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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革命 永不变质
姚文锦
今年才三十二岁的臧仓，是山西应县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当干部十几年中，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工作本来就很忙，臧仓是著名的劳动模范，比别人更忙一些。就是这样一个“大忙人”，每年实做的劳动日都在二百多个以上。
去年夏天，臧仓在公社参加了一个会。公社党委书记宫玉亮本想在会后跟他一起去臧寨，因为事先忘了告诉他，不料会一散，臧仓就不见了。老宫想，臧仓是步行，他骑自行车追，不愁赶不上。谁知一直追到臧寨，也没见臧仓的影子。原来开完会，臧仓看到天黑还早，就抄小路下了地了。有一次，臧仓到大同参加座谈会，下了汽车回到村里的时候，离吃午饭只有一个钟头了，仍然下地干了一阵子活。别人劝他说：“劳动这么一阵儿，能顶个啥！”他说：“日子不可长算，劳动一阵就顶一阵。当干部哪一天还能没有点工作，可是不能大小有点事，就不参加劳动呀！”
臧仓为什么对劳动抓得这样紧呢？他常说，农村干部是靠劳动吃饭的，如果不把劳动放在心上，那不成了寄生虫了吗？出身在贫苦农民家庭的臧仓，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和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势不两立的感情，随后，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个人感情又发展成为自觉的阶级感情。他说，地主千坏万坏，根子就是不劳而获。干部如果不劳动，也会变得又懒又馋，多吃多占。就是这样的阶级感情，使他形成了一种习惯：不劳动，手脚就没个放处。
“工作要实际，经常要下地”；“干部上了阵，社员不用问”。臧仓正是通过经常参加劳动做好工作的。特别在任务艰巨、困难当头的时候，他更能以身作则，一马当先。臧寨以前没有水浇地，要等到下雨天才追肥。不然，追了肥，见不到水，肥效不大。因此，别处下雨是人往家里躲，臧寨下雨是人往地里跑。象这样冒雨追肥，他们整整坚持了七年，每次总是臧仓走在前边。
臧仓说：打仗时，班长不上前，仗就打不胜。领导生产也是这样。领导，领导，就是按着党的方针政策领着头儿干，不带头就算不得领导。
但是，臧仓带头劳动，又不完全只是为了在某一件具体工作上起个带头作用，而是有更深的意义。一九六○年夏天，草苗争长，为了消灭草荒，他带头早出晚归，地头送饭。别人收工了，臧仓还在干。有人就劝他说：“你劳动一天，晚上还得开会，你为带头，这‘头’已经带起来了。”可是，臧仓所理解的干部带头，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理解是：干部参加劳动，是为了带头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单从早出晚归、地头送饭这一件具体工作来看，当大家已经行动起来的时候，目的算是达到了；但从带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的任务来看，目的还远未达到。要带头建设社会主义，这可不是一时两晌的事啊，这需要带头干一辈子！
刚刚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时候，臧仓也有过指指划划的缺点；后来，两个可怕的魔影涌上了他的心头。解放前，臧寨有个地主叫臧世禄，长工下了地，他也要跟上下地。长工下地是劳动，他下地是拿着个水烟袋站在田里监工。还有一个地主叫臧玉，长工前边锄，他在后边查，查出一株草来，非打即骂。臧仓的父亲臧万世就因此挨过地主的毒打。丑恶的地主形象，使臧仓警觉到：干部不下地，不用说会逐渐变得特殊化，即使下了地，也还不等于已经成了社员中间的一员。在旧社会，地主还下地哩，只不过是不劳动罢了。所以，下地不劳动，是地主的作风，下地同劳动，才能和阶级弟兄心贴心。
从此以后，臧仓改进工作作风了。到地里去的时候，自己不?喝人，而是带头在前边走；下了地，自己不指指划划，而是组织社员互相督促检查。他就是在这样平等待人、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使许多社员养成主人翁的劳动态度，自动出工，自觉完成劳动任务。
臧仓是不是只埋头劳动、不管工作呢？
臧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干部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面，还有做好工作的一面。他说：这两个方面一定得分清，不劳动，特殊化，或者埋头劳动，放弃工作，两种偏向都不对。而臧仓本人，既在劳动的一面是榜样，又在工作的一面是模范。
提耧下籽是臧寨所有农活中关键性的一项，也是技术性最强的一项。可是，全村一百五十户，过去只有八个会摇耧的。臧仓就拜老贫农丰保为师，学成了摇耧“把式”。他学会后，又教了六个年轻的徒弟。现在全大队有三十个会摇耧的；十九个主要干部中，有十七个人是会各种农活的“全把式”。臧仓不但通过亲身劳动继承了传统的耕作技术，而且更重视学习和推广新的技术。在过去亩产不到百斤的土地上，他推广深耕多锄、合理密植、适时追肥等先进经验，创造了亩产五百六十斤玉米的丰产纪录。六年前，亩产五百斤以上的地还不过二十亩，到去年就有了几百亩。
去年有一天，臧仓同社员一起锄苗，有个别社员感到质量标准太高，说，“吃‘三层批头’，能做到这样也行啦。”什么是“三层批头”呢？原来旧社会每到夏锄大忙、眼看就要荒苗的时候，地主就用好菜好饭吸引雇工给他卖力气。当地的好饭菜就是黄糕烩菜，烩菜里有“三层批头”，一层粉条，一层豆腐，还有一层是几小块肉。有些社员把今天的集体生产劳动同过去给地主扛长工相比，这是一种糊涂思想。臧仓听到以后，当即启发大家在地头讨论，当场大伙就把思想弄清楚了：吃“三层批头”是受人剥削，今天是给集体也就是给自己干活，怎么能够不注意质量！这样，不但保证了农活质量，还提高了社员的阶级觉悟。
只有在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同时分清楚哪些事干部应当同社员一样，哪些事干部应当与社员不同，多费一些心思和精力，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在劳动上、工作上、思想上都越来越好。臧仓说，这就是他十几年坚持参加劳动的主要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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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八路作风进了车间
本报记者 华工
“清水不流要臭，机器不转要锈。”我国工矿企业的广大干部，响应党的伟大号召，纷纷到车间去了，到矿场去了。他们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体力劳动去的。他们是带着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决心去的。
在炼钢炉前，耀眼的钢焰映红了他们淌满汗水的脸；在快速旋转的机床边，他们手里飞闪出高速切削的火花；在露天矿场上，他们开山凿石，季候风和阳光在他们脸上留下了一层黝黑的颜色……
这一切，使人油然想起在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上，毛主席同成千上万名建设者一起劳动时用过的那把“光荣锨”；想起在井冈山上，朱总司令同红军战士们一起挑担用过的“朱德扁担”；想起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荒山坡上，披星戴月，开荒生产时的情景；想起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从延安机关干部居住的窑洞里，深夜飘送出来的轻匀而有节奏的纺车声。
历史前进了。党从井冈山、瑞金、延安到北京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始终焕发着灿烂的光辉。
“到车间去，到矿场去，坚持劳动才能坚持革命！”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这一支强音，正越过高山，越过大河，在各地的工厂，各地的矿山，飞扬着，回荡着。
车间里的“新兵”
山城重庆的秋夜，月朗天高。重庆水轮机厂水轮机车间的车床边，有一名“新兵”挽起衣袖，双目凝视着飞旋的机床。他一会儿扳动手柄，一会儿比量卡规，动作很熟练。
这个“新兵”是重庆水轮机厂的副厂长陈国民，五个多月以前，来车间顶班劳动，每周顶替工人劳动一天。
陈国民在解放前是个车工，但是，自从他被提拔当干部后，已经十几年没有摸过机床摇手柄了。他使用的机床有十几个摇手柄，比他解放前用过的只有三个摇手柄的老式车床复杂得多了。
陈国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去钻研技术、苦练操作。每次顶班劳动的前一天，他就去车间，站在车床边上，观察老工人们的操作，一看就是半晌。然后到车间图纸室去，把图纸资料和工艺规程借出来，一字一线地仔细阅读。当班的时候，每一顿饭都要挤出半个小时，在机床上多琢磨一会儿。
在五个多月顶班劳动的日日夜夜里，陈国民踏踏实实地完成了劳动定额。除了开始那些日子里，出过一次废品外，加工的各种“生活”都是合格品。
不仅有陈国民这样“真刀真枪”顶班干的厂长，有的厂长还能给工人作操作表演。
在山西新绛纺织厂，记者碰巧看到过一次这样的表演。那次是由厂长马雷生当班操纵十二台自动布机。他在车弄里按照巡回路线，走来走去，熟练地检查布面，捻接断头，处理停台。许多工人，都以为他是地地道道的织布工人出身。其实不。马雷生，一个贫农的儿子，童年时代给地主打过短工，抗日战争时期，是太行山上八路军的游击队战士。一九五四年，当他转业走进新绛纺织厂时，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动布机。
他这一手技能，完全是当厂长以后刻苦学来的。他先学会了接头，穿综筘，装纬，认“疵点”，最后学会了看织布机。那时，他的师傅用粉笔在织布机之间画出巡回工作的白线和箭头，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照着走。他的投梭动作不准确，把纱头蹦断了。师傅一边安慰他不要灰心，一边手把手地教他。……
生活在工人中间
在鞍钢，我国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有这样一位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劳动者。他，就是鞍钢铸管厂的党委书记孟庆弟。
孟庆弟，从十几岁就进铸管厂当工人。七年前，他被提拔担任党委书记后，不仅自己的车工手艺没有丢生，而且连钳工活，铆工活，离心铸造中的造型、制芯、装料和轱辘管操作，也都学得能上手干了。
去年三伏天，铸管厂被称为“火焰山”的铸造沙坑周围，温度骤升到了六七十度。沙坑顶上象罩着一把火伞。滚烫的沙子，熔铸的红铁管，散发着热气，烘得人头晕目眩。
就在这艰苦的时刻，孟庆弟暂时离开了他经常劳动的轱辘管岗位，同厂长王瑞年一起，特地来到了“火焰山”。——他们要顶替“火焰山”请假的工人，要亲身体验“火焰山”的艰苦劳动，要动手改善“火焰山”的操作条件和环境。
“火焰山”热浪翻腾，机声轰响。这时，一根耀眼的“红龙”（热铸管）从铁模里钻出来了。只见孟庆弟脖子上围着湿手巾，一个箭步，直照“红龙”冲上去，举起八磅重的铁锤，“当当”地打了十几下，把包在“红龙”外面的热砂打得干干净净——一根铸管诞生了。工人们一旁啧啧赞叹：“棒！真够个硬汉子！”
整整七天过去了。孟庆弟的脸被烤得火辣辣的痛。但是，越艰苦，强烈的阶级感情越在他心里翻涌：决不能让工人弟兄再多受一天熏烤了！
他日夜琢磨制造打砂机的方案，星期天也不肯休息。他同钳工、铸管工、打砂工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寻找过去试制打砂机失败的原因。他亲自上车床，抡大锤，拿大铲，参加制造打砂机。
又经过了多次失败和试验，两台打砂机终于试制成功了。打砂工人站在八米远的地方，按动电钮，打砂机就会转动起来，把包在红管子外面的热砂子打干净了。工人一个个喜笑颜开，说：“多亏老孟，他心里啥时候也想着咱工人。”
孟庆弟是我国工矿企业领导者朴实形象的一个代表。他扎根在劳动中间，扎根在群众中间。他身上闪烁出我们时代的光彩。
他是我们伟大的党培育出来的千百个企业领导者中的一个。这些领导者，怀里揣着党的一支“锦囊妙计”——必须跟群众一起流汗，一起劳动，和群众亲如手足，才不会变成官老爷。
工人群众从他们身上受到了鼓舞：
“老八路作风又进了车间！干部能下海，我们就能擒龙！”
在劳动中端正思想
在劳动中改造认识，这是工矿企业广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动力。
山西新绛纺织厂，有一个时期使用的木梳质量不好，常常挂断纱头，织布工人多次提出不能使用。厂长马雷生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这个问题时，认定木梳质量虽然不高，几个顶一个用，总是可以的。于是，作了一项决定：车间继续使用；计算成本的时候，十个顶一个。
工人们说，这个决定“太主观”，但是，厂长马雷生却满以为把问题妥善解决了。
后来，马雷生到织布车间当了挡车工人。他和别的挡车工人一样，天天同这种木梳打交道，天天为这种木梳挂断纱头而摇头、苦恼。而每次挂断了纱头，不仅要停下车来处理，浪费工时，也影响了棉布质量。马雷生这时才发现，自己作的“十顶一”的决定错了，还是工人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对于坐在办公室里作出的这种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决定，马雷生深有感慨。事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要想把领导的思想变成群众的行动，首先得把群众的思想变成领导的思想。”
劳动，它能赋予千百名企业干部一双灵巧的手，也能赋予千百名企业干部正确的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
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庄心光，和另一位工程师，固定在清花车间四号棉箱车上，跟工人一样，担负镶花衣的操作。
有一次，有个工人问他：“累不累？”
“很吃力呀，”庄心光说：“你呢？”
“我已经习惯了。你说你为什么吃力？”
“劳动锻炼还不够……”。
那工人接着又补充一句：“还有，这棉箱车本身疙疙瘩瘩不好揩呀。”
“为什么？”
那工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就得问工程师和设计师了。”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庄心光。厂里的这些棉箱车，虽然不是庄心光设计的，但是几年来，他设计改进过不少机器，还有不少设计是经他手批准的。当他自己动手设计或审批设计图纸时，很少考虑工人操作时方便不方便。他感到这位工人似乎就是在批评自己。他想：“工程师只一次设计，工人却要成年累月地付出辛勤的劳动。”
他决心改进棉箱车。这愿望，庄心光从来还没有今天这样强烈过。
厂内技术人员把改进棉箱车的方案，送给他，请他审查批准，庄心光没有批。他想，这个批准权，首先属于工人群众，应该首先听听他们的意见。
方案拿到工人群众中讨论了。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一共提了一百三十多条意见。有改进，有创新，技术人员原来想不到的事情，都一一提出来了。经过工人群众的补充、修正，改进的方案更加合理了。改进后的棉箱车，乱飞的花衣更少了，揩车时再也不用钻进钻出了。
在我们的工矿企业里，该有多少象陈国民、马雷生、孟庆弟、庄心光这样的干部！他们不只是生产组织者，同时也是普通劳动者！
他们纷纷到工人班组里去，拜师，学艺，当徒工。踏踏实实地学会一门技术，实打实凿地顶上一个工人干活。
请看：
重庆钢铁公司已经有一千二百多名干部，跟工人一样顶班生产了。
辽阔的大庆油田，绝大部分干部固定了时间、岗位和职责，轮流到生产第一线劳动去了。
湖南橡胶厂的全体干部，湖北襄樊棉织厂和河南南阳酒精厂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术，能跟班劳动了。
长春的自行车厂，福州的橡胶厂，唐山的制酒厂，还有一些别的工厂，干部们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劳动了。
虽然他们的双手打了泡，结了茧，但，他们的思想更正确了，他们的体格更结实了，他们的心更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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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劳动心得
不劳动就会变
营口县吕王公社党委书记徐树刚同志说：“十天不劳动，手变；一个月不劳动，身子变；半年不劳动，思想该变了。”这话是千真万确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小到大，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对人的侵蚀，就象蚕害虫一样，它并不吃蚕，蚕不自觉地把它吃到肚子里，它在蚕肚子里寄生长大，最后把蚕毁灭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如果脱离劳动，就将脱离群众，思想意识各方面难免不发生变化。如果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会变，不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辽宁清原县英额门公社党委书记 金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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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劳动心得
联系群众的纽带
干部不参加劳动，在生产上、生活上、思想上和群众离得远远的，怎能团结群众呢？不要把锄头、镰刀等只看成是几件简单的小农具，更重要的，它们是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干部站稳脚根的基石；如果撂开它们，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失掉依靠，甚至迷失方向。
陕西渭南县信义公社苍渡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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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劳动心得
当群众的长工
一个干部要能真正放下架子，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主要是看你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是站在群众之上，还是站在群众之中；是做官，还是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长工。有做官的思想，就会摆官架子，当然不会真正参加劳动。当长工就要和群众同甘共苦，要带头领着群众实干。
山西昔阳县沾尚公社党委书记 李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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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消费者吃到更多的鲜鱼
金集
淡水鲜鱼，是南京市居民的主要副食品之一。有一个时期，由于产区较远，运输的路线和方法也有些缺点，在途中的运输时间过长，鲜鱼的供应曾经发生过一些问题。
如何保证全市居民能吃到质量好的鲜鱼和活鱼？为了寻找答案，南京市副食品局副局长韩曙和市水产公司经理等领导干部一起到产区金湖县蹲点，从中途转运站到县公司、收购站、收购点，一直深入到湖里的流动收购船上。他们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倾听老工人、老业务人员的意见，每到一处，就向收购员、开票员、会计员、出纳员请教。
他们在收购船上，看到渔民交售的鲜鱼，大都是活蹦乱跳、银光闪闪的。但到中途运转站加冰冷却时，不少鲜鱼鱼鳞脱落，颜色黯淡，质量差多了。显然，如何缩短在途中的运输时间，是保证鲜鱼质量的核心问题。用什么办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南京去？据老工人、老业务人员说：目前途中的运输时间长，除了经营环节过多以外，运输也有很大问题。湖内运输主要是靠风行舟。木帆船顺风一天可行百余里，遇到逆风，一小时走不了三里。应该按照不同的风向、不同的水位，因地制宜确定运输路线才行。但过去却不管什么风向，都是一律运往金湖县城集中。这里在产鱼旺季，往往都是刮西北风，收购站却都在东南方向，逆水行舟，五六十里路程要走两天多；到县城换汽车转运，再在浦口用渡轮运送过江，加上车船衔接不好，鲜鱼运到南京都在四天以上，这样鲜鱼就不鲜了。他们建议：在旺季可以顺着西北风飘湖到东南方向的高邮县集中转运，仅需半天时间；再从这里用机轮经运河转长江直运南京。这样，当天打的鱼，第二天就可运到南京。淡季刮东南风时候，仍可顺风运金湖县城。
他们在收购船参加收购劳动，又听到职工们说：加冰和散仓装鱼也是造成鲜鱼不鲜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收购船不带冰，要到县城再加冰，这时鱼已打起两三天，看外表，鱼色尚好，其实内脏已起变化，尽管加冰，效果已有影响。其次，缺乏木桶包装，鱼都倒在无冰的船舱里装运，每到一处，都要用鱼杈翻动两三次，鲜鱼经过十多次翻动，鱼体损伤很大。他们建议：收购过秤后立即加冰，一律用木桶包装，中间不再翻动，这样才能保证鲜鱼的质量。
局和公司的领导人员研究了这些意见，并在现场反复了解和观察，证明这都是切实可行的。于是他们就减去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做到就站收购、加冰，加强了第一道环节的工作。流动收购船都带冰下湖，边收购、边加冰，使鱼离水后就用冰降温冷却，加冰整理后就装木桶运出，中间翻动次数由十多次减少到两次。刮西北风时，顺风直驰高邮，换机轮直运南京。这样，从渔民交售到南京批发，仅需一天多时间，最快仅需十多个小时，在途中的运输时间比过去缩短了三分之二以上。运价也降低了，每百斤鱼的运费由四元多降到二元多。鱼运得快，翻得少，上市的鲜鱼鱼身挺硬，颜色鲜明，鳞光闪闪，不少鲤鱼、鲫鱼运到批发部还是活的。由于鱼的质量好，每担可多卖三元多钱，鱼的损耗也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目前，他们还在进一步试验用活水渔船长途装运活鱼的办法，使全市居民能够吃到更多更好的鲜活鱼。（附图片）
在北京一家普通粮店——西单北大街粮店里，党支部书记张锁明（右一）正与售货员一起卖粮食。 本报记者 顾德华摄
上海市卢湾区蔬菜公司党委书记林庆和，一年来坚持上摊卖菜，已经成为比较熟练的菜场营业员。这是他在巨鹿路菜场卖菜。
新华社记者 夏道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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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海峰三下后进队
刘英杰
河北省肃宁县韩村公社韩三分村大队第八生产队，是全大队有名的最后一个“老后进”队。周围生产队的人们，形容这个队是：“老牛破车疙瘩套，河洼碱地不长苗”。的确，那里的生产条件不好，生产发展比较慢，年年都要靠国家供应口粮。但是，在王海峰同志担任这个队的队长以后，只经过三年的时间，这个队的落后面貌就改变了。
王海峰在到第八生产队以前，担任过第五生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队长。这两个队原来也是后进队，在王海峰担任队长的期间，已先后改变了面貌。连同第八生产队在内，在七年的时间内，王海峰已先后改造了三个后进队，因而受到全大队干部和社员的好评，受到县级领导的表扬。
一九六○年，当大队党支部根据八队社员的要求，说服了七队社员，调王海峰去改造这个“老后进”队时，王海峰的爱人思想有点不通。她对王海峰说：“七队生产刚搞好，牲口养壮了，个人分红也多了，又要到八队跟你受罪。”但是，王海峰却笑着指指墙上的毛主席象，对他爱人解释说：“咱们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心里得有个改造世界的大志，不能只看到咱们自己小家庭的生活好一些，就忘了八队的穷哥们。八队的生产搞不好，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拖累呀！”
王海峰到八队以后，坚决执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紧紧依靠贫农和下中农，一面发动社员精耕细作，搞好农业生产；一面白手起家，组织社员开展多种经营。他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始，集体的家底很薄，又没有副业门路。有一次，他看见古洋河里有鱼，就串连了十几个贫农和下中农，带头跳到冰冷的河里掏鱼，苦干了二十天，把二里长的一段废河淘干，收入了一百二十元。他们用这点本钱，买了一台织布机，给国家加工皮棉，织再生土布。在这以后，这个队先后组织起来的副业生产，有织席、打竹帘、编竹筐等二十多种。虽然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但是王海峰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最苦最重的活，常常是由他带头去干。例如，去年冬天大雪封路，副业缺了原料。他踏着半尺深的雪，往返四十里，把原料挑了回来。三年来，他一直坚持凭劳动挣工分，从来没有要过补贴工。他对自己的家属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他女儿因为一连几天浇园磨肿了手，向他请假一天。他对女儿说：“创业就得苦干啊，我是队长，你更得干在前头，咱应该给大伙做出样子来。”他外出开会，都是自己带干粮，从不乱花公家的一文钱、一斤粮。
王海峰同志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却关怀备至。队里有五户失去劳动力的贫苦孤老户，他不光惦记着他们的吃、穿、住，有人有个头疼脑热，他还亲自给煎汤熬药。
正是由于王海峰同志的阶级立场鲜明，热爱集体，总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社员，因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三年来，这个队不但改变了缺粮的面貌，而且为国家提供了十八万斤商品粮和大量副食品，社员的收入也显著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