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生活·传统·生活
——试谈川剧现代剧《红岩》
何慢
将现代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引入戏曲艺术领域，改编为戏曲的现代剧目，是戏曲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有助于戏曲艺术努力反映现代生活，丰富上演剧目；而且对扩大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和作用，使文学和戏曲在思想内容上相互补充、丰富、发展；在艺术上相互促进、提高，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由于在这方面不断地实践，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川剧《红岩》（成都市川剧院演出团在上海演出，成都市川剧院艺术委员会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熊正坤导演），是在近年来许多艺术实践——改编、革新、探索的基础上，新近将现代优秀长篇小说改编为戏曲现代剧目的又一成功范例。
如何保持和发扬原著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成就，是将现代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剧目的常见问题之一。
成功的改编，往往令人在思想力量上有如读原著获得同样甚至更大的满足；在艺术上则不仅能感到原著的巨大成就，而且能从戏曲艺术中获得新的感受。不成功的改编，则常常使人兴味索然，感到看戏不如读书。
这里，涉及到改编和原著的关系——如何研究、理解、尊重和体现原著所反映的生活与主题精神的问题。
在将《红岩》改编为戏曲的实践中，我们看到过几种对原著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种是只摄取原著中一些带传奇色彩的情节，加以渲染，变传奇为惊险，远离了原著精神。如有的改编，将改编的着重点放在“华蓥山双枪老太婆智除叛徒甫志高”的情节上，并把这一情节的环境推展到敌人的恐怖网中——重庆近郊歌乐山，使双枪老太婆在这里逮捕特务，举行审讯，迫使特务为革命做重要的通讯联络工作。这样在主题精神上完全脱离原著制约，任意渲染惊险情节的结果，不仅使情节淹没了人物，而且由于过多地强调惊险曲折，使人物降低到不可信的程度，从而也降低了原著的格调。
另一种是只顾戏曲艺术的需要，硬性地将篇幅浩大的长篇压缩得很短，并将主要典型人物生硬地合并，以致削弱了原著主题精神。虽然，将小说或其他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艺术时允许压缩篇幅，也允许合并人物，甚至有时这种压缩与合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问原著特点，一律硬性地将四、五十万字乃至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压缩为只能演两小时半左右的一个剧本，又要包罗原著的大部分情节，结果不得不让情节挤掉人物。如有的改编本，为了忙于交代情节，就匆促地将许云峰合并于江姐，将成岗合并于龙光华，使革命经历、政治锻炼极不相同的典型人物勉强地合而为一，势必使人物性格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如平时不轻言笑的江姐，忽然在“群魔宴”上以嬉笑怒骂的斗争方式与特务头子徐鹏飞作斗争；禀性沉着稳重的成岗，居然和监狱中一个小特务争吵喧嚷。这样，由于人物性格没有必然的发展逻辑，只有人为的拼合，就失去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影响了人物典型意义——人物的真实感和艺术说服力，从而削弱了对原著主题精神的表达。
再一种就是过分地拘泥于原著。连改编剧本的体裁结构也都一如原著，硬是将“书”搬上舞台，一章一节地照书图解演绎，变看戏为“读书”，实际效果又远不如读书。
这几种处理改编与原著关系的方法，都没有在改编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川剧《红岩》的改编，在处理改编与原著的关系的时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既严格地尊重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严格地尊重原著，即对原著的主题精神和原著所塑造的典型人物艺术形象，尽可能地保持其完整乃至尽可能地突出和发扬；不拘泥于原著，即在体裁结构和细节描写上，不硬搬原著，而是按照戏曲艺术的特点，重新构思，重新创造。使文学作品进入戏曲艺术领域以后，“化”为戏曲，而不是简单生硬地“搬”进戏曲。当然，改编者在对体裁结构、细节描写重新构思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利用原著的劳动成果，其前提也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原著主题精神、典型人物和艺术成就，使之再现于戏曲艺术舞台的时候，更为光采照人，而不是使之减色。
《红岩》原著所反映的生活与主题精神，是颇为深广的。它不仅通过一个局部的革命斗争，反映了我国伟大的解放战争中敌占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波澜壮阔的面貌；更通过革命斗争，反映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崇高、广阔、坚定、机智和乐观的精神世界；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革命分子卑鄙、猥琐、狡猾、疯狂和绝望的精神世界。
这两种精神世界，是通过典型人物——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斗争来展现的。
根据《红岩》原著的特点和成就，川剧《红岩》的改编者把改编的着重点放在典型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放在情节的叙述或惊险曲折的渲染上，使情节尽可能居于“人物性格发展史”的正确地位。
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刻画人物，川剧《红岩》规定把人物众多、事件浩繁的小说原著改编为三个剧本，而不是一个剧本，即川剧《红岩》第一、二、三本。第一本以许云峰、成岗为中心人物，以沙坪坝书店（中共地下组织的备用联络站）被特务郑克昌混入；甫志高叛变；许云峰、成岗被捕后，继续与敌人坚持斗争为中心事件，写至许云峰在“群魔宴”上揭露敌人企图制造所谓“中共要人与国民党当局握手言欢”的假新闻的阴谋，嘲笑和怒斥特务头子徐鹏飞，及敌人渴望消灭的地下革命刊物——《挺进报》重新出现，在敌人惊惶失措中结束。
第二本，以江姐和双枪老太婆为中心人物，以华蓥山上党的组织领导抗丁、抗粮、抗捐为中心事件，写至叛徒甫志高被处决为止。
第三本则以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为中心人物，以监狱斗争为中心事件，写至许、江、成牺牲，齐晓轩、华子良计划越狱，重庆解放结尾。
这样，三个剧本中的主要典型人物既是统一的，又是在各个剧本中可以独立的；中心事件和情节既是连贯的，又是各个剧本可以自成段落的；三个剧本既是连台的，又是可以单独演出的。而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容不迫地写人物，充分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突出和发扬原著歌颂共产主义革命英雄人物的主题精神。
许云峰的英雄形象，在川剧《红岩》第一本中，由改编者作了笔墨酣畅的描写。在我看到过的《红岩》改编本中，这个许云峰，是刻画得最深刻，塑造得最丰满，最有真实感和艺术说服力的舞台艺术形象。
改编者抓住了原著中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许云峰在革命斗争中，对待同志，亲如手足，能迅速觉察同志们的思想变化，并能深切理解，热情耐心地帮助；而对待敌情，则有强烈的阶级敏锐性，当机立断，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持有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和乐观精神，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的利益，随时随地准备自我牺牲，以至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依照原著所塑造的典型人物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改编者在第一本《红岩》①中创造了许云峰在炮厂布置任务，书店判断敌情，茶馆掩护撤退②，“自白书”中斥责敌人，“群魔宴”上揭露阴谋几场主要的戏，作为许云峰的“性格发展史”，集中笔力，多方面对许云峰的形象作了深透的刻画。为了避免分散笔力，浮而不深的缺点，原著中出场很早的江姐、成瑶在川剧《红岩》第一本中都没有出场，原著中前面出场较多的李敬原的出场也很少。
许云峰在第一场戏中，就出现在成岗的炮厂之中。他出场的时候，正是敌人纵火焚烧了工人宿舍，强占宿舍用地扩建兵工厂，引起各厂工人反抗，并对厂长成岗（地下党员，以敌人面貌出现）责难，使成岗陷于困难和苦闷的时候。
许云峰在这个时候，面对成岗的复杂处境和苦闷，没有作过多的繁复分析解释，只是十分关切地问成岗：
“我看你这样又要应付特务，又要应付工人，有苦闷吧？”
成岗回答：“唉！老许呀，有时真有点苦闷。最恼火的是不但工人不了解我，甚至连自己家里人也不了解我。”
许云峰笑着说：“若是他们都了解你，那你这个厂长就该撤职了。”
真是春风吹火，用力不多，一语点破，立刻扫除了积聚在成岗心头上的苦闷，成岗豁然开朗地笑了。原来像成岗这样有相当革命经验和阶级觉悟的革命者，对这样的革命道理，并非毫无理解，只是在具体处境中，感情压住了理智。许云峰对于这样的问题，只是针对人物的精神状态，用拨云见天的方法，把感情拨开，让理智上升，扫除思想障碍，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
紧接着，又对照地描写了许云峰对甫志高的态度，许云峰布置成岗的工作之后，又布置甫志高到沙坪坝去开设书店，作为党的地下组织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的心理变化是：先听说要开书店，就对许云峰说：“工作应该大发展”；后听说书店不过是备用的联络站，就问许云峰：“开书店，是不是要我辞掉银行的工作。”当许云峰回答“不需要”的时候，他又立刻表示：“一定要做出成绩来”。
作为革命领导者，许云峰信任每个同志，但也深切地了解和关切每个同志。现在从甫志高的话语中，许云峰听出了某些杂音。这种杂音，不是像成岗那样的苦闷，而是夹杂着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时候，许云峰不是像刚才对成岗说话那样轻松了，而是严肃郑重、语重心长地向甫志高指出：
“只要你根据革命的原则办事，就一定能做出成绩。可是，千万不要只是为了成绩而追求成绩！”
问题的性质不同，对象不同，语气分寸也不同，但是，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则相同，革命者同志的友爱和热情也相同（这时候，甫志高还没有暴露出他叛徒的丑恶嘴脸）。第一场戏就这么几笔，通过许、成、甫三个人物的性格冲突描写，不仅把下面沙坪坝书店的戏引出来了，更把许云峰——一个久经革命锻炼，有高度政治修养，善于体现党的思想的革命领导工作者的艺术形象，勾绘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以后，在沙坪坝书店一场戏中，许云峰和陈松林一起，发现甫志高吸收的“新店员”郑克昌行迹可疑，断定书店已经被特务混入，当即对陈松林作出立即撤退的决定，同时决定要甫志高通知有关的人立即撤退，并批评了甫志高办事违反革命工作的原则和纪律的错误，进一步显示了许云峰的阶级敏锐性和英明果断。
茶馆一场戏，写许云峰发现甫志高与特务同来，断定甫已叛变，立即站起身来，高声地喊：“甫志高，你来了！”招呼他“这边坐”，故意把叛徒和特务的注意力引向自己，掩护同志——市委书记李敬原撤退。这就不仅显示了许云峰的英明果断，而且更深一层地展示了许云峰丝毫不计个人安危，全力保卫革命的崇高思想品质。
“自白书”一场戏中，写许云峰和成岗被捕后，在一起与特务头子徐鹏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揭露了敌人垂死挣扎的疯狂和空虚，更展示了成岗的慷慨奋勇，许云峰的正气凛然，稳重如山，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严正地告诉敌人说：
对着死亡我们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最后一场戏，在“群魔宴”③上，敌人想用“软”的手段利诱许云峰，不成，则想拍一张许云峰与特务头子“碰杯”的照片，好发表一篇“中共要人与国民党当局握手言欢”的“新闻”。可是，凭着许云峰的斗争经验和革命警惕性，敌人除了许云峰远离特务，满面怒容的“镜头”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地，敌人害怕的《挺进报》，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小特务拿着《挺进报》，力竭声嘶地向他的头子“报告”：“《挺进报》已经从油印变成铅印的了，朱长官来电，限令立刻破获铅印的《挺进报》，否则，要上报南京！”
戏，在敌人“呆若木鸡”，许云峰纵声大笑，声震屋瓦，以及帮腔合唱“看，革命的烈火愈烧愈炽！”的宏亮声中闭幕了；一个革命意志坚如磐石，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洋溢，在任何惊风骇浪中都稳如泰山，临危无惧，始终立于主动进攻的地位，居高临下地谈笑自若，冷对敌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艺术形象，却栩栩如生地，高高地在川剧艺术舞台上树立起来了。
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川剧《红岩》的改编，是富有创造性的。对原著有丰富和补充，如许云峰对成岗和甫志高在思想教育上的描写；有集中，如“群魔宴”上《挺进报》的出现；有人物合并，如许云峰的性格中，合并了原著中与许云峰相近的李敬原的许多东西，也有压缩，如江姐、成瑶在第一本中之不出场等等。其总的目的则很鲜明：集中笔力，树立许云峰的英雄形象，突出和发扬原著所反映的浪潮澎湃的生活与主题精神。
从川剧《红岩》改编的成果来看，这种选取主要的英雄形象作为中心人物，集中笔力加以突出刻画的改编方法，是成功的。中心英雄人物突出了，不仅没有削弱其他人物，相反地是：中心英雄人物把环绕在他左右的正面人物，以及对面的反面人物，都带出来了。川剧《红岩》第一本中，成岗、陈松林、李敬原的英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点染得很深；反面人物如叛徒甫志高、特务徐鹏飞、郑克昌、毛人凤，也揭露得比较充分。这里，一方面是由于原著对这些人物的艺术形象，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改编者在艺术方法上善于“抓住中心，带动全盘”。
川剧《红岩》在演出时，使人在思想力量上确实感到有如读原著同样的满足，并使人感到了原著的艺术成就。其原因，可能即在于：改编者不仅认真地研究、理解了原著，而且研究、理解了原著所反映的生活，在反映生活，阐明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上，严格地尊重原著，受原著制约；在体裁结构、细节描写上，又不拘泥于原著，即在突出和发扬原著人物典型性格和主题精神的前提下，按照戏曲艺术的要求，作了创造性的发展。
如何保持戏曲、剧种的特色，是将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剧目的常见问题之二。
例如：将小说《红岩》改编为川剧《红岩》，人们首先要考虑，第一，像不像戏曲；第二，像不像川剧？
人们提出这样的考虑，是因为过去有过这样的事例：在演现代剧的时候，把戏曲变成了新歌剧或“加唱的话剧”（亦称“话剧加唱”）；要不，就只是保持了戏曲的特色，又失去了剧种的特色，比方说，当戏曲演现代剧的时候，分不清它是川剧、评剧、沪剧、吕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保持戏曲艺术形式或风格多样化，保持戏曲艺术的地方色彩，为群众喜见乐闻与保持戏曲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的问题。绝不是说戏曲、剧种的特色不能变化、发展。
川剧《红岩》的改编，在保持戏曲和剧种特色的方面，也是成功的。虽然形式随着内容的变化，已有很大的发展，但看上去，它仍然是戏曲的、川剧的：现代剧。
虽然从剧本看来，由于适应题材的需要，川剧《红岩》第一本的说白多，唱词少。这似乎是容易形成“话剧加唱”的原因，但是，从以往的实践来看，说白多，唱词少，又并不是形成“话剧加唱”的主要原因。因为戏曲中有很多戏是“重说白，轻唱词”的。川剧中的“三国戏”、“列国戏”，楚剧的《葛麻》，京剧的《樊江关》……，都是以“说多唱少”著称的，但从来不给人以“话剧加唱”的联想，其原因即在于：戏曲剧本的故事情节结构，戏曲文学语言的结构，有别于话剧，也有别于新歌剧。
戏曲剧本的故事情节结构、表演、音乐的全面结合，是十分紧密的。以川剧《红岩》许云峰在“自白书”中的出场为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场戏，由特务头子徐鹏飞在“审讯室”中“坐堂审讯”。剧本上是这样写的：
徐鹏飞入座，特务朱介一声呼喊：
“把许云峰弄上来嘛！”
众特务：是。（下，内吼）许云峰，走起！
许云峰：（唱“红衲袄”冒子）
“恨叛徒卖组织卑鄙渺小，
（在小锣轻声慢打中稳步上场，亮相，怒
视两旁特务，
帮 腔：（唱）卑鄙渺小……，（接打下段锣鼓）
许云峰：（接唱）
“也是我稍大意身陷匪巢。
见匪徒逞威风张牙舞爪，
他妄想把我的意志动摇，
想到此不由人微微冷笑，
今夜晚无非是毒刑煎熬。
（徐鹏飞一看、再看、惊。）
魏吉伯：（对徐鹏飞）处长，这就是有名的许云
峰。
（锣鼓：打、打）
徐鹏飞：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嗯！
（许沉默，眼向窗外山城灯火）
徐鹏飞：我们知道你的一切，（突然起立，挺身吼
叫）你就是重庆地下党重要负责人……
许、云、峰。
许云峰：（冷然嘲讽）何、必、虚、张、声、势！
（许云峰横眉，冷眼、踢长衫、翘腿自
坐）
这里可以看出：川剧《红岩》在改编时，就是按照戏曲艺术的特点——唱、念、做、打（表演）的有机衔接，进行布局结构的。虽然，演出时导演、演员对剧本要进行二度创造，但是在剧本已经提供了富有戏曲艺术的特点的坚实基础上进行二度创造的。从剧本开始，就保持了戏曲、剧种的特色。
戏曲文学语言的结构，也不同于话剧，它虽然和话剧一样要求精炼和富有思想内容，但在音乐性上，比话剧的要求更严。唱念之间，既要有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又要讲求唱、念、锣鼓、表演之间的衔接，按“言之不足则歌，歌之不足则舞”的规则有机地结合，混为一体。
以“炮厂布置工作”一场为例，当甫志高向许云峰汇报，说已为受火灾的工人筹集到救济金两千万元金元券的时候，许云峰要结束上面的问题，提出新的问题来了，因而感到“言之不足”，于是“歌”（唱）：
“既已筹款两千万，
暂时可以度困难。
另有工作交你办……，
唱到这里，许云峰需要观察一下甫志高对接受新任务的反应，又感到“歌之不足”了，于是，随着锣鼓点，一个小停顿，“舞”（表演）起来，许云峰用眼神观察甫志高，甫志高的反应是“颇感兴趣”，并立即插白：
“呵，好，什么工作？”
许云峰挥手，招呼甫志高坐，接唱：
“你且坐下慢慢谈。”
这里，不仅语言节奏和旋律的结构，近于诗歌，而且“言、歌、舞”之间的衔接，谨严地结合了人物思想情绪的转换，形成为有机的整体。
当然，除此之外，原著中具有四川地方色彩的语言，也有助于川剧《红岩》形成川剧的特色。但保持川剧《红岩》的戏曲和剧种特色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编者创造性地运用了戏曲和川剧传统的艺术经验和方法。
说改编者对戏曲传统艺术经验和方法的运用是创造性的，是由于改编者敢于大胆革新——勇于突破，善于吸收，巧于创造。
虽然人们提出的问题，是川剧演现代剧还像不像戏曲，像不像川剧？但是，回答问题的时候，改编者并没有就问题回答问题——力求其像戏曲、像川剧；相反地，却首先考虑力求其像生活——像原著所反映的生活，像原著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像原著的主题精神。
因为改编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为戏曲现代剧的目的，是为了努力反映现代生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保持戏曲、剧种的特色，只有从属于这一目的，才有意义。
这一目的明确与不明确，是有原则区别的。目的不明确，把保持戏曲、剧种的特色放在第一位考虑，就会拜倒于传统艺术方法之下，任其束缚，以内容迁就形式；目的明确了，就能从生活出发，以努力反映现代生活为主导，驱使传统艺术方法为反映现代生活服务，以达到更好地反映现代生活。
像川剧《红岩》第一本“自白书”这场戏中，以为了更好地塑造许云峰的英雄形象为目的，改编者和导演采用了川剧传统剧目《柴市节》中文天祥的出场方法，来表现许云峰的出场。当然，这种出场方法，对烘托人物的英雄气概，点染川剧的特色，都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文天祥的出场方法，毕竟是表现封建时代英雄人物的艺术方法，以之表现现代英雄人物，显然就感到很不足了。例如，文天祥在《柴市节》中出场，是用的川剧“高腔”的“五击头”锣鼓点，也就是大锣鼓，紧打急敲。这种大锣大鼓，表现声势轩昂有余，表现沉稳持重则很不足。而许云峰，不只具有外在的英雄气概，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精神世界，要比文天祥丰富得多，广阔得多，崇高得多，要表现充满了内在精神力量的许云峰，原来表现文天祥的锣鼓点就显然不足了。
为了表现许云峰，改编者和导演，大胆突破了川剧“高腔”不用“胡琴戏”的锣鼓点的传统禁例，把“胡琴戏”中的“西皮”锣鼓点移植到这里来了，用“胡琴戏”的小锣“轻声慢打”的锣鼓点，表现许云峰出场，英雄人物的气势轩昂和沉稳持重，都得到了比较完美的表达。
但是，只有这种突破还远不够，改编者和导演，更吸取了现代生活中敌人审讯时的呼喊、吼声、虚张声势，加以提炼，融于锣鼓点中，以高声呼吼反衬锣鼓点的轻慢，以虚张声势反衬许云峰的内心充实，突出地表现了一个充满了内在精神力量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
这种从生活出发，勇于突破，善于吸收，巧于创造的艺术方法，是一种以生活为主导，熔传统艺术方法的精华与兄弟艺术精华于一炉，以完美地表现现代生活乃至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为目的的艺术方法，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方法。
虽然，川剧《红岩》的改编，还没有臻于十全十美，典型人物，有的地方还没有达到原著的深度，反映生活的壮阔气势，有的地方还没有达到原著的成就，如“自白书”和“群魔宴”的斗争气势，尚没有像读原著那样满足，部分文学语言结构，有粗糙之嫌，但从改编的总的水平来看，是成功的。特别是从生活出发，尊重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批判地继承和运用传统艺术方法，保持戏曲和剧种的特色，以更好地反映现代生活的改编方法，为改编现代优秀文学作品为戏曲现代剧目，提供了新的经验。
当然，改编只是戏曲创作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主要的方面，是剧作者深入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以努力创作来反映现代的沸腾生活。但是，川剧《红岩》改编实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将现代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戏曲现代剧目，也必须从生活出发，对生活有充分的体验和理解，才能充分地理解原著。只有熟悉生活，熟悉戏曲传统，才能从生活出发，创造性地革新传统艺术，完美地表现现代生活，乃至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
1963、8、12上海
注 ①川剧《红岩》在上海只演出过第一本。
②“茶馆”一场，因扮演李敬原的演员未随剧团同来，所以在上海没有演出，我只读过剧本。
③“群魔宴”一场，因扮演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演员刘成基同志没有和剧团同来，戏中毛人凤一角没有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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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雷锋之歌》
王叙之
在我国广大人民争相学习雷锋的热潮中，出现了不少描写、歌颂雷锋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有戏剧，有说唱，有报告文学，也有诗歌。就诗歌看，其中引起较强烈反响的是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雷锋之歌》，实际上是一代革命儿女的赞歌。在诗人笔下，就其广阔的代表意义讲，“雷锋”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我们阶级的整个新一代的姓名”。通过雷锋这个革命形象，作者揭示出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新人的光采，而这个新人正是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军队所哺育、培养出来的。
从我们革命队伍的行进中，诗人敏锐地看到雷锋形象出现的深厚根源和时代意义。雷锋，是“阶级队伍的生命群山”中新的高峰，是不倒的红旗下的坚强的战士。诗人对雷锋形象着力歌颂的首先就是他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雷锋的战斗的一生，告诉我们决不可忘掉过去，决不可忘掉阶级斗争，决不可忘掉革命要革到底这珍贵的真理。对于雷锋作为自觉的阶级战士的意义，诗人也正是从生活的新课题，从时代的要求，抒发了战斗的诗情。旧社会的苦难成为过去，但是不是革命事业“大功告成”了呢？是不是既无“阶级”又无“斗争”了呢？是不是能听那些催眠术一样的谎言呢？雷锋形象严峻地驳斥了谎言，而用活生生的范例表明：这就是革命的新一代对当前生活课题的回答，这就是革命者的道路，这就是要永远革命。这样的形象，特别显得重要就在于他出现在“无产者大军重新集结的时刻，在这新的斗争信号升起的黎明”。
在揭示雷锋形象时代内容的基础上，长诗深刻地道出我们学习雷锋的感受。诗人在这里不是用一般道理诉说，而是用真情实感，那么有力地扣响了时代精神的弦，深深打动我们的心。作者的感受和我们那样一致和亲近，又使我们想得更多更深。诗人把雷锋写为自己的阶级亲人：“我写下这两个字：‘雷、锋’——我是在写呵，我的履历表中家庭栏里：我的弟兄。你的年纪，二十二岁——是我年轻的弟弟呵，你的生命如此光辉——却是我无比高大的长兄！”这是朴素、亲切的阶级感情的抒写。“我不能远远地望着你的背影把你赞颂——我必须赶上前来！和你一起呵——奔向这伟大的斗争！”诗人把雷锋当做一代人的优秀代表，把自己当做千千万万要学雷锋的人们中的一个。因此，我觉得诗人直接用第一人称“我”来抒发的感情是通向集体，通向我们大家的心的。诗里不仅以诗意的夸张生动地写雷锋的影响像春雷、春风那样鸣响、飞行在天空，写雷锋的精神使红领巾、白发人都受到感召，诗里还写了“奔你来！学你来！”在大地上成长着十个、百个、千个雷锋，写了学习雷锋浪潮之深入人心和随之出现的新景象。诗人用豪迈而精炼的语言写着：
呵，雷锋，
就是我们！
我们，
就是雷锋！……这是闪光的诗行，是时代的鼓点，也是我们向雷锋发出的共同誓言。
在这首长诗里，对雷锋形象的塑造，是鲜明而又简洁的。表面上看来，好像对雷锋形象的直接描写并不多，实际上作者是从抒情诗的特点出发，运用了集中刻画和多方面映衬、烘托相结合的手法，突出地树立了雷锋光华四射的形象。雷锋的成长和生活道路在诗里写得很概括、扼要，却很富有感染力。抒情诗里描写人物不可能详细铺陈过程，作者就把力量用在抓住雷锋生活中的特征性东西，和饱满的感情的抒发结合起来。特别突出的是，诗人以明朗的线条和透辟的笔力，为我们展现了雷锋那广阔丰富的革命精神世界。对雷锋的革命思想意志的培养，诗里写得形象简练而意味深长：“你前进的脚步在《毛泽东选集》的字字行行——那真理的阶梯上，攀登……攀登……雷锋，我看见在你的驾驶舱里，那一尘不染的车镜……我看见在你车窗前那直上云天的高峰……”。对雷锋的阶级感情写得很强烈，很有深度。对雷锋从带着血泪迎接解放，到警惕地注意今天的敌人的阴谋，都写得感人。诗里写得好：他的“爱和恨，不可分割”，像阴电阳电一样相反相成，闪着火花，发着巨大的热能。对雷锋在平凡岗位上出色的成绩和行动的描写，作者把雷锋音容笑貌和思想脉络结合着作了生动的勾画。看作者笔下，雷锋这个具有着纯净、透明的革命红心的人，是有着怎样乐观、无私的精神面貌：“在我们灿烂的阳光里，怎么能不到处飞起你朗朗的笑声？你的稚气的脸上，哪能找到一星半点忧愁的阴影？”诗里写雷锋每一思念和梦境都是人民，他的每一脚步和呼吸都是革命，这是很突出而传神的笔墨。对雷锋的革命胸怀，诗里也有一段语言简约而含意深广的描写：“……老战友们总还习惯叫你‘小雷’——你只有一百五十四厘米——身高呵，二十二岁的年龄……但是，在你军衣的五个钮扣后面却有——七大洲的风雨、亿万人的斗争——在胸中包容！……你全身的血液你每一根神经都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而你同时在每一天，每一分钟，念念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难的弟兄！……”
雷锋形象在这首长诗里还可以引起我们很多联想与思索。可以感到，诗人平素对各种生活现象曾经作过反复思考，因而在歌颂和刻画雷锋形象时，不是就一人歌一事，不是平泛地赞颂，而是将由雷锋所引发起的对生活重大问题的思考作为诗的根基，是以立意深远的哲理贯穿全诗的。在诗的开头，作者就提问假如生命重新开始，要从哪条道路走上最壮丽的人生？“人，应该怎样生？路，应该怎样行？”长诗用雷锋的形象雄辩地回答了“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诗篇紧紧抓住这样的立意，把立足点放在革命人生观的高度来观察、描写和抒情。许多精采的诗节、诗行都像一道道光线引人从雷锋形象看到更多东西。
这首诗读来音韵铿锵，有如流水直下，虽是一首长诗，读起来却不觉其长。诗的语言运用上富有感情，也很明快、多采。诗里那些丰富广远的联想，新颖贴切的比喻，都使人觉得这首歌颂革命，歌颂战士的长诗，正该有这样壮丽的面貌。许多生活特征、事例，当被作者独具匠心地构成凝炼形象的一部分时，像是突然闪光了，可以在我们心头引起不平常的火花。就像诗里写到“我用发烫的双手抚摸着我们的红旗——又一次把母亲的衣襟牵动……”这里写对党的热爱和为雷锋形象出现的欢跃心情，是多么深挚，而给人的艺术意境又是多么朴素而新鲜呵！可喜的是，作者在诗的联想和诗句的锤炼上，又努力于把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收来的营养化为自己诗作的血肉。作者发挥了这种诗体自由挥洒、汪洋恣肆的长处，然而在表现上又有着我们浓厚的泥土气息和适于我们吟咏、朗诵的节奏和韵律。比如用“梅花的枝条上，会不会有人暗中嫁接有毒的葛藤”来提出生活的新课题，又用“倒转斗柄的北斗”和“纷纷坠落的流星”来唤起对“什么是无愧无悔的新人的一生”的思索。有些材料好像是顺手拈来，实在是精心运用而达于自然。如用“我是一个兵”这一流行群众歌曲现成句子而深化为表达永不变心的革命战士的意志。这使人感到作者那种善于运用材料的长处。
长诗也有一些尚觉不够的地方，如有的地方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认识，但还不是全都能和凝炼的形象结合得很好。总观全诗，却是革命热情充盈全篇，奔腾呼啸，气势雄浑，是激发人心的鼓声。我们喜爱《雷锋之歌》，也为诗人诗歌创作的新成就而高兴，希望作者不断有更感奋人的新诗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