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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苏联报刊是怎样诽谤和攻击中国的
编者按：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开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发动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反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仅在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就刊登了二百八十六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论、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苏联的其他地方报刊也刊登了大量的这类材料。这些对中国的攻击，同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样，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的颠倒是非、造谣惑众的手法。
他们给中国共产党扣上了数不清的帽子，什么“左倾机会主义”啦、“教条主义”啦、“冒险主义”啦、“假革命”啦、“民族主义”啦、“种族主义”啦、“宗派主义”啦、“分裂主义”啦，等等。
他们污蔑中国要“借助世界战争推动国际革命”、“要把美苏推到核战争中去”、“要毁灭欧洲和北美的文明中心”；他们污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同尼克松、戈德华特、戴高乐、西德复仇主义者等反苏反共魔鬼站在一条战线上”，“鼓动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对成吉思汗有“真正的个人迷信”，是“个人迷信的保护者”，等等。
他们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污蔑中国建立人民公社是走上了“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是“反科学的、民族主义的、最有害的”、“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等等。
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的论点，他们甚至用转载帝国主义报刊的反动漫画的方式，来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苏共领导人发动的这个反华运动，表面上非常嚣张，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们理亏心虚，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面目。这种诽谤和谣言的攻势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请他们想一想戈培尔的下场吧！
为了让读者看一看这些谣言和诽谤制造者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再一次不惜篇幅，选择其中一部分陆续加以发表。
攻击中共是“死抓住习惯公式的教条主义者”
污蔑中共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方针
《真理报》七月十五日发表题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的社论说：
“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的不友好的行动，由于他们力图加剧由他们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由于他们明显地歪曲我们党的立场，不正确地解释我们暂时拒绝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的原因。
“中国同志的破坏活动、他们最近这封信的内容和腔调、他们在违反兄弟党之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散发这封信时的纠缠不休和顽固态度，使得有必要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但是，不久之前，中共为一方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中国同志们在‘正确解释’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借口下，歪曲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的最重要的论点，并就当代的基本问题提出和坚持特殊的立场。
“苏共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业已产生了的分歧，采取了不少步骤来在原则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恢复观点的一致。其他兄弟党也作了这种努力。但是，中共领导忽视共同利益，继续实施自己错误的方针和加深自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
“而中共领导的立场怎样呢？中国同志宣传这样的论点，说什么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说什么争取和平的斗争阻碍革命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声称在战争中可以牺牲亿万人，断言‘在死亡的帝国主义废墟上’，换句话说，由于发动热核战争的结果，‘将创造美好的将来’。”
“当时中国领导人也赞同这样做。他们谈过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国际意义。然而中国同志现在却来了一个大转弯。他们扮演了个人迷信保护者的角色。”
“中国领导人企图把另一种错误的和有害的方针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革命力量。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总路线’，这条路线不是别的，而是不考虑时间和实际的阶级力量对比，罗列工人阶级的最一般性任务，这条‘总路线’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阶级、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中国同志提出所谓苏共拒绝支持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拒绝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骇人听闻的断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当代根本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同他们旨在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实际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尖锐攻击各个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企图在许多党里面支持宗派主义集团。”
“中共领导人在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攻击中，给了南斯拉夫问题以特殊的地位。他们把情况说成是，似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而引起的。”
《消息报》七月十六日发表题为《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的编辑部文章说：
“可是在若干时候以前，中国领导人开始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开始歪曲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最重要论点。他们把同各兄弟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去。尽管苏联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力求进一步发展合作，可是，中国的机构开始缩减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员中间、甚至在居民中间展开了旨在破坏苏共内外政策的声誉、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中共领导人站在另一种立场上。他们宣传这样一些论点：似乎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似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而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负责的中共领导人甚至说可以在战争中牺牲数亿人，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即由于发动热核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
“在同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中国领导人为这种个人迷信辩护——后果作斗争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中共领导负起了一个辱骂规定了在我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道路的苏共新纲领的不光采的任务。中国领导人堆满了关于在苏联的阶级斗争，关于苏共纲领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似乎错误的论点的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中国领导人企图把另一个错误方针强加于人。他们提出自己的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工人阶级、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总路线’。他们提出奇怪的论调，说什么苏共不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共领导人的下列论断也是错误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种种困难似乎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而引起的。大家知道，在苏共和南共联盟之间在许多原则性意识形态问题方面仍有分歧，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中国同志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而且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蹂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这就是我们同中共领导之间存在的分歧的实质。”
《真理报》七月三十日发表题为《党引向共产主义》的社论说：
“越来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当前苏维埃现实，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把自己特殊的、极其错特错的所谓‘总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的立场，是奇怪的和骇人听闻的。他们竟敢对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政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进行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
《消息报》七月三十日发表题为《人民跟着党走》的社论说：
“苏联人完全赞同和一致支持他们的坚定不移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大胆地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的政党的政策。苏联人以愤慨的心情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党及其中央的诽谤性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自己的特殊的极其错误的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相对抗。”
“中国领导人反对苏共纲领关于在社会主义得到完全和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论点，只有那些死抓住习惯了的公式，不同现实的具体条件联系起来看待这些公式的教条主义者才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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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击中共是“假革命”、“左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诽谤中共采用托洛茨基的方法进行争论
《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一期发表题为《争取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共领导在中国掀起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这个运动在内容和调子上具有明显反苏的性质，其目的也在于在中国人民中间激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憎恶、甚至敌意。”
“中国同志不愿费神对当代局势作科学分析，却成了泛泛言词和引语的俘虏，他们从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一切基本问题的纲领性文件进行彻底的修改。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关于当代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关于各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则，关于反对个人迷信以及其他问题。”
“我们看到了以‘左倾’机会主义精神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假革命口号、教条主义地寻章摘句和宗派主义的分裂纲领。”
“显然，中国同志的现行路线同中国近几年来由于执行中共一系列错误方针而产生的困难有联系。中共领导人企图转移群众的视线，不去注意导致中国内部生活中的失败的真正原因。为此，中共中央开始要人民相信，要摆脱目前状况，就要加速世界革命，强行推动世界革命。中国同志企图用这种手法，使用“左”的、极端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力量。为了这些目的，中国开始煽动民族主义，宣扬民族特殊性，然后又宣扬种族特殊性。出现了所谓‘腐朽的’、‘没有力量的’西方（或北方）和‘年轻的’、‘强大的’东方这样响亮的词句。”
“一个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和分裂活动不能不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定的困难。这就决定了反对
‘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的特殊重要性和迫切性。”
《消息报》八月一日刊载历史学副博士列伊勃戎写的题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喋喋不休地宣誓忠于各党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他们共同通过的决议。但是不难看到，在各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主要强调一个方面——自主和独立，完全避而不谈或只在形式上谈到另一方面——国际团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每个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纪律所承担的责任。把作为整体的原则这样割裂开来，就可以对它们进行随心所欲地解释和违背列宁的观点，而这却正是中国领导人在口头上所反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列举他们认为共产党建立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另一方面却闭口不谈国际纪律。尤其是，他们以自己论断的全部逻辑和对兄弟党的直接攻击，表明他们不愿意考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
“说苏共把自己的纲领和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其他兄弟党，这一荒谬的指责，是这种路线的直接继续。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认为，每个共产党都在对探讨代表共同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策略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中国同志提到首位的不是贡献的实质，而是它形式的一面，难道这种贡献能具有约束力吗？”
“曾经同其他党一起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文件上签字，并继续发誓忠于这些文件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却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以后几次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开火。
“列宁式的共产党人难道是这样行事的吗？难道这不是在伪善地保证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掩盖下对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的背叛吗？
“中国同志进行的论战的性质，证明他们对别人的意见和经验有着病态的和同国际主义不相容的理解。他们甚至在那些不执政的共产党活动家的言论中看到了‘主人对待仆人’的态度，看到了对前殖民地人民的老爷习气、傲慢自大和蔑视的态度，他们诽谤地指责苏共对兄弟党采取家长式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总是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立场引起了修正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说，他们认为如果修正主义者夸奖他们，他们就是犯了错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各党相互关系这样一个对共产主义运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同志却直接重复着修正主义者的诽谤，这又如何理解呢。要知道，如果以中国同志所喜欢用的‘指挥棒’或者‘圣旨’这些词代替修正主义者曾经大肆动用的‘霸权’、‘独裁’这些词，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能够认为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件里谈到的必须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予以回击的话是真诚的吗？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散布的恰恰也是这些。”
“中国同志一方面谈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有中心党，一面很快就开始了反对苏联共产党的运动。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真诚的，是心怀叵测的。何况中国领导人认为，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了。”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上处于少数，如果它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中规定的方法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它就不会受到非难。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了把争论变成谩骂和吵架的道路，采用了托洛茨基和工人运动的其他捣乱分子用过的和继续在利用的那些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共产党一个个轮流咒骂，攻击它们的内部政策，对它们提出种种指责，却不允许别人对自己进行任何同志式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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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污蔑中共“反苏”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把中共对兄弟党攻击的答辩说成是“打击反帝阵线”
《新时代》第三十四期发表署名“现代人”的文章说：
“中国教条主义者开始是左倾，后来终于同右倾分子、‘冷战’和热核武器的崇拜者结成了一伙。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最重要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同中国教条主义者有着根本分歧的。作为在人类意识形态史上最人道的思想的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争取自己的思想胜利的斗争中不能把赌注放在热核战争上。共产党人认为，中国教条主义者鼓吹的方针是冒险的。那种方针会使人类由于巨大的破坏而倒退，大大地推迟越来越多的人所向往的光明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到来。”
“目前已经毫无疑问，中国教条主义者的理论上的越轨是指望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破坏苏联共产党威信和威望的完全明显计划的组成部分……这种指望是落空了。中共领导的分裂路线和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得到支持。”
“中共领导走上了反对苏共的道路和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实际上是企图从背后打击世界反帝阵线。”
《真理报》八月十八日刊载了涅克拉索夫的题为《向帝国主义进攻中的工人阶级》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某种新的‘总路线’的样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观点，是严重违背这一列宁主义原则的。中国领导人口头上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作为当代革命力量的主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意义，在实际上却想方设法地企图贬低这种作用和意义。他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中竟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面临的基本任务，是‘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这一斗争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不论中国领导人愿不愿意承认，正是工人阶级是当代最一贯的革命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和实行根本社会改造的主导社会力量。大家知道，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东西，正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性作用。”
“美帝国主义的整套意识形态的机器和全部镇压设施都是用来反对美国共产党的。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把毫无根据的批评火力对准了这些在阶级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光荣的党，其中也包括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为幻想涣散和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势力效劳的。”
“中国领导人谴责这些党的领导犯了什么过失呢？谴责他们把和平共处的政策理解为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共处，而是同一个国家内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共处。据说，他们为了实现劳动人民眼前的要求而实际上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目的。中共领导人号召共产党员不顾及党机关的决议，忽视领导，践踏民主集中制这一列宁主义原则，他们鼓励这些党内的分裂分子的活动。”
“在北京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提出的指责中，没有一丁点儿真实的东西。这些指责，既不能在这些党的实际活动中，也不能在这些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得到证实。同时，中国领导人散发的‘药方’却犯了他们企图强加于兄弟党的那些错误。一方面，中共领导人把重点放在等待资本国家中反动派进攻的政策上面，或者放在不知如何形成以及什么时候形成的革命形势的产生上面。这样，他们就等于同意使党注定要消极等待‘大好时机’，为达到眼前目的而采取策略性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这些党‘迷恋’于眼前目的。这里如何能自圆其说呢？”
“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是极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和脱离生活的。这种立场不考虑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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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中共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点
大肆宣扬要脑袋、不要原则的投降哲学
《真理报》八月十六日发表题为《比健康思想更左》的文章说：
“中国政治家妄图得到断言‘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垄断权。但是，请问：世界上是否有一个共产党员断言不是这样呢？反帝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垄断的。共产党人始终不变地认为，帝国主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凶恶的危险的猛兽。
“共产党人当中现有的原则性分歧首先归结为一个问题，即怎样制服帝国主义。像中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把帝国主义描绘成‘纸老虎’，就意味着瓦解各国人民，从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客观上给和平敌人的磨盘注水。”
“中共领导的立场怎样呢？它声明：‘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断言只不过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由于不相信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力量，才作出把‘革命战争’当作加速解决无产阶级任务的基本手段的方针。这与‘革命输出’政策只不过一步之隔。”
“《人民日报》恶狠狠地说：‘只要原则是正确的，丢了脑袋也是不要紧的。’但是，人们不能不问：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吗？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包括中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为自由的祭坛作出了无数牺牲是为了这个吗？不，既关心维护亿万人的生命，又关心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纯洁性的真正革命者，同那些看来不惜玩弄人们的生命和历史本身的人不是同道的。”
“中共和中国领导方面攻击坚决争取禁止核武器的苏共和苏联政府，也就是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企图使它的共同利益服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利益。”
“在反对莫斯科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的斗争中，中国的政治家们实际上同戴高乐和美国的‘狂人’成了一伙。”
“中共的领导人想的是另一套。他们不顾一切一心想有自己的核武器，这就其实质而论，就是站在那些鼓吹无限制地进行核军备竞赛的人的一方。这种意图再一次证明，在中国领导的政策中日益明显地占上风的，不是国际主义的意图，而是截然相反的意图。”
“甚至对中国领导在最近世界政治的迫切问题上的立场进行的走马观花的考察都可以证明，这种立场同真正维护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极少有共同之处。”
“进一步加速世界革命进程的事业现在直接取决于世界反帝力量的行动将在多大程度上统一和步调一致。中共领导走上反对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搏斗的主要重担的苏联和苏共的道路，走上反对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道路，实际上是从背后打击世界社会主义、整个反帝阵线和普遍和平的事业。”
“世界这两个最大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化的特殊意义对于每一个在深思世界事态进程的人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和平的一切真正的朋友都为巩固普遍和平事业这条道路上的每一个新步骤感到高兴。而中国领导却千方百计地力图不让苏美关系中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推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剧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缓和‘冷战’、改善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任何尝试都引起中共领导的恼怒。实际上，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没有得到北京的赞同。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究竟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同志这样激烈的否定的反应呢？难道他们真的对这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头对头地碰撞感到兴趣吗？”
“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与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背道而驰。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言行暴露了，他们要使国际紧张局势加剧，从而客观上帮助了那些主张世界热核战争的人。”
《真理报》八月十三日刊载了尤·阿尔巴托夫的题为《热核战争和人民群众》的文章说：
“中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所采取的特殊立场，使共产主义运动感到越来越大的不安和莫解。这一立场清楚地表现在它对待热核战争的态度上。中国领导人在批评兄弟党时说，如此重视反对热核战争的斗争和核武器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历史的命运反正不取决于武器，而取决于人民群众。中国领导人宣布这种立场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却是不正确的、用‘唯武器’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此外，中共领导人除了对兄弟党发动‘理论’进攻之外，最近又加之以政治上的进攻，目的在于破坏争取防止热核战争威胁的斗争。其明显的证明之一是，中国领袖们就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掀起了一场诽谤运动，并且拒绝签署条约。对中国人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政府的声明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这种立场再次表明，他们在热核战争问题上所持的是多么危险的方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情况，中国同志都满不理睬。他们显然对核武器的可怕的破坏力估计不足，实际上他们认为，向群众说明热核战争的真相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会‘麻痹’群众、削弱他们的意志和决心。
“这是危险的立场。但它是从中国领导的方针中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在中国的文件中一再重复着这样一个论点，即一旦发生热核战争，‘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代，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这难道不说明了这一点吗？”
“中共领导在热核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是旨在破坏不仅反对新战争的斗争，而且破坏反对帝国主义本身的斗争。”
“人民群众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要么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和自己的一切可能性来影响事件的进程，从而防止热核战争，要么让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一战争中死亡。
“显然，中共领导人不愿理解这一切。如果他们知道原子武器真相的话，他们就不会说群众将被‘麻痹’，就不会用‘纸老虎’的说法来安慰他们了”。
“中国政府拒绝在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要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说明他们在这方面已同帝国主义最好战的集团代表人物结为一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怎能这样行事呢？北京为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掀起的疯狂运动，简直就是对反共宣传的赠礼。反共宣传一直在窥视着，期待得到口实，来宣布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是和平的敌人、是战争威胁的根源。中国领袖们的立场为反共宣传提供了多么有利的进行投机的机会啊！”
“然而，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支持这种政策，不得不给予这种政策以坚决的回击，那么中国领导人只能责怪自己。无论中共领导人怎样坚持这点，无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今后仍将坚定地执行和平共处和防止热核战争的路线的决心引起他们多大的愤恨，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
《消息报》八月十七日发表题为《历史在按照伊里奇的预见发展》的文章说：
“美帝国主义无疑地已经走过了它的顶点，并且正处在衰落阶段。但是低估现代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能力，把它当作‘纸老虎’，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共产党人中谁也不会制造这样一种错觉，认为由于签订这个条约，我们同帝国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就结束了。但是，只有糊涂虫或者仇视人类的人才会不了解这个条约是拯救人类免于热核浩劫威胁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各国的千千万万人得到了多么深刻的满足。”
“实际上，中国领导以自己的立场阻碍着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充分利用当前的世界力量对比，为制服侵略集团和日益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开辟的巨大可能性。
“世界上的共产党人和一切客观思考的人都明白，中国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会使各国人民陷入什么样的泥沼。这种立场违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的利益。中共领导人炫耀‘革命的’词藻，把自己装扮成‘真正的革命者’，而实际上却奉行这样一种政策：如果这种政策不受到必要的驳斥的话，它可能阻挠世界革命进程的进一步胜利展开。”