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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途
《火星报》第五期发表的题为《安特卫普会议和伊符里会议》的文章
本报讯 法共和比共党员联合主办的《火星报》第五期发表了题为《安特卫普会议和伊符里会议》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从继《列宁主义万岁》而出版的《火星报》第四期出版以来，在比利时和在法国举行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重要会议。
比利时共产党在安特卫普举行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法国共产党在伊符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复活节期间，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郑重地申明，它并不屈从于任何一个党，它也不是自动地支持苏联共产党的论点，更不是自动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它说，它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立场。为了具体地证明这一点，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布干脆开除四名毫无过失的党员，他们被控为犯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点而没有维护赫鲁晓夫的论点的严重错误。
从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到十日举行的法共中央委员会会议说，它最恋恋于怀的愿望，是看到苏联和人民中国这两个兄弟党和国家和解，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支持它们愿意看到停止论战的愿望。
试举说明这种善意的例子吧，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重弹赫鲁晓夫所有的论点，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最无可指责的观点。这是以真正论战的语调说出的，丝毫不是要缓和分歧，而是要使分歧扩大。
这些假革命的领导机构，把服从苏共领导机构的命令同权利平等的各国党之间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自由讨论，混为一谈。在这些领导机构的成见面前，我们应该继续把情况告诉我们的比利时和法国共产党同志们。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委员会，我们迁移到法国，今后便在法国出版《火星报》。
（一）
一九六三年四月中旬在安特卫普举行的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提纲草案，这个草案纯粹是抄袭赫鲁晓夫为苏共辩护的论点。
和平共处被说成是“一个胜利”，因为它已被“强加给”帝国主义者了，而且打开了“通过一些非暴力的途径”通往世界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提纲”中，“革命”一词小心翼翼地被禁止使用了，提纲的修正主义是非常明显的；所有那些主张同帝国主义进行具体斗争的人，如中国共产党人，则被称为“冒险主义者”、“左倾主义者”或“极端宗派主义者”。
这个提纲还恬不知耻地佯称比利时共产党尊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佯称比共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证明是正确的。
人们忘记了一九六○年四月的提纲，那个提纲谴责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南斯拉夫变种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或者忘记了那个文件中揭露的共同市场是国际垄断组织猛烈进行战斗的武器。
一九六三年四月，修正主义便不再是一种危险了，南斯拉夫人便不再受到批判了，共同市场便成为“应予重视的一种现实，必须竭力对它施加影响”了。
其实，无论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还是共同市场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正是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否认了它从前的分析、决议和庄严的义务。它竟敢以被它践踏的原则的纯洁性为名，攻击那些仍然忠于一九六○年十一月通过的莫斯科共同决议的人，甚至把那些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作法的勇敢的同志驱逐出党。
竞选的笼络人心伎俩，往往同叫作“议会迷”的机会主义路线形影相依。因此，人们在促使劳动者加强小小的比利时共产党，以便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时，人们是陶醉于一些早已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否定了的乐观主义估计：“世界局势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有利”，“资本主义正在后退，应当接替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例如让·布鲁姆就是这样说的。
幸运得很，共产党员们并不作同样的推论。
例如，于克勒区委会的党员在他们的大会上，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政治局的提纲。
亨利·格利纳同志，勇敢地反对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顽固地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的前景：议会道路”。
德洛涅同志猛烈地反对以社会各阶级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为借口，来抹杀无产阶级的作用的倾向。
尽管如此，由挑选的代表举行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改良主义的提纲，并且认为应该用整整一章来驳斥事实上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中国论点”。
提纲第六十节就特别说明了修正主义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和平共处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和平竞赛，以便给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对福利、自由和幸福的问题，带来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即是说，资本主义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可以在给劳动者带来福利方面同社会主义竞争。这种把“和平共处”不是看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阵线、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的看法，是符合铁托的论点的，而他的论点曾受到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六○年会议的谴责。
对那些受到比共十四大制裁的同志来说，被政治局（它强令人接受类似论点）开除，并不是不光彩的；这几乎是发给了他们一张他们尊重原则的证件！
（二）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九日、十日三天在伊符里（塞纳省）举行会议，听取了副总书记瓦德克·罗歇作的关于四月间举行的莫斯科会谈的报告，当时派了法共代表团去同苏联领导会谈。
这一报告只是赫鲁晓夫论点的正式重新采纳，只有一点差别：报告提到这些修正主义论点是莫里斯·多列士的发明。多列士在争夺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小头目位置的斗争中，竭力阻止他的同伴、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于是，他叫他的手下人摘引他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九、一九五○年的演说或向法共以前几次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以便证明多列士一向预见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应该达到赫鲁晓夫先生引导这个政策所达到的地步。
会上通过了一份名叫“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这是说的反话，因为这本身就是进行分裂的重大努力——的文件，搜集了所有的修正主义版本、《真理报》阐述的全部论据。
假如法共领导机构要想取得奖赏迅速彻底服从赫鲁晓夫的行为的奖金，那末，可以肯定，它已差不多要取得了。
这个文件对八十一个党声明的解释，是曲解的典型。人们从文件中可以发现一些同现实情况绝对格格不入的说法，例如：“宣言和声明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当时是修正主义；同时，它们指出，必须同可能变成主要危险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有力地进行斗争。”
由于一九六○年以来，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证明没有任何东西使人能够硬说修正主义已突然不再是主要危险了。没有任何东西，只不过是比共和法共领导人已陷入修正主义，并在追随赫鲁晓夫吹捧本应受到揭露的铁托的同时，借口局势发生变化来否认他们签的字。
任何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转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今天都不能证明国际局势自一九六○年底以来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足以证明修改对这个时代的基本论点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些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今天都不能修订一九六○年十一月庄严地通过的声明第六章。所以，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才引导这些领导人否认他们的签字和根据外来的命令而改变立场。
假如人们愿意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从经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出立场，那末，由于必须服从起领导作用的党而改变基本立场，便是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多列士便在修正主义中同陶里亚蒂合流了。
（三）
比利时共产党宣布有一万四千五百党员，而全国人口却大约有九百二十万。
我们认为，真理不会涣散斗志，因为正是假造的东西，在一时蒙骗了革命者和劳动群众之后被揭露时，才会涣散他们的斗志。
然而，必须指出，在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委员会会议上，恰恰有一个党被提到是停滞、发展不够、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完成它的使命的例子，这个党就是比利时共产党。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研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问题的部门，曾干涉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要求在这个提纲里不要对比共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能力作危险的过高估计，甚至建议比共承认在这方面有严重的政治缺点。
人们正是这样在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草案里加上了一段话，这段话里指出了比利时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提高之后补充说：“比利时共产党既没有同它面临的任务相适应的组织，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影响”。第四十八点承认，政治局势的成熟同比共的发展之间的差距，是对比利时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
比利时共产党由于它先天的弱点，它在比利时帝国主义把刚果投入火海血泊之中时，无能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
一个党员人数少、干部政治质量差、不受人民拥护的共产党，只有一个办法前进、壮大和变得善于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坚决站在革命的立场上。
跟在资本主义后面跑，是不能争取到群众的。硬要参加像共同市场那样的资本主义勾当，或者主张一种通过资本主义的和平改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培养出共产党人。
列宁说过：“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比利时同志们应尽力而为，使他们报纸的名字、比利时《红旗报》，配得上它伟大的同名杂志、人民中国的《红旗》。
（四）
法国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不幸现实。
法共领导干部同社会民主党的僧侣不再有任何区别了，他们害怕双方对抗的争论，毫不犹豫地使周围的人都是虔诚的、宠以一官半职的朋友，每当他们需要叫人喝采时，这些朋友就扮演捧场者的角色。
法共使用的词汇也社会民主党化了。
人们在谈论一种有多党共存的社会主义，忘记了列宁的关于各个政党都有社会代表性的论点。当警察正挥舞大棒和进行屠杀的时候，人们却说党将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法共领导人，像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同化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表明他们对法国利益和对民族利益的关怀，好像这个“祖国”的政权形式是他们漠不关心的。在法共罪恶地背弃国际主义原则、因而在阿尔及利亚革命面前丢尽了脸方面，法共所有的文件都说要“维护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共同利益”。
叫法共去当“资本主义事务的忠实管理人”，它倒是成熟了的。
（五）
在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些虚伪的调解人，他们言不由衷地说，他们非常希望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举行预定的会谈时，看到分歧得到消除。
这些调解人一向谈论的和解，仅仅是这种意义上的和解：即中国共产党人要放弃他们的正确批评，而苏联共产党则绝对拒绝对它的理论错误和策略错误作自我批评。
因此，他们事先就表示，对他们说来，无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辩论怎样，他们甚至还没有研究双方对立的论据就预先选择好了他们站在那个“阵营”；他们将作莫斯科要他们作的事情，如果赫鲁晓夫不得不屈服于基层压力，他们便说他有理解力，如果他坚持其修正主义立场，这些追随者便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讽刺。
当他们谈和解时，他们所理解的和解，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屈服。他们从自己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出发，证明未来的莫斯科会谈，将丝毫不能改变所争论的问题和所存在的分歧。
苏共领导人曾谴责斯大林主义，谴责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屈从于斯大林（中国人除外，他们的行动违抗斯大林的命令），如果这些领导人这样做是真诚的，那么他们就会承认，他们现在正在继续采用他们曾经谴责过斯大林的方法。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比对今天的苏共领导人更害怕得多。
法国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的这些虚伪的调解人在希望和解时，在向苏联共产党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愿望表示致意时，是按照赫鲁晓夫的命令行事的。他们事先就知道中国共产党不会在原则上投降，所以他们目前这一手段的目的在于事先证明，把莫斯科中苏会谈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同志是对的，其实这种会谈只有苏共放弃再走修正主义的邪途时，才会成功。
关于原则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论点问题，这些“调解人”完全了解，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保全苏联领导人或者苏联的威信，而是在于，共产党人是否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在于共产党是否把准备和领导这些革命作为使命。
列宁过去不能同社会党叛徒达成原则妥协，因为这些人要把社会党劳动者引向同帝国主义者实现神圣同盟，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共产党将不同意同修正主义者作任何妥协，除非这些修正主义者放弃他们的分裂观点，重新走上由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的革命道路。
中国代表将要维护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声明规定了揭露和反对主要危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任务；他们不能同意妥协，因为这将是支持那些违反自己签署的协议的人、反对那些守信用的人。
中国代表将坚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宪章的条文，它规定所有共产党，不论其人数多少，都是平等的。他们将不同意召开任何新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保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能在讲台上和苏联共产党代表一样长时间地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如果没有保证他们可以反击向他们发动的任何攻击的话。
人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将问全世界共产党人，苏联以听从它的命令、甚至错误的命令作为它给予物质援助的条件，并且取消对一个敢于批评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甚至对这个国家实行禁运，这是否符合国际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互相支持的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会谈中不可能和解。
（六）
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修正主义者不得不使用捏造和诬蔑。
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为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而斗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表明了的，而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同他们一起维护革命原则的所有其它党的修正主义类型的宣传中，得到了验证。
例如，在法国共产党内，人们以收到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一封信为借口，在《新法兰西》周刊（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中国外交人员从无优先向《世界报》提供消息的习惯，发表在当晚《世界报》上的这封信显然全系捏造。一向宣传保持警惕的法共领导人知道不应当相信这些伪造品。然而，他们得到这一明显的伪造信却很高兴，因为它对他们的修正主义阴谋极有好处，可以说太有好处了。如果有人投寄了这种信，新华社巴黎分社是会得到消息的，法共领导人没有劳神给这个分社打电话，没有打算同人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联系，他们便重新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在此前夕，杜克洛还在《人道报》上表示希望和解和结束争吵哩。
人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立即向《世界报》和《新法兰西》发出了否认信，然而尽管《世界报》立刻发表了这封否认信，可是《新法兰西》周刊过了一期才登，这就给予了以伪造为基础的指责产生作用的时间。
修正主义者迟迟才否认和没有道歉的这种伪造，究竟对谁有利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人们便不难找到伪造者是谁了！
比利时共产党说，雅克·格里巴同志在于克勒区委会和在共产党布鲁塞尔省委会组织了一个派别，以便散发反对党的路线的文件。这是修正主义式的一个明显的捏造。在准备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范围内，党章规定，对“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提出的“提纲草案”应进行自由讨论，各级党员大会在通过提案以后，应指派代表到最高一级代表大会为这些提案辩护。
于克勒区委会多数人通过了比共党章修改草案的反提纲和反建议。虽然区委会会议通过了，然而党的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禁止民主选出的于克勒代表在最高机构会议上维护大多数人所通过的议案。
人们用完全违反党章的办法改组了布鲁塞尔执行局和省委员会，以便清除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多数派。他们借口格里巴（领导机构成员）已被中央委员会开除，禁止他参加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塞尔省委会和于克勒区委会的多数派代表，才印发了他们的提案。他们并未组织派别，而是他们为了制止比利时共产党任期届满的领导机构对民主集中制的违反，不得不按自己的方法行动。
加于遵守党章的大多数同志的罪名，是违反党章的那些人蓄意捏造的。
在苏联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邀请赫鲁晓夫的信，这拆穿了说中国共产党“也”拒绝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讨论的捏造。
最后一个捏造表现在苏共领导机构一些时候以来给予日本共产党右派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上，这个集团是由作为分裂分子驱逐出党的春日庄次郎领导的。苏联共产党领导机构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指责春日庄次郎之后，现在发现他具有很大的反革命品质，他成立了一个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右派党，因为日本共产党的多数人赞成人民中国共产党所维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说叛徒春日庄次郎得到“原则性”的支持，是修正主义者的又一捏造。如果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其它党的仆从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和保卫得住的，那它就不需要靠捏造来取得成功了。
（七）
一位波尔多的读者研究了古巴问题，并给我们寄来了一封革命的声援信，这封信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位同志强调这一事实：苏联像法国共产党一样，最初否认在古巴设置原子导弹发射台。在公布那些揭露性照片之前，美国的指责都被说成是“好战分子的纯粹捏造”。
他说，在承认了设置这些发射台和火箭之后（如果这是极为秘密的基地，人们却没很好隐蔽和保护。这位同志问道：“犯这些错误，有谁受到制裁呢？”），苏联的态度是一种“大国”的态度，它的卫星集团只能未经讨论就追随它。
这位同志说：“美帝国主义要那些要求它给予经济援助的小国在政治上屈从于它的作法，同苏联在作出现在或将来涉及和平或战争的决定时都不征求受这种决定约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意见的作法，在精神上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抗议或是表示不同意，人们就取消苏联给予的一切援助，而苏联给予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倒是永远享用的。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口头上说平等，实际上只容许卫星国表示赞成。”
这位同志说：“赫鲁晓夫每一个报告都唠唠叨叨地强调苏联给予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赫鲁晓夫始终略而不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苏联的援助，而且有时是未经这些国家人民的同意而给予的援助。苏联得到匈牙利地下的战略物资，捷克斯洛伐克最好的工业产品，付给粮食——甚至中国大米——的价格，比付给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同类物品的价格更低。苏联的供应，跟它的战略力量一样，很多都是仰赖人民民主国家的。”
这位同志说：“有人谴责中国共产党曾经批评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面前逃避和退却。一个党员自然是宁愿要和平而不愿意要战争；但是，今天在帝国主义的要求面前退却，就等于准备明天在要么战争要么作奴隶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任何退却都将是对帝国主义者的鼓励，帝国主义者将把这种退却解释成一种软弱。
“于是，我就作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同志曾经忘了去作的事，便把自己设身处地处在一个中国劳动者的地位，于是我对我这样说：——人民中国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们的命运和它们的未来都是共同的。如果赫鲁晓夫随意退却而不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也可能在另一种场合下同样地决定他不退却，或者因而决定苏联进入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由于签订的条约等等，人民中国便不可避免地将同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苏联一边卷入战争，并在战争中丧失数百万公民。”
这位波尔多同志提出的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该考虑考虑，比如说，我们要问一下，铁托的南斯拉夫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采取什么态度。假如苏联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铁托也许是“守中立”，他也许甚至站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一边，帝国主义者向它提供美元并不是毫无报酬的。人民中国为了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的物力和人力投入这场冲突中去。但是，苏共领导人宁愿要“中立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铁托的恭维，却不愿接受中国同志们建设性的批评。
我们怀着向这位波尔多同志致贺的心情，请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上持有一些新看法和新论据的全体法国和比利时同志，向我们提出他们的这些看法和论据，并允许我们发表出来。
（八）
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领导机构的修正主义论点，与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论点相吻合。如果苏联共产党反对这种集体蹂躏革命理论的行为，那末，这种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邀请铁托访苏，《真理报》对陶里亚蒂的祝贺，对莫里斯·多列士的摇摇欲坠的领导的支持，都是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鼓励。
比利时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也制订了改良主义的纲领，而且仿效右派社会党人，大谈特谈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有化、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新斗争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假如人们在这方面追随他们，那就应该承认，王公贵族还驾着四马高车在伦敦街头闲逛的英国，便是一个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在国有化方面，英国的资本主义远走在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之先，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它已经使银行、煤炭业、电气业、煤气业、国内运输业和很大一部分五金工业国有化了。从一九四五年起，百分之二十的英国劳动者都是国有化企业中的“国家雇员”。可是，他们当中谁也看不出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有利的变化，谁都不能硬是认为已生活在一个“几乎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
在奥地利，百分之九十八的钢铁生产和煤炭生产是国有化企业生产的。国有化企业生产的压延金属占产量的百分之九十，非铁金属占百分之九十四，石油的开采和提炼占百分之九十一，还有三家主要银行是国有化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害臊地硬说，“国有化会通过非社会主义的手段来废除私有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如果相信他们的说法，上面这些是否是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呢？
那些主张通过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这条和平道路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知道，资产阶级国家只是使经济亏空的部门国有化，以便确保资本家获得更优厚的利润，同时减轻资本家冒的风险和亏本。过去的资本家还是在各地保持着他们的控制，而且得到由于没有收益而被抛弃的部门中最富于“生产力的”部分：例如，卧车、餐车、租赁货车都带给前铁路业主以最大的利润，而铁路的亏本的部分则由纳税的人民来承担。
亏本的企业是以很优厚的条件，在人民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收购的。收购价格高于其价值，给予的补偿使得“被国有化的人”能够建立其他有利可图的企业，同时仍然是他们的前国有化“部门”的享有特权的供应商人。法国私营钢铁和化学工业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年间，通过它们同国有化部门的交易，就这样取得了三万亿法郎的利润。（国有化的）营业是亏本的，而得到了优厚补偿的前业主的利润却比以往更大了。是谁付了这些钱呢？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
“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使生产更加垄断化、更加国有化的措施，必然会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增加被剥削者反抗的困难，加强反动和军事专制，同时，必然会使大资本家靠剥削其他阶层而得来的利润急剧增加，必然会使劳动群众由于要向资本家缴付数十亿借款利息而遭受几十年的奴役。”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考虑国有化：正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着国有化的性质。对资产阶级国家国有化的性质作错误的解释，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性质也作错误分析的结果。
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国有化，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象征，它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利益以损害劳动者。领导着法国和比利时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跟意大利共产党的修正主义者一样，追随着铁托叫嚷国有化具有社会主义化性质的同时，他们便符合了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便支持了它的计划。
全体革命的劳动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便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同反对修正主义为之效劳的资本主义的斗争配合着进行。
积极支持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立场，自然是这一革命斗争的一部分。
法国和比利时的共产党员们，你们组织起来吧，开展理论讨论吧，在你们党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吧。让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志们一起，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途，确保世界社会主义未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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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多瓦的例子帮助不了苏共领导人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在回答中共的二十五点时对中共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诽谤，其中也谈到中共干涉兄弟党，特别是意共的内政，并举出中共同前意共帕多瓦省委若干干部的关系的例子。我们很仔细地阅读了对二十五点的回答，并且注意到苏共方面的论战长期以来所特有和常见的那种论据上的贫乏。苏共举帕多瓦的例子作为干涉兄弟党内政的证据，恰恰说明了这种贫乏。
我们在帕多瓦对于问题的真相了解得很清楚，而且我们也懂得，兄弟党之间，无论大小，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彼此进行会谈、讨论、磋商和帮助是完全合理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抹杀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的权利，即彼此联合起来，确立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当然也要考虑到各国的特点。过去一直就是这样，而且今后还会这样，这毫不足为奇，尤其是现在当那些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造成很大危害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得势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来看同站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的斗争的最前列的中共的友谊的。根据这一点，我们驳斥了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报刊和意共报刊的论点，意共的报刊把我们说成是头号敌人而资产阶级成了他们的朋友。
苏共对中共的二十五点的答复中有关帕多瓦的段落引起了全意大利的大哗，舆论界和意共基层通过报刊表现出这种反应。
意共的机关报刊对苏共中央提到帕多瓦事，当然不会表示感谢，这恰恰是因为苏共这样一提引起了基层的同志们的兴趣和好奇，他们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想了解中国同志的论点。目前，意大利各城市正在出现新的小组。起初，意共的报刊是绝对的沉默，对真相一言不发，但不久资产阶级报刊就大肆喧嚷，使意共不得不干预，但采用惯常手法，重复地进行造谣中伤、无视事实、恐吓或使用家长的办法、不暴露真相而偷偷摸摸地开除一批人。
然而意共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用这些手段来压制或阻挠讨论和争论。我们深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中国同志的论点为首的那些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论点是被无视和被掩盖的。
现在，由于一切事件，尤其是由于中共坚定而有力地进行斗争，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再也不能掩盖一切，甚至不得不发表某些表示抗议和要发表自己观点的同志的文章。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尽管只有少数人阅读的专刊上发表中共的理论文章，并且最后不得不通过意共中央监委会发出一个通知：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即将展开辩论。他们展开辩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而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粉饰逆境，并把辩论引向死胡同。同时他们利用这一点来宣称：你们看，我们是民主的，我们不怕那些批评我们和不同意我们的人的论点，我们不怕中国同志的论点，等等。这一切是经过许多年的沉默、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时期以来在全意大利散发了载有中国同志的思想理论观点的几万份小册子之后才发生的。
总之，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在辩论中将采取以下做法：
（1）（中共的）二十五点只发表在《再生》周刊上，这一周刊是专供几千名大部分为干部和领导人的同志们阅读的，而这些人大部分是修正主义者。
（2）因此基层，即使拥护意共领导，也得不到二十五点及其他文章。
（3）因此，辩论只会有唯一的意义：民主只是假的，而基层党委的领导人遵循着唯一的计划进行惯常的谴责，说什么中国同志要发动战争，说什么中国同志要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永远穿草鞋和布衣服，永远吃得很省，以免被谴责为“资产阶级化”，说什么中国同志要恢复所谓斯大林的方法，等等。
因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已迫使修正主义者展开思想辩论。
我们有把握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将会争取其他同志拥护正义的事业，反修正主义小组将会得到加强，实质上是纸老虎的修正主义者将会开始原形毕露。
意大利 乔万尼 斯巴达科
七月二十五日于帕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