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些兄弟党是怎样跟着指挥棒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从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来，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跟着苏共领导的指挥棒，人云亦云，采取发表决议、声明、讲话、文章以及其他方式，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本来，只要看了苏共领导和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就可以知道这些兄弟党的领导会说些什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选择他们的一部分决议、声明、讲话和文章，摘要发表，并且希望读者耐心一点，把它们读完，看看这种诽谤和攻击是多么不像样子。
捷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十九日发
表了《捷共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致苏联各级党组织
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声明》。声明摘要如下：
苏共中央的信与我们党的观点和路线完全一致。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毫无保留地赞同它的结论和正在最大限度地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作出贡献的列宁的党的做法。
最近几年，中国同志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和不正确地解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通过的文件，以图用自己的路线代替这些文件所表达的战略和策略原则，甚至于将这一带有错误倾向的路线强加于其他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这种活动的顶峰。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同苏共中央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三十日致中共中央的信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苏共中央的这两封信是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巩固，以求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共同斗争的愿望出发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对已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固定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攻击。中共中央为了达到使苏共政策声誉扫地的目的，不惜进行煽动、歪曲和诽谤，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从来没有宣扬和坚持过的说法与观点加在它们头上。中共的全部论据以及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态度的指责，都是建立在这些说法与观点之上的。
中国同志们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即似乎他们有权垄断对宣言与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解释。与此同时，他们对这些文件中所表达的原则进行歪曲，或者根本上予以拒绝。他们力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些文件的革命精神是他们的创作。但是必须真实地指出，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千方百计地阻挠会谈的进行，力图不惜一切代价地贯彻其错误的主张，只是当他们在强行自己的错误观点方面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其做法被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决拒绝的时候，才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时令人吃惊的是，现在中共中央正在将自己曾在会议上受到尖锐批评的某些错误观点强加在其他党头上，从而颠倒了真理。
中共进行攻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降低苏共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先锋队作用，并把自己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纯洁性的主要捍卫者以及为争取自由、独立和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的最高保卫者。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信中毫不犹豫地起来为受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谴责的个人迷信进行辩护，这使我们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十分愤慨。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曾对苏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做法表示赞同，而今天，在已经充分证明克服个人迷信时期的不健康现象对整个发展发生了极为良好的影响的时候，他们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准则的恢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兴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的进一步高涨的基本条件，正是近几年来争取世界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条件。
我国全体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体会到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这次代表大会的良好影响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同志们自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的捍卫者，但事实却是无情的。他们维护个人迷信的做法只是证明了他们停滞于旧的阵地，脱离了生活。
我们坚决拒绝中共中央试图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中推行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绝不会导致反帝战线的加强，而是导致反帝战线的削弱。
在充分尊敬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的同时，对于中共领导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在和平与战争问题、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问题以及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的主张和做法，只能评价为是对反帝统一斗争战线的分裂主义行为和危险的冒险主义。
其证明就是下述活动：中国代表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分裂主义活动，他们建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分裂的闭关自守的组织、竭力将苏联代表排除出这些组织、使这些组织脱离开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甚至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哪怕仅仅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二月初在莫希举行的第三次亚非团结大会，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们的代表作为正式观察员参加，他们将退出大会。
新华社布拉格分社，以后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拉格大使馆本身，在我国领土上散发了与我们党的观点相违背的材料。中国的代表们不尊重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抗议。
中国的代表们同样也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大量散发了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他们甚至在布拉格机场上不加区别地把这封信散发给所有的旅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尚在北京《人民日报》刊登这封信的同一天，就这样大量地、以这样的速度在我国散发这封信，证明这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反对我们党的行动。
这种行为是对我国主权的大国主义的藐视，是对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的破坏。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把我们党反对中国代表们的这种行为的正义措施，说成是破坏捷中关系，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真正令人遗憾的是，中共中央把与苏共中央和其它兄弟党的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推广到国家关系上来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关系上的做法，给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从一九六一年起，由于中国的代表们的过错，在相互贸易关系中发生了急剧的下降。尽管我们通过给予中国方面各种有利条件以求保持和提高换货额的努力，一九六三年贸易总额降低为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十六弱，我国的出口额甚至降低到不及百分之十。中国同志们同样在各种借口之下，也把我们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相互关系降低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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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月一日发表声明。
声明摘要如下：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的信件。我们代表保加利亚全体共产党员表示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信件，并且无保留地支持其中所阐述的见解和观点。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于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两次莫斯科会议共同通过的路线而引起的、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同中共领导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表示十分忧虑。这些分歧最初是由于中国同志在一九六○年四月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而表现出来的。这一本小册子包含了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一系列论点。
我们曾希望，这些分歧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将能得到克服，但是中国同志的行动却造成使这些分歧加深的严重危险。
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进一步加强了兄弟党的团结，并且曾希望，中国领导（它的代表在声明上签了字）放弃自己的错误概念。但是，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只不过是表面上同意声明。他们实际上是耍了花招，以便不陷入同其余共产党完全孤立的境地。
莫斯科会议之后，中国领导人继续攻击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他们对坚定地遵循这条路线的兄弟党发动了公开的斗争，开始组织和支持一系列国家中的各种派别集团和反党集团。中国代表们企图把自己的教条主义观点强加于国际民主组织，并且力图使它们的队伍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重新讨论争执问题的必要性。我们曾对苏共和中共进行会谈的协议表示满意和欢迎，并曾期待会谈会导致现有分歧的消除。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和散发今年六月十四日信件以及采取一系列其他分裂活动，给会谈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对伟大列宁的党、对它的中央委员会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与和平战士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对苏共第二十次、二十一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进行了就其内容和语调来说是毫无根据和不能容许的指责。这封信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它们的政策和争取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进行了侮辱性的影射和攻击；诽谤性地指责它们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害怕帝国主义者，从组织上和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诸如此类等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公开企图抛弃莫斯科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而把自己非常错误的观点当作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来代替它。
因此，中国领导人的建议归结起来不是要制定一条总路线（因为这一路线已经有了），而是要修正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和一致通过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目前的这条总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声称他们站在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他们为实现这些决议的革命精神而斗争，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坚定地站在两次莫斯科会议的立场上，认为在我们时代的各种矛盾中间，主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主要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根本错误的。
中国同志实际上否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苏联的决定性作用和它所奉行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政策，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采取这种立场是否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硬要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保卫者角色归于自己？这不是试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它的主要支柱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吗？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同志之间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提出口号：利用战争来永远消灭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要付出的代价是亿万人的牺牲，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巨大破坏。中国同志毫不犹豫地建议付出这种牺牲。但是这种论断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革命是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事情。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轻视甚至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他们宣布说，普遍裁军是不能实现的；它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胜利以后才有可能。
中国同志炫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实质上也只是编造宗派主义的公式，并用左的词句加以掩盖，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文件，随心所欲地指责苏共和其他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同志自己方面，尽管也谈和平与非和平的途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途径。
谁要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形式，他就是站在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谁要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形式，并鼓吹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形式，他就是站在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立场。中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正是散播这种立场。
保加利亚共产党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进步舆论一道，完全同意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有害后果所作的深刻的有原则的斗争。
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来了个急剧的转变，并扮演了个人迷信思想和政策的保卫者和宣传者的角色，继承了个人迷信的工作与领导的制度和方法。但是，他们把被实际生活所抛弃的个人迷信理论和实践强加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努力是徒劳的。
我们不能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即：由于斯大林有功，就应该避而不谈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甚至他的罪行。各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是应该巩固的。但是，他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忠实的活动对于巩固他们的威信具有最大的作用。
中国领导人遵循其教条主义的概念，抛弃了体现在苏联共产党纲领里的有关发展苏维埃国家为全民的国家和有关把苏联共产党变成全民党的观点。但是他们的论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苏联的社会里，不存在任何使得有必要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剥削阶级和集团。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要沿着这条道路发展。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生命力，同时也揭穿了中国领导人方面的公开维护个人迷信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领导人在当代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他们的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实际活动中得到了继续。他们在口头上声称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而实际上采取破坏这个团结的措施。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是导致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的方针。
在对我国的关系中，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缩小彼此互利的经济联系的措施。保加利亚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交流迅速增加，而最近二至三年来，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由于中国同志的过错，缩减了大约五分之四，这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损失。
中共领导为了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限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政策辩解，目前正在宣传“自力更生”的理论。
他们以这种理论来对抗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协作和专业化，并且提出实际上是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主张。
中国领导人对下列事实甚至不敢提一个字：为了在社会主义互助、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原则上进一步团结社会主义阵营，苏共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进行了巨大的积极的活动。他们绝口不谈苏联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的兄弟般援助，而这种援助是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相互关系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多得多的援助。但是，现在，中共领导向苏共和苏联发动了令人愤怒的攻击，指责它们是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靠损害别的国家来为自己谋利。这是多么荒谬。
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地对待苏联给予和继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的兄弟援助。这不能不引起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正直的人的愤怒。
中国领导人不断地重复，他们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确定兄弟党之间的正确关系。但这只不过是烟幕，其目的是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活动和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进行着派别活动。
中国领导人指责说，苏共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干涉它们的内政。这种指责不能不在它们的队伍中引起极大的愤怒。这种指责是对兄弟党的不公正的诬蔑。
事实表明，不是苏共，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把自己置于其他党之上，自封为它们的监护人，总想教训它们，对它们的活动进行最粗暴的干涉。这一点近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方面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领导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有类似的表现。
中国同志对我们党和我国采取了不友好和傲慢的态度。应当如何评价下列事实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非亚大使馆不尊重我们党和我国的主权，不经我们有关机构的同意，非法地在保加利亚散发中国共产党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
中国代表在我国的这些举动和其他类似的举动，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旨在破坏我们党的团结的粗暴的派别活动，看作是对我们党内生活的粗暴干涉。
中共领导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下，公开号召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的分裂。只有那些不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只有那些走上了派别斗争道路的人，才会这样做。
我们怀着愤怒的心情驳斥中国同志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对苏共的诬蔑。中国领导的立场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蓄意唆使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去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继续利用他们作为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代言人。
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采取主观的、预谋地否定的立场。我们认为，不能像中国领导人对待南斯拉夫的做法那样，肤浅地评价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妨着重指出，七、八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不否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在后几年里，那里的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
显然，他们现在采取这种立场是由于想要诋毁奉行同南斯拉夫接近的路线的苏共和其他党所执行的政策，阻挠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保加利亚共产党今后仍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一起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而作出一切努力，将继续积极地促进克服同中共领导的分歧。但是，这不光是取决于我们。这主要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行为和行动。遗憾的是，他们至今大力一贯地、顽固地继续采取其有害的行动，继续执行其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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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一九六三年
八月二日举行了扩大会议，作了决议。决议摘要如下：
中央委员会赞同并批准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苏联就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表达的立场。
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武断地解释和粗暴地歪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并且毫无根据地指责那些根据声明精神而斗争的各国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它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因为在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形势问题上，这封信表达了今天唯一可能的、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为实践证实了的立场，针对中共中央毫无根据的攻击，捍卫了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列宁路线。中央委员会认为，卡达尔同志在表示赞同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信件时，表达了党和人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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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匈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八月
五日在布达佩斯匈苏友好大会上讲话。讲话摘要如下：
对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我们也表示了态度。我们说，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完全同意苏共的观点及其公开信的观点。
我们拒绝中国领导同志的立场。我们首先是由于原则信仰而拒绝它，因为我们认为，中国领导同志最近时期所公开的态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我们也由于实践的原因而拒绝和谴责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因为我们同列宁一起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永远不需要空洞革命口号，任何一个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日常实际行动也要比一百句空洞革命口号值钱。
我们谴责中国领导人的派别活动方法。他们到处，只要是有可能的地方，都企图在某些兄弟党内进行破坏活动。我们深深谴责这种做法，因为它不是共产党之间讨论问题的办法，它不会带来好处。
同中国同志的争论并不是从昨天开始的。但是过去这个争论并没有公开。老实说，我们这些拥护团结的人的手在某些方面是受到束缚的。我们表示了最大的耐心，因为我们不想使争论深化下去，我们想不要让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意见扩大到群众中去。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国同志错误地理解了我们的做法。他们千方百计散布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中国想争论，那我们就放心地同他们争论，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真实、清楚地告诉全体党员和人民，那末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一定会支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而不是支持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
中国领导同志当然需要理解几件事。例如，除了原则上的分歧意见之外，他们还必须知道，中国兄弟党从人数上来说虽然是个大党，但他们应该了解，中国党的范围到哪里为止，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范围从哪里开始。中国领导人不要把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接管过去，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他们应当把这件工作交给根据我党党章规定选举出来的、有权利做这些工作的组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来做。
遗憾的是，在国家关系方面，我们同中国同志也有过一个小冲突。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当时在匈牙利没有公布。因为在匈牙利印发其它党的什么文件和何时印发这些文件，是匈党中央的事。我们还认为，我不是收信人，而根据起码的礼节，也应当由收信人来确定何时和如何同发信人进行争论。
但是，中国领导同志“及时地”印制了相当数量的匈文译件，并且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大力散发。这时，我们的外交部根据这种时候习惯的做法召见了有关的中国外交官并要求他们停止这样做。
我们的中国同志回答说，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是对主权与内政的很独特的解释法。中国同志可以确定在他们的国家散发什么，至于在匈牙利散发什么，这是匈牙利的主权范围内的事，这永远应当由有关的匈牙利部门来确定。因为这是匈牙利，而不是中国的内政。
在几年前，我们党和人民为了恢复人民共和国的合法秩序，恢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同一九五六年反革命暴乱进行了斗争。这是斗争的主要问题。但是，我们不仅反对了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事件的爆发者，而且反对了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所意味着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脱离人民与生活。这是斗争的内部逻辑和规律。我们反对了非法案件的实践，没有根据的经济计划和个人迷信的一般有害残迹。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为党内生活和匈牙利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为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工作。今天，谁以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方法的辩护者身份出现于国际工人运动，谁就休想指望我们，因为我们党和人民觉得个人迷信已经足够了，再也不希望看见它了。在反个人迷信斗争同时，我们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和平与福利斗争。
苏共二十大——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肯定的——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有利的影响。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同志宣布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任何人都可以看看，在这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平得到了维护吗？得到了。共产主义世界在这以后更强大了吗？是的，更强大了。帝国主义削弱了吗？不言而喻。一系列的人民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了出来。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而且还不是在随便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西半球，在美帝国主义者的邻近地方。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现在对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也有争论。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对南共纲领的某些论点，也同南斯拉夫同志有争论。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走理智的道路。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既然能努力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那么我们不就更应当努力同在我们旁边的、交界的、人民有共同命运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建立更正常更睦邻的关系吗？
如果我们不看这些暂时的分歧意见，那么今天世界上不管怎样，是存在着十四个社会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件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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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的公报
德国统一社会党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发表了公报。公报摘要如下：
哈格同志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的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声明和反对苏联共产党政策原则的政策作了报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一致赞同。我们同苏共、苏共中央及其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兄弟般地连结在一起，并且谴责中共领导对光荣的列宁的党及其领导同志的诽谤。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即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及消除其有害的后果，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高涨的根本出发点。这一新阶段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中、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以及第六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中得到了继续。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一致协议的——就是说也得到中共赞同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和卓有成效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断扩大了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并且首先通过它的始终一贯的和平政策以及迅速的、势不可当的经济发展，使世界力量对比变得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因此，我们谴责中共领导人谋求修改这一条总路线的行动。
以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把争取和平、拯救人类使其不遭受原子灾难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头等任务。它们努力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要实现社会主义就需要和平。
如同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坚信，只要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就能够维持和平。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论点，他们不承认在最终消除帝国主义以前有防止世界战争可能性的论点，低估原子战争的危险，对各国人民的命运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党坚决地进行反对西德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斗争，并按照莫斯科声明和宣言，把争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赛，看作是以最小的牺牲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接受中共领导人的宗派主义政策，就是给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增加困难。
中共领导人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他们的派别和分裂活动，他们对苏共和我们党进行诽谤的方法，他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公开袒护以及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做法，给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带来损害。
我们对中共领导采取这一立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认为，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基础上克服现有的意见分歧，从而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