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车上春秋
姜德明文 苗地画
天天上班下班，不知有多少人要依靠电车、公共汽车代步，可是有谁又能一下子说出它们的过去和今天的变化呢？
解放前，北京统共只有几十辆电车。这么点车，有的还破的破，散的散，根本无法运行。一九四八年，有一天整个北京城竟闹到只有一辆电车在应付门面。根据统计，到这年年底，电车每天最多能运载七万人次，如今呢，一共有车四百多辆，每天至少运载九十万人次。
公共汽车到解放前夕，勉强能开动的只有五辆，线路只存一条，从东四到西四。现在有车一千一百四十辆，线路有八十九条，每天运载乘客一百四十万人次。这些都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在这些成就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变化……谁最了解这些变化呢？屈 辱
这天是十五号，所有退休的老电车工人都来公司领月薪。我看了看，很多人早已领得薪金，但还在那里交谈。只要打外面新进来一个人，便“老哥、老弟”地叫出了声。照一位老工人的说法：“我们老哥儿们还能放过这个日子口？一块干了好几十年了，谁不看到谁也不好受哇！”何德福进来了，他满脸红朴朴的，如果不是由于年岁大了，眼睛显得有点细眯眯的，我简直不当他是六十三岁的人。
北京，是几代的首都，但过去的交通工具，只有为数很少的轿子、马车、人力车，不用说，劳动人民不管奔哪儿，总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
一九二一年，法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合伙，办起了电车公司。筹备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才正式通车。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何德福投考了新开办的电车公司，学习了两个月，便当上了北京的头一批电车司机。
当时的电车都是法国、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淘汰了的又破又旧的烂货。有很多车一运到北京便报了废，勉强可走的只有四十辆。一节车厢两个门，前头是头等，后头是二等，头等设备好，当然是阔人坐的。
乘客在站头上等车少则半个钟头，多则两三个钟头，所以那时的北京人有句俗话：出门坐电车，您得先在家里看好了皇历。
开头有电车，社会上的旧势力还一再反对，说电车是“怪物”，败坏古城的风水，而且一旦电车通行，必然马惊驴跳，行人观望，整个北京就甭想安生了！
据老何说：“当时，售票员一上了车，总是提防着挨揍。光是当兵的半路拦车你就受不了。也不管车开到哪儿，他们只要一扬手，你就得赶快刹车，乖乖地让他们上来，停慢了，上来就会给你几个耳光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伤兵就更凶了，动不动就揍人。咱公司有档案，一九四七年七月份，被军警打伤住医院的电车工人有十六人，到了第二年七月，十天内，就有十六名工人被打伤住了医院。挨了打没住医院的更不知有多少！那时候我们电车工人一从车上下来马上就得化装，把电车公司的制服脱下来，换上便服。要不只不定谁会揍你一顿。有的时候挨了揍还不知是怎么个碴儿，谁让你吃的是电车这一行饭呢！
“每天车上的乘客满满的，可是卖不下几张票来，因为‘摇头票’实在太多了。这些人若是穿着军警服装也罢，咱不会去自找麻烦，可他们又常常穿便衣。不问他票吧，公司查出来要罚款，重者会革职。问吧，上来就是拳打脚踢，还硬说他正在车上跟踪一个人，你这一问票，把他身份暴露了，耽误了他的公差。这不是存心唬人吗！
“公司一看白坐车的主儿太多了，便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发给军警宪各方面很多免费乘车券。好，有了这办法更找了麻烦了。他们拿了券都送给亲戚朋友，本人坐车照样是‘摇头’。这天，我和老郭值班。车刚到北新桥附近，上来两个穿灰大褂的人。老郭一问票，叭叭地就是几个大耳光子。我走过去说，公司不是给您送去免费券了吗，没等说完他俩又照着我打来了。也是一时在气头上，便跟他俩到了警察分局；跟着，又到了法院。没想到，送法院的时候警察竟给我和老郭戴上了手铐子。当时老郭便问我，何大哥，咱俩不是原告吗？我说，谁知他们这是什么规矩！
“到了法院，有人听说我们是电车公司的，便嚷开了：好，好，正盼着你们来呢。你们电车公司眼里头哪有法院！我一听话头不对，想到很可能跟公司少发了免费乘车券有关系。那时正是腊月底，转天便是大年三十。法院一位承审上来对那俩‘灰大褂’说，请回，请回。转过头对我们俩说，要过年了，法院没工夫办案，先把你们押起来再说。我和老郭都等公司年底关钱买粮下锅呢，便要求暂时释放出来。那承审听了一笑：取保也行，得九等以上的保（什么叫九等以上的保？以粮店来说吧，至少有三大间门面的字号才够得上九等）。还得交五百现大洋的保证金。
“他们用绳子把我双手反绑起来，然后派法警在后面牵着我上街找保。正赶上年底人多，人们这个看哪。到了西单牌楼兰英斋饽饽铺，因我们电车公司常在这门口办签票手续，知道他们有个电话，我就撒了个谎进去给公司挂了个电话。让他们无论如何赶快给法院送点免费券来。等我回到法院的时候，公司的免费券已经送到了。那承审狡猾地笑道：原来你们也有用得着法院的时候。结果反倒判了我八个月的徒刑，缓刑五年。我心里那股滋味就别提了！”
正在老何跟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有几位老工人也凑了上来，有人听完马上接着问：“唔，你说的老郭，就是沦陷那几年饿死的老郭头吧！”
“正是他，好一个老实人哪……”。温 暖
那天，我在动物园附近的电车队里碰到了几位售票员同志。有很多姑娘都梳着两条乌黑的小辫子，看去像是些女学生。我和她们谈起上一辈的电车工人下了班得马上化装的事，她们笑了，有的人说：“我们若是化了装人家也都认得。坐车的人太多了。去年夏天，有一次我们姐几个都歇班，到颐和园去游泳。到那儿刚一存衣裳，好几个服务员就喊我们的名字，热情地招待我们。前两天，小王到百货大楼去买一条围巾，一到柜台前边，售货员同志马上过来，喊着小王的车号，热情地打招呼。您看，我们有多少不认识的朋友呢！”
元旦这一天，车上的乘客特别挤。这位外号叫“小辫子”的售票员从早上忙到了中午，嗓子都有点发干了。当车子平静地走过王府大街的时候，突然有个陌生人递到她手里一个信封。她惊愕地打开来，呵，却是一个紫红的大贺年片！那上面还贴着一个绒制的民间剪纸。难道是给自己的？是的，那上面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中间写道：感谢你辛勤地为我们服务，祝你新年快乐！后面又写着一个乘客的名字……她连忙抬起头来寻找那陌生人，一个老人正坐在车前向她点头微笑。
“谢谢您了，我……我并不认识您呀……”
“我可认识你呀。我坐你的车一年多了！”
“是吗？那太对不起了……我……我工作中缺点不少吧……”
“不，不，……你们这些姑娘照顾我们好极了，我要向你们学习，真的向你们学习。”
就这样，“小辫子”在车上又结识了一个熟悉的朋友。
这些姑娘们当初一上车来想得挺简单，有些人觉得当售票员可以坐着电车到处跑，很好玩。但是，她们在车上仅仅度过了几个春秋，虽然如今一上车还同样地会感到新鲜，但她们却懂得了更多的事情。
起初她们还不曾留心，慢慢地她们发现有很多乘客都默默地在帮助她们工作。例如有几次，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车下有不少乘客还在往上挤，结果有两个乘客便经常自动不上车，并劝阻上车的乘客。最有意思的是那位“小辫子”，刚上车的那一两年，她个头还小，车上人一多，把她挤在人缝里就没影儿了。有个经常坐车的戴眼镜的解放军同志，便给她开路，有时他竟高声地嚷着：“同志，躲一躲，让卖票的小妹妹挤出来！”
去年夏天，“小辫子”的嗓子有点发哑。坐车的人敏感地觉察到了，有个常坐车的医生递给她一瓶药片；一位老教师不声不响地塞给她一包蜜桔片，让她回家再打开看。这个老人甚至从在文工团工作的女儿那里，借来一本演员怎样保护嗓子的书给她看。当她在家休息了两天重又上班的时候，车上有那么多人都问候她：“前两天怎么的了？病了吗？好了吧！”
有一次，车队领导上转给
“小辫子”一封表扬信，是一个老大娘从乡下写来的。要不是信里提到那大红枣的事，她几乎把这位大娘给忘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刚下火车的一位老大娘一时找不到别人替她写下的地址了。她把大娘扶上车来，又代她提上了行李。上车后打开包袱，一件件地帮她翻找那纸条，终于找到了，又帮大娘转车，送上送下。就是这样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但是当她把那老人扶下车的时候，老大娘一边在随身带的布袋里掏什么，一边说：“好闺女，让大娘我再看看你……来，自家树上的一把红枣，别见外……”“小辫子”笑了，她放开大娘的手，转身跳上了车：“大娘，谢谢您，再见！”车唰地一声开动了，她只听到那大娘在车下大声地埋怨：“你这闺女呀，不实在……”
如今看着这老大娘的来信，她激动得很，心想：难道因为我仅仅做了份内的工作，就值得大娘这样的看重吗？大娘，您太好了，您这样待我，让人多不好意思呵！
还是送给她贺年片的那个老人，他借给她《中国青年》看，他剪给她报上登的有关青年人参加服务性行业的先进人物的报道。他把重要的地方都划上了红线。在车上交给她的时候还说：“看完了还得写读后感，写字也得练。”不久以前，老人结婚二十八年纪念，老夫妇照了一个合影，郑重其事地送给了“小辫子”一张，还说：“是党教养了你们这一代青年，而你们的行动又教育了我们全家。我们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幸福极了。”老人还想请“小辫子”到他家去吃一顿家常便饭，她自然没去，结果两位老人带着出差来北京的女儿特意到车上去看望她。
现在冬天又来了，熟悉的乘客一见她就问：“为什么不把毛线脖套戴上？留神嗓子！”有时外面刮风，她正好迎着风站着，人们会喊她：“往里站站，不许躲开风口吗！”就在这条线路上有个聋哑学校，孩子们上课下课乘车都受到车上售票员阿姨的照顾，他们每天一上车就跟阿姨打手语问好。“小辫子”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特意学会了打手语。孩子们更喜欢她了。这天有个小姑娘看到“小辫子”没戴手套，偷偷地脱下自己的手套，塞在阿姨的钱包里。“小辫子”发现了还给她，还对她作了个手语，意思说：淘气的孩子！谁知趁阿姨忙着卖票的时候，这个小姑娘又往她棉衣口袋里塞了一块水果糖。
在车上度过的日子永远使姑娘们难忘。是呀，仅仅是在电车上卖票，人们却衷心地赞美起我们的时代，歌颂起我们伟大的党来……这是一个多么严肃，多么光荣的岗位呵。
红色的公共汽车，淡蓝色的无轨电车在我们宽阔的大街上轻快地滑行过去了。车厢诚然不大，但它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幅小小的缩影呢。（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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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车厢看社会
知辛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衣食住行都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单以“行”来说：不论轿、马、车、船，劳动人民很少有享受乘坐的权利。
是不是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有些是改变了，比如说自从有了汽车，轿子便被淘汰了；有了电车，人坐的马车便被淘汰了；有了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又逐渐被淘汰了。这时，过去那些从未骑过马、坐过轿的人，也可以坐坐汽车和电车。有些又是不易改变的，如果说当初古老的北京只有轿子、马车、人力车等落后的交通工具，那时候遭受剥削奴役和欺凌的是轿夫、马车夫、人力车夫，等到有了电车、公共汽车以后，交通工具变了，遭受剥削奴役和欺凌的人没有变，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轿夫、马夫，而是司机和售票员了。
只有在解放之后，一切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物质文明都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它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北京的交通变化，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只有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北京电车上乘客与服务人员的关系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
车厢宛如社会的一角，从车厢里可以看人生、看社会，仅从北京电车车厢中，就可以看出新旧北京之间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旧社会的车厢种种，既反映了阶级的不平等，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缺乏互助友爱、团结合作的社会风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车厢里，反映的是我们这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这社会的新风尚，是我们这时代人们的崇高的精神品质。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离不开各种交通工具，人们只要身历其境，用心地去观察，便不难发现这些新气象，但是，光是站在旁边观察还不行，得要热情地投入这个车厢社会的暖流中去，为更完美地组织我们这个美好的车厢社会而尽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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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文化工作札记
农民也喜爱油画
毕克官
油画能不能为农民所欣赏，这是油画家们长期关心的问题。
去年我下乡，听到一些农民对油画的反映。例如革命历史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百万雄师下江南》、《毛主席在陕北》，以及《四个姑娘》、《三千里江山》等，在北京郊区怀柔县一渡河大队便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农民和干部们高兴地说，画上的毛主席“画的好”；他们指着画片津津有味地讲述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说《百万雄师下江南》中最前面的一条船是有名的24号船，说《四个姑娘》是道地的乡下姑娘，画家可能还和姑娘们一起干过活呢！有些人能看出《三千里江山》中的妇女是朝鲜人，认为“画的得劲”。有一位年轻的妇女队长几次表示很喜欢《狼牙山五壮士》的颜色，说“像打仗的样”。年轻的大队会计在二百余张画片中（包括各画种），挑中了《狼牙山五壮士》，要我展览完了一定送给他。这些喜爱油画的农民，绝大多数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但是有些中年、老年农民也是喜爱油画的。七个月来，一直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赵大爷，就很喜欢这几幅油画，连素色的《血衣》也喜爱的了不得，硬是向我要了去，贴在家里的墙上。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油画都受到农民的欢迎。凡是主题不甚突出，形象不够鲜明，用色杂乱，没有整体效果，或者“黑的不是地方”的画，是不讨人喜欢的。
面对着这样的事实，使我想到，这几年随着农村知识青年的增加，农村对美术品的需要和爱好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年画、连环画等农民固然欢迎，其他品种也未必不喜欢。但是，这几年下乡的展览会或售品中，油画、版画或其它画种很少。我觉得，尤其是下乡的展览会，扩大展品的花色品种是很必要的。要给农民多方面欣赏、选择的机会，我们才能得出比较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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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天鹅
——天山深处的传说
曹建勋那翠绿的山谷开着白色的花朵，传说这洁白的花丛中有只白天鹅，只要它从天池上含来一滴甘露，就是断了气的老马也会复活。故事虽然美好，只不过是迷人的传说，这只白天鹅呵，牧民们谁也没有见过，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希望人畜两旺，但望穿了双眼盼来的却是悲歌……自从朝霞似的红旗在毡房上空飘起，牧民们早忘了那古老的传说，但它在今年夏天又突然流传开来，据说真的有只白天鹅在天山公社降落。她是在毡房里生在马背上长的姑娘呵，但她还够不上马镫巴依就夺去她的父母！①是一个善心的老阿肯把她收下养大，②是牧民们的救星送她去北京上了大学……她穿回一身羽毛似的洁白罩衣，她带来很多医治牲畜的良药，每当她给害病的牲口注射药水，人们就以为她是那展翅送来甘露的白天鹅。她不管天山深处有多大的风雪，跑遍了人民公社所有的阿吾勒。③人们看着草原上撒欢的驼羔、马驹，就弹响冬不拉唱起优美的赞歌——“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兽医呵，你是我们哈萨克人民的白天鹅！”“歌手们放声歌唱我们的人民公社吧，白天鹅是它呵是它！而不是我。”……
①巴依：财主。
②阿肯：老歌手。
③阿吾勒：居民点。
一九六三年于天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