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生活的一课
张朴
人们都知道，王国藩的家乡建明公社西四十里铺过去是个穷山庄。那里的人们曾经过够了黄连水泡的苦日子。因为穷，人们没吃的没穿的，有的男人一辈子连老婆也讨不上！可是，自从一九五二年成立了“穷棒子”农业社以后，情况却一天天变了：穷山沟变成了富山沟，乱石道变成了平马路，破茅屋变成了石瓦房；家家在银行里有存款，户户屋里放着丰产粮；年轻人也不愁找不到对象了，仅一九五六年一年，就有二十一对结婚的。日子真是越过越美了。
蜜一样甜的日子使得有些没有尝过苦水的年轻人沉醉了，懈怠了。有的人常常旷工，说什么：“仓里有粮，银行里有钱，少干两天也受不了憋。”有的却闹吃闹穿，嫌这嫌那。
这一天，邵庆昌的儿子邵海由地里回来，看见桌子上又摆的老饭食，就把筷子一摔：“老是玉米面饼子秫米粥，就不许换换样，吃点白面粳米。”
邵庆昌老汉一听这话生气了：“你小子想吃什么？过去皇上吃得好，那都是穷人的血汗。这玉米高粱都是一把汗一把汗挣来的，你翅膀没长全，倒挑起饭食来了。”
儿子也不肯让父亲，就你一句我一句地顶起来。气得邵庆昌老汉去找到王国藩和杜奎：“主任，你们得管管邵海那小子，他走路光挑着干岸站，忘了过去的河沟是怎么过来的。老子才几天不吃糠咽菜，他就摔筷子砸碗挑饭食，这日子没法过了。”
邵庆昌老汉的话还没完，一个生产队长也闯进门来说：
“主任，这活没法干了！屈凤那小伙子自娶了媳妇，晚上看戏白天睡觉，不是赶集，就是走亲，咱这庄稼怎么种法？”
其实这些现象王国藩和杜奎都看到眼里了。他们把两个人打发走后，就召开了一次党的支委会，会上研究决定由王国藩和杜奎跟村里的青年上次课。
晚饭后，月亮从长峪山头上露出脸来，集合钟响了，青年男女们走进了小学校。大家暗地议论着，不知主任今天要谈什么问题。
王国藩站在讲台上，扫视大家一眼，说：“今天我们开个学习会，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一个小伙子调皮地说：“主任，你问吧。国内外大事，生产知识，保险有问必答。”
“不，”王国藩摇摇头说。“我不问那些。我要问问你们，我们今天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这一下可把好多人问住了。明明生活过得很好，怎么问这个问题呢？
一个小伙见大家不发言，就站起来说：“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有些人也附和着说：“对，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
“是呀，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王国藩重复着大家的话，“可是，我再问问你们，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大家觉得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奇怪。一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怎么来的，这谁还不知道，劳动换来的呗！”
王国藩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的话说得很慢，可是很重：“劳动换来的？那么我问你，你爷爷劳动了没有？你爸爸劳动了没有？为什么他们苦了一辈子，连碗饭也吃不上？”
一下把小伙子问住了，整个教室鸦雀无声。
这时杜奎一下跳上台去接着王国藩的话说：“你爷爷给地主做了一辈子长工，死了连棺材也买不起，用领破席卷了卷埋了；你爸爸也给地主当了一辈子牛马，灾荒年落了个饿死。他们哪一点比你们劳动的差？他们天天比日头起的还早，比牛马干的还多，为什么过不上幸福的日子？你说呀。”
祖一辈、父一辈的穷苦生活，浮现在大家眼前，个个低头沉思着，谁也不说一句话。
忽然，教室后面传来低低的呜咽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外号二大肚子的王子林在哭。
王国藩知道他从小受苦，就说：“王子林，你说说你小时候的生活。”
听了王国藩的话，王子林哭得更厉害了。他抹了两把泪，看了看大家说：“你们知道我的外号为什么叫二大肚子吗？”
大家茫然地望着他。他接着说：“那一年闹灾荒，妈妈饿得生了病，倒在炕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她对爸说：‘你给我个窝窝吃吧，吃个窝窝我这病就好啦！’可我们家里哪里找得出个窝窝呢！急得爸在屋里直打转转。好容易爸从别人家要了一个窝窝来，妈妈两手捧着窝窝，想吃，但看见我们饿成那个样子，眼里滚着泪，又舍不得咬……”
说到这里王子林又哭起来。许多人也都低下头，姑娘们抹着泪。王子林接着说：“妈妈的病不好，爸还得给地主去干活。家里一点吃的也没有，姐姐就到山坡上找野菜给我吃，越吃野菜我越觉得饿，胳膊腿瘦得像麻秆一样，脸黄得像苦瓜，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这样人们才给我起了个二大肚子的外号。”
王子林说完了，王国藩接着说：“过去的日子这么苦，今天的日子这么甜；可是有人还不知足，还要摔筷子砸碗挑饭食！就说邵海吧，你知道你爹妈过去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你们原是马蜂峪人，在那里实在没法混下去了，你爸爸用一副挑子把你们挑出来，连个住处也没有。你妈妈要饭吃，在半路上生下你来。你问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过去见过白面粳米什么样？你现在却嫌玉米窝窝高粱米粥不好吃。”停了一下，他接着说，“大家好好想想过去的日子吧，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
王国藩话声刚落，王生的大儿子就述说起他小时候跟爸爸要饭的苦处来：住破庙，钻山洞，蹲树窟窿，狗咬人骂，挨饿受冻……
提起往事真是叫人心酸啊！忆苦思甜，这些青年人能不受到感动，能不受到教育吗？
这时王国藩和杜奎又向大家提出问题了：“你们再仔细想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得来的？”
一个小伙子站起来慢慢地说：“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
“对！”王国藩向前赶了一步，提高了声音说：“是共产党救了我们。共产党领导我们成立了农业社，穷山岗才长出好庄稼，苦山岗才有了好日子，穷棒子们才变得像个人！你们想想，现在有些年轻人挑肥拣瘦，不好好劳动，这对得起党吗？”看见大家低头不语，王国藩又接着说，“生活越幸福，工作生产的劲头就应该越大。再说，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达到真正幸福的地步，这幸福的生活就像一座山，”他指着窗外高高的景忠山，“我们现在才刚刚踏上山脚下面的一块石头，就满足啦，就泄劲啦，那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山顶上？什么时候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离共产主义还远着哪，还得使劲干呀！”
这时屈凤站起身来，羞愧地说：“我错了。我觉得咱们的生活差不多了，该享享福啦，就把工作生产丢在脖子后头。现在我认清了，我们还差得远。这不是我们俩都在这哪，”他回头看看媳妇，“我们保证以后改过。”
屈凤媳妇为了表示决心，也站起身来，她的脸像块红布。
“那么，我提议”，王国藩说：“明天晚上，以团支部为核心，召开一个检查青年生产出工的会，大家说中不中？”
“中！”
杜奎又接着说：“我提议，从后天起，请我们村受苦的老人，给我们讲讲他们过去的历史，大家看中不中？”
“中！”
从此以后，每天晚上，青年们都集合在这个教室里，听自己的长辈讲过去的血泪史。
现在年轻人的干劲可大啦。每天早晨，当集合钟敲响的时候，男女青年社员们就已排列成行，带头走出村庄，一路上还唱着歌。充满青春活力的歌声是那么嘹亮，四周的山岗树林都在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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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待渡（木刻） 李焙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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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的“阴阳”问题
梁思成
这个题目，似乎有点“故弄玄虚”。但正是因为我们的日历的确有点“阴颠阳倒，故弄玄虚”之嫌，所以才故意借这样一个题目，对一个丝毫不玄，丝毫不虚的问题，发挥一点管见，提出一个“合理化建议”。
在我写这篇小东西的时候，我书案上的日历上有这样一些字：
1963 八月大 5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 六月小 十六
十九立秋我认为这样的日历有点抹杀了自己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就在“十九立秋”这四个字上。此外“农历”的“农”字也值得商榷。
我对天文历法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外行，只凭一点常识，发表一得之见。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由于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运动，从地球上看起来，好像太阳从西往东绕地球转动。这种运动叫做“太阳视运动”。太阳视运动绕地球一周约需3651／4天，叫做一年
（“回归年”）。中国古代的历法，为了农作的方便，把太阳视运动一周
（即360度）匀分为二十四段，亦即每运行15度为一段；太阳跨过每一个相隔15度的线的一刹那就叫作一个节气。而以太阳两次经过春分点的时间
（3651／4天）为一年。虽然我们知道，地球绕日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地球在这轨道上运行，离日近时较快，离日远时较慢，但按平均速度计算，我们可以算出：
太阳视运动每运行1度，平均需时约24小时21分1．4秒；
太阳视运动每天平均运行约59分8．16秒的空间；
每两个节气相隔的时间约为15天5小时14分55．68秒。
在我国没有用阳历以前，在北半球的人们就都知道：夏至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冬至是最短的一天，春分、秋分则昼夜同样长短。这一事实证明，节气是从太阳和地球的关系推算出来的，而与太阴（月球）的运行毫无关系。因此，在阴历上，这些节气以及所有的节气就都不是固定的，有时甚至连月份都不同。但在阳历日历上，所有的节气和月份日子，却都是相对固定的。假使每年不多出那5小时58分46秒的时间，使得每四年“闰”出一天来，则所有的节气，从理论上推论，应该是可以绝对固定在某一天上。正因为每四年多出一天来，所以节气（即地球跨过每一个相隔15度的线的一刹那时间）可能有落在日历上前一天或后一天的微差。尽管如此，它们还是相对固定的，从右下这个示意图（注）上就可以看出来。
在我国采用阴历的历史时期中，即使钦天监从地球和太阳的关系上把二十四节气推算出来，却不得不把它们标志在根据地球和太阴（月球）的关系而推算出来的日历——阴历上。今天，广大农村都已普遍按阳历进行工作了。他们的账目是按阳历的月份计算的；以阳历一月一日为岁首；以“五·一”、“十·一”等日子庆祝我们的节日。但是，他们还是在继续从日历的阴历上去查对属于阳历的节气。这太不合理了。当然，绝大多数农民是不知道节气是根据阳历推算出来的，令我吃惊的是，不久前同几位科学家——一位医生，两位机械工程师，一位建筑师谈起这问题，他们竟然也以为节气是阴历的事情。因此，我就觉得更有必要做这么一项“科普”工作了。
从右下图（以及历年的日历上）可以看出，上半年每月的五、六日，二十一、二十二日，下半年每月的七、八日，二十三、二十四日，一般都是一个节气；偶有出入，也不出前或后一天。只要记住这几天，对于节气和月份、日子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概念。对于农民来说，就比较便于掌握农时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远在一九三八年
（民国二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里，在“二十四节气”条下，就有一个以阳历对照的“二十四节气表”，奇怪的是，解放十四年了，我们的日历还是把节气挂到阴历的账上去。请问：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不把这道理给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讲清楚？我们的日历为什么不把这个永恒的自然规律更直接地标志出来，使它更方便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呢？
此外，把阴历（亦即太阴之历）叫做“农历”也是不够科学的。叫做“夏历”也未免秀才气太浓。若是从农民的传统习惯来说，因为它从夏朝以来已被沿用几千年，也可以这些名称叫它。但真正的农历是阳历而不是阴历。农民根据节气进行农作，而节气是以阳历为依据的。
现在已经立秋；一九六三年已进入下半年。很可能就要开始印刷一九六四年的日历了，因此建议：从一九六四年起，在我们的日历上，把节气一律“搬”到阳历一边去。按照这办法，那么，以八月五日的日历为例，就建议印成右图这样。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对每一个农民，对每一个生产队的小方便，合起来就是对全国农业耕种的大方便。让我们从一九六四年起就在日历上把这一点改过来吧！（附图片）
注：这张图表，因为外行不会计算，是根据一九六三年的日历凑合着画出来的。它只能把节气周律大致说明；至于准确性和精密性，就根本谈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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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哨兵不下岗
沈仁康一空彩霞当头盖，满地金稻铺天外，三十里黄禾迎风摆，四十里欢笑扑胸怀，公社土地好风采。天地我们开，禾苗我们栽，斗争的血汗全凝上谷穗穗，斗争的人们最心爱——一肩露水一肩雾，榕荫底下搭哨台。搭哨台呵看稻海，民兵队长上哨来，挎枪阔步好气派，守着土地守村寨。五更天气不合一合眼，小路崎岖脚没拐一拐。土改跑了贼老财，星夜追出整一百，你把地主押回村，老财咬下你肉一块，臂上血珠串串甩……——你呵你气色不变力不衰，依旧守着斗争台！对敌斗争一杆旗，敌人恨你扭歪腮，甘蔗林里飞黑刀，风灯跌出几丈外……——伤好还是站哨台！十三年呵十三载，胜利果实谁使坏？这村口，这小道，这哨台，常有你脚步踏踏起尘埃！宝刀越磨越是快，一身伤疤都是债，十三年敌人没瞌睡，十三年没松武装带，十三年哨兵不下岗，十三年风雨不摇摆！……星星点起万盏灯，明月洒下一天白，谷香一阵阵，稻浪一排排。民兵队长上哨台呵，屹立似松柏！烈火炼钢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