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的社论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报》七月十八
日发表题为《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的社论。社论摘要如下：
我们的党员怀着和苏联人同样的注意力和心情读了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而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因为苏共中央信中所谈的问题与我们波兰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各国共产党人相关的程度并不亚于苏联同志。
我们完全同意苏共对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产生的经过所持的观点。我们支持苏共中央信中对这些分歧的实质所作的说明，我们支持谴责中共领导对苏联共产党的不友好和诬蔑性的攻击。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走上消除分歧和加强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道路”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党和人民说明，在中共领导与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和深刻的矛盾。
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争取和平和防止世界性的核灾难的斗争是自己当前的首要任务。
可是中共领导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不可能消除战争，和平共处是一种幻想，不可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并且认为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这只不过是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战争和和平问题上的共同路线，而不是别的东西。
由于中共领导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得出理论上的结论，所以他们轻视地对待争取裁军的斗争。苏共中央正确地反对了这一点，指出，假如我们放弃争取裁军的斗争，就正是提供了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的证据。
中国同志反对有力地体现在苏共最近的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旨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路线的论据是说服不了任何人的。
中国同志指责苏共“忘记”了革命，因为苏共为和平而斗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它们的人民的福利而斗争，因为苏共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而斗争。
苏共同时指出，中共对法共、意共、美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指责也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说，共产党人应该利用阶级革命斗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中国同志在实质上否认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斗争的和平形式的可能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紧密的联合和合作是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是同列宁的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是反帝斗争胜利的一个条件、是最终把民族解放运动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条件的学说相符合的。但是中国同志却认为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国际工人阶级，而是民族解放运动。这只能意味着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对立，而不会是别的。
苏共中央对中共领导人力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给以应有的批评。中共领导独特路线的例子之一就是他们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立场。
中国领导人在攻击苏共及其他党时特别注意南斯拉夫问题。他们不顾事实地声称，好像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要求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国家中驱逐出去。仅仅根据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就不承认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主观主义的表现。苏共的观点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观点有非常重大的区别，但它不怀疑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曾多次声明，我们认为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所制定的原则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必须遵守的。我们同意苏共中央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的声明中已经正确地制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中共中央在自己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我们已在《人民论坛报》上发表了详细摘要）试图把一个新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支持苏共中央的看法：这种试图是毫无基础的，是有害的。如果接受这个总路线就等于背弃一九六○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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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
蒙古人民革命党机关报《真理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摘要如下：
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奉行同苏联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完全相背的、危险的错误的政策。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起，为消除最初由中国同志所挑起的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统一思想作出了一切所能的努力。
但是，某些愚笨的死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的对由伟大的列宁所建立和锻炼起来，并最早给人类指出了新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光明前程，领导、鼓舞和组织英勇的苏联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反动势力的斗争，在粉碎无产阶级的形形色色的敌人方面建立了伟大功绩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公认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咒骂，说它们“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帝国主义帮凶”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贯教导，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斗争，是否支持和帮助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被压迫的亿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试金石不是冗长的咒骂和诬蔑，而是真正的客观行动。
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苏共二十一、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
按肤色、种族和地理来区分世界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共产党人的成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表现大民族主义、是分裂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极为有害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在非党的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一再提出兄弟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问题，进行了破坏团结的活动，苏共在公开信中，以事实揭露和坚决回击了中共报刊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诬蔑为“盲从别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杂烩”，甚至于说成是完全“跟着别人指挥棒行动”等诬蔑和诽谤。
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中国同志以冗长的革命词句来掩盖其对苏共和兄弟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和诽谤以及破坏和削弱团结一致的这种下流的行动，表示深切的不安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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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共中央全会决议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举行了全体会议，全会通过决议。决议摘要如下：
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贾恩·卡洛·巴叶塔同志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问题所作的报告。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断然驳斥中共以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和越来越专横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这种态度要不是表现为明显的歪曲，就是具有对共产主义运动以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忠诚并以普遍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制订出来的斗争战略路线进行公开攻击的性质。中央委员会重申，不能怀疑作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基础的那些革新原则。这些原则意味着对已为形势所证实的新事物以及对世界范围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的重要认识。这些原则就是：战争不是必不可免的，和平共处制度和走向社会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在苏联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消除斯大林时期的后果。这些原则实质上已为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会议所确认。这些原则在和平政策中、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取得的进展中以及在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的斗争和取得的成就中，都是成功地得到了考验的。这些原则是同我们党长期以来在意大利以及在国际上的政策考虑和政治行动完全符合的。虚有其表地在原则上接受，而实际上却拒绝，或反对为争取实现这一路线和这种前景而采取的政治行动，是荒谬的，而且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正相反，所有的共产党都必须对这一路线有充分的了解，不断地和果断地使它得到发展，并为争取其实现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中国共产党企图使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方针得逞，使用了应当受到谴责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以派系活动为基础并煽动派系活动的。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中国同志声称愿意维护的团结，而且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深入了解和辩论的过程，而由于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涨，新事物的出现以及这一运动在全世界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这一过程在今天是必要的。
我们党在它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已经有机会同中国同志公开讨论成为目前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斗争的根源的那些根本问题。中央委员会现在号召全党，本着坦率的精神，坚定不移地从我们的立场出发，从我们所奉行的政策的经验及其制订过程出发，来进行一次深入而负责的讨论。
我们要进行的讨论、研究和斗争，其目的应该是更深入地体会和积极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政策，其目的应该是使工人和民主力量为了在整个欧洲向前推进而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应该通过讨论、研究和斗争，来防止任何可能产生的使斗志?散或在目前的局势面前听任摆布的危险，同时有力地确认在建立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团结方面向前迈进的必要和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重要的是承认在客观实际中存在的共同点和分歧点，并以此为根据，来求得这样一种团结：在缔造这种团结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扬各党的独立自主、思想上和政治上贡献的必要的多样化、不同立场之间的交锋和开诚布公的真正的争论。意大利共产党将不放弃任何机会，将不放弃目的在于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维护和促进团结以及维护和促进国际群众组织的独立自主作用的任何倡议，来维护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胜利的斗争中的团结和一致。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求动员决心改造社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全部力量，采取空前的一致行动。中共领导人要我们放弃这种努力。放弃这种努力，就意味着放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使社会主义力量不能成功地抗击敌人可能采取的暴力。
中国领导人指责我们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千百万劳动人民和非共产党民主主义者表示不信任，而这种政策却是确有成效的。
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奉行的政策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世界革命运动统一事业的贡献的无知和蔑视。在宣扬被列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驳倒了的“不断革命”和武装少数派这一陈旧理论方面，可以更全面地看出这种损害不可或缺的群众行动的态度。
中国同志给自己的论点披上一系列一般的论断和列宁的引语，但是并没有考虑我们时代的性质。
他们甚至采用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绝对格格不入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不把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建立在阶级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把这种斗争建立在属于世界哪一部分和属于哪种肤色的原则之上。
他们集中火力攻击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久经战斗的队伍和国际主义态度的典范、光荣的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人指责保卫和奉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同通过的路线的兄弟党听从苏联的“指挥棒”。这种反动派所惯用的诽谤只能使阶级敌人感到高兴。他们不惜求助于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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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共中央政治局的声明
法国共产党政治局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声明摘要如下：
在最近一段时期中，特别是在中共领导人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中共领导人公开地对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在内的所有的党所同意的论点提出非难，同时，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在国际民主组织内展开了分裂活动。
他们攻击和平共处这一根本性论点。他们硬说我们不仅要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实行共处，而且也要在帝国主义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实行共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的斗争的正确性提出非难。事实上，他们否认，由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由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决定了世界上的新的力量对比，防止战争已成为可能的了。他们似乎看不到由于热核武器的存在和积累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不得不就一九六○年声明所提出的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即：“是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还是破坏性的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将在几天之内招致数亿人的死亡：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将变成放射能弥漫的荒芜土地。人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美好的未来”，建立充满进步和富裕的、具有深刻人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和平事业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分不开的。
中共领导人要使人相信这样一种主张：反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是同各国人民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对立的。过去四十年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驳斥了这种说法。法国的工人和民主运动，有助于各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法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积极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所有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在摩洛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
中国同志利用“革命”的词藻，竟然把依据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决议而奉行的政策，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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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共机关报《工人报》的文章
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报》八月十一日发表丹尼尔·梅森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立场的实质是反对任何禁试》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过去数星期以及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期间和谈判前后的时日发生的事态，揭露了中国政府领导人之所以攻击苏共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真正的意思。
这样一个冷酷的肯定的事实已经暴露出来，中国政府领导人不希望有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也不希望别人采取其他任何在采取后有可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他们准备破坏全世界的和平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来阻挡任何走向和平共处的步骤。
他们的立场的核心赤裸裸地表现在北京《人民日报》一星期前的星期六的一篇社论中，把他们的立场的本质揭示出来了。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发言人在那篇社论中猛烈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大骗局，旨在束缚中国手脚”。
这个条约的目的是制止核武器试验，而且人们希望世界所有国家都将在它上面签字，这样一个条约怎么可能束缚中国实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正当的目的方面的手脚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反对态度中看到自己同法国的独裁的戴高乐将军和以阿登纳总理为首的新纳粹分子和垄断资本家的西德政权连结在一起。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感到恼火。因为他们认为部分禁试条约对于加速核武器竞赛和他们自己的原子武器试验是一个障碍。
但是，情况却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代表了唯一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不把部分禁试条约当作走向全面彻底裁军和和平共处的重大的第一步来欢迎。
他们的那种认为这个条约“旨在束缚中国的手脚”的论点，同美国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之流的极右分子、参议员约翰·史坦尼斯之流的白人优越论者以及高级军官们所采取的观点极其接近。这些和平敌人声称禁试条约将束缚美国的手脚，声称五角大楼将无法进行必需的核试验或发展新的原子武器，声称怎样都是不可信赖的俄国人将因而变得更强大。
中国政府领导人显然希望能自由地为一场核战争准备一个武器库。正如上周末苏联共产党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在正义战争的崇高的革命口号掩盖下进行任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赌博”。
中国政府领导人现在发现自己在禁试条约方面陷于孤立，感到非常恼火，而使他们把一切关于国际忠诚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门面话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们甚至没有假托任何理论论证就开始了一次侮辱和诽谤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以及反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的宣传运动。
他们号召和阴谋推翻苏联政府并撤换不同意他们的危险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一面假冒伪善地诽谤和平共处的拥护者，一面肆无忌惮地破坏一切想要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的组织。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企图削弱莫斯科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争取和平的力量。
这种做法上星期初在广岛甚至表现得更加明显。在那里，中国代表们破坏了日本反对原子弹和氢弹委员会组织第九届世界反对核武器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原定在八月六日开幕，那一天正好是二十万男女老幼在美国轰炸机在那里投下第一枚原子弹下丧生的十八年的周年。
中国人通过他们在日本委员会内的头面人物采取行动，他们的破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使那个组织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反对核武器的会议的发起者地位，而交给广岛分会自己去办。
数千名和平进军者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在广岛汇集。他们在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协议达成的鼓舞下充满了希望，但是他们不得不在上星期日却被迫地听取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赵安博对禁试条约的诽谤，他把这个条约斥为“一个使反对核战争运动陷于瘫痪的阴谋”。
同时，中国政府领导人千方百计破坏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效能。
在这方面，他们得到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主义的叛徒的支持。
他们用来粉饰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左倾辞句，已经证明主要是对孤立的和思想混乱的、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败而寻求迅速而不负责任的解决办法的知识分子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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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的文章
巴西的共产党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在七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巴西的共产党机关刊物《新方针》周刊上发表题为《巴西共产党人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一九五七年的宣言重申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确定了它们活动的共同原则，对这些原则的解释和执行却是有分歧的。一九六○年四月，中国同志们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公开提出了他们对一九五七年宣言某些论点的解释。
这些分歧开始在国际性的群众民主组织中反映出来，影响了它们的活动，造成了损害。有鉴于此，出席一九六○年六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出于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关怀，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一致的决议，决定在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巴西共产党人从会议准备阶段开始就参加了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工作。这次会议经过长期讨论后一致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达成了新的团结，相对地停止了公开辩论，这令人们满怀希望，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逐步消除在若干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已经出现的矛盾求得解决办法。
然而，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竟猛烈的攻击苏共及其领导人，苏共不得不在它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违反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决议的行为。巴西共产党人及时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同意苏共采取的态度，希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错误观点。
中国同志们不同意苏联同志采取的态度，并在二十二大的讲坛上声明，这种态度危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因此，中国共产党同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多数之间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中国同志们开始散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广泛地阐述他们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两个文件论点的解释。
这种面局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加勒比危机的时候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中国同志们不同意苏联的作法。中国同志们认为，把火箭核武器运入古巴是冒险主义的错误，而为了换取美国政府不对古巴进行军事侵略的保证把上述武器撤出古巴，是对帝国主义投降。
巴西共产党人支持苏联同志的立场，因为他们保卫了古巴革命，同时也挽救了世界和平。
在一系列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发生了更加激烈的冲突。在这些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维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有几次，例如在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公开批评了代表大会采取的政治路线。
因此，分歧就更加恶化了。帝国主义力图利用这种局面，在许多国家内，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敌人加紧进行派别活动。
鉴于这些事实，鉴于有必要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苏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辩论，以便激动的情绪能平静下来，并在经过必要的准备后，有可能召开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经过双方随后多次信件往还，苏共和中共取得了必要的协议，同意举行两党代表之间的预备会谈，这次会谈已于本月五日在莫斯科开始。
我们已经说过，巴西共产党人对辩论中的主要问题有自己肯定的看法。
关于现时代的特点的问题，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有人低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形势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认为，现时代的特点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现时代的基本内容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灭亡和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代。正如一九六○年的声明所说的：“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帝国主义阵营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其特点是它的产生并不是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发生在两种制度竞赛和斗争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和四十年前一样为所欲为，已经不能阻止历史向前发展。
当代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世界战争已经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和平力量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然而正如一九六二年十月侵略古巴的企图所表明那样，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直接相关的。和平竞赛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假如说，在一九一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和平共处的政策帮助了年青的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它迅速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合作，那么在我们的时代里，和平共处的政策就为一切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进步的人民展开了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取得无私的经济援助可能性。
另一个分歧很激烈的重要问题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由此而出现的新条件使得人们可以认为不经过起义或内战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对无产阶级比较有利的。在争取积极的解决、争取结构改革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积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形势下也可能导致革命的变革，而不需要发生武装起义和内战。这一过程，尤其在我国，并不排除而是意味着会在城市和乡村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而且往往是十分激烈的冲突；意味着统治阶级的镇压机器逐渐失灵，使得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一切都有力说明了争取结构改革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深刻的积极意义。
有些人认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可能存在“多数”和暂时“少数”，这种看法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我们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它只能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取消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依据的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
在我国人民进行斗争的具体环境下，我们应当反对妨碍我们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的两种倾向。宗派主义倾向不承认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应当是帝国主义及其国内代理人；对反动和投降主义力量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不加区别；看不到统治阶级这两个阶层的矛盾，不利用这些矛盾来进一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的斗争，发展群众运动，为成立民族主义民主政府创造有利的条件。
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把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立场同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阶层的利益绝对的等同起来；看不到同民族利益有连系的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的两面性，不对这一资产阶级阶层执行的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妥协的政策进行经常的斗争。
我们提请我国全体共产党员注意警惕目前出版《工人阶级报》的反党集团的活动。这些人利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来进行他们的分裂活动。北京电台广播他们的某些社论使他们受到鼓舞，这种作法是违反我们同中国同志中间存在的友好关系传统的，我们已对中共领导机构提出我们对此感到的诧异。巴西共产党人忠于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原则，将善于保卫自己队伍的团结反对任何分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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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
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七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声明摘要如下：
智利共产党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根据最近几周的事态发展来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中国同志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的形势。
在这次会议上，听取了中央委员会负责教育工作的瓦尔多·阿蒂亚斯同志的报告。此外，考虑了中国共产党六月十四日给苏联共产党的信和国内外报纸的消息和评论。
政治委员会一致表示了忧虑，并对中国同志的信和他们的实际活动使分歧尖锐化一事深感遗憾。
政治委员会认为这封信第十二点的提法是特别严重的。这一点说：“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根据中国同志的特殊见解——，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根据同样的见解），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名副其实地号召所有不走中国错误道路的共产党进行分裂。尤其严重的是，与此同时还在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宗派分子以及雇佣分子和冒险分子的帮助下进行实际分裂活动。
这些图谋出现在我国人民民主的力量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艰巨的斗争并努力争取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所有宣传机器企图从中国同志引起的局势中捞取好处。
政治委员会还证明，在中国六月十四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比以前更加公开地表示反对和平共处的政策了。实际上，在这封信的第十六点中最后认为，“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这个提法显然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和原则性文件的条文和精神。对智利共产党人来说，同样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世界只有一个抉择：要末和平共处，要末热核战争。所有共产党人的职责是争取和平、避免热核灾难和实行和平共处。中国同志的提法是同这个职责相抵触的，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不是和平共处，那么这条路线必将是战争。
中国的同志们把一切坚决争取和平共处并以争取和平的斗争作为自己最高职责的共产党说成似乎它们限制群众的革命斗争，妨碍在各条战线上的反帝斗争。这是一种污蔑性的提法。各国共产党一面高举为和平而斗争的旗帜，一面日益强有力地在所有其他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当然也展开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