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
若水
杨献珍同志在有一次作《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时说：
“哲学上的名词术语，都是些抽象概念，若光从字面上去看，看来看去，还是那几个字，还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可是那些名词术语虽然都是抽象的，却是从实际生活中抽取出来的，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在读书的时候，随时把它们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它们的内容马上就丰富起来了，抽象的东西马上就变成具体的东西了。”
杨献珍同志的这一段话，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的“合二而一”论。光从字面上看“合二而一”，看来看去还是那几个字，还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可是这四个字尽管是从古书中借来的，却是杨献珍同志的头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如果把这四个字同当前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同杨献珍同志本人的整个言行联系起来，它们马上就由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的东西了。只有这样，才能懂得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实质。
哲学上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一个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斗争。唯心论讲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物论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种争论初看起来很抽象，似乎对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承认了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就要承认劳心高于劳力，就要承认劳心者支配劳力者是天经地义，就要承认为物质生活的利益而斗争是应该放弃的，生活的目的是内心的什么境界或者死后进天国。到底这套道理对不对，不是十分重大，牵涉到一个人的整个生活道路吗？形而上学讲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讲什么无矛盾的和谐，辩证法讲“一切皆流，一切皆变”，讲天地间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这种争论初看起来也很抽象，似乎我们用不着管它。可是你承认了形而上学，就要承认人剥削人的旧世界秩序是永恒合理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可以没有矛盾而变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的，这不就是要根本放弃革命斗争了吗？所以，在哲学的抽象语言背后，是隐藏着十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
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见的矛盾。哲学上讲矛盾，具体应用到社会生活中，主要就是阶级斗争。一个哲学家对矛盾的看法，对矛盾的态度，也就反映了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和态度，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是掩盖矛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呢，还是揭露矛盾、反对调和，坚持斗争呢？这是革命的哲学和反动的哲学的分野。
马克思说过，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为什么？因为辩证法承认矛盾斗争，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革命的辩证法，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掌握。被人推翻，失掉自己的剥削人统治人的地位，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痛苦的事情，是不堪设想的事情，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是最值得欢迎的事情。“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谓革命工作，就是通过斗争，促进事物的转化，使统治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使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使旧制度转化为新制度，旧世界转化为新世界。因此，反动阶级害怕讲矛盾，害怕辩证法，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则敢于揭露矛盾，欢迎辩证法。
胡适宣传点点滴滴的改良，不要革命；宣传人类是“大我”，叫人说一句话，走一步路都要“对于大我负责任”。他用这个“大我”的说法，来否认阶级的对立，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融合为一个“大我”。
梁漱溟宣传整个宇宙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他叫人“互以对方为重”，“舍自己的立场而以对方的立场为立场”，他要引导人到达一种所谓“理性”的境界，在这种境界里，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一切矛盾都消失了，“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此际一片天理流行，无彼我之见存，是曰‘无对’”。
周谷城告诉人们，矛盾就是苦恼，要从这矛盾重重的生活中去寻求一个“无差别境界”。据说，历史的前进，就是“无差别的境界一次一次的获得接近”。在无差别境界中，什么主观和客观，你和我，内和外的对立都没有了。
这些人的具体政治情况是有差别的，然而他们都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基本一致的，他们的矛盾观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他们只是叫劳动人民不要分别“你”、“我”，并不是自己要去实行。若以为他们自己要实行，那就上了当，他们那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我”是很顽固的，是和无产阶级的“你”区别得清清楚楚的。
就是讲辩证法的人，如果不是把辩证法坚持到底，也可以是不革命的。在哲学史上，以讲辩证法出名的，在中国有老子，在西方有黑格尔。老子虽然看到了现实中的大量矛盾现象，却叫人不要斗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他反对用斗争来解决矛盾，反而从矛盾的存在中得出了消极的结论，因此他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黑格尔讲辩证法，可算是集大成，但是他最后却要调和一切矛盾，达到所谓“绝对同一”，这就使得他的哲学的革命方面被窒息，而在政治上的结论也是温和的、保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好几种不同牌子的“社会主义”。他们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懂得辩证法，善于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到了这一派的末流人物，则“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这就走向反动了。还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这就是说，他们是希望社会不要“一分为二”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普鲁东，马克思曾专门写过一本《哲学的贫困》批判他。普鲁东在形式上也讲辩证法，可是他承认矛盾是为了调和矛盾。
由此可见，讲辩证法而不强调斗争，不强调转化（即质变），就不是真正的革命的辩证法，就是屈服于形而上学。
列宁说过：“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
从哲学上说，这就是不仅要承认斗争，而且要承认通过斗争来使一方消灭另一方，而一方消灭另一方就是飞跃，就是转化。不仅承认斗争，而且承认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促进事物的转化，这也是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辩证法愈是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攻击辩证法的手法也就愈巧妙，愈隐蔽。开始，他们是根本否认矛盾的存在（如杜林所说，矛盾即荒谬），后来，承认矛盾存在，但是不承认矛盾的斗争会引起统一体的分解和转化，而要调和矛盾。开始，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出来公开反对辩证法，后来，是在一些辩证法的词句下来半公开地反对辩证法（如周谷城），再后，是通过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内部的代理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辩证法。有些同志可能奇怪：杨献珍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他的报告，可说是“言必称马列”，毛主席的著作也引得不少，难道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论中，在“合二而一”这种抽象隐晦的词句后面，会隐藏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吗？其实，这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一点也不奇怪。
杨献珍同志是怎样篡改和修正对立统一规律的，这已经有很多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了，这里只提几个要点：
一、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指出，一切事物都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杨献珍同志讲对立统一规律，抛掉了对立面的斗争，只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这就是对这个完整的规律的阉割。
二、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的同一性，照《矛盾论》的概括，本来有两个意思，一是说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一是说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矛盾论》说，“事情不是矛盾的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杨献珍同志讲对立面的统一，恰好抛掉了这个“更重要的”互相转化的意思，而只讲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个意思。这又把对立面的统一的完整的原理割掉了一半，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半。
三、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本来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联合、调和、平衡等，只是事物在量变状态中显现的面貌。事物在质变状态中显现的面貌，则是统一物的分解，联合、调和、平衡等状态的破坏。杨献珍同志把对立面的联系说成是绝对不可分的，否认事物的“一分为二”，就是抛掉了根本的质变，只承认事物在量变中显现的状态，并把这种状态当作唯一的、无条件的、绝对的。
四、事物在量变状态中，表面上显出统一、联合、调和、平衡的状态，实际上内部仍然进行着矛盾的斗争，不过不很明显罢了。这时统一物虽然还没有分解、分裂，但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区分为不同的部分、方面、因素、力量，存在着分化的趋势。因此，不但事物在质变状态时是一分为二的，就是在量变状态时也是一分为二的。杨献珍同志否认一分为二，不但对事物的质变来说是错误的，就是对事物的量变来说也是错误的。
否认“一分为二”就是否认斗争，否认转化（质变）。而从它的现实意义上说，就是否认革命，杨献珍同志不是初学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不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经典著作中讲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是他熟知的，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的激化，他是明白的。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大谈“合二而一”，谈这个在政治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清清楚楚吗？
统一的事物之所以会分解、分裂成两部分，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不把“一分为二”而把“合二而一”当作客观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就是否认斗争，或者把斗争无条件地限制在不使事物破裂的限度内。这不是矛盾调和论又是什么呢？
在社会领域内，否认“一分为二”，就是否认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矛盾斗争的外部对抗形式，否认革命。
《矛盾论》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互相斗争着，待到一定阶段，就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现代修正主义正在大搞分裂运动，背叛革命事业，破坏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分裂阴谋，同时我们也决不因为现代修正主义者用分裂来威胁我们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闹分裂的同时，又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实行阶级合作，为了从哲学上论证他们的背叛行为，他们提出了融合矛盾，调和矛盾的反动理论。苏联的哲学家提出了所谓“辩证法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新现象”。在这样的时候，杨献珍同志否认“一分为二”而大谈“合二而一”，除了理论上的荒谬以外，在政治上不也是别有用心的吗？
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同当时机会主义的斗争时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资产阶级，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说得十分明确，“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因此不应该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妥协，调和矛盾，而应该坚持斗争。杨献珍同志的哲学和这正好相反，“对立面的统一只是不可分地联系的意思”，对立面的“本性”是不可分的，那么当然，团结一致是最高的东西，应该用原则上的妥协来换取“团结”。
最妙的是杨献珍同志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也装着来论证我们党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他们是怎样“论证”的，全部的话就是：
“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
我们的党对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这种矛盾斗争转化的条件，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总路线的建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条总路线被全世界革命政党和群众所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这两段话，除了照抄的引文外，全部的论证只有三句话。这种“论证”，简直叫人如堕五里雾中。制定政策时要“合二而一”，即把两个对立方面“结合起来”。那么这条总路线说到什么对立面呢？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方，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是另一方，总路线说的正是一方反对一方，消灭一方，“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难道可以说，这个新世界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人民“结合起来”，“合二而一”吗？杨献珍同志和艾恒武、林青山同志到底是用总路线的例子来证明他们的“合二而一”论的正确呢，还是用他们的“合二而一”论来证明总路线的错误呢？！
或者说，总路线不是说到“联合”吗？“联合”就是“合二而一”。这也是错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分化，正在“一分为二”，出现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如果不对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打垮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实现联合呢？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两个对立面，怎么能够“联合”呢？怎么能“合二而一”呢？
可见，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彻头彻尾反对党的路线的。我们承认统一物分解为两部分，是不是意味着这两部分可以没有同一性，没有任何联系呢？不是的。
只要是矛盾的双方，总是互相联系着的。例如先进和落后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就是互相联系的。先进和落后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先进，就无所谓落后，没有落后，也无所谓先进。在一定条件下，先进可以变成落后，落后也可以变成先进。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总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有成绩又有错误，这就是一分为二，不过这两方面不是一半对一半罢了。这是说的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敌我矛盾是不是这样呢？也是这样的。没有反革命，就没有革命（反革命就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就是革反革命的命），没有革命，也没有反革命。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原来反对革命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革命，原来的革命者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蜕化为反革命）。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相互联系，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同一性。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任何联系。修正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产生的，所谓“修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修正”，因此没有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无所谓修正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包括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发展的，没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联系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了解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今天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发展线索。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这种联系，只能用矛盾的同一性原理来解释，而决不是杨献珍同志说的什么“合二而一”。承认矛盾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否认统一的破坏，统一物的分裂，而杨献珍同志说的“合二而一”，确是说的对立双方不可分离。辩证法教导我们，在分析矛盾的时候，不要把矛盾双方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考察，而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承认统一物的分解或破裂。杨献珍同志拿“不可分离的联系”来否认事物的“一分为二”，否认统一物的瓦解和破裂，就是用同一性来否认斗争性，这正说明他把“对立面的统一”曲解成形而上学的同一性。
把对立面的统一简单地说成是不可分的联系，又把这种不可分的联系绝对化，这就是要保存事物的现状，反对革命的改造，因为革命正是要破坏旧统一物，破坏旧统一物中对立双方的联系，而代之以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
举例来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立面，它们之间有同一性。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没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面，共处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统一体中。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被统治阶级。没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被统治地位，没有无产阶级的被统治地位，就没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对立双方的联系。但是，如果把这种联系绝对化，认为制定政策时要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合二而一”，不能“一分为二”，那不是典型的阶级合作论吗？
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制定政策时，正是要“一分为二”，同资产阶级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最后破坏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旧的统一体，从而破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旧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剥夺剥夺者，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全民所有。无产阶级在经过长期斗争，最后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后，也消灭了自己，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可分的联系”作为全部政策的出发点，这哪里还谈得上革命和消灭阶级呢！
无产阶级要消灭自己和自己的对方，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体——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革命。反其道而行之，保持这个统一体，缓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使这种对立不发展到使统一体分解的地步，这就是保守和反动。
马克思曾经这样尖刻地讽刺过普鲁东：
“普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马克思致安年科夫的信》）
希望缓和矛盾的人，只是想到把对立双方结合起来，平衡起来，维持它们的旧联系，而从不会想到根本解决，不会想到把这个矛盾的基础推翻。但是，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根本办法，不是去维护对立双方的“不可分的联系”，而是根本推翻这个联系，从而消灭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
杨献珍同志再三强调说，他所说的“合二而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的意思。到底他所说的“合二而一”是不是“对立面的统一”，或者他所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对立面的统一”，前面已经作过分析了，现在还可以再就“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来作一个说明。从这次论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杨献珍同志一派对于对立面的统一这个原理的了解。杨献珍同志在那场论战中并没有公开出面发表文章，但是熟悉哲学界情况的人都知道，真正代表反面观点的人物是杨献珍同志，杨献珍同志是一贯反对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这种说法的。杨献珍同志是于世诚同志的背后支持者。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杨献珍同志通过于世诚同志的文章来宣传他的观点，正象这次在“合二而一”问题上，杨献珍同志通过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的文章来散布他的思想一样。于世诚同志的文章，有许多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照抄杨献珍同志的讲稿和一篇未发表的文章的。这篇未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是《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
乍一看来，似乎有些奇怪：杨献珍同志不是反对讲一切对立事物都有同一性的吗？怎么这回又只讲同一性而不讲斗争性，大谈起什么“合二而一”来了呢？其实，只要稍为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就知道这是毫不奇怪的。杨献珍同志在那篇文章中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他说了一些什么理由呢？他在解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哲学根本问题的一段话时说：
“恩格斯在阐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
的第一个方面的时候，明明指出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列宁
还说，在决定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范围内，这种
对立还是绝对的。可是，按照上述几位作者们的理解，恩格
斯在跟着阐述这个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的时候，忽然一
下子又说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难道恩格斯
在阐述哲学根本问题上竟这样轻率随意，连起码的形式逻辑
也没有了吗？”
查恩格斯的原文，并没有“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这样的字样。恩格斯只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谁是第一性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绝大多数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恩格斯只是表明他自己也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并没有说过“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杨献珍同志自己推论出来的。
在杨献珍同志看来，只要恩格斯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意味着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不是对立的”。杨献珍同志不能理解，承认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种对立，怎么还能同时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此他振振有词地反问：难道恩格斯“连起码的形式逻辑也没有了吗？”
但是，在这里单用形式逻辑是不能理解恩格斯的，需要的正是辩证逻辑。并不是恩格斯没有起码的形式逻辑，而是杨献珍同志没有起码的辩证逻辑。
依照辩证逻辑，一切事物包含的矛盾的两个侧面，是既对立又统一（同一）的。“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思维与存在是矛盾的两方面，它们既具备着不同一性，又具备着同一性，既对立又统一，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照杨献珍同志的逻辑，思维与存在既是对立的，它们就不是同一的，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的，那就是否认它们是对立的。这正是形而上学的那个老公式：有对立就没有同一，有同一就没有对立。
我认为，这是杨献珍同志的一个根本错误，是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问题。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成为杨献珍同志的其他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杨献珍同志以及于世诚等同志在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时候，总是反复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来他们看来，既然第一性的东西和第二性的东西是不同的，反映和被反映是有差别的，那么，它们就没有同一性。他们以为，证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就驳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杨献珍同志还说，列宁认为第一性第二性的对立在一定范围内还是绝对的，可是他忘记了或不懂得：绝对之中有相对，在思维和存在的绝对斗争中就包含了思维和存在的相对同一。
杨献珍同志用对立来否认同一（统一）的观点，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例如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他就是认为两者之间只有斗争而没有统一，不能互相转化的，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对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列宁说，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现在有些搞哲学史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搞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渗透）。”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同一性，也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当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如何互相渗透，如何互相转化，这需要根据哲学史和现实思想斗争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具体的论证。如果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来抹煞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那是错误的。但是象杨献珍同志那样根本否认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同一性，不许人们研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那也是错误的。
杨献珍同志这种论点，令人想起一本外国哲学辞典对《矛盾论》的攻击。那本哲学辞典在“同一性”这一条中认为，根本对立的现象是没有同一性的。杨献珍同志否认同一性的论据，不是和那本辞典一模一样吗？
那本辞典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不是同一的。
杨献珍同志说：思维和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所以不是同一的，或不是互相渗透的。
例子虽然不同，两者的立脚点是完全一样的。杨献珍同志也装着批评否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同一性的说法，那有什么用呢？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去争论哪些矛盾有同一性，哪些矛盾没有同一性。问题是在于，矛盾的同一性究竟是不是普遍真理？杨献珍同志既然以思维和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为理由而否认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去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同一性呢？难道这些现象不也是对立的吗？杨献珍同志承认这些矛盾有同一性，其实是假的。
杨献珍同志还有一个论据，他说，“同一性”和“同一的”不是一回事，那本辞典把对立面的“同一性”歪曲成对立面是“同一的”，所以错了。这真成了诡辩。“同一的”是形容词，变成名词就是“同一性”，意思是一样的。列宁明明说的是，辩证法要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善于背诵经典著作的杨献珍同志难道没有看到这句话吗？
形而上学可以抽象地承认对立，也可以抽象地承认同一，但就是不能承认又对立又同一，不能承认对立面的同一或同一中的对立。在一些问题上，它只见对立而不见同一，在另一些问题上，它又只见同一不见对立，表现形式虽然相反，但根子是一个。从这里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用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来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的杨献珍同志，这次又转过来用事物的所谓“合二而一”来否认对立面的斗争。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过去外国那些否认矛盾的同一性的哲学家，这几年来也转过来大唱“融合矛盾”的调子，这种现象难道是偶合吗？
用对立来否认同一是绝对主义，用同一来否认对立是相对主义。杨献珍同志的所谓“辩证法”，转来转去逃不出这个圈子。
一九五五年，杨献珍同志在《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中说：“唯物主义哲学讲的是老老实实的道理，而且是老老实实地去讲道理，是则是，非则非，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现在，杨献珍同志转过来说“是则是，非则非”不对了，是形而上学了。
杨献珍同志讲“合二而一”时，给学员印发了一个材料，题目是：《“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其中说：
“‘是——是，否——否’是形而上学二律背反的公式。
‘是——否，否——是’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公式”。
这是错误的。“是——是，否——否”就是“是则是，非则非”，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是形而上学呢？
杨献珍同志认为这是根据恩格斯。但是恩格斯是怎样说的呢？
恩格斯在表述形而上学者的思想时说，“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杨献珍同志根本看不到“除此以外即是鬼话”这八个字。恩格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形而上学只承认“是则是，否则否”，而把“是——否，否——是”当作鬼话。承认“是则是，否则否”并不错，但是只承认“是则是，否则否”而不同时承认“是——否，否——是”，这就大错了。
辩证法是否根本不承认“是则是，否则否”呢？不是的。“是则是，否则否”的公式，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说明一个事物是它自身，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肯定就是肯定，否定就是否定。辩证法承认这一点，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是——否，否——是”也是对的，事物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反面，是和非，肯定和否定有同一性，可以互相转化。“是则是，否则否”就是“非此即彼”，“是——否，否——是”就是“亦此亦彼”。恩格斯说，辩证法“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它只是“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自然辩证法》，第一七五页）
把“是则是，否则否”的公式加以绝对化和夸大，认为“除此以外即是鬼话”，这是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
根本不承认“是则是，否则否”，只承认“是——否，否——是”，那就是认为是和否，肯定和否定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界限（庄子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这是相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反面表现，其实也是一种形而上学。
不是根本不承认“是则是，否则否”，而只是不承认这个公式的无条件的普遍有效性。既承认“是则是，否则否”，非此即彼，又承认是和否有同一性，亦此亦彼，这才是辩证法。
杨献珍同志只知道“是”和“否”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却根本忘了是和否的对立，这就是把“是”和“否”，肯定和否定，正面和反面这一切对立的方面，都“合二而一”，泯灭了双方的界限，这不是用同一性来否认斗争性吗？杨献珍同志列举的公式，只是表明他根本不懂辩证法而已。
否认斗争，否认事物向对立方面的转化，用同一性来取消对立，抹煞事物的原则界限，提倡相对主义，这一切，都为阶级调和论提供了哲学基础。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和革命的辩证法不可调和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出现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这也证明了一分为二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