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竭力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反马列主义谬论辩解
攻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点
《真理报》七月二十七日发表布加耶夫的题为《党——苏联人民的先锋队》的文章说：
“但中共领导人在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却认为苏共纲领中的这一条（指全民的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认为这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甚至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这里，亦如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诽谤性的攻击一样，中国同志没有为自己提出证据，而宁愿玩弄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的过去阶段的公式。这种臆测的荒谬性及其目的——企图加深和加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很明显的。”
“为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以及在这期间党在社会上的地位经受的变化，有必要提一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根本问题。这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觊觎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垄断权，开始丝毫不顾事实地对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原理作任意的解释。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借助于故意捏造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性质的奠基性思想，企图攻击苏共纲领关于苏联国家的全民性质，关于党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全民先锋队的原理。”
“可见，把即使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也需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并同时玩弄‘经过整理的引文’，就意味着缺乏起码的诚实。当中国同志从引文转到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时，他们也没有更多地表现出诚实。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完全和最后的胜利。在苏联社会里，没有任何关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因此，过渡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期，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自己的，即它自己建立起来的基础上发展着。
“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又要针对谁呢？工人阶级应该镇压哪一些阶级或社会集团呢？中共领导人说，苏联还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是对的。工人阶级直到完全建成完整的共产主义之前，依然是苏联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它需要对农民采取镇压的措施吗？托洛茨基就这样主张过，而且在三十五年以前就被党赶出去了。还在三十年代，即当农民坚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时候，阶级镇压的必要性，在政权机构中保存工人代表的优势的必要就消失了。这一点在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中有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他们两者和我国知识分子的利益的一致，很早以前就成为多年的历史事实了，如果现在还说，工人阶级必须对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统一的社会的其他阶层进行阶级统治，那就意味着：要末是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要末是有意歪曲有目共睹的事实。苏共始终一贯地和坚定地执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农民联盟的列宁主义政策。不言而喻，它并不想以托洛茨基的立场来修改这一政策。
“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想在全面建设完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里使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永世保存下去的拥护者们，把寄生虫、流氓、国库盗窃者和其他资本主义残余的体现者硬说成是无产阶级应该对之实行专政的社会力量。请问‘批评家们’：这些流氓和国库盗窃者可以列入社会的哪一阶级？
“我国被生活检验过的经验，不是表明：人民自己可以顺利地对付列宁所说的个别人的过火行为，为此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吗？
“诚然，中国同志断言，好像在苏维埃国家中不断产生着资产阶级，并且正在进行阶级斗争。因此，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每个思想健全的人，即使他二十五年前来过苏联，都知道，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推翻的。苏联早就没有掌握生产手段并利用这些生产手段来剥削别人的人了。只有掌握生产手段的人才能算作资本家。”
《真理报》七月二十八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革命斗争的列宁的学校》的文章说：
“七月十四日我们在《真理报》上读了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公开信和中共中央的信。中国同志们的信使我们回忆起过去。例如，其中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整个时期’仿佛是‘过渡时期’。但‘过渡时期’的社会——是存在于两种结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社会。中国理论家使新社会的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消失到何处去了？第一阶段被他们机械地包括进在后来将由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所更换的过渡时期。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中国理论家宣称，‘无例外地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儿还有企图实现复辟的因素——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那儿经常诞生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从此点出发论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发展和转入全民国家，共产党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完全以旧精神来谈论什么热衷经济建设导向失去革命性。”
“把社会主义同过渡阶段等同起来是贬低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不是很明白吗。需知中共中央信的作者们力图怀疑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按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因素‘企图实现复辟’，那儿新的资产阶级因素似乎经常在诞生”。
“但需知这正是不信任社会主义的创造力！当然这样的理论不能动员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实际上只能为把过渡时期延迟很长时期而辩解，而不是说明沿着导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努力前进！”
“假如‘过渡时期’不断延长，假如没有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它的完全和最终胜利这样的革命发展的质变的新阶段的话，新社会怎样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呢？可能，只有外部推动，从基本上振动世界的战争才能把在原地踏步的社会引上广阔的道路？中国同志们的‘理论’探索正是可能导向这样危险的和深刻错误的结论。
“当然，这种理论反映它的作者熟悉的那些社会过程和情绪。大家知道，严重的困难会在小资产阶级集团中引起刺激和没有耐心，企图尽快不经过一切考虑而跃进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些企图的不可避免的和沉重的失利产生了没信心和绝望。”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波列伏依的文章说：
“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国家，这是苏共最光荣的成就之一”。“想到这些，很难不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正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不愿意了解我们党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成了全民的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
“中共领导人依据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谴责我们，他们要我们放弃党在久经考验的列宁旗帜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要我们走回头路。
“如果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能够预见几十年的革命思想巨人活到现在的话，他们会多么高兴地看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全民国家在地球上生活着和昌盛着，已成为踏上共产主义建设的英雄里程碑的全民的党的伟大共产党生活着、昌盛着。”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同志在议论关于苏联的事态、关于其他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时，像害怕火一样地害怕事实；他们不是诉诸现实，而是寻章摘句，不是诉诸生活，而是硬套公式。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精神，忽视事实，忽视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他们对苏共纲领的批评意见的总‘背景’。
“中国领导人大谈特谈苏联的阶级斗争。他们在我们这里找到了哪些敌视人民的阶级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理论基础的人都明白，把犯罪分子当成特殊的阶级，就意味着断然抛弃阶级划分的客观标准。罪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并不构成一定的阶级。这一点连小学生也知道。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这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
“食客在社会主义系统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寄生虫和流氓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什么作用，以及在公共经济结构中怎样区别所有这些分子？只要提这些问题，就足以表明关于苏联有‘敌对’阶级、关于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彻底胜利条件下有‘阶级斗争’的论调是凭空臆造的和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同志在谈到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机械地把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发展规律搬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但是，这种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当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当确立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这些阶级产生的原因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能否认的：苏联社会是由两个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构成的。中国同志不想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社会已经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并取得了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建成了社会主义，并在顺利地实现着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建设。
“中国领导人所以需要所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新兴的’敌对阶级的论调，是为了使苏共纲领提出的关于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论点受到怀疑。他们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言论，企图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胜利以前都是必要的。”
“列宁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才是必需的话，简直可以举出几十处来。但是，看来，这对进行诋毁苏共纲领、诋毁我们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不光彩事情的中国同志并不有利。他们忽视列宁是如何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所存在的历史范畴的问题的，编造了一大堆诽谤性的谰言：所谓‘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甚至还有‘历史的大倒退’等等。
“列宁的党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诽谤性的指责。托洛茨基分子也曾经说过什么党和国家的‘蜕化’。早就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事业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散播这种提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反共主义的宣扬者鼓吹这种提法。而现在中共领导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
第8版()
专栏：
污蔑中共想使某人像天神一样凌驾各国人民之上
用转载西方反动漫画的手法诽谤毛泽东同志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与以前的声明相反，中共领导现在却公开维护个人迷信，并谴责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
“中国同志不能不知道，对于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来说，个人迷信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活动的评价。问题在于铲除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广泛流行的那种恶劣的领导方式方法。
“个人迷信意味着缩小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违犯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压制党内民主和滥用职权。克服个人迷信意味着恢复和最严格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与国家生活准则，提高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当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胆和公开地谴责了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时，我们党对这一切都是很明了的，它考虑到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虽然这也可能引起某些临时性的困难。中国领导人现在正在试图利用这些临时性的困难来进行投机。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克服其后果，完全证明是正确的。自从苏共向恢复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进行急转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些年里，苏联社会在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与科学、提高人民福利和执行和平政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们的国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它的强大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团结。它拥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与进步斗争中的可靠支柱的强大的经济与国防潜力。
“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批判个人迷信、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共产主义运动达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正在成功地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任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兄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更加成长和坚强起来了，在工人阶级中和在劳动人民中间取得了新阵地。”
“中国领导人重新提出个人迷信的问题目的何在呢？很可能，他们是想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向这样一种制度：使某一个人像天神一样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随心所欲地决定各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问题。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都不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所固有的方式和方法。
“中国同志的立场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生活和试图在理论上发号施令。理论上的发号施令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领导人所固有的那种傲慢口吻、轻视其他共产党的经验和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看待事物。
“中国同志不仅不提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集体经验宝库所做的积极贡献，相反，却致力于寻找缺点，‘揭露’其他党的活动中的‘阴暗面’。当然，一个共产党对于另外一个共产党活动中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辩论和创造性讨论，是有益的事。但是如果一个党在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中力图以检察官自居，妄想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居垄断地位，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而中共领导人正是这样做的。
“近几年来，中国报纸一点不谈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情况，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这个党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的赞扬。中共领导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一的解释者自居，把所有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开除出去。中共的一切宣传机构极力把情况说成是，在我们时代，中国领导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创造性的理论家。
“中共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宣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活动家说：‘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事业只有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听了这话以及许多类似的话以后，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周知的论点说成是中国首先发现也不足为怪了。不，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经济规律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理，不是在中国作出的，并没有中国领导人参加。”
《在国外》第三十二期公然转载美英等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漫画，就停止核试验问题污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军国主义集团的代表”是“一伙”。
这家杂志转载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两幅漫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漫画，把毛泽东主席同原子弹、戴高乐和一个叫戈尔德伯彻斯的人画在一起，从左至右围坐在桌旁，面带怒容，听收音机广播。画面的顶端写着：“帝国主义最反动的军国主义集团代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同他们在一伙中。”这家杂志在漫画上面还转载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题为《不是全都高兴》的小品文，并在小品文前加按语说：“美国小品文作者嘲笑西方和东方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人，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曼彻斯特卫报》的漫画上，画着外形像戴高乐和毛主席的两个人同骑一匹黑驴，朝着与“不侵犯条约”、“禁止试验”、“单行线”三个指路标相反的方向前进，漫画下写着俄文标题“他们有自己的道路”。
此外，这家杂志在这一期还转载了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和法国《法兰西观察家》杂志的两幅反华漫画。前一幅漫画上画着两个身上分别写着“北京”和“波恩”的人，他们抬着一枝带刺刀的步枪，把枪口对准一个身上写着“莫斯科条约”的人。漫画的标题恶毒地污蔑“北京”和“波恩”是“合伙使用武器的同志”。后一幅漫画上画着两个人躺在上下两个笼罩地球上空的“核蘑菇”上，上面的人是戴高乐，下面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借以影射中国人和戴高乐一样主张核武器爆炸。
第8版()
专栏：
攻击中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
《真理报》七月三十一日发表题为《合作增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力量》的社论说：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验证实，脱离资本主义的各国有必要紧密地结成同盟和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提出的孤立和自绝于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它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费和生产发展速度的降低。它在帝国主义力量联合阵线的面前，不是团结而是分裂各国人民。中国同志力图把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概念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他们来说，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缩减经济联系的方针不能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的企图。”
《消息报》八月十日发表经济学博士奥列伊尼克的题为《大进军的路标》的文章说：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积累的经验和经济合作的巨大优越性，推翻了中共领导人提出的旨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闭塞的民族经济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方针。这个方针导致浪费社会劳动，降低生产率增长速度，缓慢技术进步。
“探讨一下中共领导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的变化不是没意思的。不久前他们还强调苏联和其它国家的援助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必需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合理的国际劳动分工。但中共领导后来就离开了这种主张，采取了减缩同兄弟国家经济联系，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统一和团结的方针。
“中共领导企图在人民面前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提出了‘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和现代的成套社会主义国民经济’。”
“中共领导对这个问题抱完全另一种态度。在他们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后面掩藏着建立自给自足的，实质上是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孤立的民族经济，它们之间的联系只限于对外贸易。
“这样的政策当然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不能把它看作是别的，只能看作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统一，使人民失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生产的专业化和合作的伟大优越性。”
《红星报》八月十日发表波马扎诺夫的题为《在一个队伍内——走向同一目的》的文章说：
“最近以来，中国报刊上出现了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经济学家企图论证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的主张，根据这种主张，同其它国家的经济联系只限于贸易方面。这种主张的信奉者们断定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国际的专业化和国际社会主义劳动分工似乎是损害其它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侵犯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国报刊蓄意闭口不谈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和帮助。难道中国‘自力更生’能在短期内建立像汽车、拖拉机、航空等新的工业部门吗？苏联曾帮助人民中国建成约二百个拥有最新装备的大企业、车间和项目。我们不变地帮助了中国巩固国防建立现代国防工业。难道可以忘掉在培养专家干部方面的援助吗？”
“宣扬‘自力更生’的‘理论’和忽视国际专业化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在实践中运用这个理论意味着拒绝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互助的巨大优越性和可能性，导致浪费社会劳动，降低生产发展速度，严重削弱个别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潜力。社会主义国家间多年来经济合作实践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理论’是完全无根据的和妄诞的，干净地否定了它。”
“任何来自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主张和分裂活动都不能阻碍它们沿着选好的道路前进。”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移到实际方面来，移到具体政策方面来。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事实，可以作出这个结论。
“这种倾向特别表现在中共领导忘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行动一致的原则，表现在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以及有关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加强的利益等问题上。
“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展开了思想斗争，走上了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的道路，以及减少沿着政治路线的接触的道路，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立场相对立。实行这种政策促使中国同志寻找相应的理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所宣扬的所谓‘自力更生’的理论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然而，中国同志却否定在始终不渝地遵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必要性；他们忽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事实，企图摈弃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充分发展的和良好的合作所提供的优越性。况且，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如果按照中国同志那样的解释，将会使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产生不信任。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潜力缺乏信心。这一个口号非但没有中共中央信件中所断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显然散放出一股民族主义的臭味。”
“受这种政策损害的，首先是那一个其领导人采取孤立发展方针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在中共中央的信件中，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其基本原则是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确定的）被描绘成为‘把一国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损害别国的独立和主权’。（原文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译注）但是，人们知道，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完全自愿决定参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的，这种参加的性质是由于每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同样也是由于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不管中国同志愿意与否，他们的政策动摇了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团结。这一点在所谓‘阿尔巴尼亚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领导人不是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两个问题在有利于社会主义体系一切国家的团结下获得解决，反而夸大现存的分歧，把它们提到思想斗争的前位，歪曲事情的真相，以便然后利用这来攻击苏共、攻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
第8版()
专栏：
攻击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污蔑中共走到“民族局限性死胡同”
《真理报》八月二十四日发表斯捷潘诺夫的题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其居心叵测的声明参加了反动派批评苏共纲领的乱嘈嘈的大合唱。他们一点也不难为情：他们陷入了怎样的一伙，他们是在同谁合唱。中国报纸这些日子一方面不断地污蔑苏联人民，同时又虚伪地抱怨苏联报刊激烈地反对中国领导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干嘛抱怨呢？既然他们开始了公开反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所以他们就必须在这上面打算盘。中国领导人可以回忆一下莫里哀的主人公所说的：‘乔治·但丁，你是自做自受！’来作为自我安慰吧。
“中共领导人削弱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行动，是令人不解和骇人听闻的，他们在向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的言论，帮助共产主义的敌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中，实际上是否认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只是把它看作总的过渡时期的一个因素，从而歪曲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性质。
“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阐述了中共领导人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他们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宣布公社是这种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某些中国领导人当时说过，‘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他们自负地断言，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早在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的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他们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背离了早就严厉批评过通过平均分配转入共产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企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要求建立能够保证完全丰裕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教会人们各尽所能地劳动。
“时间表明了，在把公社渲染为‘登天堂的梯子’的宣传中表现了急躁性，公社没有灵验，在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领导人竟然不顾这一切，不认为分析已犯的错误是许可的。
“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和实际上从人民公社退却后，违背几乎是普遍的意见，现在还在继续宣扬已带来了危害的‘人民公社’的口号。
“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的’宗派主义路线，脱离了世界社会发展的干道，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条路线忽视工人阶级斗争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只注意自己的经验，从而走到自我孤立、民族局限性的死胡同。”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大家知道（中国同志自己也不止一次这样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不过是试验。可是中共领导人不等到这种试验在实践中受到检验，便立刻把它们捧为理论新发现。中国报纸断言，似乎中国找到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当生活表明，在大吹大擂的人民公社中表现出过于匆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没有力量公开分析自己的错误。他们改变了农村政策，却继续保持并公开宣布已经不合时代的口号。
“中共理论家为了想证明自己无罪，保持威信，便‘发明了’一条新规律——‘国民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规律’。这是为了追求某种目的——为经济领导中的错误辩护，来证明工农业发展速度的下降，不是缺点和错误的结果，而是客观的必需。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一九六二年第十一期的《红旗》上写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客观过程’。”
“大家很清楚，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波浪式，是经济政策中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所造成的。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给经济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套上客观规律的形式呢？这是很危险的道路。”
第8版()
专栏：
攻击中国报刊同帝国主义疯人结成奇怪的一伙
散布对苏敌视和毒化中国人民的头脑和心灵
《真理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评论员茹科夫的题为《谁赞成，谁反对？》的文章说：
“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另一件事：我们的《人民日报》同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负责人竟突然转过舌头重复同样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法国维护继续核试验和热核军备竞赛的人一鼻孔出气。这样的伙伴不使他们感到难为情。他们毫不害臊地借用法国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煽动性论据并逐字逐句地加以重复。”
《消息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观察员波利雅诺夫的题为《奇怪的一伙》的文章说：
“结果怎样呢？看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自己的声音加入了那些最疯狂的‘狂人’的哀号中，这些‘狂人’最害怕的就是世界将避免核冲突的威胁，人类将得到等待已久的持久和平。
“怎么说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把自己的言语同那些‘疯人’联合起来了，这些‘疯人’害怕世界将避开核冲突和人类将得到等待已久的持久和平。
“在攻击莫斯科条约，攻击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重要的实际协议和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协议的同时，我们的中国新闻界同行们真个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厌恶和平共处的旧世界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了。”
《在国外》杂志第三十一期发表克拉米诺夫的文章说：
“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是多么一致地和热烈地赞同协定，而‘冷战’的卫士们又是多么猛烈地谴责协定。后者非常高兴地欢迎他们从远东得到的支持。
“《人民日报》的编辑不为下列情况而感到羞耻：他们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以及同所有反苏反共魔鬼一道来反对协定。”
《哈萨克真理报》七月十九日发表莫尔贡的文章说：
“友谊的法则是有来有往，友谊是责任感。
“而中国领导人却采取了不是加强友谊，而是破坏它的那种步骤。
“的确，中国同志口头上也维护友谊。然而，他们的话如此地响亮、又如此地空洞、无价值——要知道他们的话并没有用行动来配合。而友谊之路就是最近一个时期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明显表现：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投入了巨大的劳动，铺设了自己通往中国边界的一段铁路，而中国方面一切都只限于计划、诺言和口头上的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