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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田纪事
本报记者 袁木 李进挺
毛田，是湖南岳阳县的一个区。解放前，这里原名“茅田”，岭秃山荒，是被人们形容为“只长茅草不长禾”的穷地方。如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片兴旺景象。远处，云雾缭绕的高山上万木争荣，苍翠可爱；近处，一片片果木林环抱着秀丽的山庄。在那与云天相接的层层梯田里，金黄色的水稻茁壮生长。点缀在山旁岭间的二十八座新建水库和一千多口山塘，已经使绝大部分土地可以自流灌溉；高山脚下新建的一座小型水电站，破天荒地照亮了这里的几十个山村……。
人们常说：“透过一滴水看大海。”这里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来看看新的毛田吧！一
一九五九年冬天，区委书记许志龙和副书记刘志耕，带领着相思山公社冷山大队的社员们，登上拔海近千米的“冷山”，开始了全区第一次群众性的集体造林活动。人们在上山以前还开了个社员大会，一致决议把“冷山大队”改名为“林海大队”，以表示他们改造荒山的决心。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许志龙冒着漫天风雪，迈开大步，越过几十里的崎岖山路，又一次兴冲冲地攀上了“冷山”。他举目一望，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原来，一个多月前他和刘志耕带领社员们在这里种下的一大片树，现在满眼是枝枯叶黄，大部分树苗死了。这真是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
怎么办呢？在失败面前就此放手不干吗？农林牧副渔如何才能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区委的会议上。经过讨论，很快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困难不能挡住我们！”全体区委委员再一次爬上了冷山。
在一片枯枝黄叶中，人们也发现有不少成活的树。不是冷山不能造林呵！死了的树苗绝大部分是因为挖坑不够深，培土过少过松，又没有及时浇水，根不舒展，经过几场风吹雪压，自然就活不成了。
许志龙和一些干部，在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成了钻研造林的“技术迷”。他们踏遍许多荒山秃岭，在陡峭的岩石缝里找到了两株长得郁郁葱葱的古树，这说明高山秃岭上是可以植树造林的。于是，他们一面把这些“活教材”向群众宣传，一面把有高山造林经验的八十多岁老农邓双玉请来当“技术顾问”；人们还三番五次地翻山越岭，到国营大云山林场“求经取宝”。群众性的造林活动重新在全区展开。
人们吃水果随口吐掉果核，是最平常的事情，可是许志龙吃水果，却想起了家乡的建设。有一次，他到县里开会买了一斤橘子，吃了以后就把橘子籽保存起来带回区里，准备在从来没有种过柑橘的毛田区种上橘子树。如今，他亲手栽下的一批橘树已成长壮大。这是第一次在毛田生根落户的果树，这是这里普遍种植梨、桃、苹果等果树的开始。后来当第一批梨树开花结果的那一年，在区委会所在的八斗村，区委又召集了一个五十岁以上老农的“吃梨会”，各公社都派有社员代表参加。人们第一次吃着自己培育出来的甜梨，植树的兴趣更浓了。二
山区怕暴雨，更怕干旱。毛田的人们说：过去这里是“一场暴雨一层沙，一月无雨干死蛇”。解放后，这里陆续地兴修了一些小塘小坝，但是，比较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还是在公社成立以后。工程艰巨的龙形寺大队“和尚咀”穿山引水工程，是毛田区人民兴修水利高潮中激起的第一个浪花。
一九五八年冬天，当时的公社党委委员、如今的云山公社党委书记李卫忠，来到龙形寺大队找到了解放前当过多年长工的谢德安，问他：
“都说‘和尚咀’是天生的干死蛤蟆旱死蛇的地方，难道硬是找不到水源？”
“水源倒有，就是隔了一座石山，过来不得！”谢德安说。
“打开石山，让千年的流水换条路，可行？”
“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
“这话怎讲呀？”
“听老一辈的人说，前人也想过穿山引水，可那时人单势孤，不过想想罢了；如今人多势众，只要心齐，再大的山也能扛它走！”
李卫忠听到这里笑得合不拢嘴。他和龙形寺大队支部书记李三畏、谢德安等人几度上山，反复勘察山势和水的流向，经过仔细的研究，支部终于下定决心：“穿山凿洞，引水过山！”
消息传了出去，有的人兴奋得磨拳擦掌，也有人抱着怀疑态度：“同铁一样硬的石山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能办得到早就办了，还等着我们去瞎操心。”
究竟引水工程该不该办？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老农谢德安也请来了。五十多岁的谢德安还没有说到工程上的事情，先向大家诉起苦来：他在“和尚咀”当过长工，因为受不了地主的压迫，抗不住连年的灾荒，曾经逃荒在外二十多年……。穷人谁家没有辛酸？“诉苦”，使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打倒了阶级敌人；如今，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依靠这股力量办前人不能办的事！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作好了必要的施工准备，工程很快开始了。
镐把抡断了，锄头卷了口，手上打起了一串串血泡，工程进度却像蜗牛爬坡似的。一些好心肠的社员，跑上山来劝阻大家：“穿山不成不要紧，可莫把人累坏啦！”“穷山恶水只怪命苦，这是霸蛮不得的！”
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吗？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能在“命运”面前低头吗？不，他们坚信石山可以凿穿，就是工具需要改进。人们在山上架起了铁匠炉。凿山的钢钎钝了，马上就地回炉。有些几尺长的钢钎，到后来磨得只剩下几寸长；山坡陡峭，他们就在腿上绑上破絮，垫上稻草，跪在石山上凿。许多社员看到他们那样地奋不顾身，感动得流下了泪。自动跑到工地上要求轮班的人，越聚越多。
两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穿透石山，修成了一条十丈多长的石渠，隔山的溪水被引了过来，一百二十多亩“望天田”能够自流灌溉了。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区。从此，毛田区的兴修水利运动，就像海潮似的，一浪高过一浪。三
每人平均只有一亩田的毛田区，增产粮食的主要出路在哪里？区委研究了外地的经验和本地的条件，决定在抓改良土壤和开垦荒地的同时，推广双季稻，让一亩田打出两亩田的谷子来！可是，区委的号召发出以后，群众的反应却不很热烈。有些人认为：“山区种一季稻，这是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改不了！”
怎么办？区委一致认为：干部带头种试验田，取得经验再推广。许志龙到水庙坳串连发动了几个老农积极分子，在土质、水利、阳光等条件同这里的一般土地差不多的地方，首先带头种了一亩一分双季稻试验田。许志龙带头脱鞋下田，送肥车水，栽秧培育。这一年，许志龙的试验田一亩收了稻谷八百多斤，比邻近的单季稻田多三百多斤。
一些对双季稻抱有怀疑的农民，白天不来，夜晚却打着灯笼到区委书记的试验田里看苗情，查禾蔸。山区种不成双季稻的看法，逐渐地改变了。
毛田区大部分耕地都挂在山梁上，有些地方是“三月飘雪九月霜”，双季稻在高山地区种不种得？如果高山地区不推广，粮食大幅度增产又怎么能成为现实？区委的同志们分析了情况，决定在山矮畈大，土质、水利、阳光等条件较好的地区，积极推广；在高山地区，进一步试验，让实践来做结论。
试验田又搬上了高山。公社党委委员方全森同毛塅村的社员，在海拔八百米的地方种了七亩试验田，这是全区种的最高的几丘双季稻试验田。结果，这里也获得了比单季稻增产百分之六七十的丰收。晚稻收割以后，区委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人们的思路更加开阔了。
毛田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推广双季稻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在各种条件不同的地方，采取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办法先搞试验，取得成效再逐步推广。各公社和生产队种植双季稻的计划，每年都要经过干部和群众反复地讨论。他们就是这样既满腔热情而又实事求是地对待新鲜事物。到一九六二年，这个区的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共种双季稻二万四千多亩。这一年，全区获得了亩产粮食六百九十斤的大丰收。而过去种一季中稻的时候，每亩产量最高也只有四百斤。四
毛田区委在领导人们战胜一个个困难的时候，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去冬今春，一条公路的建设经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改善交通，这是山区群众迫切的需要。可是，从毛田通往相思山公社的公路究竟修不修，曾经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和讨论。
路修不修，本来在多数区委委员中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但是，在一次专门讨论修路问题的区委会上，仍然没有马上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办法。区委会议决定：路修不修，怎样修，最好还是再深入下去问问群众。
全体区委委员都下去了。一部分人邀集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农民，一次又一次爬山越岭，勘察线路，对原设计又一次作了修改，减少了几处险工和三个涵洞工程；一部分人到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召开座谈会，广泛地征求群众的意见。
一位不大主张修路的区委委员，走了十一个生产队，每当提起修公路，社员们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啥时候动工？”在一些社员座谈会上，人们当场编出歌谣，表达对新建公路的向往：
“相思岭相思坡，高山峻岭险路多，一日难行三十里，三日难行几道坡。”“弯弯扁担肩上压，祖祖辈辈受折磨，何日修得公路好，不用肩挑用车驮。”有八个生产队听说要修路，连夜准备铁镐和做饭的大锅。
一致的决议很快就在区委会上通过了。原来对修公路有顾虑的区委委员在会上说：“领导不能落后于形势啊！担满担，硬撑肩，再重的担子我们也要挑起来！”
有了这样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有了这样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在人们面前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从动工到基本完工，整个工程不但比原计划少用四万多工，而且缩短了工期半个月。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可以集中反映出毛田变化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数字：到一九六二年，毛田全区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达到三千二百多万斤，这比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九五八年还要高百分之二十八。山区养猪的条件并不好，如今这里存栏的猪有一万几千头，每户平均一头还多。几年来，人们在荒山秃岭上种下的杉树、油桐、油茶等用材林和经济林木共有五万多亩，新栽的梨、桃、苹果、橘子等果树共有十四万多株。广大社员面对着这些巨大的变化，都热烈地赞颂“集体经济是金边饭碗，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附图片）
这是在毛田区云山公社大云山下的梯田。这里海拔约有八百米左右。 新华社记者 王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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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喜哥”
曾毓秋 黄如枢 陈声扬
“你们要访问加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林红喜么？”中共福建宁德县戈童区区委会秘书老周同志对我们说：“你们要找他，不要上他家去。白天他很早就出工去了，晚上，不是到社员家去串门，就是到生产队去了。要找他，得上田头去找，叫一声‘老喜哥’，就会找到。”
劳动悉真情
赶了十几里山路，天色向晚，我们来到了一个四周都是翠绿的山峰的山村。一片茂密的稻子，喷吐着诱人的甜香味。田野里人喊牛哞，热闹非常。尽管村边屋角已飘起了淡青的炊烟，看来人们还没有收工的意思。我们一想到区上同志的话，便推测：这里莫非有老喜哥在？站在田边打量了一会，一色都是福建东部农民惯常的打扮：头戴斗笠，身穿苎布粗衣，实在分不出哪个是党支部书记。姑且冒叫两声吧：“老喜哥！老喜哥！”果然，田里一个人应了一声，直起腰来，手提秧桶，从田塍上稳稳当当的走了过来。看那走田塍的功架，便知道是个干田头活的行家。
他引着我们穿过整整一排新屋——这都是社员修的，直到村头上，一圈土墙里围着一间朴素的旧屋，这才是他的家。屋子虽旧，却很整洁。特别惹眼的是一排农具，单是我们数得出的有山锄、板锄、田刀、耘田器等六七种，全都雪亮锋利，看来是经常用的。墙上的棕衣，苎衣，担柴的柱杖、千担，甚至带到田头挖蚯蚓喂鸭的小竹筒，都一应俱全。
月光下，我们和老喜哥谈了很久。
我们先谈到在区里听到的一件事：社员孙妙顺的妻子在天亮以前生下孩子，天刚亮，老喜哥便来敲门道喜，并且通知孙妙顺到生产队去领补助粮食。孙妙顺一家人都很纳闷，为什么工作十分忙碌的老喜哥如此关心这种小事，而且一清早就知道了消息呢？
当我们向老喜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既简单又平常：“妙顺常和我在一起劳动，有事经常攀谈，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家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早就晓得他老婆怀孕了。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发现他神色有点不安，算算日子，也该差不多了。那天清晨，他不曾出工，听身边的社员一说，我再代他算算家里的人口粮食，怎不知道他有困难？我们队里早有规定：凡是添丁，家里有困难的，都有补贴。我们在田头商量一下，我就放下锄头通知他一声，这事平常得很嘛！”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又说下去：“我们都是一样受过苦的人，穷兄弟过去的苦楚不能忘！今天有啥困难，更不能不管！”他激动起来：“孙妙顺是个贫农，他从父亲手上起就困难，是靠一条扁担添吃的。常言道：肚痛知道肚痛人嘛，我也是个受过苦的人。我当干部，又不是当官，社员有困难能不管吗？”
义 务 轿 夫
不只是孙妙顺一家。我们还听到了这么一件为社员普遍传说的事：一天晚上，老喜哥刚吃晚饭，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哭叫，紧接着就没声息了，几个小娃娃跟着就像打锣一样喊起来。他赶紧丢下筷子赶了过去，发现这家主妇孙细喜突然晕倒了，脸色黄得像草纸，牙关咬得紧紧的。他忙叫老喜嫂把她抱到床上，同时派人连夜到戈童镇上去请医生。孙细喜的丈夫在外工作，家里没有其他的大人。老喜嫂便一手托起两家的担子，代管孙细喜的家务，照顾娃娃，浆洗衣服，比管自己的家还细心。
那时，恰好是挖番薯、种麦的当口，劳力很紧。老喜哥帮助生产队安排了劳力，派人请医生、抓药；再安排人值班，轮流看护病人。他自己带头先值第一班，并且和社员们一道，服侍了好几个通夜。
戈童镇上医生来了，说病人非送到镇上去治不可。十五里上坡下坎的山路，怎么把病人送去呢？老喜哥又出了个办法：借了顶轿子，叫一个妇女拦腰把病人抱着，坐在轿里，两个社员一班，轮流抬。不用说，义务轿夫里也有老喜哥。临走前，他还特地向抬轿的社员交代：“一轿抬两个，累是累一点，但要念到病人，可不能喊累，也不要高声说话，免得病人心里不安。”
孙细喜的病终于抢救过来了。她的丈夫赶回家的时候，握着老喜哥的手道：“老喜哥！有你们在，真是天塌下来都不怕呵！”
老喜哥道：“你在外边干革命工作，还不是为我们大家，这是我们的本分；再说，这事对社员也是个很好的教育，要是没有集体的力量，能把病人救过来吗？！”
知人更知心
老喜哥看人看得准，底摸得清，这也是社员们夸奖的。有个社员名唤李徐贵，脚上生了疮，队里花钱给他治好了。插秧大忙的时候，他却接连两天都没出工。好些社员都很生气，说：“这个人忘本啦！”生产队长向老喜哥汇报了这个情况。老喜哥想了想，对生产队长说：“我看，其中怕另有原因，是不是脚没全好？”生产队长争辩道：“他脚上疮口早就合了。”老喜哥却坚持先了解一下。他登门和徐贵把体心剖意的话一谈，徐贵道：“多承集体的情，把脚给我治好了，我哪有不感念的，就是脚没好全，看外头是合了，还下不得水，干不得水田活，请队里给我派旱地的活，我一定出工。”老喜哥转告生产队长，改派了旱地的活，果然出工很来劲了。
“老喜哥，你到底凭什么断定他另有原因呢？”我们问。
老喜哥还是那样简单又平常地答道：“凭的是平常在劳动中的了解。这个人是贫农的底子，平常出勤经常，劳动态度也好，干活是个好把式，不是那耍五花棒子的角色。他在紧工时不出工，必定有点不得已的原因。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经过这么寻根究底地一问，我们终于了解到老喜哥为什么这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原因了。你掰开他的手数数看：一、二、三、四……那上面不是厚厚的八个茧子吗？他从土地改革起，当了十三年干部，这些茧子没有褪过。这就是老喜哥的本色。正是在长期劳动中，他才培养出了对自己阶级弟兄深厚的感情！
我们又问他：“又要工作，又要劳动，有什么困难吗？”
“困难，”他激动地说：“这比过去受苦还困难吗？我是跟人家当放羊娃出身的，那时，我没有屋住，就在人家牛棚旁搭了个草篷安身。”
他浓眉一动，沉思了一下，接着说：“党经常教导我们：党员、干部是人民的长工，如果不劳动，一天到晚摇摇摆摆，怎像个革命干部的样子呢？手一离开锄头把子，那就是楼上不晓楼下事了，社员们谁还肯给你讲贴心剖意的话？有些神神鬼鬼的活动，你怎能不给蒙在鼓里？”
“不光是我一个。我们大队四个主要干部都参加劳动。常言道：龙头一动龙尾摆。社员们看到干部又工作，又带头出工，就争着干活。大家在一起劳动，身贴着身，心贴着心，团结好了，各种工作也就好办了。”
就我们了解到的材料，事情果真是这样，在老喜哥的带动下，全大队的生产成为全县生产最出色的大队之一。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年增产二成，一九六二年又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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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队里的‘赚钱货’”
今年夏播期间，我县塘町公社刁家营大队第六生产队，在组织社员突击送肥的时候，队长刘成明为了让队里的三辆排子车装得多，路上又不漏撒，就用六元钱，买了三对“荆笆”，安在车上当堵头。社员们都很满意。可是有木匠手艺的社员高金书，却有自己的看法，他想，一对荆笆两块钱，既贵，又不结实，恐怕拉腾不了几天就得坏。果然不出所料，没出三天，有的荆笆就不能用了。
高金书看到这种情况，就找到队长刘成明说：“前几天我去威县城里赶集，见到有个门市部正处理旧箱子，挺便宜，要是买回来加工成木堵头，可比荆条编的结实得多。”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了队长的支持，当时就支了两块钱买回箱子。
高金书背着旧箱子回到家里，连水也没顾得喝，就拿起锛、斧、锯和自己的钉子，乒乒乓乓干起来。一晌午做成了两对堵头。事后，队长要给他记工分，他笑着说：“咱会这手艺，给队里抽空做点活算什么，不用记。”
高金书的媳妇徐秀云听说金书赔钉子、误工夫给队里做车堵头，就不大满意。后来又听说没要工分，心里更有气，就指着高金书的鼻子，说他是大傻瓜，骂他：“我看你就是个‘赔钱货’。”高金书向她说：“队是大家的家。一个社员抽空给‘家’里做点事，干吗一定要记分呢？我赔点工夫、钉子，可是队里节省了钱。你说我是‘赔钱货’，我看我是队里的‘赚钱货’。”
河北省广宗县
阎清兰 常磊 丘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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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赚和赔
这条短短的来信，记述了一对夫妻之间的小小的冲突：
“我看你就是个‘赔钱货’！”妻子说丈夫。
“我看我是队里的‘赚钱货’！”丈夫回答。
赔了钉子，又赔工夫，一分没记，这不分明是赔了吗？妻子的话似乎是有理由的。
只花两元，就把两只旧木箱改造成两对结结实实的木堵头，既省钱又耐用，这不分明是赚了吗？丈夫的话也是很有道理的。
夫妻二人，本是一家，同一件事，两种说法，原因何在？原来两个人站的立场不同。妻子说“赔”，是站在他们小家庭的立场上说的；丈夫说“赚”，是站在集体的立场上说的。赔赚之争，反映着集体农民的思想变化和新旧思想的冲突，也说明新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
今天，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里，我们看到千千万万像高金书这样的人，他们以队为家，以社为家，关心集体，他们逐渐摆脱小私有者思想意识的影响，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中，用集体主义思想代替利己的旧思想，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正在促进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能忽视，还有一些像徐秀云那样的人，他们仍然受着旧意识的支配，处处打着“小算盘”，计算着个人的赔赚。
从这个争论中，我们看到了集体经济中的时代精神的闪光，这种光芒正在日益扩大，而小农经济所遗留的旧思想，将日益缩小直至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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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管理节约农村用电
最近，我们到大同市口泉区调查农村用电情况，发现用电收费过高，影响对农业的支援。研究其原因是：
一、有些地方安装设备、架线因陋就简，而电业管理部门又放松检查，放宽送电尺度，因而引起跑电和输电路耗过大，浪费电力，增加费用。口泉区南村大队平均每瓦最低耗电量比城市照明用电平均每瓦最低耗电量高好几倍。同时，在设备安装后，有些大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及时交电业管理部门管理和维修；电业管理部门也由于力量有限，不积极接管。加以设备差，使输电路耗过大。
二、管理制度不严，引起用电浪费。有些大队不论灯泡大小，一律平均收费，因而出现了家家户户陆续掉换大灯泡，而且早开、晚闭，有的整夜不关灯。路灯更是无人管理，昼夜不灭。
三、附近厂矿供电收费大。有的大队从附近厂矿挂线供电，要按厂矿单位的规定多出一部分线路维护费，收费不够合理。
加强管理，降低农村电费，是当前农村用电的重要问题。建议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对农村电气事业进行一次普查，摸情况，找问题，加以解决。并根据条件和可能进行维修，逐步消除设备缺陷。对生活用电收费问题，也要订立合理的制度，杜绝浪费现象。
大同市口泉区人委办公室 杜宇 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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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日
山西左权县城关公社西关大队贫农社员刘闺女勤俭过生日的事，在全队社员中传为佳话。老人刘闺女，今年八十岁，子孙满堂。七月二十一日，是老人生日。十天前，她的儿子范元存就打定主意：娘过去受了一辈子苦，少吃没穿，如今家里粮钱不缺，今年八十寿辰，理应祝贺一番。他准备花八十多元钱，用六十多斤粮，摆六桌酒席，吃十二碟八碗，请五个鼓手，吹唱一天。
他筹划好就和母亲商量，老人一口就说了两个“不，不！”她说：“元存啊！可不要给娘祝寿破费呀，你忘了咱过去吃了上顿不见下顿的日子啦，你爹给地主打短工，我给人家做针线，因没房住，一辈子就搬了十多回家。如今咱日子好过了，可也得富当穷过呀！”
老人一阵诉说，元存心里一阵难过，娘俩商量好改变了主意。
生日这天，范元存家里很热闹，但并没大摆排场，只是添了老人的女儿和女婿。早上全家要给老人行礼，老人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孩们，要行礼就先对他老人家行吧！”中午，全家吃着白面条，老人喜笑颜开，话越拉越长，从上三代说到小孙孙身上，忆苦思甜，无意中给她的儿孙们上了一堂“家史”教育课。
山西左权县 杨滋春 段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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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盲艺人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报刊、影剧、说唱等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少的贡献，而对盲艺人这支文化队伍的力量却重视不够。
盲艺人有说唱拉弹的各种技艺，过去，在婚姻法和抗美援朝等宣传中，他们在广大农村说唱，深受群众欢迎。现在，在农村的集市上也常有盲艺人在说唱，但他们说的唱的缺少新的内容，也缺乏组织领导，建议有关文化部门，应当重视盲艺人的工作，组织他们学曲练唱，提供新的说唱材料，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让他们作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战士。
山东聊城县斗虎屯区前吴庄
许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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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内蒙古寄来的草药
我是北京市京西木城涧煤矿的一个工人。前些时候，我爱人脖子上长了一种疮，经医院治疗无效，病情继续恶化，全家人都很着急。后来在一位朋友处打听到“狗舌头”草能治疗此病，可是这种草只生长在内蒙古。而在内蒙古我们既没亲戚又无朋友，上哪儿去找呢？后来经全家研究决定，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收发室去了一封信，请求协助解决。
不久，呼和浩特市人民委员会收发室的同志，果然把草药从遥远的内蒙古邮寄来了，并且写信对我家进行了友谊的慰问，全家人感激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我爱人经用此药治疗后，病情一天天好转，目前已痊愈。此药还给别的同志也治好了同样的病。我爱人提及此事，感激得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全家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这种阶级友爱；才有这种新的人和人的关系。
北京市京西木城涧煤矿 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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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有感
鲜明的对比
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看到了《老大娘千里探亲记》的简短通讯，喜悦、激动之余，回忆起我在解放前的一次经历，两相对比之下，内心颇有感触。
一年暑假，我从学校返家途中，皮箱和钱包丢了。在旧社会，一个人遭了意外事故，有谁来同情和帮助你？在焦急之中，我找到了一个家在当地的同学，遭到了“婉言谢绝”。我记起父亲一个同乡，在这个城市开着一个生意兴旺的山货庄，我又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去，结果是又尝了一次闭门羹。最后，只好搜集了仅存的钢笔、书籍和鞋帽等物，重演了一出“秦琼卖马”，从旧货店换回了几张钞票，才算摆脱困境。
在那黑暗的年代，像这样的经历，不只我一人有。看到那位千里探亲的老大娘和我相似的遭遇及其不同的结局，深深引起我的回忆与对比。
当那老妇、幼女误以为丢了钱包，慌乱中又在杭州下错了车，真叫人着急的时候；看到铁路工人刘西阳、三轮车工人潘则同、陈振华和旅店服务员、汽车站值班员等人对这位老妇和幼女的热心照料和帮助时，又使人激动不已。从老大娘这一经历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人有事、众人相助，舍己为人、助人为乐！不是吗？在刘西阳、潘则同、赵依海、陈振华、杨锦华等同志身上，在那不知名的旅店服务员和某干部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社会的闪光。
内蒙古多伦县中学 张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