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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还是暴力？
越南《学习》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九期的文章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越南《学习》杂志第九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全文如下：
任何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如何把国家政权夺到工人阶级手里，如何使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这是每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战士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因此，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问题，是共产党人要研究和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往往是共产党人之间热烈争论的题目。钻进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提出错误的和反动的论调，企图使革命脱出轨道；因为他们知道，当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旦接受他们的论调，接受由他们提出来的夺取政权的方式时，就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从而革命也就一定不能取得胜利。
以铁托修正主义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就夺取政权的方式的问题放出烟幕，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大肆宣传和平主义，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
暴力——新社会制度的产婆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以来，统治阶级就组织了国家机器，以便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的暴力工具。统治阶级用军队、警察、暗探、法庭、监狱等来对付被统治阶级。一方面，统治的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采用暴力来镇压被剥削阶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又使用他们的“思想家”，散播和平主义思想并宣传“非暴力”学说，使被剥削者甘于忍受自己的命运，不采取暴力去反抗统治的剥削阶级。
那些时时刻刻采取暴力镇压劳动人民的人，却又在大声疾呼反对暴力。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暴力，是被他们压迫、剥削的人用来抵抗他们的暴力。至于他们时刻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则被他们宣扬为他们给予劳动人民的恩惠。
那些吃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饵的人反对一切暴力。他们不区分各种暴力的阶级性。对他们来说，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和无产阶级为了自求解放而采取的反抗资产阶级的暴力是一样的。列宁曾经认为：“只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不同的条件，就是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进行诡辩，自欺欺人。”（注一）对于和平主义者，一切暴力都是罪恶。面对由暴力所引起的死亡，他们只有呻吟和哀叹。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只看到暴力的丑恶一面，他们不知道，除了这一面以外，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暴力“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
今天，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开口就是“和平”、“人道”，而不敢提到“暴力”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暴力是不能提到的忌讳。他们害怕暴力这两个字就像蚂蝗害怕石灰一样。事实是，他们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距今八十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反动哲学时写道：“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一种绝对的恶事。按他的意见，第一次的暴力行动是原始的犯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动怎样作为原始的犯罪玷污了全部的历史以迄于今，所有自然的规律和社会的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的力量——暴力——可耻地歪曲了。至于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至于暴力，如马克思所说的，还是任何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至于暴力是为社会运动开辟道路，并把僵化的死沉沉的政治形式摧毁下来的武器——至于所有这些，我们没有听到杜林先生说过一个字。”（注二）
共产党人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者是提倡“不暴力”学说的甘地的信徒。共产党人也不主张“为暴力而暴力”；共产党人不像反动分子经常诬蔑那样，是“好战”、“嗜杀”的人。共产党人只是摆出一个事实：暴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暴力是人剥削人的结果，暴力是统治的剥削集团用来维护和扩大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共产党人认为，被剥削、被统治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用革命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实行自我解放，并使人类社会按照历史规律发展。距今一百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道：“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注三）共产党人提出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暴力“迷”，而正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不掌握这个规律，就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和使人类社会发展。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不是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完全保留的情况下一般地替换政府中的人员、改变“内阁”。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保存主要用来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原有的警察、宪兵、军队和官僚机构等），而要打碎这个国家机器，并以完全新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之一。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打碎在封建制度下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占有它，保持和充实它。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则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现成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秩序，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实行各种主要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激烈的斗争过程。工人阶级并不是简单地占有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把官僚、军阀的国家机器从资产阶级手里转到自己手里，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工人阶级新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八七一年马克思寄给库格曼的信中认为，这对欧洲大陆各国是必要的，至于那些欧洲大陆以外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在一八七○年至一八八○年间，由于那时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英、美各国的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未发展，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这是帝国主义出现以前的事实。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当资本主义遍及所有各国和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当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在英国和美国出现时，在英国和美国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一九一七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马克思的这种仅限于大陆的说法已经不适用了，无论在英国或美国，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首要条件。一九一八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曾经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注四）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所谓“过渡时期可以和平实现，即通过民主方式的道路实现”的论调时明确地指出，这是企图对读者隐瞒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最根本的标志，企图以和平革命代替暴力革命的欺骗手段，“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注五）
“放弃暴力革命”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空洞的词句——这就是改良主义者——从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改良主义者主张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打碎其国家机器。对于改良主义者来说，改革就是一切，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则毫无意义。追随改良主义就意味着放弃革命。革命是一种变革，它摧毁旧秩序里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慎重、缓慢、逐步地和破坏越少越好地重新建立旧的秩序。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则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性质的区别，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进化论逐渐进化成为社会主义。铁托集团还提倡什么“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改良主义者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一根汗毛，他们只乞求零碎的改革，而拒绝一切不合法的工作，企图使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工作遭到失败。
现代修正主义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修正主义一样，其实质是改良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大力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他们对通过“议会道路”进入社会主义一事大加宣传。其实，在资产阶级议会制中的民主权利，正如马克思曾经揭露过的一样，这只是“每隔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权利。列宁说：
“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为了愚弄‘老百姓’，专门从事空谈。”（注六）列宁曾经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叫做是狭隘的、被阉割的、虚伪的和骗人的民主制，是富人的天堂，是对被剥削者和穷苦人民的陷阱和虚伪的骗局。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议会道路”，他们在宣扬早已被列宁揭露无遗的资产阶级的
“虚伪的骗局”。
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从来不会自愿地把国家政权让给工人阶级。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曾经指出，在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任何妄想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的作法，任何妄想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作法，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愚蠢行为，而且也是直接地欺骗工人，粉饰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和蒙蔽真相”，“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自下而上地捣毁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捣毁议会的、司法的、军事的、官僚的、行政的、市政的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拘禁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防止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役的阴谋，只有这些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俯首听命。”（注七）
各个共产党的根本原则，是承认并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过程，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的过程。无产阶级必须采取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从罢工、游行示威、政治总罢工，以至最高的形式即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运动越高涨，统治的资产阶级就越疯狂地进行镇压，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和激烈。“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造成一个团结而强硬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日益极端的防卫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制定日益强有力的进攻手段。”（注八）
在反对统治的剥削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能不使用武器。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和“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列宁曾经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用武器的批评代替批评的武器”。因此，列宁也提到了建立无产阶级武器和解除资产阶级武器的必要性，不然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胜利。在《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中，列宁曾经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注九）因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拥有武装。统治的资产阶级用武器来镇压工人阶级，这是事实。因而，工人阶级不得不用武器来推翻统治者，争取解放。列宁还说：“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注十）
列宁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要“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研究军事”，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无疑要求作这样的研究”。在谈到无产阶级的妇女在本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时，列宁认为，妇女不能只是咒骂战争和要裁减军备，而要作出更为积极的贡献。他写道：“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扮演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军事。无产者需要这门科学，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去打别国的工人，像当前的战争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注十一）
列宁批判“要求”“废除武装”的人说：“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赤手空拳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注十二）列宁也曾经批评普列汉诺夫的“用不着拿起武器”的主张。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注十三）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向广大群众宣传武装起义，他并把武装起义称为“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列宁把承认武装起义看成是革命者的一个原则问题：“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区别他们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区别他们。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去准备武装起义，谁就应该被我们毫不留情地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环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注十四）
当然，共产党人对实行武装起义十分慎重，共产党人把武装起义看作是一种艺术，从来不加以玩弄。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具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共产党人只在时机成熟时，在充分具备主观和客观条件时才发动武装起义，而发动起义后就坚决进行到底。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
革命阶级必须拿起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用武器保卫它们的财产和特权。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一种自求解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共产党人并不主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都使用武器。假如有一条可以减少死亡、流血以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以和平办法废除私有制？恩格斯这样写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所有这些最终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注十五）
工人阶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或是和平的政治斗争方式，这并不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首先使用武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程度。由于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因此工人要使用暴力来推翻它们。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并不排除工人阶级在某些国家里通过和平的道路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工人阶级必须注意根据不同国家的体制、风俗和传统来制定夺取政权的适当的斗争方式。一八七二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曾经说过，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断定说，工人阶级在所有国家都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马克思曾经认为，在那时的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
在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期间，曾经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二月革命已经用暴力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所粉碎。那时，列宁曾经说：“现在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没有一个阶级敢于掀起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只要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们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注十六）所以能够这样是由于政权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和人民手中握有武装。“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注十七）列宁认为，只有当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列宁还说，要是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这场国内战争将是极“残酷和流血的”。列宁曾经强调，“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列宁认为，革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人民最有利的道路，是“最无痛苦的道路”，共产党人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争取这条道路。但当和平道路不能实现的时候，列宁就毫不犹疑地号召群众走非和平的道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中旬，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说：“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注十八）
这样，列宁在提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的同时，从没有忘记提到发生残酷和流血的内战的可能。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八日面对着新的情况，曾经断定：“目前政权转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注十九）他认为那时发生的事件“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注二十）
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在德国帝国主义吃败仗和奥匈帝国随之崩溃以后，也曾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当时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危机，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卡罗伊辞职了；左翼社会党人到牢里去找匈牙利共产党的领袖贝拉·库恩，邀请他进行成立新政府的试探。在
《关于用无线电同贝拉·库恩通话的通报》中，列宁曾经说：
“资产阶级自己把政权交给了匈牙利共产党人，资产阶级向全世界表明，当严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当民族处于危险境地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不能管理国家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文章中，在谈到匈牙利那时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时，认为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列宁写道：“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列宁在谈到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平地夺取政权时，仍不忘向匈牙利工人提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必须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他说：“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资格当无产阶级的领袖或顾问。”谁都知道，匈牙利工人阶级在以和平方式取得政权之后，仍要使用暴力来保卫政权，同时匈牙利反动派在国际反动派的援助下，使用暴力来使匈牙利苏维埃淹没于血泊之中。在谈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教训时，列宁说：“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的联合，使匈牙利无产阶级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注二十一）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在匈牙利工人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之前就被扑灭了，因此说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无稽之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一个时期，由于苏联红军消灭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粉碎了希特勒在东欧各国建立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因此，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这些政权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后，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没有必要进行武装起义。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也属于这一革命转变的范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政权采取了行政措施，同时结合群众示威游行，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制造内阁危机”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引导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企图以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来作为它们“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阉割，因为它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同苏联红军消灭了德国法西斯、斯洛伐克地区人民一九四四年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一九四五年五月布拉格人民的武装总起义分割开来。进一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中，革命暴力的作用还体现于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采取坚决的措施来镇压资产阶级的叛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的行政措施而举行的武装示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体系土崩瓦解。过去被帝国主义奴役的许多民族，今天都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有的民族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有的民族经历了各个武装斗争和和平政治斗争相互交替进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中，把这两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有的民族不经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政治独立。某些民族之所以能够和平地取得民族独立，是由于帝国主义日益衰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形成并在蓬勃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对各民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每个民族已经觉醒，坚决起来争取自决权。帝国主义面临这种形势，被迫只能在下列两条道路中作出抉择：
第一，顽固地抗拒到底，最后被赶出各个殖民地，各个取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民族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把政治上的独立出让给当地的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并借此使各个旧殖民地民族依然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
许多帝国主义“明智”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因此，一些旧殖民地民族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从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到取得完全的独立，并从此走上社会主义，各民族还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一些人用一些民族和平地取得独立来作为它们的“和平过渡”论的论据。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民族在取得独立之后，仍然是保持在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因此，不能说这些民族已经实现了“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先例”。即使人们点了火把去搜寻，还是找不出这么一个“先例”。尽管这样，共产党人从没有否认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可能在某些阶段或某些国家中会出现。这种可能是极可贵和极罕有的。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在谈到这种可能性时曾经说：“当然，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获得胜利，如果现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已由社会主义包围的形势所代替，那时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那时这些国家里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不利’的关系，也许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作严重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只是关于遥远的和可能的将来。”（注二十二）斯大林说这番话距今已四十年。四十年过去了，而斯大林所说的“遥远的将来”是否已经挪近一点了？
今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征服了千百万人的心；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并能够卓有成效地反对帝国主义对各国革命的干涉；这是工人阶级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另方面，资本主义正在统治着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帝国主义高度地军阀化和官僚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条件下，不经过武装起义而要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来说，仍是极其罕有的。认为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目前成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普遍可能性，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使工人阶级完全不作出充分的准备，来克服一切困难，来战胜剥削阶级、建立自己的专政。这样就意味着无意或故意解除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使工人阶级对剥削阶级在决定性时刻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完全没有防备。
有的人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核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他们认为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夺取政权的方式必须有“新的考虑”。他们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来夺取政权，而必须和平地夺取政权。因为暴力革命将导致内战。而星星之火可以蔓延成燎原的火焰，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会导致世界战争，而现时代的世界战争只能是毁灭性的核战争。因此，在有核武器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唯一的道路，就是以和平方式来夺取政权。他们提出的夺取政权的和平方式就是“结构改革”论。
尽管核武器十分厉害，但它并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核武器只能改变某些军事战略和策略，却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星星之火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蔓延成燎原的火焰。在中国的内战，在朝鲜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都是暴力革命；这些革命是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认为在核武器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不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并且随时准备要用暴力来消灭革命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暴力去夺取政权。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只能在剥削阶级没有拥有可靠的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国家机器，或者是虽然拥有这个机器但是它已经丧失了使用这个机器来镇压革命的意志的时候才会出现。要使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就必须拥有得到严密地组织和领导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政治力量（群众的政治力量），也可能是武装力量，或者是政治力量与武装力量的结合。因此，要争取实现和平革命的道路——痛苦最少的道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积极准备用暴力去夺取政权。为了能够主动地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准备好力量，以便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必须随时随地准备在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出现的时候努力争取使它实现。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只有紧紧地拿起武器，才能争取使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
我们的经验
我们党在刚成立的时候，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来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党还以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力在历史上
的作用的学说向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因此，党充分地给我们全党和全民进行思想武装，以便能够在激烈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为祖国争取独立和自由。
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我们党曾经进行了一场坚决反对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的斗争。长期以来，封建卖国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国人民中间散播了投降主义思想和失败主义思想。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刚占领我国的时期，封建卖国分子潘清简就曾经进行失败主义思想的宣传，号
召人民“不要用武器去反抗敌人”。潘清简在临终前写给各级官吏和人民的信中说：“我仰首望天，聆听天道。我自言自语：你若欲以武器击倒敌人，愚蠢之极……”潘清简还号召“各文臣武将应折断枪矛，献出城池，不要战斗……”
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散播的失败主义思想和投降主义思想，使一部分爱国者受到影响。爱国士大夫潘珠桢也曾经号
召人民“不要暴动，暴动则亡”。
同潘珠桢的“不暴动”主张相反，以潘佩珠为首的其他一部分爱国志士认识到要用暴力来赶走侵略者以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然而，潘佩珠和他的同志们由于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走上了密谋暴动的道路，只依靠少数的英雄人物，而不会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原则运用到我
国的环境中来。我们党一方面反对失败主义思想、投降主义思想以及主张不暴动、不拿起武器的理论；另一方面还反对组织
“秘密社团”从事密谋的思想，反对暗杀个人的恐怖行动。与此同时，党还对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对“红日”派的“和平革命”理论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注二十三）党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动员、组织群众并领导群众进行了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斗争。党教育群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用铁和血，用反革命暴力来统治我国人民，如果我国人民不用革命暴力去推翻它们，那么就不可能解放自己。党同时也教育群众：革命斗争是一种科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不能冒险，也不能放任自流。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以及武装起义的思想来武装我们全党和全民。党一成立，就把“打倒敌人的政府和为工农夺取政权”的任务写在自己的纲领上。党在一九三○年的政治论纲中就指出：“党的任务是，必须在最初的时候以解决日常的需求来引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走上革命的战场。得到革命力量壮大，统治阶级动摇，各个中间阶级倾向革命，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决心奋斗牺牲的时候，党必须立即领导群众起来打倒敌人的政府，为工农夺取政权。”党的一九三○年政治论纲还指出了夺取政权的方式是武装起义：“武装暴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它不仅要根据直接的革命形势，而且还要按照兵法行事，因此必须加以注意。在直接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要进行炽烈的斗争，但是这个炽烈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组织盲目的暴动或者是过早地组织武装暴动，而在于发动广大群众出来示威、游行、罢工等等，为他们日后参加武装暴动作好准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党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问题。党中央第七次会议（一九四○年十一月）的决议中曾经写明：“党必须准备负起领导印度支那各个被压迫民族进行武装暴动争取独立自由的神圣使命。”党中央第八次会议（一九四一年五月）也指出当时全党和全民的中心任务是准备起义。党中央第八次会议决议指出：“印度支那的革命将以武装起义结束。”决议提出了“必须时刻地准备好力量”的任务，以便“在有利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已有的力量，也能胜利地领导逐个地方的逐部分起义，以便为大规模的总起义开辟道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时候，我们党及时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总起义，夺取了政权。越南的八月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它用暴力革命来摧毁殖民主义者和封建势力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的新的国家机器。在八月革命中，暴力的表现在于使用了严密结合起来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八月革命是和平的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是人民群众的和平的政治斗争与发动局部游击战争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相结合的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结果。八月革命是全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直接的结果，主要是把专业武装力量与半专业武装力量（解放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等）的活动结合起来的结果。
越南八月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总起义，它首先在城市夺取政权然后才建立农村的政权。越南八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革命是一场长期的武装斗争，它首先在农村夺取政权，以农村来包围城市和最后解放城市。
我国的八月革命所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我国的具体条件中，是由于我们党懂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精神，以马克思列宁的关于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和人民。
在几十年来的长期和艰苦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党已经巧妙地把各种斗争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在街道上的斗争与在议院里的斗争、武装斗争与和平的政治斗争等等结合起来。在一九三○——一九三一年的革命高潮的时期，党曾经领导群众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政权已崩溃的地方（宜安、河静），党领导人民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年的革命低潮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撤退，建立秘密组织，准备迎接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中，我们党利用了由于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而带来的合法条件，发动了公开斗争的运动，成立了民主阵线，领导群众进行要求改善生活和要求实行各种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要求参加各个选举运动和在议院里斗争。从一九三九年年底，党又转入了地下；党利用了当时统治我国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潜伏的和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发动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和平的政治斗争形式的同时，开始出现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个时期是以运动的最高峰同时也是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两种形式的巧妙结合的八月革命总起义而结束。在八月革命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党以进行政治斗争为主，以巩固人民政权，建设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建设武装力量，同时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侵略我国南方以及反对由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的干扰我国北方一些省份的土匪的武装斗争。从一九四六年年底起，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全国进行了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武装斗争。
从一九三○年我们党成立起到一九五四年抗战胜利、北方获得了解放和在半个国土上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为止，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的革命斗争，其中有：
——十年政治斗争（一九三○——一九四○年）；
——六年边政治斗争边武装斗争（一九四○——一九四六年）；
——八年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年中）。
从一九五四年来，在我国北方，革命已经转向了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实现了把政权夺回到工人阶级的手里，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了
“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象。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在我国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暴力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革命暴力的作用体现于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了改造资产阶级所颁行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措施和工人群众所进行的从下而上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人民民主国家执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使用暴力来镇压反革命分子。
由于有了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暴力机器，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富农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才能够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国南方变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新型殖民地。美吴集团用反革命暴力统治我国南方。九年多以来，南方同胞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反对美吴集团的斗争。目前南方同胞的斗争仍然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南方同胞正在利用革命暴力来对抗美吴集团的反革命暴力，粉碎由美吴集团在南方建立的半封建、殖民地国家机器，以便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新的国家机器。
在头几年中，南方同胞进行了和平的政治斗争，要求改善生活，要求颁行民主权利，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统一国家。但是，美吴集团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杀害南方同胞。从一九六二年起，美吴集团公开地进行了反对我国南方人民的不宣而战的战争。我国南方同胞被迫拿起武器来反抗他们。目前在南方，我国同胞正在采取武装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来反对美吴集团，以争取独立、和平，进而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国家。
越南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过程证明了，对于使用暴力来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使用暴力去打倒他们。当然，用暴力进行的革命要求人民群众必须经受得起艰苦和牺牲，但是它却可以早日消灭由于统治者对成百万人进行的残酷的压迫、剥削而造成的长期以来的痛苦和死亡现象。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武装总起义中，我们全国只有几十个人牺牲，相反的，由于日本和法国法西斯的统治的结果，仅在一九四四年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几个月中，在我国北方就大约有二百万人饿死。历史证明各个剥削阶级的野蛮统治经常地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极其沉重的损失，不是由一场即使是炽烈到何等程度的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能比拟的。给人民带来最少痛苦的道路就是进行革命打倒敌人以自求解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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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按照它的规律发展的。谁也不能够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指出社会发展的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要掌握社会的发展规律，并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来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取得胜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订出适合的斗争方式，以夺取政权。进行暴力革命还是进行和平革命呢？这只有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才有决定权。但是，不论是采用任何方式去夺取政权，革命胜利的必要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个非常壮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有充分的决心和使得人民群众有决心去打倒敌人，不怕牺牲和艰苦，随时准备粉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和解放自己。
注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六——二六七页。
注二：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文版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八——一九○页。
注三：《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一页和第八十四页。
注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一九页。
注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二一页。
注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四一○页。
注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六三页。
注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二页。
注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四——九十五页。
注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七页。
注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九页。
注十二：《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八页。
注十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三页。
注十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十一卷第一五六页。
注十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三六六页。
注十六：《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五十页。
注十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页。
注十八：《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五页。
注十九：《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五九页。
注二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一页。
注二十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二页。
注二十二：《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一九五七年版第四十页。
注二十三：“红日党”或称“和平革命共产党”、“越南二阁党”，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宜安省一些共产主义者 的组织。这个党主张进行和平革命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后才走向共产主义。
这个党由宜安省英山县都良乡一个名叫黄世善的挑衅分子创立。黄世善原是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曾经在中国活动一个时期。一九二六年，黄世善回国并向英山知府投报。随后，宜安省总督召见黄世善，要他成立一个冒牌革命组织，以便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和调查革命干部到外国去的交通线。一九二九年，黄世善成立“红日党”，吸收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分裂的前青年革命同志会和新越党一批党员。一九三○年，黄世善当暗探的面目被揭露，并被开除出“红日党”。一九三一年，（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散发传单谴责“红日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四年，印度支那（共产党）驻暹援助部特派员巴若同志回国，同“红日党”联系，散发纪念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宜静苏维埃的传单。散发传单后，“红日党”的一些党员被捕，这个党的机关报——《文郎报》接着也解体。这一事件发生后，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派一些党员加入“红日党”进行活动，把犹疑分子排斥掉，把积极分子吸收进共产党。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举行的印支共产党宜安省党组织代表大会宣布把“红日党”并入印支共产党宜安党组织。从此“红日党”便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