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等作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广州二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同志二十五日向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师生和广东省、广州市的机关党员干部作了题为《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告。
艾地同志说,我在北京和广州应邀做报告这件事,证明了我们双方都是真诚希望增进相互了解,这是密切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条件。
在我继续报告以前,首先请接受我代表二百五十万以上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向广东省委党校的领导、教师和学员致以热烈的敬意。
一、为朋友的成就欢欣鼓舞
艾地同志说,我这次是应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邀请出国访问的。除了访问苏联和中国之外,我和我率领的代表团的部分团员还访问了古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还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今天为止,我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在国外大约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再过几天,就要离开广州,返回印度尼西亚。
有一个外国同志曾经好意地这样问我:经常听到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到国外去,不论是到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难道这不会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内的斗争带来坏的影响吗?我回答说:不会。只要印度尼西亚国内情况允许的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两年或三年到国外去一次是有好处的。我说有好处,是因为这样做,我们可以同兄弟党的领导人和干部见面和交换意见,并且可以亲自看看各个兄弟党在各自的国家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中,做了什么工作。对我个人来说,这好像是进了某一个党校,因为通过同各兄弟党领导人交换意见和亲自看看各兄弟党所做的工作,我学习了和更好地了解了许多问题,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印度尼西亚所做的工作的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了兄弟党的工作的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由于通过自己耳闻目见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使我们在观察、评价和肯定某一个问题时更加客观。在评价和肯定兄弟党的工作成绩时,抱着主观主义的看法是十分危险的,这会引起严重的误会并在分析和确定政策时会犯大错误。
例如关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我听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目前情况的议论。有的人把中国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所遇到的困难说成似乎是尚未得到克服,甚至更加严重,以致在中国有的仅仅是贫困而已。当然,我这次,也就是第五次来中国访问以前,我就已经不相信这些议论了,因为,我较好地注意了中国的发展情况,而且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我这次到中国来,并不是要检查这些谎话是不是确实。我需要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采取哪些方法来克服这些大困难。为此,我曾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同工人、农民、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同在中国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就是同那些每天都感到中国人民生活的脉搏在跳动的印度尼西亚人交谈。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确实知道,中国由于发生自然灾害,连续三年遭到经济困难。一九五九年有三分之一的耕地,一九六○年则有一半以上的耕地遭到自然灾害,因而就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受到影响。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印度尼西亚也经常遭到水旱灾害。印度尼西亚的自然灾害,如果同中国所遭受的比较起来,是小得多的,但是其结果已使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大受影响。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经济困难感到高兴的,只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他们不仅感到高兴,甚至对中国进行污蔑诽谤运动。
中国朋友们,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当时的困难是感到关切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些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
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是以中国人民在困难发生之前所取得的成就,以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为依据的。
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即在大跃进时期大发展的三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克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农业方面,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兴修了数以百计的大型水库和成千上万的小型水库。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五万台拖拉机和四百万马力的水利排灌机器。作为强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人民公社不断地加强。人民公社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它在组织农民和抵抗自然灾害方面的优越性。
在工业方面,在同一个时期,即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工业的生产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煤、电力、石油、钢铁、化学产品、建筑材料和机床增加两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提高了供应自己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的能力,并且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正是因为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近两年成功地加强了它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了产品的质量,从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团结。这个团结是克服各种困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战友。
中国人民完全拥护党的三面红旗,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中国商业部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收购计划。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收购的农产品和副食品价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工业方面,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九个采购站收购的工业品价值同去年同期比较,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九。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至六月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广州、西安和重庆的城市居民购买的肉和蛋为一九六二年同期的两倍。
市场物品供应是充足的,副食品供应尤其充足,人民的健康情况良好,货币流通稳定,物价不断降低。
艾地同志说:这些事实表明,虽然在两三年前遭到各种困难,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全面好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对这些进展感到欢欣鼓舞,因为中国经济的加强,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加强,并且这就大大有助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相反的,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完全不会感到高兴。就在一年前,他们还揣测说,中国将不能够从经济困难中复兴起来。他们估计错了,他们还嘲笑中国提出的自力更生的主张。现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证明了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经济上是自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的人民热烈欢迎中国已经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成就,并且坚信中国将会取得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产品会更丰富起来,并且将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二、二十世纪印度尼西亚人民斗争简史
艾地同志扼要地叙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他着重阐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九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诞生之后的发展的四个时期,特别是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
艾地同志谈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时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鼓舞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斗争精神,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以及终于领导印度尼西亚第一次的民族起义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起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起义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群众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巨大同情和党的迅速发展,依靠党的威信和党的干部高度的斗争精神,是不足以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完成它的任务的。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不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所以不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来完全孤立荷兰殖民主义的力量。党甚至提出了“左”的口号。此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还没有能够加强自己,所以不能进行党的建设,甚至不能把党内的积极分子造成党的骨干。
上述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还没有能够认识印度尼西亚社会性质的特点,还没有找到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理论。
艾地同志谈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时说,这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经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时期。一九五四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地总结了这个时期的经验。
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提供了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在一定情况下,这个阶级能够参加革命并采取坚决地倾向革命的态度,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又能够动摇和叛变。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而且不能忽视最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农民。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提供了这样的经验,那就是:绝对需要有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一行动指南武装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必须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情况、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点和规律。
艾地同志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也教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革命当中,武装斗争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时期,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后退大大影响了党在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工作的发展和后退。
艾地同志指出,具有民族的和民主的性质的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之所以未能彻底完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采取了不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不断地同帝国主义签订妥协性的协定。
(2)没有制定能够争取农民参加革命的坚决反封建的政策。
(3)在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明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4)工人阶级没有单独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艾地同志说: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或在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艾地同志说: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起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经验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说明了革命理论是具有何等的重要意义。唯一的途径就是坚定不渝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这就是说,必须坚决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教条主义,同时又必须坚决反对古典的和现代的修正主义。
三、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艾地同志说,一九五四年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解答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切重大的基本问题,制定了印度尼西亚革命的一般纲领和要求纲领,这些纲领阐明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而采取的战略路线和策略路线。它规定了党的两项迫切任务:首先,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反封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帝统一战线;其次,继续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
艾地同志指出,印度尼西亚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九年“第一个三年计划”结束时举行的。代表大会显示了党和群众运动在一个较长的计划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次代表大会是伟大的团结的代表大会,因为代表大会显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大团结。
关于国内力量的对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中指出,顽固力量已大大下降,进步力量已日益壮大,而中间力量则基本不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发展进步力量,首先是发展工农群众的力量,同时促使中间力量中的左翼力量取得优势,推动已经进步的分子,争取动摇的分子,唤醒落后的分子。
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开展自我批评的党的正确的工作作风的重要性。代表大会提出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熟悉情况”作为学习和工作的口号。
艾地同志说,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即争取民主和争取成立互助合作内阁的口号,仍然是当前的主要要求。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口号是,争取民主、团结和动员。
关于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全国人民必须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即民主、团结和动员的旗帜,而且必须以“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意志和口号来进行斗争,也就是准备战斗,同时加强后方。
艾地同志说,根据最近几年来的事实,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印度尼西亚正在成长着官僚资本主义,这就是利用在国家机构或国营企业中的地位而成了资本家的那些人。他们和帝国主义者、买办分子、地主一样,也是革命的对象。
为了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的重要性,这个方针就是把轰轰烈烈同埋头苦干的工作结合起来,把鼓舞精神的工作同组织、教育、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实际的、深入的和细致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艾地同志说,在一九六三年初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了以更加勇敢的精神来进行粉碎人民的敌人的斗争的必要性。它也明确指出,荷兰帝国主义在西伊里安的历史终结之后,美帝国主义就成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最危险的头号敌人。至于荷兰帝国主义,它仍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危险的敌人。
关于经济方面的斗争,上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指出,只有坚决地和勇敢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为此就必须组成有能力执行这种勇敢的政策的政府。
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总路线
艾地同志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为了能够引导政治形势的发展,党必须实行以下的总路线:继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进行党的建设,以彻底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要求。
根据这条总路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这就是:(一)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二)党的建设的旗帜;(三)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旗帜。
为了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民族的三面旗帜,这就是民主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和动员的旗帜。
艾地同志说,现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举党的三面旗帜和民族的三面旗帜,号召人民群众执行民族的三项紧迫任务:
(1)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的任务;(2)克服经济困难的任务;
(3)反对新殖民主义的任务。
  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目前的政权
艾地同志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说,这个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有了沉痛的经验教训。
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提出成立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民族联合政府的要求。
一九六○年十一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作为国家方针大纲。因此,革命分子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形式就表现为“政治宣言”派反对反“政治宣言”派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三月,苏加诺总统公布了另一个重要文件——“经济宣言”。它的基本任务是肃清在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
有了“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就意味着,完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方案和经济方案,已经正式成为国家的方针了。
艾地同志谈到为什么“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不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甚至有时遭到破坏时说,在目前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中,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的矛盾,即: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拥护人民的方面)和代表人民敌人利益的方面(反对人民的方面)。拥护人民的方面日益发展,从而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能够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措施。反对人民的方面,即代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家和地主的方面,极力阻挠进步和破坏一切进步措施。
鉴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权的这种性质,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斗争是,继续推动拥护人民的方面,使它日益壮大并且能够居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把反对人民的方面从政权中排除出去。这就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整肃人员和调整国家机构的内容,同时也是他们要求成立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的内容。
这个要求同所谓“结构改革论”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和推动在一切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中进行改革,包括人事和国家机构方面,以便加强进步力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改革范围内的行动,是为了加强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即坚决实现“政治宣言”,这也意味着实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一般纲领。
 六、印度尼西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艾地同志说,“政治宣言”明确地指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正的和繁荣的,并且为实现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是完美的世界和平的条件——的新世界而斗争。
因此,无论从反映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般纲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或者从“政治宣言”这一共同纲领的角度来看,印度尼西亚革命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艾地同志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拥护或反对世界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运动来说也是这样。从上面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人民革命运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有世界上消灭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才可能实现完美的和平,这一点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口号是相符合的,即:“我们热爱和平,但更热爱独立。”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观点,而不光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观点。这就保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将始终和各国人民的革命相结合,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新世界。
当然,作为印度尼西亚革命和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因此,在这个会上,我感到有必要重申一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始终不渝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边,反对修正主义。这并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新的态度,也不是过时的态度,只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种态度就将始终是鲜明的。
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如果能够引导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那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最大的贡献。
为了赢得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全面地同印度尼西亚人民打成一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全面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将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为了全面地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印度尼西亚革命打成一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须坚定不渝地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必须善于并敢于制定和实现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路线。只有采取这条道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保持创造性,才能生气勃勃,并使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日益把它看成为自己的党来加以维护,而不把它看成为是外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才能推动印度尼西亚革命运动的发展,并进一步赢得印度尼西亚革命的胜利。
推动印度尼西亚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就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忠于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宣言和一九六○年各国共产党声明,是忠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这种态度,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当然都不高兴。他们指责我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为民族主义者。不言而喻,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化,正是为了更好地为印度尼西亚革命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服务。
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同样抱着不高兴的态度,乍一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上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这个母亲生出来的两个可恶的同胞兄弟。它们两个都同样是不客观,都同样是不科学,都同样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艾地同志说:对我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比起那些同帝国主义者亲切拥抱的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是远为好得多。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对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但那些同帝国主义亲切拥抱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阻挠了世界革命的进程。可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过去和现在的行动同那些和帝国主义者亲切拥抱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干的勾当比较一下。前者为缩短帝国主义的寿命而献出了一分力量;后者,即修正主义者,则为美化帝国主义并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而效劳。
忠于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将同世界各国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粉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斗争到底,并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不可战胜的旗帜。
艾地同志在结束报告时,高呼:
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友谊万岁!
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团结万岁!
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万岁!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艾地同志最后还用中国话高呼:“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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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苏驻华大使举行电影晚会
新华社二十六日讯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今晚举行电影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应邀出席晚会的我国各方面负责人有:曾涌泉、李强、张致祥、屈武、陈荒煤、刘少文中将,以及首都有关方面人士。晚会之前举行了酒会。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夜间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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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汉作访朝报告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中国戏剧代表团团长田汉,今天在中国文联礼堂向首都戏剧工作者作了访问朝鲜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有关朝鲜人民革命文学艺术事业飞跃发展、空前繁荣,以及朝鲜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情况。他的报告受到戏剧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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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
  乌拉圭—中国文协举办活动周
新华社蒙得维的亚二十五日电 乌拉圭—中国文化协会组织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活动周已经在昨天晚上开始,乌拉圭各界人士在文理学院大厅里举行了文化活动,放映了中国彩色影片《画家齐白石》。乌中文化协会主席萨兰迪·卡夫雷拉在集会上介绍了中国的绘画。
庆祝活动将持续到九月三十日,在那一天将举行庆祝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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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友协代表团离京去越南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越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团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曹瑛率领下,今天乘火车离开北京去越南。代表团是应越中友好协会邀请,前往参加越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举行的活动,并进行参观访问的。到车站欢送的,有孙晓村、楚图南、屈武、朱光等。
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也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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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政府代表团抵也门
新华社萨那二十五日电由交通部副部长彭德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今天上午坐飞机到达也门首都萨那。代表团是应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政府的邀请来这里参加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庆节庆祝活动的。
代表团团员是中国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司长王雨田和交通部副局长张润田。
到机场欢迎代表团的有也门卫生部长侯赛因·马克达尼、外交部阿拉伯事务司司长阿里·阿卜杜勒·哈迪·哈姆达尼。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人员和在也门的中国公路专家也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二十四日在经过塔伊兹时,受到也门总统会议成员哈米·姆等的欢迎。
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强奋陪同代表团到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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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文化友好代表团抵哈瓦那
据新华社哈瓦那二十五日电 以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为首的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到达哈瓦那。
代表团是根据中古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并应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前来古巴进行友好访问的。
根据中古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三年执行计划前来古巴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钢琴家李名强同机到达哈瓦那。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对外文化关系部主任拉米洛·德尔里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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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协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回京
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由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王众音率领的中苏友好协会积极分子专业旅行组,结束了在苏联的参观访问,今天晚间乘火车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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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电影工作者学习团抵朝
新华社平壤二十五日电 由郑君里率领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学习团,二十四日乘火车到达平壤。到车站欢迎的有:朝鲜文化省副相高石相,电影工作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李钟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局局长金尚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平壤市的电影工作者。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文化参赞鲁明也到车站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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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育代表团拜会穆夫蒂乌
据新华社地拉那二十五日电 由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二十五日拜会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教育和文化部长穆夫蒂乌。
拜会时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文教部部长涅·霍查以及阿尔巴尼亚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德雅纳、齐乌和巴鲍基等。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士高也在座。
穆夫蒂乌同代表团进行了亲切谈话,并详细介绍了阿尔巴尼亚的教育和文化情况。
中国教育代表团是二十四日下午到达地那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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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体育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广州二十六日电 由柬埔寨体育总署副总专员卜森安中校率领的柬埔寨体育代表团一行三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离广州经香港回国。广州市副市长钟明,广东省体委副主任、广州市体委主任陈远高等到车站欢送。广州市体委副主任梁克寒陪客人到深圳。
二十四日晚,广东省副省长罗范群设宴欢送。
代表团是在二十四日由杭州乘飞机到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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