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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
专栏:

康庄大道
——大庆油田自力更生赞歌创造奇迹
本报记者 冯健 袁木
“我国石油基本自给了!”全国亿万人民传诵着、欢呼着这件振奋人心的大喜事。
难道不值得欢呼吗?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处心积虑,想用石油卡住中国人民的脖子,扼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今,他们的幻梦彻底破灭了。他们的倒行逆施,没有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有一个西方记者说,“要实现赤色中国现在所声称的石油生产自给自足,没有奇迹是办不到的”。他惊呼:“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一宣传更惊人的了”。
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奇迹。这奇迹,是我国人民完全依靠自己的设计,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力量创造出来的。这奇迹,是大庆油田的几万名建设者参预创造出来的。
大庆人用了只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探明了一个油田的面积和储量;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石油企业。油田勘探和开发的速度,比外国的一些第一流油田还快。他们建设的油井,合格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六,这在外国也是少有的。大庆油田的输油管道,有千千万万个焊口,第一次试压,就实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焊口不漏油、不漏气、不漏水。到外国学过、考察过石油工业的专家,看到大庆油田的建设质量这样好,一致赞扬“了不起”。
大庆人所以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既虚心学习国外的一切先进经验,又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洋书本。
大庆人说:“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墨守陈规,只能跟着别人转;勇于革命,才能力争上游。”他们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和大庆油田的特点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认识油田的方法和采油技术,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难题。
今天,人们站在大庆油田那红绿灯闪亮的地层模型面前,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油田的地下隐秘了解得清清楚楚,宛如到地下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但是,谁也难以设想,为了探明地下隐秘,多少人熬过通宵,多少人怀揣干粮,风雨无阻地在油田日夜奔波……探明地下奥秘
判明油田地下情况,是开发好油田的先决条件。一上手,建设者们刚落下脚,就碰上了第一个难题:怎样正确认识这块构造比较复杂的油田?
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摆在他们面前:一条是,照别人走过的老路走,把地下不规则的油层,假设成规则的方形、圆形,用大平均的办法,算出油田的“储量”。玉门油矿曾经照着这条路走过,结果做出的油田开发方案,不符合地下实际情况,后来不得不一改再改,吃了苦头。——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另一条是,冲破别人的框框,把工作深入到地层中去,把油层的本来面貌认识清楚。不仅认识油层的大小方圆,油田的层系,还要认识油田的每一个层段。这是一条至今还没有人走通的路。有一个美国地质学家,一九五八年著文论述过这种认识油田的方法,但是,他接着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相信它有实现的可能。
大庆人必须善于吸取前人一切有用的经验,又要敢于革命,勇于实践,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一步一步进行科学的探索,才能走这条路。
他们说:“人争一口气。别人讥笑我们‘贫油’,我们偏要用自己的双手摘掉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把它甩到太平洋里去!”
日日夜夜,油田上不断矗起一群一群的钻塔。勘探工人不分昼夜,准确齐全地从地下取出了四十万个数据资料:钻井工人从地下取出了总长几十里的岩心;电测工人在井筒测量的显示地层的曲线,总长两万多里。根据这些从地下取出的第一手资料,建设者们进行了五十多万次岩样分析,一百六十多万次分析化验,二千万次地层对比。
“地层对比”,是认识油田的一项关键工作。一群年轻的技术干部挑起了这副重担子。他们当中,资历最老的是一九五四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没有经验,但他们怀里揣着同大自然斗争的锐利武器——《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有着革命的志气和一颗火热的心。
那时,雨季已经来临。一连几天暴风雨,油田处处泥水没脚,低矮的活动房里蛙声四起,积水能把人的鞋子漂走。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青年技术员们摊开浩如烟海的资料和参数,伏在用床板搭起的画图板上,彻夜地画呀、算呀。这里的黑斑蚊子特别凶狠,一叮住人,死也不松口。青年技术员们夜里只顾描图算数,蚊子赶不胜赶,只好任它咬。一个通宵过后,许多人被咬得满脸红包,脸肿得连人都变了样。
一年过去了。经过千百万次的计算、对比,青年技术员们终于认清了大庆油田的真正面貌。他们认识得那样细致,那样清楚,以至今天,他们想在哪里打井,想让地下哪一个油层出油,就象囊中取物一样,十拿十稳。
后来,在大庆油田一次检阅成绩的“庙会”上,这一群青年技术员在一张外国第一流油田的油层对比图旁边,并排挂出了自己画的大庆油田油层对比图,请专家们评一评。“庙会”以后,外国的那张油层对比图,就被人们卷起来了。青年技术人员们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套认识油田的新方法,比前人好得多。他们走到外国人的前头了。走多快好省的路
建设者们认识了油田以后,又面临着一个关系到油田命运的难题:开采出来的原油,能不能通过漫长的输油管从井口流到油库,然后装车外运?
如果让原油喷出地面,凝固在输油管中,那么,整个油田的输油管网就要陷于瘫痪。
建设者们面前又摆着两条不同的路:
他们查遍国外资料,发现了一些办法,看起来最便当的是:“热水伴送”。这就是在油田上并排铺两条大管道,一条是油管,一条是热水管。用热水管给油管加热,不使原油冻结。
照抄外国“热水伴送”的办法吗?那就要铺大量的巨大管道,安装大量的锅炉,多花成倍的建设资金。更重要的是,整个油田的建设速度,将因此而推迟两三年。
这是一条少慢差费的路。
“决不能走这条路!必须到实际中深入调查研究,找出一条多快好省的路。”大庆人说。
全体建设者为寻找这条新路动员起来了。他们一面认真地分析研究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国外资料,一面深入实际,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活动。设计人员们卷起铺盖,以铺板作绘图桌,伏在昏黄的烛光下,一夜之间提出了十多个设计方案。工人们顶着星星顶着月亮,聚集在采油井旁,同时开始了几十种为原油加热保温的试验。局长、党委书记和总工程师们办公的“牛棚”里,挤满了油田上最优秀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他们日夜苦思,会审着一张张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的设计图纸……。
设想出一套新的原油集输流程,需要找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叫做“传热系数”的重要参数。这是一个从来还没有人认真探索过的未知数。五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勇敢地负起了探索这个未知数的任务。他们没有经验,但是他们说:调查研究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只要深入实际,就一定能登堂入室。
五个年轻人每天背着仪器,迎着朝霞出发,四处去测量气温、地温、油温和土壤含水率;傍晚归来,爬在铺板上整理资料,直到深夜。夏天,气候多变。刹那间,雷鸣电闪,铜钱大的雨点子打下来。他们沉住气,蹲在荒野里,用雨衣盖住仪器和记录纸,坚持每两分钟测定、记录一次数据,任凭自己被淋成落汤鸡。冬天,西北风裹着大雪,漫天盖地。棉衣被寒风吹透,浑身好似泡在冰盆里。五个年轻人,在雪地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从春天到冬天,五个年轻人经历了十个月的寒暑,徒步跑了一万二千里,在一千六百多个测定点上取得了五万多个数据。这些数据经过综合分析,终于找到了大庆油田上最合理的“传热系数”,为整个油田输油管线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根据。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一位助理技术员和一位实习生,在另一个“战场”上展开了另一场战斗。他们为了找到大庆油田原油外运时究竟需要多高温度这么一个参数,在十冬腊月,跟着又冷又脏的油罐车跑了几个往返,行程上万里。运油列车没有餐车,没有卧铺,没有暖气,他们坐在挂满冰柱的守车上,每次都要熬过几天几夜。他们不分昼夜,每小时都要走出守车,迎着风雪测一次温度和风速;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都要爬到油罐车顶上,打开罐盖,测量一次油温。就这样,他们测定了一千四百多个宝贵数据,为原油装车外运的合理设计奠定了基础。这些数据是坐在办公室里拉计算尺、摇计算机永远也算不出来的。
今天,大庆油田的输油管线,已经经历了几个严冬的考验。黑色的原油,正日夜不停潺潺流进一列列油罐车,运往祖国各地。
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紧密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调查研究,一切通过科学试验,这就是大庆油田建设者们能够在生产斗争中创造出惊人奇迹的诀窍所在。
大庆人在生产斗争中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自力更生的、多快好省的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是全国每一个厂矿企业,每一个有志气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应该走和必须走的道路!


第9版()
专栏:

钢材和机械设备自给率的变化
过去我国使用的钢材和机械设备,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绝大部分能够自给。(附图片)
钢材自给率
机械自给率


第9版()
专栏:

用自己的力量装备农业
近年来,我国支援农业的生产资料迅速增长,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五七年相比:
农用拖拉机   增加三点六倍
电力排灌设备   增加二十九倍
农村用电   增加十六倍
化学肥料   增加一点六倍
农药   增加百分之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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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小志大
解芳
在上海永鑫无缝钢管厂的新产品陈列室里,陈放着许多异型无缝钢管的断面,其中有矩型、凸型、椭圆型、瓜子型、梅花型、还有一些简直难以说清它是什么型。这些异型钢管,都是这家小工厂近年来生产出来的新产品。
这家小工厂在一九五八年时,以简陋的设备试制出了上海市的第一根无缝钢管。在这之后不久,他们又开始生产异型无缝钢管这个国家十分需要的缺门产品。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有一次,党支部组织一批干部和老工人去参观一家农业机械研究所。研究所的同志告诉他们说:“新试制的农业机械上所需要的无缝钢管,差不多已全部用上了国产材料,唯有一些异型无缝钢管还是用的进口货。最近,这种异型无缝钢管因为某些国家不肯卖给我们,只能用角钢、铁皮焊接起来代替。”听了这些话,永鑫厂的职工激动得紧握拳头,下定决心:“一定要制造出国产的异型无缝钢管来!”
回来后,他们就进行了讨论,有些职能人员认为工厂的设备条件、技术力量、数据资料都不够,要制造异型无缝钢管,就得改建厂房,增添设备,他们提出要求上级拨款七万元。这个计划提交给职工讨论时,许多人不同意。老工人潘阿耀说:“我们试制第一根圆型无缝钢管的时候,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的投资;现在试制异型无缝钢管,应该沿着这条自力更生的路继续前进,哪能改走另一条道路!”大家主张新产品试制费用一定要压缩到最低限度,经过逐项排队研究,计划费用从七万元缩减到了二万五千元。
工厂很快就开始试制第一批方型无缝钢管。缺材料,他们就到废料堆去找;机器残缺不全,就自己动手修;没有冲床,就生起小炉子,举起十八磅大鎯头来锤……由于处处精打细算,最后实际只用了一万零一百元。
为了制造精密的异型无缝钢管,上级批准永鑫厂添置一台钢管机。老工人潘阿耀、石圣钰、季德全等还是不肯要。他们去跑废品公司,到兄弟厂打听,最后花了很少钱买来了一台旧机器。当这台旧机器运进厂的时候,有的人说它简直是一堆“废铜烂铁”。老工人们花了一个多月的工夫,终于把这堆“废铜烂铁”改造成能用的机器,试制出了永鑫厂第一批高精度异型无缝钢管。
永鑫厂试制异型无缝钢管的消息传开以后,各地要求订货的信件和电报,象雪片一样飞来;供销部门整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就这样,一种又一种异型无缝钢管从这个小工厂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现在这个工厂已能生产七十多种异型无缝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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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熊猫”的家乡
南京无线电厂工程师 王遵棠
提起熊猫的家乡,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那川陕高原的深山竹林。不过,我这里要谈的“熊猫”的家乡,却是在长江边上、紫金山下的南京无线电厂。在这里,每年要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和熊猫同样逗人喜爱的“熊猫”牌收音机。
如果你到“熊猫”的家乡去参观一下,你就会被那陈列在产品陈列室的五光十色、精致美好的各式收音机所吸引。这里有适合家庭摆设用的台式收音机,有适合无电源地区用的直流电收音机,还有适合旅行用的各种半导体收音机,大的庞然如一架风琴,小的玲巧如一只烟盒,总共不下六十多种。它们不仅外表精美,内在质量、性能也很好。
可是,在陈列室的另一角,却有一台颜色黯淡、形态干瘪,被职工叫做“洋瘪三”的收音机,它在那些精致的“熊猫”中,是那么相形见绌。这台收音机不仅外相难看,质量性能差,而且还有着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
那是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反动派以“振兴工业”为幌子,在美国的所谓“帮助”下,弄来几台简陋的机器,办起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厂”。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家无线电厂,直属于蒋宋孔陈家族控制下的独占工业组织——伪资源委员会。它名义上是工厂,实际上是蒋宋孔陈豪门经营外国电工器材的一所机构。他们凭借种种特权,把明运暗贩来的进口器材,经过简单的加工或装配,改头换面,高价出售。在抗战胜利后,工厂就进一步和美国飞歌收音机公司签订合同,全部用美国零件装配收音机,连牌子也用“飞歌”两字。这样,“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就彻里彻外的成了为华尔街老板提供廉价劳动力,为他们装配、推销美国剩余收音机的一所装配所和代销店了。陈列室里的那台“洋瘪三”,就是这种奇怪的“两结合”的产物。
有骨气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怀着屈辱和愤怒的心情干着装配工作。有几个工程技术人员看到那时美国的收音机壳又黑又小,很难看,就另行设计了一种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漂亮的机壳。然而,设计送到美国,得到的回答是:“不准使用。”
当时,厂里的一批与达官贵人有“裙带”关系的中小官僚,贪污腐化,热中于做生意,把厂里搞得乌烟瘴气;而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处处受压抑。有一次,我做了一次改进变压器浸渍烘干的工艺试验,因设备失灵出了事故,脚也烫伤了。谁知反而被工务课主任痛骂一顿,说我“胡搞”,“再胡搞就叫你滚蛋!”人们动辄得咎,就更不敢侈望厂里为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科学研究条件了。
就这样,这座号称建厂十三年的工厂,到解放前竟没有出产过一台真正的国产收音机。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心灰意懒,我也是混一天算一天,再加上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贫病交迫,心情十分黯淡。一直到解放,我们才拨开云雾见了青天。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在医院经过两年休养已经康复的我,回到厂里,正赶上全厂热火朝天地忙着试制收音机。领导上和同志们见到我,都很高兴,把试制零件“云母电容器”的任务交给我,并调给我几个助手,拨了相当大的一笔试制费,工程技术人员渴望多年的试验室也建设起来了。当时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一天到晚埋头搞试验。我们厂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试制成好多种收音机零件,兄弟厂也制造出了收音机的心脏——电子管。在一九五二年,我们胜利地造出了我国第一批自行设计、自制零件和自行装配的收音机,结束了我国不能自制收音机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动手试制不仅要在国内、而且要在国际享有名望的收音机,在一九五六年,“熊猫”问世了。果然,它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足迹遍及全国和五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许多国际友人来信赞扬“熊猫”。
在这同时,我们进一步使无线电工业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生产了技术要求更高的供渔轮出海远航用的渔轮电台,供农场远距离指挥拖拉机耕作的无线电话,供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用的多种精密仪表,等等。
“不到长城非好汉”,十五年来,我厂就是以这种英雄气概战胜各种困难逐渐发展壮大的。产品数量、品种,比解放前几十、几百倍地增长;有些技术成就是在解放前连想也不敢想的。我们还调出了大批职工,支援许多新建工厂。这些同志现在分布在全国的许多大城市,有不少成了行政和技术领导干部。至于我这个在旧社会“落魄”的知识分子,在党的阳光哺育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北京见过我们敬爱的毛主席,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事!
在解放十五周年的今天,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篇文章。


第9版()
专栏:

别人有的,我们也一定能有
科化医用仪表厂工程师 李祖根
一九六一年夏天,卫生部门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我们厂里。他告诉我们说:“X光机是医生诊断病症不可缺少的仪器,现在这种机器我国已能大量生产,但只有里面的电子管我们还不能造,一直靠国外进口。”这位负责同志要我们试制。当时我想:我们自己造的X光机,一定要配上我们自己的电子管。我们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责任为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把试制X光电子管的任务一口答应下来了。
任务是接受了。但是我解放前只在私塾里读过一年书,解放后在夜校也只读到小学程度,要搞这种产品确实有很大困难。
我下决心从头学起。第一步,先买来一只旧的X光电子管。把它解剖开来,一看里面有二十多种零件。为了弄清这些零件的名称和用途,我带了几个同志跑了二十一个工厂、学校、研究院、医院,访问了二百多次。有一次,我们来到南京的一家工厂,一位负责技术的厂长接待了我们。开始,他一听我们是为搞X光电子管来的,以为我们是了不起的专家或技术人员。后来,听我说了一些外行话,又看介绍信上写着我是工程师,觉得奇怪。我就立刻老老实实地自我介绍说:“厂长,我是个工人出身的工程师,解放前只读过一年书,实际上是个大老粗,请你千万不要把我当专家看,只是因为我国还没有造出X光电子管,我实在着急,才下定决心,非把这种电子管搞出来不可。请你把我当个小学生吧!”我这样恳切地一解释,这位厂长对我更热情了,耐心地对我讲了不少基础知识。从此,我每到一处,就先向人家摊出我的“底子”,虚心求教,因而学到了不少知识。
别人给我指出了路,但这路怎么走,还要靠自己去摸索。我们先摸零件的加工处理,碰到了许多困难,都一个一个攻下来了。接着,在部件制造等方面,又遇到了一系列难关。特别是解决铜柱和钨板的焊接问题,试来试去,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想到的办法都用光了,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正在苦闷的时候,党总支书记来对我说:“老李啊,搞新的东西,总是会碰到困难的,没有失败,哪有成功呢?不管怎样,你大胆试下去好了。”党对我的支持,鼓舞了我的信心,我想一定要千方百计,开动脑筋,在紧要关头,决不松劲,坚持到底。由于日思夜想,有几次连睡梦中也叫了起来。我的爱人看见我成天想心事,半夜又急叫,怕我想出神经病来。第二天她到厂里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厂长也怕我搞垮身体,想了个办法,找我一道吃饭,约我一道下棋、打扑克,想尽办法使我有适当的休息。我知道厂长平时是不喜欢下棋、打扑克的,理解到这是领导对我的关怀,这就更激发了我的责任感,非把这个关键攻下来不可。于是,我就去跑图书馆,和大家商量,投入新的试验,终于解决了焊接问题。
到一九六二年底,经过一年半的时间,第一批X光电子管诞生了。同志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们的电子管是否成功,厂长和工人,都来参加了我们的校验。
我们把窗上的黑布拉起来,把电灯关掉,室内一片漆黑。我坐在试验机前,把电门一开,只见电子管上渐渐发出一股青光。这不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X光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再也别想掐我们的喉咙了。我马上把我的右手放在荧光屏上。起先,只看到是一只模糊的手,渐渐地手指和手掌的骨头也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了,连我过去做试验时因不当心被高压电烧得弯曲的手指骨也看得一清二楚。这时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我连忙换上左手一照,在旧社会当学徒时被冲床冲坏的中指骨也照出来了。我又把自己的胸膛靠上去照,结果也非常满意。这时候,多少日子以来的疲劳,我都忘得干干净净。第一批试制的三十只电子管,一只一只地试验,一连试了三个半天,只只成功。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做一般温度计的小厂也能生产高级电子管了,从此,结束了X光电子管全部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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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
    新华社记者 顾松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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