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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就刊登了二百八十六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苏联的其他地方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这类材料。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的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手法。
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数不清的帽子，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啦、“教条主义”啦、“冒险主义”啦、“假革命”啦、“民族主义”啦、“种族主义”啦、“宗派主义”啦、“分裂主义”啦，等等。
他们污蔑中国要“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要把美苏推到核战争中去”、“要毁灭欧洲和北美的文明中心”；他们污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等反苏反共魔鬼站在一条战线上”，“鼓动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对成吉思汗有“真正的个人迷信”，是“个人迷信的保护者”，等等。
他们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污蔑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走上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等等。
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他们甚至用转载帝国主义报刊的反动漫画的方式，来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苏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个反华运动，表面上非常嚣张，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们理亏心虚，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面目。这种诽谤和谣言的攻势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请他们想一想戈培尔的下场吧！
为了让读者看一看这些谣言和诽谤制造者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再一次不惜篇幅，选择其中一部分陆续加以发表。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编辑部文章
本报讯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世界解放运动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体系威力的增长、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为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劳动人民和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进一步展开革命斗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创造着有利的条件。
在我们时代，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增长了。各国人民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同共产党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信托给共产党人的领导。
怎样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迅速、最没有痛苦的道路，让现在这一代人就有可能充分尝到社会主义的果实和共产主义的果实呢？怎样防止毁灭性热核战争的威胁，不让帝国主义把亿万人带到坟墓里去呢？
历史把解决这些对人类切身重要的问题的责任放在共产党人的肩上。
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必须保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忠实，善于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则。
因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表现出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而感到严重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中共领导人顽固地拿自己特殊的纲领同这条路线相对立，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它们错在哪里，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什么害处？苏共中央公开信和其他兄弟党的对中共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分歧的实质与原因作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材料，对这些问题作了答复。
“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
在谈到中共用来反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实质之前，应该追述一下中共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论战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哪些阶段。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了解分歧的经过情况，可以使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同志对反映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展开斗争的动机。
中共领导论战的第一轮是在一九六○年春天开始的。那时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这本集子，其中，中共领导在一系列当代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的结论和评价相对立。
出版这本集子的借口是什么？也许，中国同志指的是使人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政策的革命性发生怀疑的某些事实吧？
不，这种事实是没有的。
《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二月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歧从何而来？》使这个问题真相大白。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同志直接把它公开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起因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共产党没有支持中国在印中边界冲突中的立场这一点联系起来。
可见，中共领导由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在同印度边界争执中的立场这一点感到不满，因而拿起“意识形态的大棒”，出版了上述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了进攻。正是中国同志是分歧的挑起者，正是他们要对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定的困难负责。
在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上，中国同志企图捍卫他们的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分歧的错误观点。会议没有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且肯定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正确性，在声明中考虑到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在会上通过的声明，有八十一个党签字，其中也包括中共在内。因而，当时有根据希望，基本分歧已被克服，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无阻碍地集中努力来解决自己的任务。
可是声明通过之后不久，中国同志就开始了第二轮更尖锐的论战，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直接的攻击。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起，这种攻击特别加强，那时，中国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批评各国共产党所协议的结论和决议。这些文章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和现代修正主义》（原文如此。应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译者注），《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等。
上述文章是针对苏共以及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这一些文章的全部内容证明，中国同志已经不是在个别问题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他们实质上是修改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上制订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中共领导开始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政策方面，使自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尖锐化。它在中国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按其内容和调子来说，这些宣传具有明显的反苏性质，并且还指望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恶感、甚至敌对情绪。
苏联共产党表现了最大的忍耐，来克服发生的分歧，这些分歧给共产主义运动，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失。尼·谢·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并受到许多兄弟党支持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证明苏共诚意的重要步骤。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同中共中央就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代表会谈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陈述了哪些问题宜于在这次会谈时讨论的意见，强调指出努力克服分歧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础上团结的必要性，苏共中央在这封信中，实质上叙述了宣言和声明的基本内容，我们党认为必须重申对这两个文件的忠诚，因为中共领导在自己的宣传中企图歪曲苏共的立场。
本来可以期望中共中央方面也表现出对克服分歧的关心。但是中国同志不仅没有表现诚意，相反，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立的全面纲领，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政策进行了粗暴的、诽谤性的攻击。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好像是完成了中共领导对取得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全面攻击的一个周期。同时中国领导在这封信中说到它将对中国报纸前几篇文章的每一个字负责。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共领导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路线进行预谋的、故意加剧的进攻。
苏共中央这一次也表现了克制：考虑到在两党代表会谈前夕加剧论战，会减少会谈成功的机会，决定不予公开答复。然而中国方面继续加剧局面。中国电台每天用俄文广播这封信的内容。中国大使馆动员了住在苏联的中国公民，不择手段地在苏联居民中散发中共中央的信件，违反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最起码的准则。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苏共中央那时认为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中共中央信件是不合宜的真正动机进行诽谤性歪曲。他们企图使苏联公民相信，苏共似乎是“害怕”让苏联人民知道信件的内容，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不发表这个文件的真正原因是不希望两党代表在莫斯科会谈的前夕加剧论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认为必须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发表一封公开信。同时也发表了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中共领导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要求--硬要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接受它的“总路线”。中共领导用自己的信件明显地向其他共产党示意，仿佛它们大多数都不正确地理解宣言和声明，因此在这方面应该倾听中共领导的教训。中国领导口头上宣称自己忠于明确制订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同时却公然要把自己的所谓总路线强加给其他党。但是，既要不背离这些文件，又像中国同志所做的那样提出重新制订总路线的要求，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中国同志不愿费神对现代局势进行科学分析，甘当那些泛泛词句和引文的俘虏，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下列所有基本问题上的纲领性文件进行全面修改，这些问题是：现时代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战争与和平，革命进程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经验，各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反对个人迷信等等问题。
我们看到了以“左倾”机会主义的精神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以及以“左倾”机会主义的假革命口号、教条主义地寻章摘句和宗派主义的分裂纲领。
显然，中国同志现在的路线，是同近几年来由于实行中共的一系列错误方针而在中国产生的困难相联系的。中共领导人企图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那些在中国国内生活中造成失败的真正原因方面引开。为此，中共中央要人民相信，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是加速和强行推动世界革命。中国同志就用这种手法，利用“左”的极端革命的词句，掩盖它对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力量的不信任。抱着这种目的，开始在中国鼓吹民族主义、宣传民族的、然后是种族的独特性。出现了所谓“腐朽的”和“软弱无力的”西方（或北方）与“年青的”和“强大的”东方这种大言不惭的说法。中共领导还希望用自己这种徒有其表的革命性把一些不坚定的、嗜好革命词句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去。
最大的共产党之一的领导的错误观点和分裂行动，不能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特别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宣言和声明中强调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同时那里指出了在两条战线上--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也反对“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必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在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无须说，苏共在揭露和击溃现代修正主义的事业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家知道，我们党在批评南共联盟纲领的错误论点方面表现了主动性，积极参加了在思想上粉碎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些党内修正主义者成了危险。
可是到了五十年代末，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共领导的活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越来越严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声明比宣言对它们做了更全面的评定。在现代条件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和革命空谈越来越成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明显的威胁。
当然，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力图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对某些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不正确的。但是，过去几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揭露和根除修正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无疑已经取得了成果。
但是，最近以来的事件，特别是一九六○年会议以来的事件表明，在某个阶段上可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越来越出现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中国领导人自居为首的这一潮流的信徒，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企图修改共同协议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宣言和声明。他们想把冒险主义方针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使国际局势尖锐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在整个世界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当一个执政的兄弟党陷入“左倾”机会主义、力图把自己的不正确路线强加给其他党的时候，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已经不仅对一个党，而且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不亚于修正主义的尖锐危险。
正因为如此，在不放松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揭露的同时，必须加紧对“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政策上的冒险主义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强调指出，以中共领导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涉及到世界发展的迫切问题，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些问题是：
--战争与和平；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作用；
--反对“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和实践；
--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
与大家协议的和签字的文件中所规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对立，中国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他们的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不考虑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不考虑当前历史阶段的特点而罗列工人阶级最一般的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是同这样一点联系在一起的，即它的总路线及时而充分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的改变。列宁在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关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句名言时，写道：“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它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七卷二二页）
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决定着它在争取达到工人阶级最终目标的斗争中所全力以赴的基本方向。在制订总路线时的必要要求是，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局势的特点、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正像宣言和声明所做的那样。
中共领导以它的文章和六月的信件表明，它无视争取解决一些对各国最广泛人民群众切身重要的任务--如防止热核战争--同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这两种斗争之间的联系。中共领导人轻视争取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有意地不愿考虑：从国际工人阶级基本的战略目的来看、从争取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斗争有着多么巨大的历史意义。他们立誓忠于世界革命，但却又以自己的政策妨碍世界革命沿着现代局势中唯一正确的道路发展，沿着把争取劳动阶级利益的反垄断斗争同争取各国人民和平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道路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不考虑实际的局势。实际局势表明，在我们时代，拯救人类免于热核战争的斗争任务有着头等的意义。共产党人是首先把捍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的人。
中国同志硬说，他们在六月十四日信中所提的论点是以宣言和声明的原则为基础的。实际上，这些论点同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有着明显的矛盾。例如，中国理论家在谈论总路线的时候，完全不提声明中的如下论点：“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这不是偶然的。
一切在于，中国同志没有觉察或不愿觉察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在我们时代的具体条件下在如何发生变化。他们把总路线归结为一般性的任务，从而使它失去了具体性、明确的目的性和真正的有效性。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制订总路线时，从具体分析在个别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配置情况出发，考虑到了两个对立体系发展的特点和结果，考虑到了帝国主义已经永远丧失了它对大多数人类的支配权。
准确地估计世界发展的结果和倾向，使一九六○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有可能制订对时代的极为科学的、真正革命的鉴定：“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共产主义运动所制订的战略路线的基本论点，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阐述如下：
--现时代世界革命过程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汇合成统一的反帝斗争洪流等确定的。在反帝革命力量的联盟中，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以示范的力量和自己的经济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着它的主要影响；
--由于业已形成的客观历史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达到极点，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的出现等等），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就成为当代反帝力量所面临的一切任务的中心。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好和平力量来保卫和平和拯救人类免于核灾难；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内部发展而进行的，它的形式和道路决定于本国具体条件。共同规律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政权和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以采取和平的、不同国内战争相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时又准备采取非和平的道路、准备对资产阶级反抗实行武装镇压；一般的民主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的，是把反帝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到底，是发展和巩固以同农民和爱国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阵线，是为建立民族民主国家和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对共同制定的立场和估价的忠诚、对各党生活及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是顺利地解决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总结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最重要的原则论点说，“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就是这一总路线的实质的概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实质上被中共领导所拒绝。可见，现在所谈的不是在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有原则性意义的根本问题的分歧。
现时代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中共领导显然不同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它纠缠不休地提出世界革命过程的震心的问题。中国同志认为，这种震心，或是“风暴的主要地带”就是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同时，中国同志把次要的、附属的意义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的斗争，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搏斗，这场搏斗的结果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根据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垄断资本同垄断资本的矛盾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性的矛盾。
弗·伊·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存在之初就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全世界国家体系内的特点，就是少数帝国主义民族集团反对苏维埃运动，反对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二一○页）列宁指出在世界革命洪流中工人阶级的最大的革命可能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同时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决定性意义。列宁似乎预见到将来可能有不同意见，他指出，“如果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只关系到世界上某个最偏僻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版三十一卷二一○至二一一页）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有力地作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而提了出来。不考虑这种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确定当代的其他矛盾。在一九六○年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时代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的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声明中作了一个极重要的结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共领导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模糊当代基本矛盾的问题，运用了所谓“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隔着一条“中间地带”的概念。它断言，“美帝国主义的不会改变的战略目的”是在这个“中间地带”进行侵略。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阐明，“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的环节，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中间地带”包括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年轻的独立国家和殖民帝国的残余。
十分明显，“中间地带”的范畴用地理的分法代替了社会的分法。没有必要证明，不发达国家不仅同美国，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有着最尖锐的矛盾。
而“中间地带”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和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连成一个整体。然而很明显，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任何一致。相反地，实际上存在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一致（同时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们捍卫和平的能力、世界社会主义对当代一切其他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新生活方面的经验和示范力量--所有这一切对展开世界革命进程有着巨大影响。
两个世界体系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中的斗争，在现阶段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新制度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同它能否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否在经济上打倒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锋芒也正在转到这个方面来。弗·伊·列宁曾强调指出：“……我们主要是用我们的经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斗争已经转到这个方面来了。我们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真正地最终地取得了胜利。”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四二八页）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故意回避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成就的国际意义的问题。
这不能作别的理解，只能理解为不同意列宁的最重要的论点和一九六○年声明的结论。这里表明不相信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会战胜资本主义。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十分明显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根本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重大成就，正在顺利地创造能够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完全社会平等、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准备必要条件的物质技术基础。
世界社会主义威力的增长导致了国际关系整个系统中的最深刻的革命进展，使得有可能按新的--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式提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为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一般民主运动，从而也为顺利发展整个世界革命进程创造最有利的国际条件。这表现在这样一些头等重要的因素中，如：
--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而有损于帝国主义的变化；同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政策相对立的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破坏着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剥削和掠夺关系的基础本身：
--社会主义阵营制服帝国主义侵略者、防止反革命输出的可能性不断增长；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影响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承认；
--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的条件在世界社会主义成就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在加强，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日益增长；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帝国主义者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年轻的主权国家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遭到粉碎；社会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政治联系得到发展和扩大，同它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得到加强并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斗争中给它们以支援。
和平的命运、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取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对比。
与此相反，中国同志认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断言，“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斗争结果如何为转移，要以能否取得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支援为转移。”
可是，否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并且硬说什么世界革命的命运决定性地只取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结局，这是根本不正确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在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力量的问题上，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态度，而代之以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并论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在争取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的思想。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了领导权的条件下（而当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首先表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人民群众的反帝运动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完成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渡。
列宁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被历史经验所证实，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全面的阐述。中共领导人完全违背列宁的指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而宣扬自己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成为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这样做当然是不无用意的。中共领导讨好民族解放运动，是想强迫它接受自己的领导权，把它同国际工人阶级，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隔离开来。无须证明，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和国际工人阶级的联系被削弱，那么这对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沿着进步的道路独立发展而斗争的事业来说，会是极为严重的威胁。
苏共一向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现在和将来所起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提出和论证了这一结论：
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就其世界历史意义说来，是我们时代的第二个事件。
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才有革命运动的现实前景。
从一切条件看来很清楚，如果共产主义运动以只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才有革命的可能性的推测为出发点，而忽视在欧洲和北美洲各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利益，那么它就会犯重大的错误。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加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整个解放运动的命运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自然同中国同志断言的“消极等待”和
“放弃革命”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世界社会主义转为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决定性因素的过程，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特殊的责任。经济威力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日益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联系和团结的加强，这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内部壮大的因素，并且也是它们对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的最有效的贡献。
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根本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在于，在如何对待像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发展世界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样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违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态度。
苏共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坚决驳斥所谓革命的道路必须通过战争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否定通过外部的军事干涉“推动”革命的理论。
我们的立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当苏维埃国家在经济和国防方面比现在薄弱得多，当它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不得不单枪匹马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苏共也坚持了这种立场。今天，当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对帝国主义不利的根本变化，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军事方面超过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也不放弃这个立场。
在探讨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前具体环境的特点，首先是考虑进行战争的军事技术手段发生了深刻的质变。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说，“面临着会引起巨大牺牲和亿万人死亡、会使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变为废墟的战争灾难的威胁，维护和平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动着全人类。”据科学家的统计，早在六十年代初，储存的核武器就已经相当于二千五百亿吨三硝基甲苯，而用这些储存的百分之三就足以把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或者与美国的幅员相等的国家毁灭殆尽。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防止世界热核浩劫是一切进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顺利地解决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在我们时代，在那些摆脱了资本桎梏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只能同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斗争联系起来研究。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成了不可分割的概念，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伟大的思想胜利。
中国同志持有另一种观点：“原子弹是纸老虎”，它“并不可怕”。他们认为，在争取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中人类会遭到牺牲的问题是次要的问题。在文章中和中共中央的信件里谈了那么多“不可避免的牺牲”，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声称，在消灭帝国主义的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一半中国人民，甚至牺牲人类的半数，这也不是偶然的。
中共领导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反帝的“革命”战争的论点。苏联共产党人很熟悉为维护这种论点而提出来的论据，只要回忆一下列宁所曾经与之斗争过的托洛茨基和“左倾”共产党人的立场就够了。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驳斥中共中央信件中所表达的观点。这些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最人道的思想--是根本矛盾的，这些观点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并且可能给各国人民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害。
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说：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防止世界热核浩劫。我们希望人民群众自觉地对待这项任务，看到解决这项任务的途径和方法，积极为巩固的和平而斗争。
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世界战争是能够防止的”，“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中国同志怀疑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提出的这个结论。他们竭力用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论断来代替关于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的问题。他们教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说，“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请问谁会同意这种观点呢？世界上没有会采取这种立场的共产党。
至于苏共，那么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它一方面争取实现防止世界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一向认为每个国家的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掀起反对压迫者的人民起义的权利是神圣的。赫鲁晓夫说过：“只要有帝国主义，只要有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容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把独立赋予各国人民。因此，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苏联一向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支持越南、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一切为本身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中国同志一再利用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不变的这个论点进行投机，从而“证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能的。
勿须争论，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情况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不利于帝国主义和侵略的变化，而且是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力量正在取得越来越多地在世界政治中限制帝国主义专横的可能性。
中国同志把列宁不止一次援引过的、克劳塞维兹关于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公式来论证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他们是这样解释这句引文的：说没有战争就没有政策。但是要知道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点决不应该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
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这一论断中绝对不能得出任何政策在一切情况下都导致战争的结论。弗·伊·列宁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公式证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用这个公式来确定战争的性质和产生战争的原因。列宁的关于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原理现在也是正确的。最近十五年来在朝鲜、印度支那、苏伊士、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政策的继续。如果一旦发生了新的世界战争，它也是帝国主义阵营政策的继续。在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全会的决议中说：“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可能导致最富侵略性的和冒险的帝国主义势力发动世界性热核战争……”。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然而，在我们时代，帝国主义的政策已不在国际关系中占主要地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变成国际社会发展的日益有决定性的力量。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在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行动的密切配合下，有一切理由取得对帝国主义阵营政策的优势，不容许发生新。
大家知道，列宁提出过这样一种假设：将来，进行战争的手段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量，以致使世界战争不再是政策的工具，使世界战争成为不可能的。列宁是正确的，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在我们时代，在帝国主义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军事机器与实际利用这种军事机器以夺取世界霸权的可能性之间发生了极尖锐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威力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对帝国主义说来必然意味着自取灭亡。
不能不看到，中国同志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及其意义这样重要的问题上，离开了莫斯科会议的立场。在一九六○年的声明里说：“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党完全和彻底支持这一论点，并始终不渝地贯彻这一论点。
中国同志在口头上似乎支持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反对这个原则。只要提一下中国领导人在他们六月的信件中恬不知耻的话就够了，他们声称：“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这句话对于说明中共领导的现在立场，具有极重要意义。这句话证明，中共不认为像宣言和声明中所说的争取和平的斗争是首要任务，也证明中共领导把这项任务同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完全隔离开来了。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提出自己的加剧国际局势的危险方针之前，去征求一下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见，那末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得到支持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成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恰恰是在他们大大丧失在各国共产党人中间的威信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推行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运动，并且千方百计地贬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他们同印度发生了武装冲突、同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同志是否忠于和平共处原则已发生了怀疑。
而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采取的路线是怎样的呢？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国同志反对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围绕革命古巴发生的冲突的现实而又坚定的方针，提出了自己旨在加剧冲突的独特立场。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中共领导对苏联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保卫革命古巴。但是他们显然企图加剧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局势，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们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他们竟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提出这个问题，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是不可实现的和不必要的。他们无视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迅速变成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从引语中找论据，企图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普遍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着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的时候，共产党人如果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将是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不可容忍的无所作为，是对人类犯罪。
正因为这样，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的兄弟党的充分支持下，每时每刻都力求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实现普遍裁军和消除战争威胁。苏联政府出于这种考虑，才同意签订禁止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这项条约已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代表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临时签署。
这个条约对各国人民是不是有利？它是不是走向普遍裁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步骤呢？毫无疑问，是的。根据这一条约，三国有义务禁止、防止和不进行核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和在对人们健康危害最大的范围内进行任何其他核爆炸。其他国家也可以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因而它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最后，特别重要的是，它使国际局势缓和下来。
全体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全世界公众都怀着深深满意的心情欢迎达成的这个协定，把它看作是重大的国际事件，看作是走向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和平纲领的一个现实的步骤。当然，大家都懂得，而苏联政府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懂得：在普遍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的道路上，还有重重障碍，上述条约没有消除新战争的威胁。尼·谢·赫鲁晓夫在答《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问的时候说：“如果为取得的成就所迷惑并在今后争取解决关系着保障世界和平的问题的斗争中放松努力和意志，那当然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政府就莫斯科条约临时签署一事发表的声明中，对条约采取了强烈反对的立场，对苏联大肆诬蔑、歪曲它的对外政策的目的。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但是客观上，他们的立场在许多方面是同“狂人”--极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代表的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说裁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群众争取裁军的斗争是没有前途的，实质上这是往“战争边缘政策”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主张无限制的军备竞赛的人的磨盘中注水。给人的印象是，中共领导人认为保持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加剧苏美关系中的紧张局势是有利的。
中国同志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似乎把和平共处当做一本“天书”，他们完全错误地把和平共处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
其实，两个世界体系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经济竞赛不是别的，而是当前条件下阶级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最集中的表现，当然，这得像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做的那样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阶级斗争仅仅归结为武装暴力和流血。和平共处不是排除，而是为社会实现革命变革创造有利的形势，它不会延缓，而只会加速世界的革命进程。
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之后，一致拒绝中国领导的冒险主义方针，并热烈支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上站在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的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
苏联人首先制造了氢弹，首先成批制造环球火箭，因而他们了解火箭-氢武器的可怕的破坏力。苏联人民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对待维护和平的问题。我们有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说：“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争取达到巩固的和平，不是向帝国主义者乞求，而是团结革命的力量，团结各国的工人阶级和为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威力。
关于资本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
中国同志企图把如下一种荒谬的观点强加给兄弟党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硬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是被压迫者同压迫者“和解”的路线，是“扑灭”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的路线，硬说和平经济竞赛本身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歪曲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胜利，为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而奋斗的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既拒绝帝国主义“自动崩溃”，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也拒绝革命运动中的冒险主义。
中国同志公然表示轻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于是，在这里，在估计现代国际革命运动的推动力量方面，他们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态度。
大家知道，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集中的主要地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它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而为首的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在这里，很自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世界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和文件中忽视宣言和声明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新因素。例如在中共中央的信中甚至没有提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没有提到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性一般民主运动在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国有化和当代反对垄断的阶级斗争中其他政治要求的意义等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中共领导人对待现代革命运动问题的教条主义的、经院哲学态度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活动的共产党的出发点是，在目前情况下正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群众的反垄断斗争开辟着新的更有利的可能性。在和平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的可能性大大受到限制；在这种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要在群众中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就日益困难。劳动人民在投入争取和平的斗争时，意识到必须堵塞反动派、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意识到必须消除战争的根源--垄断资本的统治。
既然在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歇斯底里加剧的情况下，军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影响要加强，那么相反，在和平共处政策胜利的情况下就会为把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的理论家不考虑这一点，暴露出他们对现代帝国主义，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的具体条件和任务的无知。
中共领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展开破坏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可以从《人民日报》文章中以下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文章说：“我们相信，在美国共产党的党内和党外一定会找到把这个党引到正确道路上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这种想法发挥得更广泛了：“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打的算盘是：在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的幌子下分裂各个共产党，在这些党内和党的周围建立对北京俯首听命的派别。
自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以来，革命工人运动的队伍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猖獗的派别活动的例子。
中国领导人企图“否认”意大利、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有权利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由”仅仅是：这些党希望创造性地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寻找在本国具体条件下领导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正确的途径。
中共领导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道路的问题上，也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协议的立场。大家知道，一九六○年的声明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道路和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中共领导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立场。它口头上号召“掌握所有的斗争形式”，而实际上只给共产党人规定一条道路--武装斗争的道路。
中共中央企图证明，工人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提法是个幻想，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硬说：“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但这是不正确的。例如，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不是通过和平道路获得了政权吗？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不是发展得比较和平吗？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如此丰富，如此多种多样，以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打算仅仅把历史先例作为出发点。只有空论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各国共产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形式，其中包括和平过渡的结论会动员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集团的积极斗争，有助于扩大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队伍，有助于在反对财政寡头的斗争中反垄断联盟的团结。
共产党人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形式的多样性（其中包括和平的形式），乃是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变化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切合实际的结论。
在口头上宣布这个或那个革命目的，同时又拒绝采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就是犯了弗·伊·列宁称为
“革命空谈”的那种错误。列宁曾经指出：“……纵容那些唱高调的人和清谈家，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些人表面上‘格外’革命，但要从事那种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并估计到最困难过渡情形的坚韧革命工作，却无能为力。”
在妄图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下定义的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实质上丝毫没有谈到引导群众接近革命的途径。而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策略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号召各国共产党集中一切力量和注意力来寻找“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接近的适当形式”。（《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七四页）
中国领导人无视民主的和反垄断资本的改造对引导群众进行革命具有的意义，竟指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犯了“议会迷和合法主义”，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罪过。这种指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锋队争取巨大的民主改革，争取破坏和废除垄断资本专权的斗争的。
中国领导人企图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原则，只能给这些党造成严重的困难，破坏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它们处于可怜的宗派主义集团的地位。
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
中共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对它在当代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前途的见解不能不引起异议。中国同志认为自己是被压迫人民民族解放斗争问题的唯一正统的理论家。但是实际上他们看不见深刻的现象，无视生活中产生的新事物。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一些从声明中搬来的正确的论点被说成是似乎中国同志的发现。总的说来，在这封信中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概述。例如其中忽略了一九六○年声明中的这样一些论点：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唤醒了东方，把殖民地人民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洪流；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给民族解放运动以很大的支持。
从声明的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正是社会主义的成就标志着被压迫人民解放纪元的开始，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它保证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
列宁主义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决定性力量的问题作过明确的回答。列宁在一九二○年写过：“……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在我们的时代，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这些论点显得特别有力量。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解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摧毁帝国主义阵线的强大力量。同时它的成功取决于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因此，为了推进民族解放革命，有效地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斗争中的人民，必须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充分地显示出自己全部巨大的革命可能性。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显示出强大的革命力量和忘我的英勇精神。世界历史进程的这个重要力量连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一道，对历史的整个进程起着巨大的影响。
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于：不是把当代的这些伟大的力量彼此对立起来，而是看到它们利益的共同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密切地相互作用和相互帮助。
我们党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帮助沿着争取和加强民族独立道路前进的各国人民，帮助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神圣战争，一直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性质。
在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章中有着这样一些说法，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除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外，在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也有敌人，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轻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说它们“遏止”这种斗争，为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它所推行的新老殖民主义政策“辩护”。这种说法不能看成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诽谤性的。这种荒谬的指责目的在于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心目中日益增长的威信，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同年轻的民族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企图：以所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地理政治和种族共同性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蛊惑民心的“理论”来代替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论点。
在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弗·伊·列宁同意的正确口号：“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正确地把被认为是所有解放运动的首领和领袖的无产阶级提到首位。而中国领导人鼓吹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国际无产阶级孤立开来，这难道不是违背这一口号的实质吗？是的，违背的。
在这方面，日本自由民主党著名活动家松村谦三的讲话很有意思，他援引他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把他们的意见阐述如下：“……东方毕竟是东方，……亚洲人应该改变世界的历史。我们应该成为一体，加强我们同文同种的联系”。《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讲话，没加任何评论，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否认这篇讲话。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对立的。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中有着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内容，共产党人支持这种民族主义，认为它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党人应该永远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列宁要求用铁扫帚把民族主义的垃圾扫出去，他警告说：“谁说了一，谁就得说二。谁拥护民族主义观点，谁自然会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周围，在本民族工人运动的周围筑起万里长城，甚至明知城墙应该分别筑在每个城镇和村庄的周围，明知他的分崩离析的策略会把接近和团结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操各种语言的无产者的伟大遗训化为乌有，也并不感到不安。”
那些把斗争中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人，既损害着民族解放革命事业，也损害着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知道现代殖民主义者最希望的就是分化为反帝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使民族解放运动同苏联、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分离，使它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分割开来。
中国领导人拒绝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就看不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民族解放革命的巨浪冲垮了殖民主义的巴士底监狱。五十多个国家的人民争得了政治独立，成了世界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这些国家里，提到首要地位的新任务是：巩固政治独立，争取经济自主，消除贫困愚昧，吸引群众参与决定国家政策。
马克思列宁主义回答了解决这些任务的道路问题。这条道路就是消灭外国垄断资本的把持，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其他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使社会生活民主化。
中共中央的信件回避了这些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中国同志们力图把全部事情归结为必须开展武装斗争，然而，对很多已争得独立的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着新的、复杂的任务。
还在殖民主义桎梏下呻吟的各国人民，正在利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形式，展开争取民族解放的神圣斗争。支持这一斗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职责。地球上不应该有任何一个民族被殖民主义所桎梏；一切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当然，解放了的各国人民要保持警惕，给帝国主义者企图扼杀民族自由事业的阴谋以坚决的回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争得政治独立只是民族解放革命的开端。一九六○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确定，年轻主权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发展是可能的。在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里，民族解放革命远远超出过去资产阶级解决了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的范围，并给自己提出了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社会解放的任务。列宁当时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四六九页）
帝国主义力求把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保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把它们的不平等地位固定下来。争取根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斗争，是民族解放革命现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持有特殊的意义。年轻的民族国家需要抵御反革命输出。与此同时，经济、文化援助，传播在管理经济、实现文化革命方面积累的经验，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
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职责是满足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千千万万群众要求掌握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志向，帮助他们理解并分析清楚，哪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哪里是假造的社会主义，帮助他们正确地决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至于谈到中共中央的信件，那么，这封信对民族解放革命的发展前景的论述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封信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大大简单化，把所有国家都涂成一个颜色。而实际上，民族解放运动包括着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有一些国家，那里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有着由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巨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另一类国家，还几乎没有工业无产者和共产党，最后，有相当多的国家根本没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指出，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唯一道路是建立人民民主。信件的作者没有明确地说明他们这个术语指的是什么。如果所谈的是建立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那么这意味着超越未完成的阶段，从而导致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战线，削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比如，在那些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家中，谁来领导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呢？而这种没有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东西呢？显然，这只有信件的作者才知道。
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发展过程是复杂的。由于这些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群众的革命创造还会使他们在沿着社会进步道路发展的方式和阶段增添不少特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确定，在当前历史形势下，在许多国家中正在创造着形成民族民主国家作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之一的有利前提。一系列年轻民族国家的共产党把建立这种国家作为自己的纲领性要求。信件的作者是否知道这一点？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傲慢地无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无视更了解本国的具体条件并从这个经验出发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年轻的民族国家的共产党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企图剥夺共产党的这个权利并且强迫它们接受死板的、不正确的、因而也是危险的公式。
这样，尽管中国同志自命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的”理论家和战略家，却既没有表现对这一运动现阶段的问题的真正理解，也没有提出对首先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运动的前景的明确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
中国同志为了扩大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论战，不分皂白地批评苏共纲领关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的最重要的论点，这些规律性是建立在我国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生活的检验并得到兄弟党的公认而牢牢地进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在议论关于苏联的事态、关于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时，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事实；他们不是诉诸现实，而是寻章摘句，不是诉诸生活，而是硬套公式。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精神、忽视事实、忽视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他们对苏共纲领的批评意见的总
“背景”。
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苏联的阶级斗争。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哪些敌视人民的阶级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人都明白，把犯罪分子当成特殊的阶级，就意味着断然抛弃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罪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一点连小学生也知道。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列宁关于阶级的著名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三八二至三八三页）
食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寄生虫和流氓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怎样区别所有这些分子？只要提这些问题，就足以表明关于苏联有“敌对”阶级、关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胜利条件下有“阶级斗争”的论调是凭空臆造的和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同志在谈到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机械地把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搬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但是，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当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当确立了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产生这些阶级的原因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否认的：苏联社会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同志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顺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
中国领导人所以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所谓“新的”敌对阶级的论调，是为了使苏共纲领提出的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结论受到怀疑。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企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以前都是必要的。
比如，他们援引了卡·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中国同志援引这段话写道：“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苏共纲领关于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条件下的全民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不仅不违背，而且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国家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学说，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至于上述马克思著作的引语，要加以正确地理解，而不应当利用它来投机。大家知道，马克思和列宁常常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来鉴定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其中也包括鉴定社会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
十分明显，上面援引的马克思谈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列宁正是这样解释马克思的这一论点的。他写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是必需的话，简直可以举出几十处来。但是，看来，这对于诋毁苏共纲领、诋毁我们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中国同志并不有利。他们无视列宁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历史范畴的问题的言论，编造了一大堆诽谤性的谰言：所谓“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且还有“历史的大倒退”等等。
列宁的党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托洛茨基分子就曾经说过什么党和国家的“蜕化”。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散播这种提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反共主义的宣扬者鼓吹这种提法。而现在中共领导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
中国同志援引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存在敌对阶级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全民的国家，而得出的却是不正确的结论：在已经没有对抗阶级，但是国家组织还有必要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全民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确把国家的存在同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并且以阶级的立场来对待国家。当我们党作出结论说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变成了全民国家的时候，它正是以分析国内所发生的实际阶级变化出发的。在苏联确立全民国家，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由于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苏联的全民国家，这已经不仅是理想，而且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领导人立场的教条主义性质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关于国家消亡的途径这一概念中。他们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可见，中国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及一般的所谓国家都是通过本身的加强而逐渐消亡的。这很像托洛茨基关于国家消亡过程的提法，他把这种过程比作灯光的熄灭。他说，灯光在熄灭之前总是突然明亮一下，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样，在消亡之前应当最大限度地加强。
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强调指出过，国家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而自行消亡的。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化，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成为多余，国家机关逐渐具有社会组织的特点，或者把它的职能转到公众的手中。
无怪乎，不管是中国同志的文章也好，不管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也好，都只字未提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否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下发扬民主的必要性，这就是从中共领导人的不切实际的论断中得出的真正的政治方针。
中国同志不愿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激烈攻击苏共纲领关于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把工人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的论点。中国同志说尽了响亮的词句和“致命的”问题，其目的是把一些人引入迷途，在另外一些人的心目中散布怀疑，并且恐吓第三部分人。并且还硬说什么这“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是根本抵触的”，作出吓唬人的结论，说什么这“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最后是以修辞性问句的形式提出公开的指责：“那岂不是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不用说，用的全是可怕的字眼，响亮的词句。只可惜它们没有任何根据。
那末，我们来看看目前遭到中国领导人攻击的苏共纲领的条文：“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指导作用”。
从苏共这一纲领性的论点可以看出，党成为全民的党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志或者主观的愿望，而是由于客观的条件，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由于苏联社会取得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一致。
中共领导以发问的形式提出这样的论断，说什么党成了全民的党以后，就不再是共产党了，这种论断的荒谬性只会使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感到惊讶。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和农民的友好阶级以及人民知识分子组成并且他们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消除，如果社会中所有的社会集团都在工人阶级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为争取建成共产主义而奋斗，那么，共产党在这种社会中成为全民的表达者和代表，成为他们的先锋队、集体领袖和领导者，这是十分自然和合乎规律的。这一客观情况在纲领中得到了反映：苏共是全民的党。
只有那些闭眼不看苏联社会生活中正在完成的现实过程的人，那些不向前看，而向后看，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像对待死板的法典一样的人才怀疑这个结论，才认为结论中有某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相对立的东西。
至于党在变成全民的党以后，它本身的战斗性和它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明确清楚地谈到：
“生活表明，苏共在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具有更高度的纪律。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全体人民和他们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成为全民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这种加强感到高兴。我们可以说，在弗·伊·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党还从来不曾如此强大：它能够解决与建立新世界相联系的最豪迈的任务”。
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根据苏共的倡议而开展的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恢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的斗争，它的巨大意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公认的。在一九六○年的声明里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历史意义。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承认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历史意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必要性。在众所周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国同志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与以前的声明相反，中共领导现在却公开维护个人迷信，并且谴责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中国同志不能不知道，对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来说，个人迷信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问题在于铲除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广泛流行的那种恶劣的领导方式方法。
个人迷信意味着贬低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违反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压制党内民主和滥用职权。克服个人迷信意味着恢复和最严格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与国家生活准则，提高党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当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胆和公开地谴责了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时，我们党对这一切都是很明了的，它考虑到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虽然这也可能引起某些临时性的困难。现在中国领导人正在试图利用这些临时性的困难来进行投机。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克服其后果的做法，完全证明是正确的。自从苏共向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急剧转变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些年里，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与科学、在提高人民福利和执行和平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们的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它的强大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团结。它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国防潜力，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与进步斗争中的可靠支柱。
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批判个人迷信、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正在顺利地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任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更加成长和坚强起来了，在工人阶级中和在劳动人民中间取得了新阵地。难怪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再宣布开展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斗争，难怪他们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影响的增长，承认这些政党政策的力量。
可以大胆地说，不揭露个人迷信，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只有抛弃个人迷信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扩大它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它的战斗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发展的进程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中国领导人重新提出个人迷信的问题，其目的何在？也许，他们是想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用这样一种方法：使某一个人像天神一样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各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问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所固有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生活和试图在理论上发号施令。后者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领导人所固有的那种傲慢口吻、轻视其他共产党的经验和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看待事物。
无须证明，随着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创造的。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了各兄弟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经验所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同志不仅不提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集体经验宝库所作的积极贡献，相反，却致力于寻找缺点，“揭露”其他党的活动中的“阴暗面”。当然，一个共产党对于另外一个共产党活动中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个事实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和创造性讨论，是有益的事。但是如果一个党在同其他共产党相处时，力图以检察官自居，妄想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居垄断地位，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而中共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近几年来，中国报纸一点不谈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这个党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的赞扬。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一的解释者自居，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开除出去。中共的一切宣传机构极力把情况说成是，在我们时代，中国领导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创造性的理论家。
中共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宣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活动家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听了这话以及许多类似的话以后，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论点说成是中国首先发现，也不足为怪了。不，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经济规律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不是在中国作出的，并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
苏共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本国特殊条件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但是在具体环境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而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企图创造“自己的”、同真正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把“自己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作为最终合格的真理而强加于所有的人，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从中国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盲目崇拜自己的经验，把它宣布为工人阶级革命理论中的新的高级阶段，妄想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教科书充塞着种种关于中共领导的思想“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着普遍意义”的言论。
结果出现一幅有趣的情景：中共坚决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反对其他共产党利用苏共的经验，而同时，却坚持要所有的党和人民把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当作适用于各国的不可改变的结论。
中共领导人宣布自己的党是世界革命运动理论遗产的唯一保护者，说自己是保卫真理的“少数”，而“多数”共产党似乎都陷入“修正主义”的网中，从而傲慢地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他们的错误提法提出的原则性批评。
当然，在中共所积累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也有一系列如果加以创造性利用也可能对兄弟党有益的方面，要否认（但是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大家知道，中国同志的目的绝不限于利用中共经验中宝贵的东西。不，他们要把自己对当代迫切问题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同时，中共领导人正好是把自己理论和实践活动中有严重失算的方面推荐作为仿效的榜样。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自己也不止一次这样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过是试验。可是中共领导人不等到这种试验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便立刻把它们捧为理论新发现。中国报纸断言，似乎中国找到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当生活表明，对人民公社的大吹大擂表现得过于匆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没有勇气公开分析自己的错误。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却继续保持并公开宣布已经不合时代的口号。
中共理论家想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保持威信，便“发明了”一条新规律--“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这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为经济领导中的错误辩护，来证明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下降，不是缺点和错误的结果，而是客观的必需。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许滌新在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的《红旗》上写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客观过程”。
大家知道，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或者说“波浪式”，这是资本主义的规律。这种规律的作用即使是其变形，也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有计划的、连续不断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不会有任何波浪式的下落。因而，这里所谈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仅仅存在于中国的事实。但是，这谈得上什么规律呢？大家很清楚，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是经济政策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给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套上客观规律的形式呢？这是很危险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个人迷信的保护，他们把自己经验绝对化的企图，对世界上发生的现象进行判断时的主观主义，这一切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分裂政策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扩大到实际关系方面来，扩大到具体政策方面来。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可以作出这个结论。
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中共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行动一致的原则，表现在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以及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加强的利益等问题上。
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展开了思想斗争后，就走上了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以及减少政治方面的接触的道路，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舞台上把自己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相对立。实行这种政策，就促使中国同志寻找相应的理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宣扬的所谓“自力更生”的理论，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我们当然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国家的内部潜力。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潜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呢？只有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利用社会主义这一世界体系的优越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这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管它们是高度发达的，还是继承了过去的落后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下实现了工业化。这种互助有助于使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的任务，也是不能忽视的：只有建立广泛而深入的生产合作，以便迅速采用新技术、赶上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水平，我们才能较快地赢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同时还不要忘记，正是在现在就要着手奠定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基础，这一经济体系依靠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科学根据的分工。
然而，中国同志却否定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必要性；他们忽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事实，蓄意摈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展的和良好的合作所提供的优越性。而且，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如果按照中国同志那样的解释，将会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产生不信任，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潜力的无信心。这一口号非但没有中共中央信件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显然散发出民族主义的臭味。
近几年来的经验证实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人民结成紧密联盟的必要性，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和经济合作加速着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最合理最有效地解决发展民族经济的问题。反之，拒绝兄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会造成浪费资金，支出多余的开支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受这种政策损害的，首先是那个其领导人采取孤立发展方针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其基本原则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确定的）被描绘成为“把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损害独立和主权”。（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原文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译者注）但是，人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完全自愿决定参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这种参加的性质是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利害，同样也是由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害所确定的。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他们的政策动摇着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团结。这一点在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领导人不是采取一切措施来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利于社会主义体系一切国家的团结，反而扩大现存的分歧，把它们提到思想斗争的前沿，歪曲事情真相，然后借此来攻击苏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从一九六○年起就大肆展开分裂活动，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恶毒攻击苏共和苏联政府，这是不无外来影响的。如果谈到阿尔巴尼亚人所阐述的观点，那末，它们同中国报刊上所宣扬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只不过是在方式上更加粗暴、更加放肆而已。
苏共使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尝试，都遭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顽固的蛮横的抗拒，而举行会晤、讨论争端的同志式建议更是被他们拒之于门外。
中国同志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一切分裂活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如果不说得更厉害一点的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每一次反苏攻讦都得到北京的赞许。中国同志不放过一次机会，强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因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越激昂，他们越受到赞许。可以有把握地说，只是有了这种鼓励，阿尔巴尼亚分裂主义者才继续大肆攻击苏共和其他共产党。
关于所谓南斯拉夫问题，那么，同中国领导人的意见相反，根据一九六○年声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南斯拉夫的经济中，公有成分占统治地位，它的比重在最近几年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南斯拉夫在国际关系的许多极重要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努力同它们接近和合作。几年前，中国同志自己并没有否认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他们却把南斯拉夫“列入”资本主义体系，称它的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这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预谋利用“南斯拉夫问题”来煽起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论战。
苏共忠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错误观点。但是我们的批评一向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帮助南斯拉夫同志克服错误的概念、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
在中国作者的言论中，以及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南斯拉夫领导人所说的一切，包括他们说的完全符合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观点，都遭到咒骂。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无根据的批评表明，他们抱的目的是，绝不让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近。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一个珍视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共产党人都不能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分裂活动不仅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中共领导人违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不顾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原则擅自行动，企图使许多兄弟党屈从于他们的思想影响和政治监督，在这些党的内部拼凑反对集团。在这方面，他们不惜利用各种托洛茨基分子、变节分子和其他渣滓。中国报纸的言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号召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建立派别。
中国领导人把他们同兄弟党的分歧还扩大到群众性的国际民主组织中去。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许多其他组织，都因为中国代表的分裂活动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各个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中国代表，企图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欧洲国家对立起来，把争取和平与裁军的斗争同民族解放斗争对立起来，从而给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在争取和平斗争中的活动带来严重的损失。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性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要求它们共同参加制定共同的路线，确定讨论迫切问题的形式和方法。在这种讨论过程中，会出现不同观点，会产生争论和辩论，这是十分自然的，而没有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其本身的精神而论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根本不能发展。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应当在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种辩论是由志同道合的人进行的，他们竭力客观地剖析生活所提出的复杂问题，共同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以便而后贯彻一致同意的路线。以这种立场进行的辩论，既能涉及到国际问题，也能涉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队伍活动的内部问题。这种辩论可以采取双边和多边会谈形式，也可采取共产党代表会议、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交换信件和文件形式来进行。
但是，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方法根本上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之间的互相关系原则的。
中共领导开始时宣称他们在较少问题上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后来就逐渐地扩大了争论的范围。而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里就对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并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这一事实本身表示怀疑。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同志就像往炉火里加木柴一样，给争论“增添”新的主题，其目的是蓄意不让分歧消除，而使辩论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不能不使人注意的还有中国同志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辩论时所使用的那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口吻。在那种口吻里，口是心非同狂妄自大和无法无天的粗鲁言论，同企图污辱所有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交织在一起的。只要说一下骇人听闻地指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关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命运”就足够了。
中国领导人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一致同意的路线的程度是多么严重，中共领导为追求他们自己的特殊目的、从左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攻击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活动能够带来多么大的危害，现在是昭然若揭了。因此，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观点，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遭到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正当和严厉的反击。
为了完成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是强大而团结的。
珍惜宣言和声明的伟大原则的共产党人，正在竭尽全力以使目前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里产生的困难和分歧得以克服，以便在原则基础上，即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高举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胜利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它不倦地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反帝斗争的团结、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而斗争。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其公开信中声明：“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在列宁旗帜下，为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各国的团结，为了有效地援助正在同殖民主义斗争的各国人民，为了加强和平事业和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世界的胜利，我们曾经尽了我们的一切力量，并且仍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
苏联共产党员，我国全体劳动人民一致赞同并热烈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亲爱的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