。为此，我们也再三读了这段引文。但是我们认为这段引文不仅起不了什么“拨开障碍”的作用，反而只会给人增添了许多障碍，因为从这段引文的基本观点看，它充满着不可知论的色彩。说什么：今人不可知，古人更不可知；这个不知，不能“妄论”，那个不知，不能“遽论”，等等。总之，今人研究古人，是一百个不可知。应该认为，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去研究社会历史和历史人物，不是使人如堕五里云雾中，就是把人引入歧途！其目的无非是借以对社会历史和历史人物作任意的解释，无所谓是非，无所谓对错。
与此相反，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完全可知的，是完全能为人们所认识的。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也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认识论观点。把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上去，情况当然也完全一样。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运用这种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去观察和认识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指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要正确地观察和认识社会历史的真面貌，就必须把握住社会历史现象的阶级本质。所以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④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的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我们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
对于研究李秀成问题，当然也应该运用这个根本的方法。《自述》是李秀成被俘后亲笔写下的客观事物，也是李秀成对于当时现实政治（包括清朝和太平天国两方面）表示态度的书面材料。应该肯定，它是研究李秀成思想的最可靠的历史事实。李秀成在《自述》中投敌的立场表白得那样决绝，投敌的语言书写得那样明白，而且那种卑鄙的语言是连篇累牍、贯彻始终的。因此，只要能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剖析，我们就不难识别，李秀成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已经受不起严峻的考验，完全从太平天国革命这一边，滚到清朝反革命那一边，同敌人“合二而一”了。这是一清二楚的，怎样会是“妄论”呢？
可是，罗尔纲同志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他完全抛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李秀成那些诋毁革命、阿谀敌人，并且要为敌人尽忠效劳的反动言行，一方面轻轻地用几个“自污”、“自辱”的字样把它糊弄过去，另一方面又以章学诚那个所谓古人文辞不可理解的观点为幌子，给《自述》涂抹上许多神秘的不可知论的色彩，为李秀成的叛卖言行进行种种辩解和开脱。他特别强调李秀成“一生历史”和“当时遭遇”的特殊性。由这种特殊性，再推演出：《自述》“正是一部有所为而写的文件”，李秀成“先向曾国藩献谀，陶醉了曾国藩，又向曾国藩谈气数，麻痹了曾国藩”，如此等等。应该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即就李秀成当时“身处”的具体情况看，也丝毫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他原来的身份是太平天国革命军的统帅，那时他已经被敌人俘虏。根据阶级斗争的起码要求，一个革命者被俘以后，如果还想“有所为”，那就只能有一种作为，就是继续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准备“杀身成仁”，也就是准备牺牲，根本谈不上什么“隐显”、“屈伸”。当然，也会出现另一种人、另一种“作为”，那就是：向敌人屈膝，卖身求荣，投降乞活。选择前一条道路的是英雄好汉，选择后一条道路的是变节叛徒。如此而已。检验一个人被俘后是英雄还是叛徒，要看他在监牢中的实践，也就是要看他对敌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如作供词、写自述等）。前面已经说过，李秀成在《自述》中表现的投敌言行毫无隐讳，万般清楚，已经完全证实他走的是叛徒的道路，根本不需要人们为他做什么“探微索隐，阐幽发潜”的工作。因此，罗尔纲同志说什么“有所为而写”等等，都只不过为的是给《自述》附加上神秘的不可知论的色彩，以便于对《自述》作随心所欲的解释而已。实用主义的掮客胡适曾经说过：
“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⑤现在，罗尔纲同志对待《自述》这个“实在”就是这样。他以章学诚的不可知论为掩护，抽掉了《自述》的阶级内容，然后又对《自述》进行种种主观随意的涂抹和装扮。结果就产生了所谓“苦肉缓兵计”，就把一个叛徒装扮成英雄，把一部叛徒的“自白书”描绘成革命的文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⑥。据我们看，罗尔纲同志的错误假设和对李秀成的错误评价，有世界观的问题，也有立场的问题。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可以得到证明。罗尔纲同志在研究李秀成问题时，自始至终都不肯依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⑦的本来面目，即《自述》中乞降求活的真实内容来进行研究，而仅仅按着主观的意志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事实”和“目标”。但是，人们主观的意志总是打有阶级的烙印的。这就是说，人们在选择自己的“事实”和“目标”时，是离不开一定的阶级立场的。关于这一点，一九五七年罗尔纲同志在《从整风回忆思想改造》一文中也承认：
“拿我自己来说，首先是一个客观主义问题，实际就是立场的问题。”⑧不过他接着又说：
“我问我自己：究竟是太平天国‘是’呢还是曾国藩‘是’呢？如果太平天国‘是’，则曾国藩对抗太平天国便‘非’了。接着是非问题，就是划分敌我，曾国藩既然是对抗人民革命，他就是我的敌人，我就必须痛恨他。于是从搅清是非，划分敌我，最后就解决了立场的问题。”⑨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们从罗尔纲同志在这次讨论中倡说李秀成向曾国藩施用所谓“苦肉缓兵计”，而且至今还“日益坚信”来看，对于这一点却不能不有所怀疑。因为一个真的解决了立场问题的人，必然是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对于有利于革命的东西，必然喜见、乐闻，有强烈的感情；而对于不利于革命的东西，则必然看不惯、听不进，有极大的愤慨。但是现在，罗尔纲同志对于李秀成那种肆意诋毁革命、百般颂扬敌人的反动言行，竟然丝毫无动于衷！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千方百计地为它涂脂抹粉，为它曲意辩解！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谈谈。
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出了“保民为乐”的思想，他说：
“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实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沾雨露之恩。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众，再有反复变心，仍祈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⑩这就是李秀成露骨地要为清朝招降革命部队，乞求清朝“赦其死罪”?，“给票其回，或散作生意”?，乖乖地作“大清”的顺民。说穿了，也就是李秀成无耻地以“保民为乐”为借口，大力宣扬“保命哲学”，企图彻底瓦解革命力量，把广大革命人民重新打回到奴隶的境地中去。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看，这正是一个反革命的大阴谋，充分暴露了李秀成这个叛徒的丑恶嘴脸。但是，罗尔纲同志却是怎样看的呢？他对李秀成这种出卖革命、陷害人民的行径竟然赞扬备至，说什么：
“李秀成所说的这些话，……骨子里却深藏有他的目的，实是有所为而言，不得不如此伪作‘同心之论’。”极其明显，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件历史事实的观察和解释也就完全不同。因此必须指出，尽管罗尔纲同志在提出所谓“苦肉缓兵计”假设的时候，也标榜尊重历史事实，甚至指摘那些认为李秀成投敌的人“是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乍听起来，罗尔纲同志研究历史的方法似乎科学得很，客观得很！但是，如果揭起它的老根，它的反科学本质，就会充分暴露出来。在这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他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搜求“事实”，作出假设的，所以他的所谓尊重历史事实，实质上完全是从个人的主观“意志”出发，无视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假设”，实质上就是事先作出违反于事实、强加于事实的主观“结论”。
大家知道，实用主义的反科学方法标榜有三个步骤：“细心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有时又简称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根据这种方法，胡适曾经把一个封建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武训，装扮成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典型人物?！装扮的对象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也是把一个反面教员，装扮成英雄好汉。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巧合？根源就在于研究问题的观点和方法——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上面大略的分析，从研究问题的观点和方法看，罗尔纲同志一口咬定的所谓“苦肉缓兵计”，不也是根据这种观点和方法“假设”出来的吗？
这是一种什么“求证”方法？
上面说的是罗尔纲同志那个所谓“苦肉缓兵计”假设的来由和实质，下面再谈谈他又是通过怎样一些手法来“证实”这个假设的。
实用主义的假设完全是一种主观的虚构，它是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必然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为了“证实”这种主观的“假设”，实用主义者就只能寻找一些个别事实甚至捏造一些“事实”来作证了。因此，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就是“大胆的武断，小心的弥缝”。上面说过，罗尔纲同志是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假设”的，那末他又是用什么方法去“求证”的呢？主观臆断、歪曲事实和曲解史料，是他在“求证”所谓“苦肉缓兵计”这个假设中最惯用的手法。
罗尔纲同志说：肯定李秀成是不是投降，必须“取决于历史事实”。他认为，历史事实证明《自述》中那些“自污”的话和李秀成向曾国藩提出的“招降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如果历史事实真是这样，那当然不错。可惜，罗尔纲同志的这些论断，在很多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上，都不能得到任何事实的证明，而只是求助于主观的臆测。
罗尔纲同志在解释李秀成“招降章程”的“关键”时说：
“李秀成要做这件事，是以自己人作主的，曾国藩派的一、二人作陪，实际是作掩护。……李秀成的自己人，当然是用广西人。广西浔州、梧州一带人的方言、隐语，不是外省人所易听懂的，就使曾国藩监视得严密，也无法对此防范。这也不是小事。李秀成办法的关键就在这里。”这样的“求证”，真也太离奇了。第一，有什么历史事实，可以说明李秀成做这件事，是以自己人“作主”，而曾国藩只派一、二人“作陪”？第二，有什么历史事实，可以说明李秀成的自己人，“当然”是用广西人？第三，文中还特别说明广西浔州一带的方言不是外省人所能听懂，曾国藩对此必定毫无办法。还说这是问题的“关键”！
一看便知，这些全都是主观臆测。特别是第三点，更叫人读了发笑。试问：曾国藩是一个三岁孩童，还是一个老奸巨猾？曾国藩同李秀成是在进行阶级斗争，还是在玩儿戏？有什么事实证明，象曾国藩那样一个大刽子手，而对于一个地区的方言，竟然笨拙到不能想办法把它听懂？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主观臆测，而简直是《天方夜谭》中的神话了。
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尔纲同志还宣称：李秀成“是一个深信人定可以胜天的战斗者”。并且为了吹嘘这个叛徒的思想确实比别人“先进”，罗尔纲同志更采取了抹黑太平天国革命英雄来抬高李秀成的伎俩。他一口咬定陈玉成、洪仁玕和赖文光等都有大量定命论的思想，并且硬说李秀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实高出于他们之上”！而事实上，《自述》中却充满着“天命”、“先机”和“劫数”等谰言。这该怎么办呢？罗尔纲同志竟说：李秀成“在自传中，写了许多天数的话，其中不少是为着迷糊曾国藩而说的”。这算是什么“求证”？对于历史事实，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假设”，就随随便便地说一声“它不是真实的”，一脚把它踢开。反之也是一样。如果可以这样任意涂抹取舍，那末天地间还有什么事实是可信的，又有什么事实是不可信的呢？
不仅如此，罗尔纲同志在“求证”中对于历史材料也极尽曲解的能事。为了证明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所谓“苦肉缓兵计”，他在援引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关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争吵事件的一段话时，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曾国藩当时没有迅速向广德、湖州追击太平军，这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种种客观困难，而绝不是因为他中了李秀成的什么“计”。关于这一点，戚本禹同志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有了阐述，这里不赘。对于曾、左争吵这件事，《庸闲斋笔记》中是这样说的：曾国藩“据诸将之言，谓贼幼逆福瑱，已死于军中”?；而左宗棠却说幼天王没有死，并向清廷奏报了这件事。因此，曾国藩“以幼逆久死，疑浙师张皇其词而怒，特疏诋之。左公具疏辩，……亦颇诋公”?。在这里，陈其元不仅没有说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什么“计”，而且明明是说曾国藩所以认为“洪福瑱已死于乱军中”，是“据诸将之言”。至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争吵，那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因个人利害而引起的互相忌嫉和彼此攻讦，怎么能够证明“曾国藩中了李秀成的计”？对待史料如此牵强附会，怎么能够“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呢？
仅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就可看出，到底是谁“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罗尔纲同志的这种“求证”不是什么别的，而只不过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细心求实证”的翻版，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因此，罗尔纲同志那种研究李秀成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完全可以用如下一个公式来表述：
第一，“细心求事实”——实际上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指导，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抹煞阶级斗争，把《自述》中李秀成的反动言行，看作是革命英雄的豪情壮举，从而费尽心机地去搜求“事实”。
第二，“大胆提出假设”——实际上就是闭着眼睛歪曲事实，从而根据主观的设想，作出武断的“结论”，胡说李秀成是一个“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他向曾国藩施用了所谓“苦肉缓兵计”。
第三，“再细心求实证”——实际上就是在作出虚构的假设以后，拉扯一些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甚至使用主观臆断、歪曲事实和曲解史料等手法，以求“证实”他自己的主观“结论”。
遗憾得很，罗尔纲同志研究太平天国已经几十年了，他对太平天国情况之熟悉，资料掌握之丰富，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由于他在研究李秀成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摆脱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束缚，结果他终于不能不陷入极端的谬误：他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竟然把一个最后成为太平天国革命叛徒的李秀成，装扮成为一个“百折不挠、抱着满怀信心的革命者”。这个谬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坚持。如果把这种情况作为学术研究上的一项教训来看，有一点确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彻底改造，对于正确地研究历史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五年罗尔纲同志在《两个人生》一文中说过：
“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罗尔纲同志常常检查他的所谓“客观主义”，这是不错的。不过，今天他仍然陷入这个复辙。他一再地强调：
“本文只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考据。至于李秀成这一事实应如何评论，请俟诸读者。”就是一个表明。其实，所谓“纯客观”的立场本就是不存在的。列宁曾经指出：
“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纯客观”，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运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世界，去否认社会上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去否认社会历史和人们思想的阶级性。因此，这种“客观”和“主观”是互相沟通的。今天，罗尔纲同志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甚至已经发挥到这样的地步：它可以对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即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所做的那些投降敌人和出卖革命的事实，完全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而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客观事实进行任意的涂抹和装扮。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上的具体运用和贯彻，它的恶果是：把叛徒装扮成英雄，模糊了革命和投降的原则界限，混淆了英雄和叛徒的根本区别。在国际和国内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今天，这个恶果在政治上的危害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由此可见，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一个人进行历史研究的指导，是多么地重要！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九五五年范文澜同志在《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他说：
“也有些人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或者是因为保存着唯心主义思想的老根，或者是因为用考据的方法（乾嘉的胡适的都一样）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形变质不变，或变得不多，依然逃不脱唯心主义的范围。他们虽然主观上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实际上仍不免不自觉地与胡适思想阴沟暗通，这种病症，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的。”?我们愿奉此与罗尔纲同志共勉。
①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载《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并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载《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②《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③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载《历史研究》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以下凡引罗尔纲同志的话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两文。
④《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九页。
⑤《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第一○六页。
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版，第九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九页。
⑧⑨罗尔纲：《从整风回忆思想改造》，载《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
⑩??《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一一二至一一三、一一六、一一三页。
?《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九九页；《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六四五页。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五三○页。
??《庸闲斋笔记》卷四《曾左友谊之始末》。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三联书店版，第一八三页。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胡适思想批判》第七辑，第二九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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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郑成功传》不是黄宗羲写的
张宗洽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爱国者。他亲身参加过浙东的抗清斗争，并写出《行朝录》一书，为我们留下一份丰富的南明史料。郑成功抗清的事迹也吸引了黄宗羲的注意，他的《赐姓始末》一文便是专记郑氏历史的。但是，有些中外历史家认为《郑成功传》一书也是黄宗羲写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理由如次：
一、立场不同：黄宗羲一生忠于明室，他在《行朝录》和《赐姓始末》中，叙事的立场非常明显，称鲁王曰“上”，称清军则曰“北军”、“北兵”、“北师”或“北帅”、“北人”，叙郑成功攻城略地必曰“克”某地、“复”某城。而《郑成功传》一书却完全相反，称清朝常曰“我章皇帝（顺治）定鼎之元年”、“我朝既定江南”，称清军将领必曰“我总督”某某、“我副将”某某，叙郑成功攻城略地则曰“寇”某地。
二、叙事矛盾：《赐姓始末》及《永历纪年》两书记永历帝封成功为延平王一事均作永历三年（按：成功封延平王在永历十二年，黎洲此处记事有误，但这是另一问题），而《郑成功传》则认为是永历十五年。叙郑芝龙受明朝招抚一事，《赐姓始末》曰：“崇祯中，受巡抚沈犹龙降”，而《郑成功传》则曰：“崇祯元年……率所部降于督师熊文灿”。叙清福建总督陈锦为其部下所刺事，《赐姓始末》及黄宗羲另一文《陈齐莫传》均认为是：“为其内竖李进忠五人所刺”，而《郑成功传》却说是：“其奴库成栋刺其首”。
三、年代不合：黄宗羲死于康熙三十四年，而《郑成功传》中竟有这样的文字：“逮康熙三十九年，仁皇帝圣旨，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
那么，《郑成功传》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黄宗羲写的呢？我想，问题大概就出在《黎洲遗著汇刊》上面。这部书是一九一○年上海时中书局排印的，它误把别人作的《郑成功传》也收了进去。其实，我们只要从早些时的著录上考察一番，也不难发现出问题来。全祖望的《黎洲先生神道碑文》（见《鲒埼亭集》卷十一）中列举了黄宗羲的许多著作，其中就没有《郑成功传》。全祖望去黄宗羲年代不远，对他的事迹很熟悉；如果黄宗羲确实写过《郑成功传》，全祖望怎会不加著录？另外，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杭州群学社石印《黄黎洲遗书》时，也不收《郑成功传》。可见在那时候，还没有引起混乱。
《郑成功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我看到过一部日本兼葭堂版的《国姓爷郑成功传》（一名《白麓藏书郑成功传》），署名清闽海郑亦邹居仲著。这部书和《黎洲遗著汇刊》中的《郑成功传》，文字完全一样。关于郑亦邹的生平，《漳州府志》卷三十三有传。郑亦邹是顺治、康熙间人，当过清朝的官，所以他称郑成功为“寇”，称清朝为“我朝”。他卒于何时，传中不详。但据传中说，“适张清恪伯行抚闽，闻其名，聘为书院学正”。查张伯行抚闽在康熙四十六年（见《正谊堂文集》卷一），可知他必死于康熙四十六年之后，这和《郑成功传》书中记载及康熙三十九年之事，在年代上也没有矛盾。
《郑成功传》在研究郑成功的历史资料中是比较重要的。它的作者不容混淆，因此特为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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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评介
岂之
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的资料很多，又很分散，有许多旧报刊目前已不多见。因此对大量分散的资料加以精选，汇编成册，看来是很必要的。张枬、王忍之同志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书，是值得欢迎的。
该书第一卷包括的资料为一九○一至一九○四年间的“时论”（一九六○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二卷为一九○五至一九○七年的“时论”（去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卷为一九○八至一九一一年的“时论”（未出）。
在第二卷中，编者抓住了当时社会思想史的这条主线：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进行论战，以及革命派在论战中逐渐取得胜利。如果只选革命派的“时论”，那就不能看出这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如果对改良派的“时论”资料选择过多，那就会模糊当时思想领域中的主流。编者既未忽视思想史的对立斗争，而又适当地选择了改良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时论”，这就有助于读者看出当时社会思想史的全貌及其主流。
《时论选集》依次以年代排列，历史线索分明。例如从第一卷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思想正在逐步形成，并开始和改良派在若干主要问题上区别开来。从第二卷所选一九○五年的“时论”（包括改良派的八篇和革命派《民报》的九篇）中又可以看出，当时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要不要革命等重要问题上开始进行争论；一九○六年的“时论”（包括改良派的十篇，《民报》的十六篇）更显示出：论战已全面展开。和改良派相反，革命派主张实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还主张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一九○七年的一些“时论”说明，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改良派理屈词穷，赶忙写什么《息争篇》，要求“息争机而消祸乱”，以掩盖自己失败的窘相。
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间，围绕着革命派和改良派之争这条主线，当时社会思想领域内还有其他方面的论争，如对待中国文化遗产的论争、科学与宗教之争等等。编者没有完全忽略这方面资料，例如从《国粹学报》上精选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对于“国粹”的看法，是在本质上和封建复古派及改良派有所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报刊《天义报》、《新世纪》上的一些文章表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反对民主革命而和改良主义合流的。
编者对资料作了初步研究，在卷前写有长篇序言，还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对读者认识和利用资料是有帮助的。卷后附有书刊介绍，对当时一些主要书刊的编者、出版日期、政治倾向性、主要撰稿人，作了扼要的介绍，篇幅虽短，但可以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一些专著没有为编者选入，这是因为它们篇幅大，同时又易于找到。《时论选集》大部分是选自一些重要的而又不易找到的书刊，第二卷包括了当时十九种期刊，可见选材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总之，从编选主题、体例和范围等方面看，《时论选集》是一部比较好的资料汇编。当然，史学工作者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仅仅利用这部书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当时思想战线上涉及许多重要问题，例如“中学”与“西学”问题、宗教问题和土地问题等等，要深入加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收集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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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的讨论
新近出版的《哲学研究》今年第五期，发表了《就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和蔡美彪同志再商榷》一文。作者关锋、林聿时认为，蔡美彪在《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许多非常错误的论点。总的说来，蔡文的错误是：“给农民、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领袖抹黑，同时给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搽粉，并打着虚伪的‘历史主义’的旗子，借口反对非历史主义来否认阶级分析。”
关锋、林聿时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地对蔡文关于“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的理解，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特点的分析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蔡文在这里否认了“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反封建的革命意义，美化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他们还认为，蔡文“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反对非历史主义的名义下，混淆了阶级界限，否认了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质”。“这是一个重大原则的争论”，因此“有必要把它争论清楚”。
这一期的《哲学研究》还发表了吉敦谕的《“两种革命论”是“经济宿命论”吗？》一文。作者认为有些同志对蔡美彪文章的批评是不公允的，并对蔡文关于区分农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