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苏联《真理报》九月十九日的编辑部文章
进一步暴露了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真面目
编者按：苏联领导人长时期以来联合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有目共睹。九月十九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的文章，完全撕下了苏联领导人的所谓“中立”的假面具；更加露骨地支持印度反动派反华。这篇文章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诬蔑中国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并且恶毒地挑拨亚非国家、特别是科伦坡会议国家同中国的关系。这篇文章是苏联领导人联印反华的自我大暴露，它进一步证明我们过去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先把这篇文章全文发表，让读者看看苏联领导人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了何等地步。以后，我们还将加以评论。
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加这项条约，这是一个使国际气氛好转的重要步骤。这是公认的事实，这是世界舆论对莫斯科条约的评价。各国人民有了新的希望：希望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有争执的国际问题，希望消除世界上仍然存在的紧张局势策源地。
遗憾的是，地球上仍然有易燃物质，它随时都可能迸发起火，变成对和平事业严重危险的源泉。已经陈旧的、但是仍未失去其尖锐性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印边境冲突，是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之一。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各大报纸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社论和编辑部文章。这些言论的共同之处是，都竭力全盘为中国政府在边境争执中的一切行动辩解，竭力诋毁其他国家的政策。这些言论对苏联政府在中印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中国领导人达到了荒谬的地步，竟指责苏联“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联印反华”。他们指责苏联政府，说它认为印度属于
“和平地区的重要地带”。这样，他们就完全无视一九五七年宣言的论点，宣言强调：亚非爱好和平的国家在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构成广大和平地区”。中国政府在中印冲突中的行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商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及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歪曲苏联援助印度的实质，竟然骇人听闻地硬说什么苏联
“唆使印度同中国冲突”。这种荒谬的说法，不用说，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事实。中国政府很清楚，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其性质同苏联对其他许多年轻的发展中的国家的援助，是完全相同的。
苏联对中印冲突所持的立场——不管中国领导人怎样企图歪曲这种立场——始终不变地是：帮助尽快地解决这一冲突。苏联的这种立场期望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北京却竭力歪曲这种立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至于谈到中国领导人最近就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上的立场问题所发表的言论，那么很难理解：这里究竟什么东西更多一些——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怨恨呢，是力图丑化苏联政府所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呢，还是企图在言词伪装的后面掩饰他们背离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就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年轻的独立国家的政策问题所一致协议的路线呢？
大家知道，印度和中国两个邻邦人民几百年来都曾和平友好相处。它们之间未曾打过仗，未发生过领土争执。
一九四七年印度人民取得独立、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印中两国就建立了友好的睦邻关系。两国之间的边界依然如故，然而并没有发生任何边境冲突。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
它们同亚洲和非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在万隆会议上庄严地确认他们恪守这一伟大的思想。
印中边境最初的武装冲突是在一九五九年年中开始的。去年秋天，事态发展到特别尖锐的地步。中印之间发生了有大兵团参加的战斗，打死、打伤和被俘的人，数以千计。
喜马拉雅山的冲突引起爱好和平舆论的很大不安。苏联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听到冲突的消息，特别忧虑。塔斯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发表的、表达苏联政府观点的众所周知的声明中，指出了这种冲突可能给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命运带来的危险后果。声明中说：“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后来，苏联政府曾经不止一次地呼吁结束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现存紧张局势，并在相互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冲突。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冲突只有利于热中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策源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满意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也许，他们想通过战争的途径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执，并且希望在这件事上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吧？如果北京的领导人是这样希望的话，那么当然他们有理由对苏联的立场感到“气愤”了。但是，不管北京怎么说，忠于列宁的和平政策的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尽一切力量，将来仍要尽一切力量来熄灭，而不是加热国际紧张局势的炉灶，坚决促进维护和加强和平。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在印中两国之间发生边境冲突，更没有理由使这种冲突发展到武装冲突。
喜马拉雅山边境冲突在亚非年轻国家中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它们根据亲身经验知道，年轻的独立国家团结的削弱、它们之间的争执和纠纷，只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九六二年秋天，正当印中边境大规模军事冲突紧张时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阿尔及利亚政府首脑本·贝拉、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索马里共和国总理舍马克和其他许多亚非国家著名活动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停止流血屠杀，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执。
在由于中国方面的主动去年十月在印中边境停火后，一切善良人们曾经希望，冲突将迅速解决，印中关系中悲剧性的一页将永远合上。这种希望之所以尤其有根据，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找到解决同其他邻国的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的途径。同尼泊尔和缅甸都已经达成边境协议，况且，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出，“中缅边界问题，比中印边界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政府曾采取一系列步骤来解决它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大家知道，巴基斯坦是参加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
中国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说，仿佛亚非国家人民都对印度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嗤之以鼻”。但是，他们却闭口不谈，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对中国政府在边境冲突上的立场表示不解，有的公开谴责这种立场。世界这一地区的人民对中印边境所形成的局势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如果有在谈判圆桌上解决边境争执的诚意和愿望，印中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本来早就能够取得。但是，至今这一希望仍未实现。
大家知道，还在去年十二月，由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倡议，六个不结盟国家（锡兰、阿联、加纳、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领导人在科伦坡会议上制定了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建议。会议参加者表示希望，他们所制定的“可以有助于巩固停火的建议，一旦付诸实施，当能为两国代表之间举行讨论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政府企图把冲突的罪责完全推诿给印度政府，但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亚非不结盟国家认为，正是有必要呼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军队从它们由于一九六二年秋天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果而处在的那条线后撤二十公里。
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并不是别的，正是真诚致力于帮助找到解决边境争执的互相可以接受的办法的各国友好的愿望。
遗憾的是，北京没有倾听表达亚非各国人民意志的理智的呼声。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和平解决冲突呢？
勿庸置疑，如果双方在谈判桌旁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清醒地和没有偏见地讨论彼此的要求，那么冲突早就解决了，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会永远被消除了。然而，许多国家的报纸都注意到这一事实：印度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同中国政府开始谈判，而中国政府却至今未接受友好中立国家的建议，也没有表示愿意在所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做到的，只限于声明“在原则上”赞同这些建议。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步骤。
亚非各国注意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自己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曾两次呼吁亚非国家“表现主动性”，“协助”印度和中国举行直接谈判。但是，当它们提供了这种协助的时候，中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些国家的斡旋。
许多亚非国家的报刊注意到，起初中国政府声称“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随后它声明，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建议，因为，“不十分清楚”，要求说明。当作出这些说明的时候，中国政府说，这些说明只是参加科伦坡会议的部分国家代表作的，《人民日报》声称，“不是会议的法定文件”。中国报纸上还出现其他一些论调：怀疑科伦坡会议的资格。
中国政府在八月二十日的声明中重申，它准备“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但是，它并未超过这些泛泛的声明的范围。
怪不得现在有许多人开始谈到，中国政府一面竭力赞扬不结盟国家的主动性，说它“重视”它们的斡旋，并给予“应有的评价”，事实上却无视它们的努力，没有表现出利用在科伦坡提出的建议的愿望。
亚非国家公众把中国领导人在边境问题上的政策同他们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立场联系起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例如，尼日利亚报纸《西非向导报》写道，北京“不相信和平共处，我们越快理解这一点，对全世界就越有好处”。
中印边境冲突给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亚非各国人民对此大为不安。他们不会不看到，中国政府的政策里贯穿着想离间印度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大肆宣传，说尼赫鲁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的政府，说什么它企图建立一个幅员将超过……不列颠帝国的大帝国。从这些论调看来，很难相信中国领导人保证他们致力于和平解决同印度的边境争端的诚意。
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首都不愿意理解目前的冲突对谁有利。这场冲突已经给各国人民带来、并且继续带来巨大的损失。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马上就抓住了中印争端，企图在喜马拉雅山煽起战火。他们把目的深远的计划同这联系起来，不断供给印度武器并采取联合军事措施。帝国主义者特别高兴的是，冲突中的一方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诋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年轻国家的友好和合作。在这一切背后的意图是：利用这一冲突来维持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
实际上，中印冲突已经导致了什么结果，其后果如何呢？
这一冲突已经给亚非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它也给已经解放了的年轻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印度同中国的团结和合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国和印度由于军事冲突，遭到了毫不值得的巨大牺牲。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相处的两国的边境争端，不仅使巩固的睦邻关系破裂，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只要指出下列一点就够了：近几年来印度的军费几乎增加三倍，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增加了各种捐税。
印度反动势力利用冲突来煽动沙文主义狂热，进攻国内进步力量，使印度离开中立道路并把它拉入西方军事政治集团。反动政党“自由党”、“印度人民同盟”、所谓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执政党——印度国大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各种群众大会和集会上、在报纸上和议会里竭力进行沙文主义的反华宣传，反对同中国进行可能导致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强硬路线。国内早已宣布紧急状态，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削弱。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和工会活动家遭到逮捕，被投入监狱。印度反动分子要求缩减经济发展计划，把国内有限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用于建立庞大的军事机器。
在中国外交部最近的一个声明中，对印度国大党候选人在今年五月的印度议会的补选中遭到失败，表示满意。但是，中国外交部对极端反动分子克里帕拉尼和马萨尼在选举中占上风一事却缄口不谈。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把这些反动分子在选举中的成就描绘成印度民主的胜利。
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了解形势，这一点也表现在他们对印度议会内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方面。例如，《人民日报》以不加掩饰的喜悦谈到印度议会讨论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对提出不信任案的仍然是那些力图使印度内外政策朝反动的、亲帝国主义方向改变的印度极右派这点，报纸是不感兴趣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北京究竟是本着怎样的考虑，在实际上支持这些分子的活动呢？
可以统计一下边境冲突给两国带来的物质损失。这种损失可以用卢比和元来计算。但是，用什么方式来统计给中印两国人民友好和合作事业带来的道义—政治损失呢？这种损失不能用任何货币单位来计算。在印中冲突期间，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毒菌，像在酵母中一样蠢动起来，开始繁殖起来。在印度，开始散布反华情绪，在中国，开始散布反印情绪。目前局势客观地在两国中导致相互敌视的进一步加深。
最近，事态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冲突被用来毒害各种国际集会的气氛。譬如，在莫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是如此，在莫斯科的世界妇女大会上也是如此，中国妇女代表团在那次会上企图强迫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印中边境冲突已经导致了何等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特别令人不安的不仅是：没有作任何旨在解决冲突的实际努力，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冲突可能重新采取尖锐形式。
中印边境上保持着的紧张局势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当两个邻国的士兵彼此荷枪对峙时，特别是，如果他们之间过去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自然就存在这样的威胁：可以由于偶然一枪而开始流血。
一切真正拥护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人都有权希望，那些真正决定着冲突的解决的人能超乎对表面威信的考虑，而坐到谈判桌子上来，找到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和平解决中印争端会有利于印中两国人民，可以消除这一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件好事。
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能为世界这一地区保持紧张局势辩护。消除中印冲突能加强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使印度和中国的人民有可能完全集中力量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
苏联人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这两个亚洲最大国家之间能够恢复睦邻关系。在边境争端问题上我们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并相信，没有任何争端不能通过和平途径、谈判途径和不流血地求得解决。苏联人正是从这种立场，来评价中印边境事件。至于苏联，它对与之接壤的那些国家抱着尊重的态度。它明白，睦邻关系，只有在尊重国与国之间已形成的边界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极其明确地阐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看法，曾在去年十二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考虑相互的利益，本着中印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精神来解决业已发生的误会”。苏联的立场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一贯的和真诚的旨在保卫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政策。最复杂的谈判也比战争要好，必须不以军事手段，而以和平手段，在谈判圆桌旁解决争执问题。苏联人民坚决主张找到和平解决印中边境冲突的道路，主张在最短期间消除世界这个地区的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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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反动派为《真理报》文章喝采
尼赫鲁夸奖苏领导人立场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报称赞苏政府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和各主要报纸连日来大肆宣扬苏联《真理报》十九日发表的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华文章，竭力为苏联当局的更加公开和更加积极的联印反华言行喝采叫好。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二十一日在议会外交问题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说，“《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表明，苏联对印度的立场的认识有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印度官方宣传机构印度新闻处二十一日通报所有印度收听单位
“必须最大限度地宣传（《真理报》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文章全文”。通报还说，《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已经全文刊登这篇文章，该报将立即送到那些无法收听广播的单位去。
它在二十日的广播中播发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印度各主要报纸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都以显著地位报道了苏联《真理报》发表反华文章的消息。《爱国者报》二十日在六栏的粗体字大标题《俄国支持印度》下说，“苏联今天放弃了它的‘兄弟的’沉默态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印度快报》二十日的标题是《苏联全面支持印度反对中国》。《印度时报》的标题为《苏联完全支持印度的立场，真理报说中国阻挠达成协议》。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发表社论说，《真理报》的文章“实际上是直接指责北京对印度进行侵略和在去年十月在喜马拉雅边境发动武装冲突。我们印度人特别感到满意的是，莫斯科通过《真理报》支持我们的论点，即：北京拒绝了科伦坡计划……这种强有力的指责确实是印苏关系中的里程碑。”
报纸接着说，在中苏分歧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关于印苏观点一致的这种公开的表示可能证明是一种预兆，说明两国会在迅速发展成为制止北京在扩张主义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这一共同目标方面进行合作。”
报纸在谈到华盛顿对于莫斯科和新德里之间的关系中的这种“新阶段”的反应时说，“在目前建立了热线，签订了核协定之后，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和缓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希望，西方将不会对印苏的这种友好表示猜疑。尼赫鲁先生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莫斯科最近的路线给他的不结盟增添了光彩。”
《印度快报》二十一日刊登的发自新德里的消息说，“苏联谴责中国侵略印度的明确立场鼓舞了这里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因为它（指《真理报》文章）无疑地会在外交上加强印度。”报纸说，由于《真理报》是苏联领导集团的喉舌，这篇文章“受到各种不同政见人物的欢迎”。
《印度教徒报》二十二日发表社论，夸奖苏联《真理报》对中印边界冲突“采取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方针”。报纸还利用《真理报》的文章再一次诬蔑中国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纠纷缺乏诚意。
《自由新闻》在二十一日的社论中，称赞苏联《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报纸对苏联“公开要求中国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一点特别感兴趣。报纸说，“莫斯科立即支持了印度的（全部接受科伦坡建议）立场。”
印度新闻处还对莫斯科报纸九月十八日发表尼赫鲁诬蔑中国的言论表示高兴。它在十九日引用新德里的“观察家”的话说，莫斯科报纸发表尼赫鲁指责中国背叛潘查希拉原则的讲话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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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报透露赫鲁晓夫和尼赫鲁来往密信
赫鲁晓夫保证加快援印反华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十八日刊登它的特派记者从新德里发出的文章说，赫鲁晓夫在给尼赫鲁的密信中保证，苏联将继续给印度军事援助来反对中国。
文章说，六月下旬和七月初，尼赫鲁和赫鲁晓夫之间交换的一些信件“可以解答最近印度的事态发展”。
文章说，据通常可靠的印度人士说，据说最重要的信件是六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封。那封信坚定地保证苏联向印度提供答应要给它的那一中队米格二十一型飞机中尚未交货的那一半。赫鲁晓夫还宣布加快修建拟议中由苏联承建的工厂，以便印度能够自己制造超音速米格式战斗机。
文章引述这些人士透露的信件内容表明，赫鲁晓夫为了急于帮助尼赫鲁来掩饰他的早已破了产的“不结盟”政策，在信中表示愿意代替西方国家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以对付中国。
文章解释赫鲁晓夫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时说，“因为印度已谋求并且接受了西方的武装援助，预定要在十一月同美国和英国联合举行空军演习，而且几乎已经同意让美国之音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一个广播台，所以印度所自称的不结盟政策似乎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虽然尼赫鲁曾坚持不渝地在议会中为这个政策辩护。”
据法新社前些时候报道，苏联驻印度大使在九月九日会见尼赫鲁时又递交了一封赫鲁晓夫给尼赫鲁的信件。据报道，赫鲁晓夫在信中向印度政府保证苏联将继续帮助印度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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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中国的诽谤和攻击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
苏联报刊反华喧嚣无奇不有风格低劣
公然指名攻击我国领导人——恶毒诬蔑我国三面红旗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竟在莫斯科大街张贴影射我国为“狂吠”之“犬”的漫画——特别卖力为铁托叛徒集团翻案——歪曲我国现实，胡说什么我国经济状况“紧张”“困难”——诽谤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
据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莫斯科消息：最近一个月来，对中国进行恶意诽谤和无理攻击，已成为苏联报刊的压倒一切的宣传中心。它们的反华叫嚣，调子越来越高，风格越来越低。
在这一肆无忌惮的反华喧嚷中，九月六日出版的第三十六期《新时代》杂志公然通过胡乱摘引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公开指名攻击了毛泽东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劳动报》和九月十三日的《消息报》也用同一手法指名攻击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此外，苏联报刊还对中国其他一些著名人士指名进行了人身攻击。
这一时期苏联报刊上刊登的形形色色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仍然有增无已，而且几乎苏联的每家中央报刊都刊登了这种材料。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九月一日到二十日，单是苏联十家中央报纸，就发表了一百四十四篇反华的文章、评论、读者来信和报道等，肆意咒骂中国共产党。九种九月份出版的苏联中央杂志也刊登了二十篇反华文章。
这些文章都搞不出新名堂来，但是却挖空了心思去寻找谩骂题材和恶毒词句，扩大反华叫嚷的范围。它们从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和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到大骂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自力更生以及有关中国国内建设的其他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从反对中国代表最近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所持的正确主张，到攻击中国新闻工作者决定不参加国际新闻工作者第三次会见的正确态度，滥调连篇，无奇不有。甚至中国人民学习雷锋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的运动也成了苏联报纸的攻击和嘲笑对象。苏联报刊还把攻击矛头指向一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报道事实真相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杂志及《少年报》等中国报刊，连连对它们进行“口诛笔伐”。
最近苏联当局反华宣传更加不择手段。苏联报刊已不再满足于转载西方报刊的反华漫画，而直接刊登自己的漫画来辱骂中国。《鳄鱼》杂志还用反华的漫画做封面。苏联当局竟然在莫斯科主要街道高尔基大街上的苏联美术家协会的橱窗内张贴起大幅影射中国是对着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狂吠”之“犬”的漫画。
苏联报刊的反华宣传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竟然认为住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做领导工作”也是中国“反苏”的罪状。《共青团真理报》在九月二十日刊登了一批新近从中国“逃到”苏联的苏侨的谈话，其中有一人居然说：在中国“特别是那些具有苏联国籍的人处境更是坏了。他们实际上处于无权地位：没有选举权，不能做任何领导工作，禁止参加社会活动”。
苏联报刊对那些跟着苏共领导人指挥棒转的兄弟党的反华言论，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视为珍宝，都予以刊载。
苏联报刊在这期间特别卖力地为铁托叛徒集团翻案并且同铁托集团合伙，攻击中国共产党。九月十一日出版的苏联《新时代》杂志的社论谩骂
“中国领导人疯狂地攻击”苏南关系中的“新的健康路线”，
“完全成了个人迷信意识形态的俘虏”，“继续坚持十五年来的僵化公式”，“继续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消息报》九月四日在一篇题为《目标一致》的社论中把赫鲁晓夫最近访问南斯拉夫捧上了天，并且竭力宣扬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报刊最近还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真理报》九月十一日的一篇题为《现时代的矛盾和北京的可怜理论家》的文章和九月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胡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共领导人方面特别注意和特别精心玩弄花招的对象。”它还诽谤中共领导人“力图控制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利用它达到自己的沙文主义的、争夺霸权的野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维埃俄罗斯报》十八日的文章对中国揭露苏联领导人背叛亚非人民利益大为不满，它反诬“中国领导人”“完全颠倒黑白”，“完全失去了头脑，失去了辨别敌友的能力”。《文学报》九月十日的文章硬说，“中共领导人想在东方所做的和西方所做的中间筑起一道长城。”
苏联报刊还搜罗了其他许多“罪状”来诬蔑中国共产党。它们硬说中共领导人“宣扬”
“用新的世界大战来‘强行推进’世界革命”；中国领导人“满不在乎地谈论亿万人、其中包括一半中国居民死在热核战争中”；中共“把世界原子战争看成是同蒋介石打仗，这是天真的，只有收到一个纸老虎的礼物，用一支纸箭射死纸老虎的孩子才会这样想”；中国领导人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结成了
“同盟”；中国领导人使用了“错误的三段论”，“企图给列宁穿上孔夫子的衣服”，等等。
最近二十天来，莫斯科报刊还发表了十多篇专门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国内建设方针和政策的文章。它们继续对中国共产党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进行歪曲和诽谤。它们咒骂中国执行这一方针“纯粹是不符合时代的东西”（《消息报》），“实际上是想建立独来独往的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是“挡住社会主义互助的道路”
（《真理报》），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是“向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磨盘中注水”（《经济报》），等等。九月十四日出版的《经济报》和九月十日的《莫斯科真理报》还企图诿过于人，硬说是中国方面在过去几年缩减了同苏联的经济贸易联系，并且胡说什么这是中国“试图轻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意义”的结果，是“同中国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两家报纸还露骨地诬蔑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诽谤说“中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些口号已被生活本身粉碎了”，
“人民公社政策垮台了”。
《消息报》九月五日在一篇极尽歪曲之能事的文章中，又诬蔑中国共产党似乎“不重视经济建设”，“不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胡说什么“中国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由那些具有‘崇高理想’，然而胃里空空如也的人组成”。文章还信口开河地说什么，“中国领导人”“对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缺乏信心，对于在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物质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把个人的当然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人为地对立起来，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目前的路线”。《劳动报》九月十三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然诬蔑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某种禁欲主义的组织，那里将没有充分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
苏联报刊还竭力歪曲中国的现实，大谈所谓中国经济状况仍“极其紧张”、“困难”，并且宣称“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全面好转。
苏联报刊甚至对中国报刊于最近时期发表的一些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材料也表示刻骨仇恨，并且把这些材料用来作为它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论据”。例如，《消息报》八月三十日发表一篇文章，就对《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关于什么是青年的真正幸福的材料大加攻击，竟诬蔑《中国青年》杂志
“欺骗中国青年”。这篇文章诽谤说什么“中国领导人给中国人民的是令人怀疑的‘幸福’”，
“他们企图用这种蛊惑人心的手法转移人民群众对目前国内经济困难的注意。尤其是，他们认为在热核战争中有这种‘幸福’”。《共青团真理报》九月十四日也发表文章，诬蔑中国报刊进行的关于学习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高贵品质的宣传，说什么这是“中国的‘导师们’……号召中国青年去做一个没有头脑的驯服的‘螺丝钉’”。文章还宣称，“这种哲学同革命青年的精神多么格格不入和令人憎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