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请看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就刊登了二百八十六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苏联的其他地方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这类材料。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的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手法。
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数不清的帽子，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啦、“教条主义”啦、“冒险主义”啦、“假革命”啦、“民族主义”啦、“种族主义”啦、“宗派主义”啦、“分裂主义”啦，等等。
他们污蔑中国要“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要把美苏推到核战争中去”、“要毁灭欧洲和北美的文明中心”；他们污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等反苏反共魔鬼站在一条战线上”，“鼓动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对成吉思汗有“真正的个人迷信”，是“个人迷信的保护者”，等等。
他们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污蔑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走上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等等。
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他们甚至用转载帝国主义报刊的反动漫画的方式，来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苏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个反华运动，表面上非常嚣张，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们理亏心虚，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面目。这种诽谤和谣言的攻势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请他们想一想戈培尔的下场吧！
为了让读者看一看这些谣言和诽谤制造者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再一次不惜篇幅，选择其中一部分陆续加以发表。
反对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
挑拨中共同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的关系
《真理报》八月三日发表契尔尼亚耶夫的题为《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发展的主要力量》的文章说：
“在中国报纸的一系列文章中，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以及在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讲话中，丝毫没有用这种态度（指八十一个共产党莫斯科声明）来对待这个问题（指时代的主要特征）。不但如此，他们毫不含糊地表示，社会主义阵营倒应该被看作是某种他们所设想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后方。在中共的材料中，广泛地收集了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及从斯大林关于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的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同样的引文。读这些精选的东西时，不能立刻弄清楚编纂者的意图何在。初看起来，他们是申述人所共知的事，证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证明它们在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互相帮助的，因此共产党人应该有相应的政策。
“但是，意图很快就明朗化了。他们重复公认的和共产党人所熟悉的真理，以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共领导是这些真理的一贯的卫护者，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人’却似乎已经摒弃了这些真理。而主要的是他们想借助对马克思和列宁某些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下来的、同他们的整个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相违背的引语（比如马克思在一八七○年的著名的言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之类）驱使读者以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正在丧失自己的革命性，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拯救他们脱离资本主义。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同志认为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当前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支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接着又解释说，这一斗争似乎对消灭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及对保卫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样看来，根据中共理论家的说法，正是在由革命工人阶级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进入到完成的历史阶段时，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便转移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地区，也就是转移到无产阶级还远远没有在各地形成一个阶级的地方，往往还完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以及转移到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例如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地区。”
“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能这样对待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指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而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实质上带有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性质。在他们的解释中，主要的东西——革命过程中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消失了，被阉割了。他们在确定哪一种力量是当代革命力量中主要的、决定其余一切力量的问题时，不是从它的社会政治方向、从它的阶级内容和从它的战胜世界资本主义的物质可能性的程度出发，而是从布朗基主义的革命概念出发：哪里起义的次数多，使用武器频繁，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就在哪里。
“中共的理论家考虑到，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而且连全世界有觉悟的无产者也永远不会同意对革命性和革命中心的这种解释，永远不会跟着宣传这种观点的人走。看来，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宣传早就存心破坏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基本力量所集中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声誉，破坏各国人民对工人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信心，为此而广泛地利用关于革命发展道路的问题。他们采用在其他场合所采用的那些手段：伪造工人运动革命先锋队的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论点教条主义化。”
“中国领导人对通过和平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的论点进行攻击时，赤裸裸地表现了他们以老爷式的傲慢态度对待其他共产党的理论工作。”
“现今中共的教条主义者毫不关心把他们的革命词藻同这一国家或那一国家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他们出于自己的特殊的目的，并不认为不仅花时间去研究，而且哪怕是起码地了解一下，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具体斗争条件是必要的。意大利共产党曾特别邀请他们访问自己的国家，但是遭到了拒绝。关于各国共产党如果按照北京制定的死板公式行事，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是毫不关心的。这种后果很容易预见：这些共产党就不能顺利地为恢复本国工人运动的团结，为建立广泛的反垄断联盟而斗争，换句话说，使自己不再有促进发展和领导本国现实的革命过程的一切可能性。它们就不得不等待某种非常的局势和外部灾难，看来，中共同志散布自己的教条并指责所有不同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是一心在指望发生这种外部灾难。”
“宣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首先会给这个运动本身带来巨大的危害，会加强这个运动内部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倾向，会鼓励反科学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而这种主张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所积累的关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民族复兴的经验的。中共方面的这种宣传使世界革命的民族解放地区的进步人士对于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解决本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问题的办法的兴趣逐渐减弱。
“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民族解放运动地区的理论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要贬低苏联的作用，败坏由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忽视它的经验，不考虑它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它（特别是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仅仅是援助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源泉，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革命改造的重要力量。”
“中国同志关于现代世界矛盾的主要焦点问题的解释，也是同这个方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共理论家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同以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被压迫人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矛盾的焦点。
“在中共材料中，为证明这些矛盾的存在而列举的大量论据与本题无关，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种矛盾的存在，也没有否认这种矛盾在加剧。但是，不能像中国同志那样，企图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里，世界矛盾焦点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这一事实没有关系。每天碰到的现代国际关系事实，严厉驳倒了这种企图。
“很容易看出，中共领导人所提出的世界矛盾焦点的概念，可以说就是使命在于证实关于世界革命运动重心转移的概念的一个辅助概念。而它的分裂方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其次，如果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矛盾的焦点在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于美帝国主义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那么，苏联与美国之间发生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就只是‘胆怯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假想，因而就可以在崇高的正义战争的革命口号掩盖下发动任何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冒险。而即使由于这种政策终于发生世界核战火，中共‘理论家’们也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幸：他们说，对那些留下的人来说，‘前途总是光明的’。”
“总之，中共领导人关于世界革命的新中心和当代主要矛盾的焦点转移的整个概念的真正逻辑就是这样。这种逻辑对和平事业、对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对整个世界革命运动孕育着极为有害的后果。”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中共领导显然不同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它纠缠不休地提出世界革命过程的震心的问题。中国同志认为，这种震心，也就是‘风暴的主要地带’就是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同时，中国同志把次要的、附属的意义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的斗争，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搏斗，这场搏斗的结果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中共领导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模糊现时代基本矛盾的问题，运用了所谓‘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隔着一条‘中间地带’的概念。
“十分明显，‘中间地带’的范畴用地理的分法代替了社会的分法。没有必要证明，不发达国家不仅同美国，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有着最尖锐的矛盾。而‘中间地带’的理论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和总的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和人民连在一块。然而很明显，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谈不上任何一致。相反地，实际上存在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一致（同时存在着矛盾）。”
《巴库工人报》八月八日发表索斯金的题为《非洲，一九六三年……》的文章说：
“如果依照中共领导人的‘理论’，那么不是国际工人阶级应是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并且甚至是‘某些有爱国情绪的王公，亲王和贵族’。由此并产生使三个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洲的人民脱离国际工人运动，甚至企图按种族特征来分裂反帝力量。例如说亚非人民同白人不同路——中国代表在今年春莫希团结会议上进行了这一宣传。值得在这儿提醒中国同志，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一九四九年革命紧密地同‘白人的’革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联系过。谁不明白，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理论’为民族解放运动作欲益反损的效劳并且相反地他们企图分裂反帝力量的同时，只是帮助帝国主义。”
第7版()
专栏：
污蔑中国反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替印度尼赫鲁政府和丹吉集团辩护
《真理报》八月十日发表库佐宾和帕斯图霍夫的文章说：
“应该说，许多年来（印度）右派没有敢于公开反对不结盟政策，因为知道这个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巨大的声望。中印边境冲突成了他们的宝贝。印度右派集团花了一切力量在国内制造军事歇斯底里和沙文主义毒气。在中印边境冲突造成的形势中，他们得以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立场。”
“基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利用印度政府已宣布自己同意在科伦坡六国会议建议基础上开始和平解决的会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还未表示准备完全接受这些建议这一情况，围绕中印冲突燃起激动情绪。”
“印度共产党同时还受到来自公开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的中国领导人的攻击。这一事实，为印度进步力量制造了不小困难。中国领导人傲慢地在自己刊登的声明中断言，印共仿佛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他们甚至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眼前走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一步，公开宣布印度共产党领导为‘集团’，执行分裂印度共产党队伍的路线，而印度共产党在目前国内局势下却是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一致。”
《真理报》八月十三日发表阿尔巴托夫的题为《热核战争和人民群众》的文章说：
“只要追述一下在加勒比海危机的日子里他们（指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就足够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反对苏联所作的努力，而苏联的努力是为了谋求使加勒比海危机得到有助于维护古巴人民革命成果和符合防止世界战争利益的那种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同样明显的，这种立场就是保持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拒绝通过谈判尽速解决领土争执的立场。”
《真理报》八月十六日发表题为《比健康思想更左》的文章说：
“各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力也没有放过这样的事实：正当可怕的危险笼罩着古巴的时候，正当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是动员力量挫败侵略古巴的威胁和普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印中边界的军事行动大大地扩大了。这样，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来反击美国侵略集团的行动的工作便蒙受了损失。”
“爱好和平的力量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被反动派用来打击印度的革命势力，削弱和平地带，破坏和平共处政策和独立的爱好和平国家不参加军事集团的政策的名誉。但是，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负责的不仅是印度一些反动势力。因为参与冲突的是双方，而其中的一方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多人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同某些北京人士所宣传的中立国家是‘人为的创造’，它在世界政治中不能起任何独立的、尤其是积极的作用的论点有关系呢？”
《消息报》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童金的题为《国界与和平共处》的文章说：
“任何边界争端应该只用和平手段解决——我们时代唯一可能的答复就是这样，这种答复是由道义和法律准则决定的，它在政治上是合宜的，反映着各国人民的意志，符合历史前进的利益。
“联合国宪章说：‘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个普遍义务对于一直是作为国际关系中燃料的边界争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和平解决争端并不涉及各国、尤其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体系残余的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不是别的，正是实现联合国宪章阐明的个人和集体自卫的权利。
“只有通过谈判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其他和平手段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争端，才能同和平共处合拍，大家知道，另一种抉择是战争。
“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在促进和加强和平共处的同时，也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促进反对整个殖民主义，其中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者想保持新形式的殖民压迫的企图。
“假如，非洲新兴国家不去发展能消除现在的边界争端的非洲团结，而企图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当然，这种局势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它不仅会削弱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会创造条件使它们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把它们拖入西方国家的侵略性军事集团等等。
“在这方面，中印边境武装冲突是很值得引以为训的。这一冲突不仅破坏了中印关系，不仅阻挠了进步力量的斗争，并且促使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嚣张起来。这一冲突造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策源地，使亚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到了困难。
“另一方面，通过谈判和其他和平手段在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边境问题，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促进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加强。苏联和伊朗一九五四年协定可以作为这样解决国与国边界问题的范例，根据这个协定通过互相让步，解决了全部为数不少的争执问题。根据苏联和阿富汗一九四六年的协定解决了两国边界线的问题。这些协定无疑对发展苏联同两个邻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保障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对保障和平与和平共处有最重要的意义。人民不能够、也不应当允许他们面临边界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使世界有陷入热核战争深渊的危险的形势。”
《共产党人》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提出自己的加剧国际局势的危险方针之前，去征求一下帝国主义统治着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意见，那末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志恰恰是在大大丧失他们在各国共产党人中间的威信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推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新的‘总路线’的运动，并且千方百计地贬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意义。他们同印度发生了武装冲突、同一个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发生了武装冲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同志是否忠于和平共处原则已发生了怀疑。”
“而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又采取了怎么样的路线呢？在这个危急的关头，中国同志反对苏联政府和平解决围绕革命古巴发生的冲突的现实而又坚定的方针，提出自己旨在加剧冲突的独特立场。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第7版()
专栏：
歪曲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观点
污蔑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执行分裂主义路线
《真理报》七月十五日发表吉洪诺夫、考涅楚克、茹科夫的题为《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是争取防止世界大战斗争中的首要任务》的文章说：
“关于中国同志们的行动能说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背弃一致通过的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大会告世界人民书并破坏和平运动的统一，在它的队伍中带入分裂的精神，在反对战争的斗士中散布不信任和怀疑。中国同志企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世界和平运动已经很久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公开反对召开争取全面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他们处于完全的道义上的孤立后改变了策略——参加了大会的活动，同时投票同意它的决议，但他们签了字的决议上墨迹未干，他们就急忙地拒绝了，宣称大会告世界人民书没有包括革命的口号和对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攻击，仿佛这就是对战争煽动者的投降。”
“苏共中央在自己的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中对中国同志歪曲真理的论断给了坚决反击。”
“中国同志用引证的栅栏把自己同生活隔离开来，力图用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言论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他们不知羞耻地企图把这些言论的引语当作他们在论战中的工具，而对现在已经过去半世纪、时代已经不同、国际形势也不同、世界也不像当时那样这一点毫不感到不安。”
《消息报》七月十七日发表题为《强有力的支持》的社论说：
“劳动人民断然地拒绝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及其纲领的诽谤性攻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你们的企图不对头，我们需要在同帝国主义者斗争中的团结，而你们企图破坏这一团结，我们希望和平，而你们却削弱争取和平的斗争。回心转意吧！倾听一下人民的声音吧！人民在任何时候也不进行欺骗的。请记住，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所有苏联人切身地关心正确地解决中国同志同苏共和其它兄弟党发生分歧的问题，热烈同意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对中国同志站到消除分歧和巩固兄弟党的真正统一道路上来的号召。”
《真理报》八月一日发表了拉蒂谢夫就第九届禁止原子武器国际会议将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广岛市开幕一事的文章说：
“去年和平拥护者在第八届国际会议上遇到了某种困难和发生了某种分歧，原因是中国代表当时对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极尖锐的问题表现了教条主义和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他们执行分裂的路线，使自己在会议上的活动服从于把亚非国家的一批代表团同所有其他代表团对立起来的企图。”
“以所谓临时签署的条约‘危害全世界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为理由而反对禁止核试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所持的立场尤其令人不解。”“而这是出自那些自认为是和平拥护者和原子军备竞赛反对者的人之口！”“请问他们：难道他们真地指望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顽强的斗争来争取禁止核试验协定的禁止原子武器国际运动的参加者会认真地接受他们的‘警告’，而放弃自己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的要求吗？！难道中国同志没有看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同最狂妄、最好战的反对任何限制原子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立场不谋而合了吗？！”
第7版()
专栏：
污蔑中共把援引列宁的话来表达思想是“亵渎行为”
攻击中共是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
《真理报》七月三十日发表彼得罗夫等二百五十八名苏共老党员署名的题为《伟大列宁的旗帜引导我们前进》的公开信说：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不少关于列宁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作斗争的情节。例如，我们亲眼看到他当时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同‘“左派”幼稚病’进行斗争的情景。应当认为中国同志也知道这场斗争。然而中共中央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的许多提法完全是重弹托洛茨基召回派的老调，这种情况是无法解释的。令人感到特别难过的是，提出这种漏洞百出和被生活所抛弃的主张的人，竟是那些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真心诚意地把他们看作是在革命斗争中和在为各国人民的共产主义幸福而斗争的伟大的共同事业中的兄弟。”
“中国同志往往断章取义地摘引列宁的著作，这显然是希望表示，只有他们是列宁主义的唯一维护者，只有他们正确地解释列宁主义，而别人都在‘歪曲’伟大列宁的学说。的确，只有没有本事正确对待列宁学说的人，才会有这种奢望。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认识列宁本人，而有些人并且曾经有幸同伊里奇一块工作过。因而，我们可以极其负责地声明，宣扬中共中央信中援引列宁的话所表达的思想，是一种亵渎行为。”
“中共领导人鼓吹‘革命战争’。其实四十五年前，在党争取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期间，托洛茨基、布哈林、‘左派共产党人’就已经宣传这种战争的必要性了。中共的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谈列宁是怎样痛斥他们和其他‘头号革命的左倾分子’的呢？
“中国领导人实质上是建议牺牲亿万人的生命来在烧成灰烬的星球上建立‘高千百倍的文明’。新兴的理论家和‘极端革命’的革命者们，怎样来理解你们呢？”
“当你阅读中共中央的信时，另外一个不正确的看法也很惹人注目，即所谓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至于欧洲，它只是某种后院而已。如果遵循这种‘理论’的话，那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向人类指出通往共产主义道路并直接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根本不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另一方面，只能用不愿意正视明显的事实，才能解释所谓苏联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等捏造。难道中国领导人不记得，苏联是以怎样的毅力和果断精神一直维护着反殖民主义的各个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苏联过去和现在给予正在争取本国解放的各国人民多么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我国是如何起来保卫它们的独立？”
“在苏共纲领中、在我们中央的公开信中，对于每一个愿意理解事物的人来讲，都非常清楚地和明确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党成了全民的党，而我们国家成了全民的国家。”
“可是，中国同志非但不高兴，反而‘感到愤怒’。他们认为，我国发生怎样的过程，只有北京看得最清楚。于是，煞有介事地断言，在苏联正在同小偷、流氓和其他寄生虫的一个整个阶级（独立的！）进行斗争。诚然，斗争在进行，这是一场坚决的无情的斗争。但是，可不能把一小撮寄生虫抬高成阶级，并以此为口实而‘剥夺’近两亿二千五百万人民认为自己国家是全民国家的‘权利’。也不能那样不顾一切地、轻率地对待历史，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和最终胜利的现时代，同尚未实现农业集体化而农村小商品生产的确每时每刻大规模地产生资本主义的那个时期混淆起来。依你们之见，结论是：全体人民现在对付不了资本主义残余；为此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彻底沉溺于烦琐哲学，才会如此不考虑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考虑已经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它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的我国近半个世纪历史中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
“我们要特别谈一下个人迷信问题。中共同志教训我们说，‘不要破坏领袖的威信！’是谁在破坏呢？相反地，我们党一向主张承认领导人的威信，但是，这是真正反映民意和捍卫人民利益的那些领导人的威信。领袖的威信同把领袖理想化，偶像化，这是两回事。”
“中共领导人扮演个人迷信的保卫者和斯大林错误思想的传播者的角色，这是徒劳的。”
《列宁格勒真理报》七月十六日发表凯特琳斯卡娅的题为《真理会胜利》的文章说：
“前天公布的中共中央的信使我愕然。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员自己会理解他们如何被谎话缠住，并能矫正情况。正因为我相信这一点，我特别痛苦，读了这一文件我一直不由地回忆起另一文件，在许多年以前仿佛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候——托洛茨基就国际问题发的传单，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我曾不得不‘研究’了它。其中也在灵活的字句的有根据的遮盖下歪曲、倒置、虚假地、恶意地论述全部事实和党的原理……”
“中国思想家们怎么能和为了什么现在能走上类似的歪曲和虚伪的论断？他们怎么不理解他们的俨然‘革命的’，事实上是冒险主义的左倾政策——破坏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和成果，他们选择的不是胜利的而是死亡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